大头

阿朱

　　我家有两个大头，一个大头灯，是我的父亲，一个是大头章，是我父亲的儿子，也就是本人。

大头是真的头比别人大，脑袋大装得多，想的也多。自我懂事起，他就没有当过一天的本分农民。在外人看来，他是那么一个不务正业的人，而他的心中始终有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在我们看来是不切实际的，他则用行动告诉我们，也许努力达不到你心中的远方，但绝不会原地踏步。

大头从小就是特立独行的人，他的想法不一样。早在他小的时候，爷爷送他去上学，他打死都不愿意去，甚至还发出了“凭什么一家人干活，让我一个人去读书”的拷问，问得爷爷无言以对。

大头这半辈子过来，做过不少在我们小地方看来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大家都在地里刨食，他就邀上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挖煤矿，当他无限接近他的发财梦时，他的发小在矿洞里触电身亡，发财梦就此破裂。

大头尝试过很多当时的人不敢尝试的新鲜事物。比如养鸭、养鱼、种烟叶等。大头养鸭子养了半年，原本打算养一批母鸭下蛋卖鸭蛋，养了半年，鸭子越养越小，不见其下蛋。养鸭事业宣告失败。

他又开始养鱼，这次他吸取了养鸭的教训，买来了专门养鱼的指导书，终究因为识字不而放弃。那几年，我放学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割鱼草。青草喂草鱼，草鱼粪便喂鲤鱼、鲫鱼。每天傍晚放学，我都要拎着个簸箕，提着把柴刀，到人家的田堘出水口割草。那里往往有一大丛的水草。水草叶子会割人，割到手会起一条条的血印子，奇痒无比。出水口的水草丛里，往往还会有长虫出没，菜花蛇、蟒蛇、银环蛇知道名字的和不知道名字的。

养鱼不亏钱，也挣不了几个钱。农历腊月二十八是池塘放水捉鱼的日子。在寒冷的冬天里，在放干水的池塘里热火朝天的捉鱼。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这一天，可以名正言顺的在池塘里滚弄得浑身淤泥不被骂。第二天，腊月二十九运到圩场叫卖（三十九都平时是农历逢二逢七赶圩，为了方便老百姓置办年货， 腊月二十九会增加一圩）。卖完鱼，细算下来，无非就是“零存整取”，攒了点过年的钱。

说到种烟，有没有赚钱，我是不大清楚，对我和妹妹来说，那简直是场噩梦。家里没有建烤烟房，每天摘下来的烟叶，要先用瓷片或者刀背把烟叶中间的叶柄刮去一层皮，就是我们口中的“刮烟叶”。刮烟叶是讲究手法的，力道大了，把叶肉一起刮去会破坏烟叶的卖相，力道小了没把叶柄的皮刮掉会影响烟叶的晒制时间。小孩子，原本力道就不够，根本控制不好力道，瓷片锋利会割手，经常会割的血肉模糊。我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躲避这样的活，躲是肯定躲不了的，只能是磨洋工。

刮完的烟叶一片一片铺在专门编制的竹篾架子（百度上叫“烟折”，与本地方言大体相符）上，铺满后再盖上另一块烟折，用三根小竹子插进烟折，上下错落开，便可以把两片烟折固定在一起。这样的活比起刮烟叶轻松很多，我们都抢着干，可是面对插棍子这种技术活，我们又干不来，只能又被派去刮烟叶。

接下来，就是把烟折搬到太阳底下曝晒，直到晒干为止。晒烟叶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每天搬进搬出，还要预防着突然袭来的下雨天，这种“轻松”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孩子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出门找小伙伴玩耍，只能待在家里看着烟叶。夏天暴雨说来就来，我们又要抢在大雨之前把烟叶搬回屋檐下。

每天都有新的烟叶摘下来，刮皮、铺烟折，拿去晾晒，大概持续至少一两个月。做为孩子，我们内心都在祈求每天雨从早下到晚。完全体会不到父亲因下雨天烟叶烂在地里的奔溃心里。

这种无聊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某一天，突然听父亲说要去龙岩学开车。孩子的苦日子算是到了头，父亲却依旧在折腾的路上。

父亲是村里第二个买“小四轮”农用车的驾驶员，货源充足，按理赚钱不在话下。可是命运似乎一直跟这个有想法的年轻人做对，人家的车子越换越大，从小四轮变成了解方车，他却因为车子三天两头抛锚越开车子越破。最终变成一堆废铁卖了。

那一次，父亲接了一单到广平拉水泥的业务。水泥只能一个单子出货，车子的载货能力有限要分两趟拉，要派个人在水泥厂门口看着水泥。于是，我又肩负重任了。那一年我六岁还是七岁？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我还没有上学，只记得来回一趟要两个小时，只记得一个弱小的孩子在水泥厂的货场里，满天灰尘，在水泥堆上望眼欲穿的等待着父亲的到来。只记得，2个多小时后，当父亲的车子出现时，委屈的泪水瞬间控制不住了。还记得，父亲带我去广平的集市上吃了一顿炒米粉和排骨汤。

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父亲的心肠会这么硬，舍得把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扔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两个多小时。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生活。

父亲很少跟我们轻言细语，也很少像电视那样抱着我们亲吻玩耍。但我心里清楚，他不是不疼爱孩子，只不过他不太会表达罢了。

父亲年轻时会赌博，赌场里有人兜售鸭肉这样的稀罕吃食，有一趟赢钱买了两个鸭翅膀，刚想吃，远远看到两个小孩子手牵着手朝赌场的方向走来，他误以为是我和妹妹，一直没舍得吃。结果那两个小孩子走到一半就不知道跑哪里去玩了。

还记得在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父亲牵着我的小手，走在乡间的小道上，问我，你以后要不要考大学？小学都还没上明白的我，根本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东西，但嘴里回答的是“要”。父亲对于我这样的回答甚是满意，为此还跟别人炫耀，人家在背地里笑他神经病。

父亲原本不相信命运的，他始终相信只要够努力，就一定能够过上比别人更好的生活。他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的失败，从没有气馁过。直到债台高筑，残酷的现实无法再支撑他的梦想。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的人生。

算命先生说，父亲三十八岁才会开始赚钱。不相信命运的大头从三十八岁开始干起了泥水工。爷爷三十八岁生下父亲，这一切是否幂幂之中都已经注定了呢？

当了泥水工的父亲，总算让家里人松了一口气，总算是做了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事实上，果真是这样吗？不，那是不可能的。大头从来不走寻常路。父亲的泥水工生涯是从承包两座煤矿的简易办公房开始的。两个月赚了四千多，在1996年的农村来说，算得上是一笔巨款。

父亲用这笔钱买了一部捷达100摩托车，在整个家族都轰动了。爷爷自然是不高兴，但此时的他已经不管事好多年了，只能是自己心里偷偷的郁闷。

1997年，我参加中考，那时候师范生还有分配工作，我跟父亲讨论这个事情，他直接一句话把我问得哑口无言。他问我，考师范还怎么上大学？我自己是有顾虑的，以我的成绩上师范问题不大，要想考一中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父亲就把我的班主任兼年段长请到家里，段长说，这成绩在一中正取生的边缘，发挥好就上一中，发挥不好要交赞助费。没记错的话，赞助费的起步价是6000元，然后再按分数交，每少一分另外加钱。父亲说，你放心去考，一中是肯定要上的，至于赞助费的问题，不是你考虑的。

幸好，我是个考试型选手，小考小发挥，大考大发挥。我以超过正取线一分的成绩被一中正取。让我没想到的是，正取生1700多元的学杂费还是父亲卖了他“心爱的小摩托”才凑齐的。我替父亲松了一口气，如果不是我以“一分”的超强发挥过了正取的分数线，那巨额赞助费他要去哪里筹集。

妹妹是第二年参加的中考，她的成绩相对会差一点，考到了福州一所私立的卫校，一学期的学费5000元，父亲愣是咬牙借了高利贷送她去上学的。那个年代，有多少乡下女孩因为家庭贫困被迫放弃上学的？

通过承包乡下盖房子的小工程，父亲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于是又向煤矿进军。父亲的运气的确慢慢好起来，那几年搞煤矿，赚了一些钱。盖起了三层半的小洋房、买了小汽车、还在城里给我买了房。

但命运终究不会绕过谁，父亲因为资本不够雄厚，在煤矿整合的几个重要节点，被资本大鳄所兼并。

2011年除夕夜，在周围一群人的强烈反对声中，父亲给了我一万块钱。他说，我老了，这个家管不动了，以后你当家。

父亲身边的人强烈反对，特别是母亲、姑妈他们。在她们看来，父亲还年轻，而且就这么一个儿子，为什么不多管两年呢？他还那么小（其实已经不小了，三十而立）。父亲说， 我二十二岁就当家了。从那以后，家里的红白喜事都要我出钱出力，他说到做到，什么事情都不管。

坦诚地说，那几年我心中是有恨意的。在我的同龄人甚至比我大岁的人，他们的父亲都考虑到孩子身上的压力，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说不管就不管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这样做是对的。也许，这个过程会有些波折，可我在磨难中一步步艰难地成长起来。不管事家庭还是事业，都稳中有进。谁的成长都不会一帆风顺，温室里的花朵永远都开不出野花的灿烂。

如今的大头已过花甲之年，退居二线的他是吃“闲饭”的人了。前几年，有人邀请父亲一起合伙做水泥生意。因为他们觉得大头很有生意头脑。父亲说，不做了，乡里乡亲的做什么生意都要赊账，不是我不讲人情，我是怕给自己的子女挖坑。

一辈子不愿意当农民的大头反而回归了他的“本职”。这几年，他尝试种植各种农作物。房子边上的空地被他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妻子每个礼拜从老家出来都会带上各种应季的蔬菜。他还种了200多亩的竹林，现在是吃冬笋的季节，冬笋炒盖菜成了餐桌上常有的一道美味。他还种了五六亩的番薯，捞了三四千斤的番薯粉。他似乎想把前半辈子没种的地都补回来。

大头奋斗了一辈子，成功也好，失败也罢，至少努力过。对他来说，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