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赛场的“政治学扫描”

陈牮

我读刘瑜著作《观念的水位》，脑子里却不断浮现出CBA的场景。将两者联系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一

近几个赛季，对裁判的诟病愈演愈烈，判罚尺度与国际不能接轨、主场哨，等等。我能够接受姚明的说法，场上形势瞬息万变，球员的许多动作或者说选择根本来不及思考，多是下意识的，裁判亦如此。严格来说，下意识也能维护公平，但有的时候偏偏下意识“不灵”了、被屏蔽了，这就给球迷带来了想象空间。

相对于比赛双方，裁判是第三方，是客体。但于公平竞争而言，他们又是主体。我们当然有权利要求他们熟练掌握篮球通则和CBA的特定规则，一板一眼地把这些规则或者说制度执行到位，因为“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对于“格林肘”的屡屡发生，球迷在为受害者痛心的同时，也会责怪处罚太轻。

然而与之矛盾的是，判罚又必须是瞬间行为——虽然有的时候并不瞬间，CBA裁判回看录像大概是比较频繁的吧？而“这个瞬间行为，并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立事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球员、教练、观众不断地积累不满情绪。这几乎是所有冲突发生的基础。

对于裁判群体的乱象，还有一个问题是，篮协、联盟知道吗？说不知道肯定是没人信的，为何不见整改呢？这就涉及到“理性的无知”，对此，我不想多说。很多剧变的发生，并非都面临了大危机，“无非是观念的水位变化了，过去曾经对着那件皇帝的新衣啧啧赞叹，现在一觉醒来，民众突然不干了——你害臊不害臊，怎么什么都不穿？”他们固然没有解散联盟的权利，但按一下按键，将目光转移到别的，太容易实现了。

二

随着赛程的推进，球员的伤病在扩散。原因是多样的，对状态较好的球员尤其是主力队员的过度使用、合理冲撞不可避免的“飞来横祸”，自然也不排除恶意犯规。

这样的恶意犯规，裁判不执法、联盟不加罚，自然是他们失责。我更想说的是，哪怕是个很隐秘的、并不会造成伤害的小犯规，作为球员，也当自警自醒。撇开“莫以恶小而为之”的古训不说，“他也可以是我”（完整的表述是，“眼前这个人，这个在更大的权利面前陷于无助和恐惧当中的‘他’，也可以是明天的我”），刘瑜说，这“是普遍人权理念的伦理前提”，说球权也通。

三

场上球员不带情绪，这是很难的。进攻、防守体系理不顺，内线、外线咋都投不顺；对方球员的死亡缠绕，等等。冲突往往是情绪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爆发。

这里，教练是避免冲突爆发的重要一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上了头的球员暂时换下场，事实上，许多教练确实是这么做的。当然也有例外，因为教练也是有情绪的，他的不满情绪也会在一次次看来不公的吹罚中蓄积，这就要优先保证他们的沟通渠道，或者说民主权利，“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从本赛季来看，这个基础不是在强化，而是弱化了。

四

球迷的掌声、笑声甚至嘘声、骂声，以及主客队球迷争执的声音，是球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经历过疫情期间赛会制，尤其是空馆运行的球员感受至深。而网络直播（之所以强调这个，是指不包括电视直播，因为参与性、互动性太差）的盛行，使得全网皆是球馆，而争论的时空也大为拓展。

我不是说不要争论，或者说辩论。问题在于“好的政治辩论应当集中于具体政策，而不是煽情或人生攻击”，关于篮球的辩论也是如此。球迷要想办法让辩论有点“技术含量”。

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网络舆情使CBA承担了太多：当球迷唱响“世上只有妈妈好”时，实际是对“特权”的愤怒；对某“王朝”元老球员的嘲讽，实际是对区域性歧视的不满。如果不是网管的过滤，不知会沦落到什么地步。

对于CBA现状的不满，还体现在骂姚明以及他主持的篮协，急吼吼地“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须知这样的“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体制铺平了道路”。

我是很赞同这个说法的，“给理想一点时间”。老球迷当然要问，我还得等多久？我倒不是鼓动大家放弃它，但“观念的水位”不变化，要想船高起来真的不现实。所以，要想让CBA变得更好，球迷并非现成的享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