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师与日本

Jidong

相比于初高中时期的女性老师居多，到大学以来这样的趋势竟是反了过来，叫人多少有些不适应。而在这在众多漫漫课程中叫我印象深刻的竟是唯三的人文社科类课程（请原谅我粗浅的将逻辑学概论这一过程归为人文社科），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那样，我在进入大学前是极讨厌此类课的，但诸类课程若出现在“数据”、“数字”等字眼泛滥的专业课表中时就显得尤为突出了，在疲惫的专业课程中穿插着此类课程到这时竟也成了一种消遣。

史纲老师是一位老先生，他几乎符合我对历史老师的所有刻板印象，为人板正而严厉，嘴里吐出的字虽然没有夸张的“之乎者也”，但总叫人想起鲁迅笔下的私塾先生。讲起话来有一种无端的愤懑慷慨，对于学生也仿佛有极端的片面理解，大抵是“无知”的学生形象有助于课程推进的原因吧，尽管我的确是一个历史白痴，但我也实在无法接受如此的鄙夷。我经常出于“报复”，便在他的课上光天化日的干着别的事情。事件的内容、经过等一学期下来并无过多印象，只记得我们在他口中已经被描述为一群将“国耻”全然抛于脑后的愚钝青年了。

同样是一位老先生，逻辑学老师却全然不同。大抵不是主修课程的原因吧，他的课对于我来说是有趣的。一方面向室友炫耀一些逻辑学知识已列入我每周的“To Do List”，我也逐渐沉迷于“辅修了哲学的人”的身份，另一方面，先生课上有时在黑板或是幻灯片上会出现一些日本语的小短句或是语词——这实在正中我下怀，对于除英文之外的其他外语语种我实在喜欢。这类的词每次若在课上出现，我会将他小心翼翼的记在本子上，并记下它的罗马音，以供日后的再次“诵读”。

大语老师则是一位瘦小的中年老师——一位羸弱书生的样子，上课总显得身旁的PPT大而满。眼睛细而长，笑起来有种无何奈何的感觉。而在这副羸弱瘦小的身躯中，却有一颗澄澈而深刻的思想，这也许就是我喜欢上他课的原因吧，他总能站在一个甚至比历史眼光更为宽广的人文情怀去分析课文里的人物或是作者的所作所为，这样的全新而深刻的角度甚至让我无法辨认出这是极度主观或是极度客观的，他并不受国家或是身份的约束，像是站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至圣贤者的上帝视角，包容、理解着人世间发生着的一切。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引导，我开始尝试理解这位“私塾先生”的所作所为，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同样是年龄相仿的两位先生，(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另一个国家的态度竟是如此的不同。我当然承认，自己本来便有想要出去探索别国的心理，因此自始至终我是一只更偏向于后者观念的，但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思考并不会是我的天平倾斜方向有所改变——我只是有了另一种方法来理解与“包容”前者的观念。首先两位先生所授学科是不同的，这也意味着思考方式以及学科所要求的核心能力也会有所不同，即使我们将人文社科之类的学科素养粗浅的归为一种方式，两种课程所要求要传递教授的价值理念也会有所区别，这应该能算的上是最核心的理由，也许只是课时短小而造成了认知上的偏差，类似“管中窥豹”的效果。同时，尽管是年纪相仿，两位先生的出身经历我们是无从得知的也是无法考证的（尽管对于逻辑学先生我们或许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尽管二位先生的实际观念与他们课上所表达的完全一致，人生的各种经历与选择也会对一个人的认知与观念造成极大的影响。观念并没有对错，形成观念的过程时所作出的选择也没有对错之分——尽管我说过我有所偏好。

日本在史纲课上大多以一个“侵略者”出现，自然一连串的，军国主义、大屠杀、扩张等词语便随着一起来描述这个国家，教唆着“仇日”、“斥日”这种心理。可恶的描述并没有引起我对这个国家的进一步反感——类似的评价我已经听太多太多，以至于这些词开始让我更偏向于去接受、吸收来自另一方的观点，对于一些有关这个国家正面的描述更感兴趣，大抵类似于一种叛逆甚至报复性的怜悯心态，也让我思考日本这样做的原因——总想为这个国家找补些什么，尽管这个国家曾经伤害过我自己所属国家。而这样的教唆则在逻辑课上显得可笑，首先站在片面的“爱国者”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必然不全面的，而爱国者所倡导的简单的排斥与仇视只会显得被侵略国更显弱者姿态，只有弱者才会排斥、抵制外来之物；其次中国也有很多东西是来自日本的，包括一些社会体制中设施的挪用，甚至由“汉字”所组成的这篇文章的大部分语词都是来自日本。“斥日”的结果首先则会否定掉“自己”的一大部分东西。

但理智仍告诉我不应从一个片面的角度即一个“受害国”的角度看待整件事件，我也不想让自己的思想仅受到爱国主义的支配，我希望自己的思想不受到国界的限制，尽管我无法也不能站在一个国家之外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件事。如果说史纲课教会我的是一段中国血淋淋的屈辱史，那么逻辑学课与大语课一同教会了我这段屈辱史成为如今所传颂版本的原因。

南开22级L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