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的沧桑与辉煌，——中华民国时期（2）

淘沙

北洋时期与北洋政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之一，他们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利益，对外出卖国家权益，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镇压民主革命运动，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互相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得到壮大；这一时期军阀割据，政局混乱，政府对人们的思想控制较松，思想自由，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科学、天赋人权、法制等思想大解放潮流，促进了中国人的觉醒，为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经济、阶级和思想基础。

　　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逼迫劝说下，宣统帝溥仪退位，溥仪的兼祧母后（即溥仪的伯母）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至此，统治了276年的大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正式取代与继承大清帝国。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力下被迫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此后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代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的即是北洋政府。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国旗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国歌为取自尚书大传虞舜篇的《卿云歌》，其中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中华民国成立后，同盟会成为合法组织。1912年8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工党、国民共济会和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团在北京集会，组建成立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事长。临时政府正式迁京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孙中山号召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发生了。由于国民党力量涣散，北洋军力量强大，“二次革命”很快失败。

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又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赣宁之役”等。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之展开了政治斗争。

1913年初，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正式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组织内阁。袁世凯为阻止国民党执政，不仅在报刊上恶意攻击，而且以暗杀手段除掉政敌。1913年3月20日晚10时，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所派刺客开枪射中，22日凌晨，宋教仁在沪宁铁路医院去世，年仅31岁。革命党人迅速协助租界当局捕获凶手，但袁世凯为掩盖罪行真相，还装腔作势，要严惩凶手。最后调查结果表明，幕后主使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者是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上下联络者是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者是应夔丞，杀人凶犯是武士英，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这时，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但是，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人支持孙中山外，黄兴等多数国民党领导人不同意发动革命反袁，主张用法律解决。孙中山和黄兴的意见分歧导致“二次革命”迟迟不能发动。此时，袁世凯一方面阻挠宋案的司法审判，另一方面为了充实军费，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达成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发动了对南方革命党人的进攻。

讨袁战争爆发后，7月，李烈钧正式宣布江西独立，电告讨袁，南方革命党人纷纷响应，与北洋军展开作战。独立几省讨袁军各自为战，既无坚强统一的指挥中枢，又缺乏明确的全面作战方略，加上讨袁军一些军官被袁世凯收买，相继叛变，军心涣散。在兵源不足、饷糈匮乏、外无援兵、内困孤阃的情势下，讨袁军出战不到半个月，各地相继失利。7月26日黄兴发表声明：“我军饷糈械弹均缺，或当不免一败。”过了两天，黄兴见大势已去，弃城出走。各地讨袁军闻风而溃。在三军无主的情况下，驻守南京狮子山炮台的讨袁军，处于劣势仍奋激抗击袁世凯政府军。天堡城五易其手，最后因后援断绝，全体将士壮烈牺牲。9月1日张勋率部攻入南京城，讨袁军余部巷战数日，终以寡不敌众，9月4日南京失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以“讨袁”为中心的“二次革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黄兴逃亡日本。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进一步破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取消国会和责任内阁，实行独裁统治。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孙中山再次组织武力讨袁，护国运动爆发。

中华革命党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到日本。孙中山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深切感到，“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已不能领导革命继续前进。于是，孙中山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自拟定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规定凡赞成党的宗旨，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10元者即可入党；规定“凡中华革命党党员，皆得为本党党员，以中华革命党证书，领取本党证书”；并接受遵约履行手续的王统等人为新党首批党员。至1914年4、5月，先后入党者达四五百人。5月10日，孙中山创办《民国》杂志，作为新党机关刊物。1914年7月8日，在东京举行大会，正式宣告中华革命党成立。中华革命党设本部于东京，推选孙中山为总理，孙中山亲笔誓约(中华革命党)。本拟举黄兴（湖南省长沙市人）为协理，因黄反对立约按指印，并在策略上与孙中山存在分歧，拒绝入党而虚其位。本部设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五部，由陈其美（浙江省湖州市人）、居正（湖北省武穴市人）、许崇智（广东省广州人）、胡汉民（广东番禺人）、张静江（浙江省湖州市人）分任部长。其支部总计五十七个，大多建于海外各埠，国内各省仅占十八个。其分部则全部在海外。党员总计万余人。中华革命党以实现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独裁政府，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中华革命党把武装讨袁放在首位。自1914年7月至1915年12月，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省市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进行刺杀龙济光、郑汝成等四次暗杀活动。护国战争爆发后，在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省全面展开军事讨袁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牵制了袁世凯的军事力量。1916年7月护国运动结束后，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一切党务。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二十一条密约

　　二十一条，又做“廿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袁世凯没有拒绝“二十一条”，只是采取了拖延策略，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1915年5月25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二十一条"的修正案《中日民四条约》。因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以及列强在华利益上的矛盾，日本的要求没有全部实现。“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激起了国内的反日浪潮与民族主义情绪。“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爱国反日运动，也成为了五四运动的预演。

　　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就开启了独裁统治。他着手组建新内阁、分化各派政治力量、破坏总统选举的法定程序，在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次年1月，他又宣布解散国会；5月，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将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1914年年底，袁世凯通过约法会议对《大总统选举法》进行了修正，使他本人成为终身制总统，并可将总统职位传给子孙或亲信。至此，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与此同时，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恢复了大量帝制时代的官秩名称，将全国文官官秩分为卿、大夫等九等，另设同中卿、同上大夫之类。袁世凯还恢复了清代的祀孔制度，并到孔庙祭祀。12月，袁世凯下令恢复祭天制度，还亲自前往天坛祭天。

正当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做准备的时候，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在欧洲厮杀，暂时无暇顾及远东。为避免列强在中国打仗，借机侵犯中国权益，北洋政府于8月6日宣布保持中立，同时积极寻求列强的外交支持，尤其希望得到日本保持中立的承诺。在日本大隈重信内阁看来，这时正是推行“大陆政策”千载难逢的机会，便以英日同盟为幌子，积极开展参战活动，企图趁机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进而扩张势力范围。对于日本的参战意愿，英国因为盟友关系和日本不侵犯英国在华利益的承诺表示同意。美国虽然对日本保持戒心，但并不想卷入国际纠纷，因此选择妥协。沙俄认为有必要保持和日本的亲善关系，并不反对日本参战，但认为将来应当由英、法、日三国分割德国的殖民地，而不是由日本独占胶州湾。最终，在列强或支持、或妥协的态度下，日本在1914年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德国在23日正午前答复。通牒的内容是：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一律撤退或解除武装，并限于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今属青岛市）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直到8月23日，德国没有答复，日本正式对德宣战。

日本参与一战的真实动机，是想乘机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扩张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甚至进而独霸中国。1914年8月，日本政府在参战的讨论会上，就决定以归还青岛作为解决满蒙悬案的交换条件。在这种迫不及待独占中国的侵略思想指导下，大隈政府拟定了所谓的《对支政策文件》，即“二十一条”要求的草案，并寻找向中国提出的适当时机。这一时机便是攻占青岛。

日本宣战之后，立即准备出兵山东。日军不顾中国政府在山东划定的“中立区”，9月2日在龙口强行登陆，并背弃了自己原来提出的“县划界”的要求，挥师西进。最后，于11月7日攻陷青岛，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路全线。日军攻占青岛后，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认为最适当的时机已经到来，便于11月11日将《对华交涉训令提案（即对支政策文件）》提交内阁会议讨论通过，12月初奏明天皇批准，随即召日置益回国述职，令其办理对华交涉事宜。1914年12月15日，日置益回到北京，便秘密从事交涉布置。当时，他已看破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遂把支持帝制作为交涉的引诱手段之一。他曾对外交次长曹汝霖表示：“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

日、德战事结束后，1915年1月7日和16日，中国两次照会日本，声明取消战区，要求日军撤离。但日本非但不理睬中国的要求，反而利用欧洲列强身陷战争之机，挟战胜德军之威，企图压迫中国就范，使其在山东攫取的权益合法化，同时彻底解决满、蒙等悬案，进而为独占中国创造条件。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归国返任为由晋见袁世凯，正式向中国递交了包含“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对于损害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袁世凯采取拖延谈判进程应对。首先，在谈判开始前，让外交总长孙宝琦称病，派总统府外交顾问陆徵祥出山，接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负责对日交涉，并以新任总长须对案件进行研究为由，拖延开始谈判的时间。其次，利用舆论制日，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北洋政府有意将条约内容和有关交涉情况透露给新闻界，用以鼓噪舆论，企图借此向日本表示，答应全部条件确有困难。1915年1月22日，《大公报》要闻栏内有“大总统封交密议案”，关注了此次中日交涉。同日，上海《申报》发表时评和专电，指出日本驻华公使“已向政府提出种种可愕之条件”，并刊登日本人组织的东方通信社电，中日两国交涉已于18日开始。1月26日，《申报》《大公报》报道了日本要求的大致内容。此后，两报不断登载“二十一条”内容和交涉情况。“二十一条”内容和交涉内幕的曝光，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推动了国内反日舆论的高涨。爱国人士纷纷谴责日本的无理要求和侵略行径，致电外交部坚决要求不予承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民众举行集会进行抗议，抵制日货，成立各种形式的民间团体，表达对政府抵制日本强权、维护国权的支持。其三，寻求列强帮助。舆论层面并不能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而日本对袁世凯内心之虚弱亦了如指掌，对袁仍步步进逼。为了缓解日本的压力，袁世凯只能重施近代中国统治者面对列强压迫时之故技——“以夷制夷”，企望以此牵制日本的行动。虽然日本要求北洋政府对此次谈判“绝对保密”，但为了引起列强的关注和干预，北洋政府决定将“二十一条”内容披露给英、美各国。消息公布后，美、俄、英三国急忙电令其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提出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尤其是日方的真实条款。英国坚持其在长江流域的固有利益，美国则继续强调门户开放政策，英、美舆论亦对日本有批评，对中国表同情，对日本形成了一定的压力。面对英、美的疑虑和压力，为了加快谈判进程，尽快获得成果，日本在4月26日提出修正案。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于5月25日在北京外交部签署《中日民四条约》。6月8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东京换约。

　　“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不过一年，袁世凯即忧病而亡，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动，其后之中国政府均不承认此约之有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以战争遗留问题而提出重审此约有关问题。其后有关该约存废之交涉历经波折，虽日本坚持其有效性，但中国政府始终不予承认，该约之履行亦因此而成空文，直到1923年3月1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废弃“民四条约”。

二十一条密约中日交涉的过程，激起了中国国内强烈的反日浪潮与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为一波高涨的爱国运动，即便是最终对日妥协的袁世凯和北洋政府，一时亦不能或不敢公然压制此等民族主义情绪之表现。由“二十一条”交涉而起之爱国反日运动，为其后五四运动爆发之预演，诚如论者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衰而复盛，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量，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股风气继‘二十一条’时的反日运动后的一次更大爆发。”“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正是承辛亥革命启五四运动的转折点。”

护国运动（袁世凯复辟帝制）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被辛亥革命所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孙中山领导下建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还不满100天，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在窃取了中央政权后，袁世凯倒行逆施，对外卖国，对内独裁，下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和强制解散国会，图谋复辟帝制。为取得日本政府对复辟的支持，1915年5月与其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8月，指使其亲信、幕僚成立进行复辟帝制活动的“筹安会”。12月12日申令接受“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竟然宣布复辟封建帝制，下令改次年为洪宪。除了在袁世凯政府的严令下，蔡锷被调入京，一部分高级军官如罗佩金、黄毓成、顾品珍等被黜外，新军内部的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军官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云南军政界中，许多老同盟会员多次秘密集会或串联，酝酿反袁斗争。云南省陆军军官大多参加过重九起义，“强烈反对袁氏称帝阴谋”。

　　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按照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体制和名称，设立都督府，以唐继尧为都督。组织护国军，以蔡锷、李烈钧为护国第一、二军总司令，统兵出征，分别进入四川、广西等地；唐继尧兼任护国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1915年12月27日中午，唐继尧亲至云南省议会宣布独立，即成立军政府，仿照辛亥革命时的武昌军政府形式，推举一位都督和一位总司令，唐继尧为都督。

1915年12月29日，袁世凯下令褫免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的官爵，并派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表巡按使，令他们就近押解蔡、唐等人来京治罪。1916年1月1日，云南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二十大罪状，号召全国军民共同讨伐袁世凯，保卫共和民国。

1916年初，蔡锷率护国军北伐袁世凯，先后在四川、湘西、滇桂边、山东等地接连击败袁世凯的北洋军。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三路攻滇计划失败，外交上又连受挫折，袁世凯不得不在坐了83天未正式登基的皇帝后，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仍居大总统位。

　　1916年5月8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与袁世凯政府对峙。不久，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忧愤绝望中死去，由黎元洪任大总统，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6年7月14日，军务院撤销，护国运动胜利结束。

1917年，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先是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国大总统，但实际权力则被国务院总理皖系军阀段祺瑞掌握，黎元洪不甘于受段祺瑞摆布，从而引发的“府院之争”。前清遗臣徐州军阀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兵进北京后拥戴溥仪复辟，史称"张勋复辟"。但复辟丑剧只持续了短短的12天，段祺瑞联合直系军阀冯国璋将张勋击败赶走，段祺瑞再次执政后，恢复共和，溥仪也被迫第二次退位。事后冯国璋出任总统，段祺瑞则继续担任总理。

府院之争

　　所谓“府院之争”，“府”即总统府，“院”指国务院，“府院之争”即总统和总理之争。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但控制北京政权的实则是担任总理的段祺瑞。黎元洪不甘心做傀儡和“签字机器”，希望可以恢复国会，趁机扩张，希望能够做一番大事业。作为内阁总理的段祺瑞，利用《临时约法》规定的权力，就是不让黎元洪参与政事，将他排除在政局以外。于是就出现府院之争，双方出现了对立局面。当时国务院在议事前是没有议事日程的，事后也没有相关的记录，总理不去见总统，只由秘书长作通传。下发一条政策，总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聘用官员，总统也不知道什么来历。就这样，双方矛盾和冲突不断，最终因为对德外交问题，导致中国政坛上的大震荡。

1917年1月，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美国知晓后马上与德国绝交，准备交战，并且要求中国也一致行动。日本得知情况后，也怕落在美国后面，也跑来支持中国参战。美国一看到日本出手，马上改变主意，反对中国参战。此时的中国政府在对德绝交及宣战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是以段祺瑞为首的赞成派，二是以黎元洪为首的中立派。很明显，两派的意见，实则是府院的关系问题。

当年3月4日，段祺瑞带着阁员到公府谒见黎元洪，希望总统能够在对德绝交案上签字，但总统却以这件事必须要得到国会同意才行，所以拒绝签字。结果段祺瑞直接大怒出府，当即辞职去了天津。最终总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盖章，派出副总统冯国璋到天津周旋，并作出了不干预内阁的三大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段祺瑞回来了，两天后，绝交咨文盖印，接着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此案。3月14日，总统公布此文，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但其实这不是段祺瑞的目的，为了得到外国列强的援助，将其北洋势力强化，段祺瑞想进一步对德宣战。但黎元洪当然不愿意“只会盖章”，为了遏制对方甚至消灭北洋势力，他当即派人暗中勾结一些议员，企图破坏参战案，于是参战案的讨论成了军人与国会议员相争的焦点。

5月6月，对德参战案经段祺瑞控制的国务院通过，要求总统盖印。几天后，国会在审核此案后，决定无限期搁置，并且强烈要求总统将段祺瑞罢免。此时的黎元洪找到美国公使作为后盾，于5月23日免去段祺瑞的总理之职，其职由外长代理。当免职令下了以后，段祺瑞当即离开国务院，奔赴天津，发布通电，表示对免职令不满，扬言要重新组织临时政府，要采用武装力量将黎元洪扳倒，至此，府院之争闹得不可开交，陷入了白热化阶段。

　　得知参战案被搁置，督军团当即集中在徐州召开会议，讨论时局解决方法，最终决定给总统施加压力，要求其解散国会，改正宪法，表示必要时会复辟。全国各地的督军纷纷宣布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不得已之下被孤立起来的黎元洪出了下策，致电请一门心思拥戴清室的张勋入京进行调解，上演了一出复辟的闹剧。

7月2日，黎元洪交由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复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自己则跑到日本使馆躲了起来。此时段祺瑞看到黎元洪被赶走和国会已经被解散的目的达到了，马上重新组阁，将北京政府控制。至此，黎段府院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又称丁巳复辟、溥仪复辟，是民国六年（1917年，丁巳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于6月14日进北京。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拥戴已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

张勋进京后，当即命令他的“辫兵”把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副司令江朝宗和陈光远、以及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请”来，突然宣布道：“本帅此次率兵入京，并非为某人调解而来，而是为了圣上复位，光复大清江山。”接着他告诉众人，今日傍晚他已进宫面圣，在清宫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明晨请皇上复位。议罢厉声问道：“诸位尊意如何？”王、江、陈、吴四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心惊肉跳。王士珍壮着胆子问道：“各省及外交部接洽过吗？”张勋回答：“外交确有把握。冯国璋、陆荣廷均表赞意，并有电来催。各省督军也一致拥护。”王士珍等默默无语。张勋又说：“我志在必行。你们同意，则立开城门，放我兵马进来。否则请各归布置，决一死战！”王士珍等面面相觑，不敢再说什么。张勋遂下令打开城门，5000“辫子兵”全部进城。接着，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带领康有为以及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文武官员，乘车进宫，已是凌晨。

7月1日凌晨3时左右，12岁的溥仪在瑾、瑜两太妃和太保世续、师傅陈宝琛等人的护导下，来到养心殿召见张勋一干人等。张勋见小皇帝坐上了龙椅，便立即甩开马蹄袖，领着众人匍匐在地，向溥仪行三跪九叩首大礼。接着由张勋奏请复辟说：“（五年前）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按照陈宝琛的指点表示谦让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立即赞颂：“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指康熙）也是冲龄践祚嘛。”溥仪便连忙按照陈宝琛的嘱咐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张勋、康有为等人又跪拜在地上，高呼万岁，王士珍等人也只得跪下随口欢呼。

凌晨4时，张勋派清室旧臣梁鼎芬等人带着小皇帝赐封黎元洪一等公的诏书和康有为预先代写的“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的奏折，五更叩开总统府的门，要黎元洪在奏折上签字。黎元洪听明白了梁鼎芬的来意后，分外惊愕，知道自己上当了，前门才赶走段祺瑞那只狼，后门却引来张勋这只虎，便严辞拒绝说：“总统的职位，乃出国民委托，不敢不勉任所难。若复辟一事，乃是张少轩（张勋字）一人主张，恐中外未必承认，我奈何敢私自允诺呢？”梁鼎芬恐吓说：“先朝旧物，理当归还。公若不肯赞成，恐致后悔。”黎元洪索性闭上眼睛，不予理睬。梁鼎芬无法，只得悻悻而去。第二天（7月2日），黎元洪通电住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任总统职务，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避难。

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但一时供不应求，许多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应付。而那些早就盼望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则弹冠相庆，兴冲冲地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发辫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

　　张勋复辟集团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复辟当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愤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当时在教育部供职的鲁迅冒雨到教育部提出辞职以示抗议。时在上海的孙中山闻讯后极为愤慨，立即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6日偕同一批同志乘军舰南下，计划到广州组织武力讨伐张勋。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各大省会召开万人大会，各家报纸发表大量文章，一致声讨张勋。

张勋把黎元洪赶下台后，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天津发表讨张的通电和檄文，组织起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4日在马厂誓师出发，5日正式开战，12日拂晓攻进北京城内。“辫子兵”一触即溃，在讨逆军的两路夹攻下，有的举起白旗投降，有的剪掉辫子扔掉枪支逃命。此时北京的街道上丢弃的发辫俯拾即是。“辫帅”张勋满怀被段祺瑞利用、出卖的怨恨，仓皇逃到荷兰使馆躲藏起来。当日，只做了12天“北京皇帝”的溥仪再次宣布退位。14日，段祺瑞返回北京，重新担任国务总理，掌握了政府实权。段政府礼仪性地去迎接黎元洪重新担任总统，黎元洪回到家里通电全国引咎辞职。住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被请到北京代行大总统职务。

护法运动

　　护法运动，指由孙中山领导，反对北洋政府，在广州另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的行动。在中国国民党历史中，亦称为“三次革命”。所谓“护法”指的是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打倒事实上由北洋系统专政的“共和”，重新建立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统。由于西南实力派名为护法、实为争夺地盘，孙中山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救国的目的，遂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张勋复辟被段祺瑞镇压后，黎元洪引咎辞职，总统之职由冯国璋取代。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却在宪法研究会的鼓噪下，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认为旧国会已被解散，原有法统亦已不再存在，于是采纳梁启超建议，准备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以达到他取消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

　　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俗称旧国会），一向被公认为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在被迫让出政权后，一直为维护约法和国会而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1917年7月4日，孙中山致电参众两院议员，号召议员南下护法。

对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的行为，引起旧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响应孙中山择地另开国会的号召，纷纷南下赴粤。当时控制广东的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为借助护法声浪，确保两广地盘，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向湖南扩张势力，表示欢迎孙中山来粤护法。1917年7月6日，孙中山偕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汪精卫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孙中山乘军舰17日到达虎门，19日到达广州。在广东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当今变乱，“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认为“假共和之祸尤甚于真复辟”，只有打倒假共和，才能“得真共和之建设”。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孙中山在广州发动了护法运动。

1917年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南下护法的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问题。考虑到来粤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决定效法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代表举行国民议会的先例，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俗称“非常国会”）。25日非常国会开幕，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13条，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举之。《临时约法》的效力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军政府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为了适应护法戡乱的战争需要，军政府没有采纳《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而采取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提出的党、政、军权合一的大元帅制方案，实行军事、内政、外交合一的元首制，体现了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护法运动建立本党单独执政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意图。

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同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外交：伍廷芳，财政：唐绍仪，陆军：张开儒，海军：程璧光，内政：孙洪伊，交通：胡汉民，军政府参谋总长：李烈钧，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太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通电否认以冯国璋为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府，号召北伐。

　　自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亲自南下揭起护法旗帜开始，北洋军阀内部就因各自的利益而发出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在对西南用兵的问题上，直系与皖系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即府院第二次之争，又称冯段之争。1917年8月1日，冯代总统入京就职，积累了几个月的对德宣战案，经国务院全体阁员署名，最终由总统盖印对外公布。但此时的问题由外部转向了内部问题，在对西南军阀用兵问题上，冯主张联合，段主张用兵，二者意见不统一，但此时府院之争和以往不一样了。以前黎段时期，段祺瑞有实力在手，黎元洪只是一介政客，现在不一样了，冯与段之间都各有实力，属于实碰实。段祺瑞只是把总统看作是一个可以活动的盖印机器，忽略了冯国璋的背景。此人也是一位实权人物，有军队，也有野心，更有地盘和势力，他可不想当一个“只会活动的盖印机器”。就这样，府院之争再次爆发了。

两派都是为了各自利益而战，在讨论以何种方式统一全国这个大问题上，皖系主张武力统一，直系主张和平统一，两派真正冲突在于湖南战事问题上。1917年10月，湖南迎来了段祺瑞派出的直系军队，与南方护法军对战。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了达到牵制皖系力量的目的，高喊“和平统一”口号，竭力要求保持西南各省势力均衡，直系军队宣布停战，武力统一受挫，逼得段祺瑞终于在11月16日这天宣布辞职，冯国璋马上准免，就此段阁瓦解垮台。

冯国璋目的达到后，转而说服西南军阀放弃武力，“和平解决”当前争议。此提议正中下怀，居心叵测的西南军阀本就不是真心护法，如今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得到了巩固，哪里还管什么临时约法，干脆与直系军阀勾结起来，一方面破坏护法运动，另一方面加紧了对孙中山的排挤。1918年5月4日，饱受军阀打压的孙中山愤而辞职，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护法运动之所以惨淡收场，其内因正如孙中山所总结的那样，是因为各派军阀互相倾轧暗算，皆不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先之故。5月4日当天，孙中山就向军政府提交了辞职声明，宣布辞去军政府大元帅的职位。此时他对各省军阀的真实面目，护法只是他们借以巩固实力的借口。所以他指出，各省军阀虽以护法为名，但却都不肯服从在法律和民意之下。孙中山在心灰意冷之下认识到，依靠军阀达到护法的目的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他动身前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时间仅维持了短短的8个月，结果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桂、滇两系军阀不仅在护法战争中勾结直系罢兵议和，破坏孙中山护法宗旨，而且还拉拢国会中的政学会分子和国民党稳健派破坏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企图攘夺护法运动的领导权。护法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他们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民国七年（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当选大总统。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数，但都无效果。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了。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在中国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

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约。但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1919年6月28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1919年5月7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919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五四”发生以后，作为点燃五四之火的大总统徐世昌也与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在总统府密议，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1919年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五四运动之火由学生运动发展到工、商、文各界，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性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始；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是一次自觉发动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中国一直存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学校、机关都对纪念活动非常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5月4日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定为青年节。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相继建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1920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分道扬镳后，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它们的性质相同，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经过多方面的革命活动，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7月底，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做向导，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再从狮子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转登王会悟预订的游船，在船上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纲领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这是全党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党的生日，也是中央文件中正式规定“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此后，在7月1日庆祝建党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

　　经过五四运动，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的心情更加迫切。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前冠以“中国”二字，是为了区别于民国初年五党合并而成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本部设在上海，下设总支部、支部、分部于国内及海外华侨所在地，孙中山仍任总理。新组成的国民党规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改变了中华革命党“实行民权、民生二主义”的政纲，重新恢复了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思想认识的一大进步。

孙中山从中华革命党组织上的弊端吸取了教训，这次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他决定放弃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组织形式，放弃党员入党时需加盖指印和宣誓服从总理的规定。这样，使中国国民党具备了现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基础。

直皖战争

　　直皖战争，发生于1920年7月14日，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的战争。当时曹锟为地方军区负责人，段祺瑞为民国政府“边防督办”，从法律上来说，直皖战争是一场地方军人抗拒中央政府的军事政变。战争结果是直系和奉系军阀合作击败皖系军阀，共同取得北京政权。这次直皖战争历时五日，皖军大败。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

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内部首场大规模战争，是决定直系和皖系政治命运的关键之战。段祺瑞及其将帅在军事上的失误是导致皖军战败的一个直接原因，但直皖战争爆发有着复杂的国内和国际背景。1918年8月，北京安福国会开幕，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取代直系冯国璋，段祺瑞也同时辞去总理职务，在幕后控制。直系将领吴佩孚在护法运动议和后北归，段祺瑞强迫徐世昌取消吴佩孚职务。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继承直系军阀头领，直皖之争逐渐尖锐化。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的加剧以及国际格局的新变化，给中国局势带来重大影响，1916年以后，北京中央政权一直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军阀手中，1920年7月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发动直皖战争，控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直皖战争是由帝国主义势力支持操控、北洋军阀内部首场大规模战争,是决定直系和皖系政治命运的关键之战。

讨桂战争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面对新旧军阀混战、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惨景，孙中山决心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他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深知军阀的武装力量如随风摇摆的稻草，靠不住。于是，他首先着眼于建立自己的坚实军队。1917年底，他从广东都督陈炳焜手中争取到了二十个营的警卫军，以此为基础，他倾尽全力为这支军队装备先进武器，并逐步扩大规模至两万人。他任命自己信赖的将领陈炯明为总司令，同时将党内军事人才如邓铿、许崇智等都派入这支军队，甚至批准全军官兵加入国民党的誓言，期望他们能成为忠诚的革命军。

1920年2月桂系与滇系因争夺驻粤滇军指挥权而公开发生内讧。孙中山率领一批拥护革命的国会议员重返广州，开启了第二次护法运动的篇章。6月3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联名通电，揭露桂系假护法的行径，否认其把持的广州军政府和国会非常会议。10月底援闽粤军攻占广州。1920年11月，孙中山领导粤军击败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势力。随着革命的激情在广州城内激荡，拥护革命的国会议员们纷纷南下广州。11月29日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联名通电，宣布改组军政府，重开政务会议，继续进行护法运动。

1921年元旦，孙中山在军政府举行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军府回府，其责任固在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护法不过矫正北洋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必须“建立正式政府”。

　　1921年4月7日，广州“非常国会”召开参议院、众议院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随即成立“正式政府”。孙中山在广州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就职宣言，正式就任大总统，并前往北校场检阅军队。当天，广州全市的旗帜高高飘扬，数十万的市民走上街头，热烈庆祝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这一伟大时刻。6月下旬孙中山命陈炯明率领粤军西征讨桂，9月底粤军攻占广西龙州。

陆荣廷自桂军从广东败退回广西后，并不甘心失败，和北洋政府勾结起来，企图反攻广东。北洋政府任命陆荣廷为粤桂边防督办，为他提供进攻广东的军饷和武器弹药。4月30日，桂系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等发出通电，宣布了孙中山的所谓“罪状”，并要求北洋政府“明令讨伐”。5月，陆荣廷下达动员令，派桂军分兵四路进犯广东。

为继续进行护法运动和北伐，孙中山认为：“当今急务，在先灭贼而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北向讨伐耳。”于是，他一面命令粤军“荡平群贼，扶植广西人民，使得完成自治”，一面致书北洋总统徐世昌，指出他依照袁世凯的观念和做法行事，导致毁坏法治，危害国家，要求徐“即日引退，以谢国人”。

　　桂系军队开始进犯后不久，孙中山即指挥粤军发起反攻，又调动江防兵舰、鱼雷艇三十余艘以及飞机队助战，并宣布悬赏缉拿为陆荣廷策反粤军的杨永泰等人。在孙中山的亲自指挥下，粤军迅速击败桂系军队的进攻，一路高歌猛进，很快完成对广西梧州的包围。与此同时，湘军赵恒惕部、滇军李烈钧部、黔军胡瑛和谷正伦部也听从孙中山的调遣，各自派兵支援讨桂战争。桂军将领连战连败，妄图以求和的手段来阻挠粤军的进军，孙中山坚持陆荣廷等人必须“一律解兵，完全由桂民自治，始能罢兵”。广东各界在广州开国民大会，全力支援粤军讨伐桂系。6月25日，桂军师长刘震寰受孙中山的策动，通电“独立”，与陆荣廷脱离关系，率所部步兵四营和机枪连袭击梧州。粤军全力协助，于26日顺利占领梧州。当天，广州各界3万人举行“援桂大游行”“均燃放鞭炮，至夜半犹未息”。在胜利的鼓舞下，粤军士气高涨。孙中山立即指示各部要一鼓作气，全面消灭桂系残部。随后，讨桂军各部击败桂军的抵抗，向南宁前进。陆荣廷部将沈鸿英于7月10日在贺县宣布“自治”“脱离陆氏关系”，并敦促陆荣廷“下野”。其他桂系部将如韦荣昌、林虎、黄业兴等见大势已去，纷纷放弃抵抗，或表示愿将所部归粤军改编，或宣布“自治”。陆荣廷见众叛亲离，只得在南宁通电“下野”，率残部和家眷退往龙州。8月4日，粤军占领南宁。桂林、柳州等地也随即为粤军和湘、滇、黔各军攻占。9月底，陆荣廷逃离龙州，经越南逃往上海寓居。至此，粤军取得讨桂之战的完全胜利。

在“还政桂人”的口号下，孙中山委任广西籍的马君武为广西省长，刘震寰为广西省绥靖副主任，李宗仁为支队司令，并派粤军将领叶举率部“协同地方长官担负善后之责”。刘震寰上任后，收编了不少分散在各地的陆荣廷残部。讨桂战争结束后，孙中山表示：“桂贼就歼，西南奠定，正宜移师北指，扫荡群魔”，以期早日“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不久，他制定了“取道湖南、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的北伐计划，并率部进驻广西。

1922年4月上旬孙中山督师回粤，准备取道江西北伐。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推翻广州正式政府。孙率领海军舰队在省河坚持平叛50余天。8月14日孙中山等返抵上海，随即与苏联、中国共产党及皖、奉、直等国内各派势力加强联络，以求“同力合作”，“俾护法事业完全无憾”。1923年1月中旬滇、桂、粤讨贼联军攻占广州。3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四五月间孙中山指挥讨贼联军平定沈鸿英叛乱，随即展开讨伐陈炯明叛军的东江战役。10月曹锟贿选总统，国会附逆；东江战局逆转，讨贼联军接连溃败；孙决定推进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11月中旬孙中山领导广州保卫战，击退来犯陈军，旋向列强要求收回粤海关关余。12月初孙中山要求护法议员“舍国会之奋斗，助革命之进行”。1924年1月4日孙中山在大本营政务特别大会上宣布：“现在护法可算终了，护法名义已不宜援用”。“今日应以革命精神创造国家，为中华民国开一新纪元。”20日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重申结束护法运动，另行开展国民革命的主张。护法运动为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奠定了起步的基石。

陈炯明武装叛变

　　1921年5月，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颁布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吏治与保障人民权利的法令，再度揭起了护法的旗帜，并准备北伐。然而，作为孙中山曾经信任的部属广东军阀陈炯明，于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发动兵变。陈炯明派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炮击孙中山住所观音山粤秀楼。孙中山转移到珠江上的永丰舰。6月17日，孙中山号召讨逆。19日，孙中山电令北伐军回师广东。8月9日，孙中山在与陈炯明叛军激战55天后，离开广州，这是孙中山所遭受的一次最痛苦的失败。8月15日，陈炯明自任粤军总司令，广东为陈炯明所控制。

　　1921年9月，讨桂战争结束，广西全省得以平定。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革命军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10月8日，孙中山先生向非常国会提出了北伐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担任中华民国陆军总长的陈炯明却背信弃义反对这一决定，利用自己军权在握，暗中发展个人势力，企图将广东沦为他个人盘踞的基地。陈炯明对孙中山先生大耍两面派反革命手法，表面上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却在骨子里不择手段地破坏北伐行动。他与湖南、江西军阀勾结，破坏孙中山先生的北伐计划。陈炯明的所作所为，首先被革命军参谋长邓铿和廖仲恺察觉，他们对他进行了诚恳的批评，但陈炯明死不改悔。孙中山先生命令陈炯明先行返回广州，主持后方接济。陈公开发表谈话，明确表示反对北伐。12月4日，孙中山抵达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此时许崇智率领粤第二军跟随孙中山出征，而陈炯明的第一军除了邓铿的第一师抽调一团作为孙中山的警卫团外，并未派部队随征，导致粤军由此分裂成两部分。

1922年3月21日，邓铿在广九车站不幸遇刺（有称是陈炯明派人所为），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整个北伐阵营。4月8日，孙中山踏上了前往梧州的征程，各路军队也在同一时间集中于梧州待命。在梧州的会议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出师江西，于韶关设立大本营，国军必须迅速前往韶关集结。孙中山先生召陈炯明赴梧州，却遭到陈炯明拒绝。4月21日，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做出决定，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政部长等职务，仅保留其陆军部长一职。同时，伍廷芳被任命为广东省长，魏邦平则担任广州卫戍总司令。陈炯明选择了退往惠州，并命令在广西的前敌总指挥叶举率主力迅速回师广州。

　　4月29日，北方的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再次爆发混战。孙中山深知时机不可错过，5月4日下达了北伐命令，派遣李烈钧和许崇智率领军队直插江西，形成三路夹攻之势，直系军阀成为了他们的猎物。北伐的进展比预期的还要顺利，军队如同破竹之势，很快就攻克了赣州。直系军阀陈光远无法抵挡这股气势，只能弃职逃跑。此刻，南昌和九江仿佛已经成为了北伐军的囊中之物，看起来不战即可获胜。孙中山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兴奋。他为之奋斗了多年的民主革命运动，如今又一次展现出了胜利的曙光。但是，5月20日陈炯明部携50余营的兵力涌向了广州。他们向孙中山发电，要求恢复陈炯明曾担任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职务。孙中山并未接受这一要求，只是任命陈炯明为两广军务督办，陈炯明却断然拒绝了这个任命。无奈之下，孙中山和宋庆龄于6月从韶关返回了广州。当他们的车队在广州市区穿行时，已经可以隐约感受到陈炯明部队的叛逆气息，将曾经平静的城市卷入了冲突的漩涡。孙中山在6月12日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他没有点名，但用无情的语言指责了陈炯明的行为。他公开斥责陈炯明“反对北伐”，并利用舆论的压力，迫使陈炯明将部队撤回东江原防。可是陈炯明并未悔改，反而变本加厉。6月13日，陈炯明竟然在惠州下达了对孙中山的总攻令。次日，他诱捕了财政次长廖仲恺并将其拘禁于石龙，同时还驱逐了国会议员，并残忍地杀害了总统府的成员。在陈炯明的指使下，叶举在粤军总司令部召集了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钟景棠、洪兆麟、江防司令周天禄以及广州财政厅长钟秀南等旅以上的军官会议，会上熊略被任命为攻城指挥官，洪兆麟的第二师则负责攻击保卫孙中山的卫队。炮兵司令王惺庵负责向总统府开炮，炮火的轰鸣声将成为这场叛乱开始的信号。

　　熊略考虑炮击总统府将遗臭万年，于是一边部署战事，一边派连长陆志云向孙中山秘密报告，请求孙中山撤离。孙中山误以为是对方虚张声势，并未完全相信，不肯离开越秀楼。15日晚，广东警察局长李安邦、总统府顾问陈少白先后到越秀楼报告陈炯明部队已开始包围总统府，劝孙中山撤离。16日凌晨，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催促下刚刚就寝，突然传来电话铃声，原来是广东海防司令陈策报告，陈炯明队伍已盘踞广州街衢，恐存不测，请总统迅速撤离。正在焦急之际，总统府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北伐大本营运输连长陆志云闯入，报告陈炯明叛变的消息，并说：“我们连叛军今晚的口令都搞清楚了，原文是‘食饱饭，杀民贼’，大总统要是不撤离就危险了。”然而孙中山依旧坚持不肯离开。凌晨时分，喧嚣的叛军声浪中，孙中山被惊醒。叛军狂呼：“打死孙文！”在这混乱之中，孙中山毅然决然地走出卧室，亲自了解情况。林直勉等忠诚的同志冲入危险区域，强行搀扶孙中山撤离。孙中山愤怒地说：“陈炯明，你竟敢作乱！我誓将平定这场叛乱，如果力量不足，我唯有以死来向四万万同胞谢罪。”林直勉等顾不得许多，给孙中山穿上夏布长袍，戴上墨镜和便帽作为掩护。孙中山请求宋庆龄一起撤离，但宋庆龄认为两人同行目标太大，要孙中山先走，她随后再行动。他们约定，孙中山登上军舰后，即发信炮三声，以示平安。在林树巍等参军人员的保护下，夹在叛军队伍中步行出险，然后乘船前往海珠岛海军司令部。海军总司令温树德已经得知了粤军的叛变消息，此刻听说总统微服抵达，真是喜出望外。孙中山见到了温树德，态度依然从容不迫，只说：“我们先上军舰去吧。”温树德立即率领高级海军幕僚侍从孙中山登上楚豫舰，并立即召集各舰舰长前来商量应变戡乱之策。

　　16日上午，叛军如野火般遍布广州市内，切断了一切交通，并迅速占领了各个重要机关。洪兆麟率领的叛军部队在清晨时分开始围攻总统府，此时的总统府仅有卫士50余人驻守，他们在观音山粤秀楼附近进行顽强抵抗，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叛军发起了十余次的冲锋，都被卫队毫不留情地击退，死伤数目高达三四百人以上。见步兵冲锋无法取得效果，叛军开始用炮火猛烈射击总统府。他们以为孙中山仍身处粤秀楼，于是用煤油浇烧粤秀楼的栈桥，企图断绝总统府的出路。此时，保卫总统府的警卫团长陈可钰、卫士队长兼参军姚观顺守在文澜阁，侍卫副官黄惠龙守正门，副官马湘守横门，副官陈喧守天桥，侦缉员陈龙韬、卫士冯俊、黄森、陈海廷、李东兴等守粤秀楼。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且援军迟迟未到，他们的弹药也几乎用尽，相持至16日上午12时。在最后关头，陈喧率领卫队十余名从正门突围，虽然被敌人击退，但成功改装逃脱。姚观顺、黄惠龙、马湘护送孙夫人，途中姚观顺中弹伤腿，四人于是避入总统府后院。就在此时，叛军从后院冲入，疯狂抢夺衣物。马湘、黄惠龙趁叛军抢劫之时，紧紧护住孙夫人，从第一公园小巷前往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宅寄宿。姚观顺负伤后，由卫队背负出险。陈喧等人逃至东山总统法律顾问那文宅，由那文用美国小电船送至孙中山座舰。总统府卫士以少敌众，苦战十余小时，伤亡三分之一，而叛军则阵亡300以上，消息传出后震动中外。

　　16日晨外交部长伍廷芳和卫戍司令魏邦平登楚豫舰晋谒孙中山，孙令魏邦平所部集中大沙头策应海军，恢复广州，并告伍廷芳说：“今天我要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否则中外人士一定认为我没有戡乱的能力，并且不知道我在何处。如果我潜伏黄埔，仅仅为了个人避难偷生，我将何以昭示中外？”伍廷芳表示赞同，于是辞离孙中山，径返广州，通告各国驻粤领事严守中立。当天下午，孙中山亲自率领着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七艘战舰，如七条雄壮的巨龙，从黄埔出发，经过东歪炮台，奔向白鹅潭，发出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炮鸣，向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的叛军射击。下午5时，他们又沿着长堤向东游行，一路炮声隆隆，击毙了叛军数百人，其余的叛军则闻风而逃。由于魏邦平所部旅长陈章甫受到叛军的蛊惑，未能如期策应，失去了规复良机，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各舰只好经过“中流砥柱”炮台驶回黄埔。海军攻势停顿后，叛军散而复聚，乘机大肆抢掠东鬼基、东市街、小东门、社仁坊、广仁路等处。商店居民被洗劫一空，国会议员悉数被逐，行李被抢。黄埔成为孙中山的行辕所在，海军势力完全归服，然而虎门要塞落入叛军手中，但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率领海军陆战队与舰队形成犄角之势，使叛军不能.陈兵北江，阻碍北伐军之返旆。

陈炯明见海军完全拥护孙中山，于是便想收买海军，可是海军上下一心一德拥护孙中山，不为利诱。陈炯明收买海军不成，乃派钟惺可持书登永丰舰，请求讲和，函云：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能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

　　当孙中山蒙难“永丰”舰、处境艰险之时，蒋介石登舰靖难，化险为夷。因救“驾”有功，深得孙的信赖，成为两人关系转折的契机。

从援闽粤军建立之日起，蒋介石就一直在陈炯明的手下工作，先后担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粤军第二军参谋长等职。由于两人共事多年，蒋介石对陈炯明的性格、品德早有认识，他认为陈炯明这个人“外宽内忌，难与共事”，双方积怨很深。早在1921年3月5日，就曾写信给孙中山，指出对飞扬跋扈的陈家军不满与忧虑。1922年3月21日粤军参谋长邓仲元被陈炯明派刺客暗杀后，蒋介石就认为陈炯明必叛，在桂林孙中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就坚决主张先讨伐陈部，巩固广东根据地，再图北伐。但孙中山当时仍希望陈炯明能够悔过自新，更不忍自己苦心建立起来的军队未用在打倒军阀上而自相杀戮，试图继续争取粤军跟随他参加北伐。4月22日晚，蒋介石在三水谒见孙中山，面陈机宜，极力主张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炯明的粤军，以排除北伐后顾之忧。但是孙中山并没有采纳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为此闷闷不乐，决定离职返回故乡。4月23日，他同孙中山回到广州，当即提出辞去第二军总参谋长职务，并拒绝了孙中山挽留，当晚就登上轮船回上海了。5月25日，当陈炯明指使部下开进广州、控制省城、孙中山的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时，蒋介石在故乡溪口打电报给江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对“陈党盘踞省城，逆命作乱”，表示愤慨，再次主张‘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6月1日，蒋介石又写信给许崇智说，现在“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安全和平之道”。“吾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陈部）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否则犹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一日。惟愿吾言之不中耳。”但孙中山还是急于发兵北伐，只留胡汉民守大本营。6月1日，孙中山带少数卫队由韶关回广州时发现情况危急后，孙中山于6月2日，给蒋介石发了急电：“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此时，蒋介石正在溪口准备6月14日他母亲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典礼活动。

6月14日，从早到晚不断有人到总统府报告陈炯明谋反的消息，魏邦平也来叫孙中山做好准备。15日下午，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也先后来报告陈炯明谋叛的迹象。孙中山还是不以为然，忙着派人往韶关给北伐军运送10万元军饷。当天夜里11点，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海防司令陈策接连又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动态，并说情况已十分紧急。孙中山仍不相信陈炯明会真的背叛自己，在电话中说：“无论如何我不离开，我只知为国家，为民族，从来不为个人谋利禄是人所共知的，陈炯明何致要谋反？”到了深夜 12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又匆忙跑来报告陈炯明部队要在夜间1点攻击总统府的消息，形势十分危急，劝孙中山赶快避开。孙中山回答：“竞存（陈炯明）纵然恶劣，料不致如此，即使竞存有不轨之谋，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们很多人和我久共患难岂肯尽听竞存之命？请各位无须过虑……我已将警卫调往韶关，即是表明我对他的信任。他对我虽有不利的阴谋，亦何须用兵？如果竞存胆敢称兵作乱，甘为叛徒，则人人可以杀他。我身为大总统，负全体国民之托，有平叛责任。如果力量不足，被叛逆所害，正是我为国牺牲的机会，岂能临难苟免，贻笑中外，玷污国家。”到了深夜二点钟，在总统府已听到远处部队活动的嘈杂声和集合号声。林直勉等三人，又急速跑来劝大总统离开越秀楼。面对叛军的威胁，孙中山毫不畏惧，说：“竞存胆敢作乱，我便要负平乱之责，如力不足，惟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胞。”几个人见劝说不动，就强挽着他离开越秀楼。为避免被叛军认出，孙夫人让先生先离开，自己留下。孙中山身着一件白夏布长衫，戴一副墨晶眼镜，很像个医生。每当遇到叛军拦阻，跟随的人就说他是医生，到病人家去看病。几个人态度从容自若，得以安然通过，来到天字码头，登上了江防司令陈策来接他的“宝壁”舰。上舰后，孙中山亲拟电文，通告各军陈炯明谋反，号召勘乱平难，交陈策在舰上拍发。海军司令温树德登舰谒见，他佯称“宝璧”舰实力不够雄厚，把孙中山接到了“永翔”舰。16日晨，由于海防司令陈策等人怀疑海军司令温树德把孙先生接到“永翔”舰可能别有用心，但也不好贸然把孙先生转移到别的舰上。于是他们想出一条妙计，以官兵需要先生训话为由，安全地把孙先生转移到“永丰”舰上。

此时远在浙江奉化的蒋介石，仍关心时局的发展。早在他离开广州之前，曾写信给陈炯明，告诉他孙先生北伐意图，要求他协助北伐，“吾公如能深信中正之言，采纳一二，勿听细人之谗，勿堕宵人之计，服从总统，共图北伐，则中正虽守制未终，尚思戴罪疆场，执鞭以从，聊供指臂之助”。当然，利令智昏的陈炯明是不会听从蒋介石劝告的。6月18日，蒋介石在宁波接到汪精卫从上海发来的电报：“惊悉粤变，尤幸总统无恙。”同一天，孙中山也给蒋介石拍发了保密电报：“蒋介石先生：事紧急，盼速来。孙文。”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贻书张静江托以后事及他的两个儿子，洒泪登程，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他于29日抵达粤海，冒险乘快艇登上了“永丰”舰。他这种不顾险阻、冒死应召的举动，使孙中山感到极大的安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中山见到蒋介石后，非常高兴，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孙中山将海上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他。蒋介石从孙中山电召登上“永丰”舰起，就全权指挥着海面作战。他不畏生死，日夜守在舵楼，指挥战斗。“永丰”舰是清廷向日本订购的，后被袁世凯编入第一舰队。护法运动时，舰队司令宣布脱离北京政府，随后率第一舰队开赴广州，决定参加孙中山组织的护法政府。陈炯明叛变后，从1922年6月16日起到8月9日共55天，孙中山一直住在“永丰”舰上，并以这艘舰艇作为坐舰指挥舰队与陈炯明叛军鏖战（孙中山逝世后，改为“中山”舰，1938年10月在武汉保卫战中被日机击沉）。

　　在江西前线北伐的各军，自6月20日以来，不断接到孙中山蒙难的消息。23日，他们收到了南雄的电报，得知叛将翁式亮、杨坤如部已经占领了韶关，追击大本营的人员，迫近始兴。文官长胡汉民已经离开韶关，前线总部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中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继续前进，先攻克南昌、九江，再应对粤事；另一派主张立即返回广东，帮助孙中山平乱。27日，胡汉民骑马到达赣州，报告了广州变乱的情形，军心因此激昂。当晚再开会议，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决议回师讨贼，议定以粤军第二军、滇军（朱培德部）、福军（李福林部）及粤军第一师（梁鸿楷）返回广东，分由大庾、信丰向粤境南雄前进。其他各军则暂时驻扎在赣境，李烈钧留守赣南，作为后方的屏障。然而，回师行动开始后，粤军第一师梁鸿楷抵达信丰后，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行事，连夜向三南方向退入连平，秘密返回惠州，与陈炯明会合。第一师是邓铿所创建的，北伐入赣后与许崇智等部共同作战，颇有战功。陈炯明叛变后，第一师犹豫不决，继而选择与逆贼合作。梁鸿楷投敌后，胡汉民主张尾追，先清除东江的敌军。然而，许崇智则主张直接向韶关回师，因为已经约定滇军作为右翼，许军与福军担当正面合攻韶关。经过东江至广州的路程较远，孙中山困在兵舰上急需援军。如果直接追击梁军，福军将独自承担回师的职责，恐怕力不能胜。而滇军因不知究竟，容易产生疑虑。胡汉民同意了许崇智的主张，决定向韶关进兵。7月2日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诸部皆入粤境，自南雄、始兴直指韶州，决定了攻韶计划，并同立誓约，约词：“三军一致，誓同生死，拥护孙大总统，平定粤省之乱，如有异心，天诛地灭。”许崇智自南雄驰电给孙中山：陈逆叛变，围攻公府，令人切齿痛恨。北伐各军业已集中南雄，指日进攻韶关，誓必讨平叛逆。朱总司令所部滇军尤为奋勇，业已开拔前进，想叛军不足当其一击也。当许崇智的电报落入孙中山的手中时，海军方面却又传来了不稳的消息。陈炯明竭尽全力收买海军，导致海军司令温树德受到何某的挟制，态度变得模棱两可。各舰长也流露出移往西江的意向。

早在6月2日，孙中山曾召集海军各舰长训话，详细阐述了坚守黄埔的理由：西江水浅，如各舰移往，则三大舰仍需留黄埔，如此则海军分而力弱。何况黄埔地位重要，是广州的咽喉，又有长洲要塞，其价值较西江为重要。如果大本营一离黄埔，则长洲要塞就可能守不住，广州水陆形势全入叛军之手；海军一往西江，重来广州较难，如果北伐军回粤，就无法收水陆夹攻之效，因此以不动为宜，坚持以待才可以言求和，因为他是犯上作乱，对乱臣贼子怎有言和可言。”

陈炯明第一次派钟惺可来求和时是7月1日，当时魏邦平也登舰谒见孙中山，请示可否让他调解，孙责魏以大义，勉其效陆秀夫而以文天祥自待。孙说：“宋亡还有文天祥、陆秀夫，明亡亦有史可法。我们今天遭遇叛乱，如果没有文天祥、史可法，则何以对民国已死无数之同志？”钟惺可第二次登舰时，魏邦平也派人随同前来，请示愿任调停之责，其办法为：陈军退出广州城；恢复政府；北伐军停止南下。其实魏邦平所提三点，陈炯明并未答应，陈的求和只是缓兵之计，一方面向孙中山求和，一方面全力收买海军。

7月8日，海圻、海琛、肇和三艘巨舰被收买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孙中山决定将其他舰艇移驻长洲要塞后方的新造村一带，以避免被叛军封锁。当晚11时，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升起炉火，启动船锚，离开了黄埔向外驶去。孙中山下令其余各舰从黄埔上驶，经过海心冈驶往新造村附近，掩护长洲要塞，以防鱼珠叛军的袭击。由于海军三舰的退出，战斗实力减弱，孙中山决心守卫长洲要塞。9日下午1时，鱼珠炮台的叛军钟景棠部渡过河流袭击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部开枪应敌，叛军死伤甚众。但是海军陆战队孙祥夫部背叛了陈军，反戈相向，引敌登陆，长洲要塞于是失守。在海上，各舰艇在望远镜下看到这一幕，愤怒不已，立即向鱼珠叛军轰击，但由于距离太远，无法产生效果。马伯麟退出长洲要塞后，登上永丰舰向孙中山请罪，孙中山颇为宽容地接待了他，同时下令各舰集中在新造西方，收容要塞溃兵。孙中山主张在长洲要塞失守后，唯有进攻东歪炮台，以此作为海军的根据地。但马伯麟及部分海军将领认为东歪炮台地形险隘，炮队密布，攻夺不易，即使想通过也困难重重，所以大家仍然主张将舰队移到西江去活动。可是孙中山坚持原意说：“我们如往西江 ，必须经过中山、鱼珠各炮台，何况三大叛舰驻守沙路港口正监视我们各舰行动，，就算我们能冲过中山、鱼珠，三大叛舰也会阻挡我们，到那时岂不是进退两难。所以我们唯有出击东歪炮台，驶入省河，别无他途。”各舰长在孙指示下乃鼓勇驶入省河。

　　10日早晨2点钟，孙中山率领着永丰、楚豫、豫章、广玉、宝壁等舰队，由海心冈出发，驶向三江口。当天色微微亮起，各舰开始向东歪炮台叛军的阵地试射。叛军迅速还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由于当时舰队炮火较少，而叛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布置紧密，大炮又多，因此各舰虽然开火射击，但却不敢贸然驶近。孙中山慷慨激昂地对各舰下达命令：“民国的存亡，在此一举。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到了9点半，孙中山首先乘坐座舰永丰舰带头前进，然后再命令其他各舰随后跟进，向东歪炮台猛烈轰击。在这场战斗中，豫章舰长欧阳格最为勇敢，攻击得力。不料，当舰队刚到达炮台附近时，叛军两营野炮队早已严密布防在两座山冈上，从四面八方发炮还击。永丰舰中了六发炮弹，船身摇晃得厉害，其余各舰也均受到损伤。孙中山冒着枪林弹雨，站在永丰舰的甲板上指挥若定。谢心准请孙中山入舱，但孙中山不理睬，亲自指挥舰上炮手开炮。在这激烈的战斗中，舰上有多人受伤倒在甲板上，血流如注。孙中山亲自扶着伤者下舱，态度镇定而从容。

7月10日孙中山率各舰冒槍林弹雨直入白鹅潭。永翔、同安二舰亦随从来归.。当时广州税务司夏竹和英商惠尔来谒，夏竹先问：“总统是否来此避难？”孙说：“这是中国领土，我当然可以自由往来，你怎么可以说我是避难？”夏说：“只因白鹅潭是通商港口，接近沙面，万一战事发生，恐怕牵及外国兵舰。不如请总统离粤，以使广州商业不受影响。”孙听了大为生气，不过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庄严地说：“这话不是你所应该说的，我生平只知道公理和正义，不畏强权，不服暴力，决不怕无理的干涉。”夏竹为之悚然。英商惠尔在旁听了肃然起敬说：“总统真是中国的伟人，谁说中国没有人才，我今天亲见总统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无限景仰。”两人乃告辞而去。接着海军部长汤廷光来函，请求孙中山停战，自己愿负调停之责。孙乃立即复了一信云：“专制时代君主尚能死社稷，今日共和国家，总统死民国分所应尔。如叛徒果有悔过之心，则和平解决，吾亦所愿也。”第二天孙正在慰劳海军将士，忽接汤廷光送来议和条件，完全以敌体相待，并限于第二天12点为答复期限。孙看了勃然震怒，即令秘书起草答复，信内有云：“叶逆等如无悔过痛改之诚意，即如来函所云，准以明日十二时为限可也。”19日，孙中山再次督军舰猛攻前山炮台，给叛军以沉重打击。此时，由于孙所率军舰驻扎在白鹅潭后，与外人的战舰紧密排列。陈炯明、叶举等人投鼠忌器，难以开炮攻击，生怕不小心波及外人，引发交涉。然而，他们谋害孙中山的野心并没有减弱，曾暗中与桂系周天禄商量周。周天禄主张用水雷袭击孙的座舰，叶举同意了周天禄的计划，如果奇袭成功，就任命周天禄为水警厅厅长。于是周天禄赶赴广南船澳和他的同事徐直等人制造水雷，并教授徐直如何施放水雷。于是徐直率领同事三人携带水雷，自驾小轮潜向白鹅潭进发，当放置好水雷后，他们立即返回广南船澳向周天禄复命。大家以为定时炸弹可以成功，于是设宴庆祝，兴高采烈，以为永丰舰必将被炸成碎片。然而，19日10时，白鹅潭海面隆然一声，水花四溅。但遗憾的是，这个水雷使用的是白铁火水罐，内贮炸药15磅，炸力微弱。又正值潮水涨满，永丰舰移动到距离爆炸处较远的地方，所以没有击中目标。徐直等人再次乘小轮前往观察情况，发现永丰舰安然无恙，他们相互看着对方失色的表情，正打算转舵逃跑时，被乘电船前来追捕的水兵捕获。叛军这项行动的真相也随即被揭露出来。由于白鹅潭内有英、美、日本的军舰，叛军胡乱放水雷足以威胁外国舰队的安全。因此，各国领事向叛军提出抗议，叛军的这项行动宣告终止。

　　在韶关方面，北伐军也遭遇了失利，翁源方面的防线也被叛军打破，全线摇摇欲坠。在北伐军回师讨逆的全盘失败后，对于在白鹅潭坚守待援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表示他如同守株待兔，却“无兔”可待了。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维系军心、号召众人的希望之火似乎已经熄灭。随侍孙中山左右的人们都劝他迅速离开广州，去寻找新的发展道路，而首要之事是如何安置那些在前线苦苦奋战的前线军队。.。孙中山深知，只有获得前线的准确情报，他的内心才能得到安宁。8月9日，他得知陈炯明又计划攻袭他的座舰——永丰舰，并且收买海军将士保持中立，还有一个阴险的阴谋是收买某一舰长，假装抵抗，向沙面的外人住宅区发炮。这些情报让大家认识到，孙中山不能再留在永丰舰上，因为这会使他的目标过于暴露。孙中山说：“我们可以派人通知各国领事，促请他们自卫，并且警惕这些阴谋。郑重告诉他们如果有这种行动，当由陈炯明负责。”他的语气虽然平静，但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对陈炯明的深深愤慨和对局势的深深忧虑。

此时，南雄失守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孙中山立即召集各舰舰长及重要干部会议。众人深知，赣南沦陷，南雄失守，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势必恶化。总统固守省河，有害无益，便提议离开这个困局，另寻发展。孙中山接纳了大家的建议，决定离开广东去上海。并派人通知各国领事。原计划是乘搭商轮，但英国领事表示可派炮舰摩汉号护送去香港，于是改乘英舰。8月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率领蒋中正、陈策、黄惠龙等人，由永丰舰登英炮舰摩汉号，舰队善后事宜委托秘书林直勉、参军李章达代办，加发所有官兵一月薪饷。孙中山在英炮舰上与幕僚人员讲述外交应取的态度。当日下午4时摩汉号由广州启航，7时出虎门要塞。孙中山对左右感慨地说：“真没有想到我和各位能够脱险，还能到今天。今后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轻弃以负初心。”这天晚上孙中山意气自若，与幕僚纵谈时局至深夜2时才就寝。8月10日上午6时抵达香港，即转搭俄国皇后号邮船去上海，香港政府派员照料一切。留港的国民党员古应芬、谢持、汪兆铭、刘纪文等都登轮晋谒。正午12时邮船由香港启碇出口驶沪。在邮船上孙中山曾纠正外人对广州事变的影响，因外传陈炯明叛变为“革命”，孙中山说：革命与叛逆之名相反，革命为一庄严宝贵之名词，革命有革命之主义，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法国革命之主义在自由 ，美国革命之主义在独立，中国之革命在求实行三民主义。陈炯明此次叛乱，纵兵扰民，为祸国家，恰与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成一反比例，而其主义则在盘踞与割据以逞一己之私，这不是革命而是叛逆。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能任其鱼目混珠也。

“永丰”舰上50多个日夜的盛暑鏖战，是孙中山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身边的蒋介石是他患难中的忠实得力助手。在叛军以大炮、飞机、水雷百般加害的危难关头，蒋介石始终随侍孙中山左右，出谋策划，助其应付各种复杂局面。事后，孙中山在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对蒋介石在这一事变中的表现予以高度的评价。此番患难之情，孙中山从未忘怀。广州蒙难是孙、蒋关系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蒋介石只是孙中山关系密切的追随者；此后，蒋介石则成为孙中山的助手，接着进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集团，开始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影响。蒋介石在此期间有把追随孙中山作为晋身之阶的一面，但追求政治野心是以地位的提高为前提的，蒋介石只是在这段时间为实现个人野心奠定了基础。

《孙文越飞宣言》

　　陈炯明叛变对孙中山打击很大，他认识到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走不通，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回到上海后开始了新的思考。多次革命失败的严酷现实告诉他，迫切需要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还能切实实施的外国援助。孙中山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曾经也向不同大国求助。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派了几个探路者，希望能与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合作，在军事上得到帮助。由于当时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苏俄并没同意。1921年9月刚参加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的委托，跟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面。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实际情况，孙中山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认识，并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向马林谈到了自己的阶级成份，他说他是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他能理解共产主义。孙中山的款待与恭谦给马林留下很好印象。马林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头头们大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表现出给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在报告结尾他的结论是，应立挺国民党，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是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迫切需要快速搭上苏俄这条线，争取到苏俄的援助，等不及马林回音，又主动联系了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

　　越飞来中国的目的是跟中国建交。十月革命后，苏俄这个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被资本主义世界孤立封锁的状态。越飞给中华民国带来的好处是，承诺放弃俄国在华的特权、租界和剩下的庚子赔款。但这个条件与中苏两国在外蒙古领土之争上微不足道，北洋政府认为外蒙古是中国领土，曾多次粉碎沙俄分裂外蒙的企图。遗憾的是，无论沙俄、苏俄还是后来的苏联，在分裂外蒙上的意图是一致的。1921年7月，苏联红军在外蒙扶持了一个傀儡政权。越飞在北京先后联系了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和北洋军阀吴佩孚，都因外蒙领土争议拒绝了越飞建交提议。在越飞失望时，孙中山使者找上门，不是谈建交合作，毕竟国民党连一块根据地都没有，拿什么去建交合作？使者最现实的任务是邀请越飞派遣代表去上海跟孙中山接洽交流。苏俄使者8月25日抵达上海，不久马林也来了，孙中山请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了苏俄使者和马林等人，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苏俄一方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我们有二大法宝，一是坚定的群众支持，使用广大群众能听得懂的语言，发动最广大基层群众支持参加革命；二是忠实的军队支持，只有用主义和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是战无不胜的。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发动群众，暴力夺取政权，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用鲜血为代价换来的经验。此番话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彻底惊醒了、顿悟了。国民党之前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接触普通民众，无法赢得百姓支持，反袁的“二次革命”就曾被老百姓误认为是武装叛乱。孙中山一直没有重视对军队进行革命主义教育和爱党思想改造，以至没有一支忠诚于国民党的革命军队，被迫利用一个军阀去打另一个军阀，彼此是纯粹的利益驱动。孙中山意识到必须以苏俄为老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才是可行之路。孙中山与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后，决定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谈正式合作。虽然这是一步险棋，孙中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但要想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拿到苏俄的援助，就必须冒这个险。

　　如何才能打败陈炯明，孙中山前思后想之后，决定收买军阀雇佣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孙中山派人联络了以刘震寰和杨希闵为代表的多支桂系与滇系小军阀，组成了一支三万五人的滇桂联军，加上与陈炯明作战失利后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于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把北伐军改为讨贼军，任命许崇志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军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讨伐革命叛徒陈炯明。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利，不许失败，而西路讨贼军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两路军战斗意志非常旺盛。陈炯明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想到孙中山居然还敢打回来。讨贼军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顺利挺进广东。三个月之后，经过苦战的讨贼军终于打开了通往胜利的大门，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调转枪口对准叛军。陈炯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辞掉所有职位，带着残兵败将退回老家惠州一带，陈炯明没有输得心服口服，孙中山也没有不依不饶痛打落水狗。孙中山虽然又回到了广州，但除贼未尽，陈炯明还有苟延残喘的机会。收买的雇佣军，滇系杨文闵、桂系刘震寰各有私心，讨贼胜利后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孙中山实际控制的地盘只有广州市和近郊部分地区，占广东全省三分之一左右。无论如何，孙中山终于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

　　1922年12月30日，以苏俄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越飞没能同北洋政府谈成建交，来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双方就合作进行了热烈深入讨论。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签定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承诺，苏联不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引入中国，苏联准备并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无意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苏联会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统一。宣言签定后，孙中山不再是孤家寡人，终于有了一个强力靠山。1923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主政。

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大会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毛泽东因找错了开会地址，缺席了这次大会。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大会共进行了8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９个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大会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能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必须与世界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地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大会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提高了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明确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宣言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的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这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党的二大的主要功绩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方向，表明了共产党已经接受了列宁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并将这一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为党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大会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这些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的具体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完备的建成，它客观地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过程。大会的缺点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还缺乏认识。

直奉战争

　　直奉战争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在中国北方进行的两次战争（广义上包括1924年爆发的浙奉战争）。直奉战争的结果，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直系将奉系势力逐出关内，但奉军的主力和关外地盘还在，其赖以东山再起的实力还在。因此，张作霖退守关外以后，宣布东北“自治”，不受中央政府节制，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名义继续经营东北。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的惨败而告终，吴军主力基本被消灭，北京政权落入冯玉祥和张作霖手中。直系势力退居长江一线。

直皖战争中直系军阀的胜利，表明英美势力在中国的加强。日本在失去皖系军阀这个工具后，转而扶植另一个工具奉系军阀与直系对抗。1920年8月，直、奉两系共推靳云鹏组阁。靳内阁亲直疏奉，引起奉系不满。1921年12月，张作霖进京推倒新内阁，支持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梁上台后，赦免被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同意日本要求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同时梁极力抑制吴佩孚。梁内阁的卖国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乘机逼迫梁士诒下台。由此引起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4月，奉军以张作霖、孙烈臣为镇威军正副司令，分兵三路入关讨直。28日，张作霖抵达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任孙烈臣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沿京奉、津浦两线布置军队。29日，奉军发出总攻击令。至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将大本营设于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兵分东、西两路。东路为前锋部队，布防在京奉、津浦两线，总司令由张作霖兼；西路布防在京汉线，总司令为张作相。此次战争的起止时间为1922年4月29日至5月4日，在东、中、西三路同时展开。

东路战场主要在津浦线进行。双方军队于4月21日就已开始接火。29日，奉军张作相率卫队旅四营及第四混成旅一团向直军第二十六师发起进攻，直军退向任丘。30日，奉军万余人进而向任丘进攻。任丘直系守军在王承斌援军的协助下，大败奉军，并趁机占领大城白洋桥。5月1日，王承斌部迎战奉军，在姚马渡、白洋桥附近战胜奉军。次日，复克大城县。为夺回大城，奉军派张学良率步兵万余人、许兰洲骑兵一旅、炮兵一团配合，直军也调第三师之一部参战。经激烈鏖战，奉军再败，向杨柳青方向退却，直军遂于5月3日发起对马厂的进攻，奉军幸得驻静海、杨柳青奉军的支援，方改变不利局势。之后，双方在姚马渡、白洋桥一线曾僵持状态。此时传来直军在中路获胜的消息，直军士气大振，发动反击，奉军向静海方向撤退，直军占领马厂、青县。败退于静海的奉军曾力图反攻，不料5月4日传来西路奉军大败的消息，奉军顿时溃不成军，7000余人缴械投降，残部且战且退，退至军粮城后，于5月7日全部投降。

西路战场主要在京汉铁路沿线进行。4月28日，直军张福来所部第二十四师和董政国所部第十三混成旅，向由奉军第一师和第十六师担负守备的西路奉军司令部所在地长辛店发起进攻。直军在孙岳指挥下突袭长辛店，致奉军死伤千余人，并一度突破奉军防御，幸而奉军汲金纯部增援，方使长辛店失而复得，并迫使直军退兵60余里。29日，奉军乘势追击直军，双方在琉璃河附近交战，直军先败后胜，重新占领良乡，并于当晚由南岗洼向长辛店进逼。防守长辛店的奉军一面固守抵抗，一面调集第二十八师第九旅、第二旅及察哈尔骑兵旅增援，并依靠炮火优势，向直军进行还击。双方激战一天一夜，伤亡都十分严重。至30日，吴佩孚下令直军改攻为守，直军从长辛店退守良乡以南。是日拂晓，直军再次兵分三路对奉军发起猛攻，双方投入了近10万兵力，伤亡惨重，直军旅长董政国、奉军旅长梁朝栋战死。经连日激战，奉军炮弹消耗很大，一时又得不到及时补充。吴佩孚在探知这一情况后，于5月3日亲自督战指挥进攻奉军。直军除派一部对奉军正面发动进攻，以吸引奉军的兵力外，另派精兵第二十一混成旅绕道潜行至奉军后方，从凤凰山、门头沟一带对奉军实施迂回，并切断奉军的后援。5月4日，直军发起对奉军的进攻。奉军在腹背受敌、炮药无法补给的情况下且战且退，邹芬所部十六师在门头沟向直军投降。至上午11时，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乘专车赴天津，奉军阵脚大乱，纷纷溃逃，直军攻克长辛店。至5日，直军在增援部队的支持下，又对丰台发起冲击。奉军被迫向山海关溃逃，约三万余奉军缴械，西路战事平息。

中路战场在津浦、京汉路之间，直军由吴佩孚指挥，集中于固安，奉军张作相部驻永清县城。由于中路事关全局，故吴佩孚亲上前线指挥作战，与张学良、郭松龄所部精锐部队在奉军所据霸县周围多次激战，直军攻克胜芳、固安等地。张作相亲率第二十七师、二十八师增援。5月4日，直军三面围攻永清，经一天激战，奉军终于坚持不住败走，张作相率残部逃往天津。之后，直军一路追击，连克杨村、落垡，并逼至廊坊。5日，直军攻克廊坊，奉军千余官兵缴械，中路战役乃告结束。

签订和约。直军继续追击奉军，于6日进驻奉军大本营军粮城，张作霖退至滦州。为一举全歼关内奉军，10日，直军任命翼长马廉溥为北方前敌总司令，标统米振标为北方后路总司令，专司收缴奉军遗兵。至5月中旬，大批开赴天津，奉军无法在天津驻足，分水、旱两路向山海关方向退却。20日，奉军在关内的最后一个据点滦州亦被直军攻陷。张作霖见关内难以立足，便将司令部移驻榆关。26日，张作霖回到奉天，奉系军队随之退回山海关以外。由于东北是奉系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又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对此直系不能不有所顾忌，故没有出兵关外。同时，经过此战双方损失消耗都很大，为保存实力，直奉接受了英、美停战建议，于6月17日派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谈判，并签订了停战和约和附约。

和约内容为：直、奉两军为维持大局统一国家之目的，双方同意罢兵；奉军之撤收，系撤去直境，直军亦不得入奉境一步；于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早九时至午后一时，南路有前进之处撤收之；于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早六时起，奉军撤收南路方面之部队，但直军须限于奉军撤收时之前一点钟，南路方面之部队集合于阵地后方相当之地点；于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早六时起，奉军撤收北路之部队，直军之动作亦与第四条相同；奉军两路自撤收日起，在三日内撤收完了；在奉军撤收未完之前，直军亦不得有军事上之行动；双方自签字后，若某方部队有不从本规定而自由行动者，则此方之签字人员，须负完全责任。

　　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获胜，独自控制北京政府。此后，曹锟首先逼退大总统徐世昌，迎原任大总统黎元洪复职，并使黎元洪成为其傀儡，北京政府六度更换国务总理。同时，随着直系内部吴佩孚的崛起，形成了曹锟领导的直系保定派和吴佩孚领导的洛阳派，吴佩孚不赞成曹锟出任大总统。但曹锟仍在直系内部处于优势地位，其出任大总统的计划获得美国支持。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的工作，1923年6月，美国总统沃伦·盖玛利尔·哈定发表了支持中国统一的声明(随后哈定于同年8月逝世)。1923年6月，曹锟派人对黎元洪进行恐吓，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又派王承斌将黎元洪乘坐的火车在天津杨村站扣住，直到黎元洪交出大总统印并签署辞职书后才放行。曹锟利用内政总长高凌霨和议长吴景濂大批收买或威胁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6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被讥为"猪仔总统、"贿选总统"。曹锟就任大总统后，直系的实权转由吴佩孚操控。此后，由贿选国会起草并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人称"曹锟宪法"。1923年10月10日，该宪法由曹锟颁布实施。这部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宪法。

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工、上海工人起义，省港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香港海员大罢工

　　发生于1922年1月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爆发了中国海员大罢工，是香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为反对英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改善待遇而进行的政治大罢工。

香港中国海员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资本家、包工头的残酷剥削及种族歧视，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微薄，与白人海员同工不同酬，工资待遇不及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还常遭受凌辱、打骂及克扣工资，并随时受到无故开除的威胁。1921年3月，苏兆征、林伟民等在香港组建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1922年1月12日，在第三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被无理拒绝后，香港中国海员忍无可忍，在海员工会联合总会的组织领导下，开始举行大罢工。短短一个星期内，罢工规模迅速扩大，海员纷纷从香港返回广州。广州各工会给了香港海员以积极的支持和协助。从1月底开始，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使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罢工极为关注，在广州组织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做返穗工人的后盾。中共广东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全体党、团员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号召海员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坚持到底。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以及京奉、京汉、陇海、京绥等铁路工人，纷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香港各行业的中国工人为支援海员斗争，于2月底实行总同盟罢工。到3月初，罢工总人数达10万人，香港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港英当局采取离间、恫吓、威胁手段对待罢工海员，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派出武装军警实行戒严，封闭海员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导人，从而更加激起了海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义愤。从2月初起，罢工从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

3月4日，数千名罢工工人徒步经沙田返回广州，港英军警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扫射，当即打死6人，打伤工人一批，造成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广大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义愤，纷纷提出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迫于形势，遂不得不向工人屈服，答应了海员工人的基本要求:分别增加工资;实行新的雇用船员办法，以减少工头的中间盘剥;抚恤"沙田惨案"死者家属，赔偿伤者医药费;恢复被取缔的工会，释放被捕工人等。

3月8日，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广州10余万工人在东校场举行大会，欢送香港工人胜利返港。会后举行大游行，先后加入游行者达30余万人，罢工的胜利，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为反帝反军阀和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信心，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3月8日，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广州10余万工人在东校场举行大会，欢送香港工人胜利返港。会后举行大游行，先后加入游行者达30余万人，罢工的胜利，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为反帝反军阀和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信心，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2年9月14日至18日，安源路矿工人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组织领导下举行的罢工斗争。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第一次独立组织领导的一场大规模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

　　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江西萍乡的株萍铁路的合称。安源路矿创办于1898年，是当时中国较大的矿业之一，每天可产煤2000多吨，主要供大冶、汉阳作工业燃料。为方便运煤，路矿当局专门修筑了从安源到湖南株洲的铁路线，以便与粤汉路相接。因此，安源虽地处江西萍乡，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却和湖南有着密切的联系。1907年，汉阳、大冶和安源三处合组成立汉冶萍公司。公司实权归日本人所有，工程权由德国工头掌握，企业则由封建把头管理。安源路矿工人受着中外资本家和封建包工头的层层盘剥和压迫，生活十分艰难，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经常发生体罚或伤亡事故。安源路矿工人以往虽曾进行过多次反抗斗争，但都先后遭到残酷的镇压。

湖南共产党组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成立以后，对安源工人运动非常重视。1921年秋冬，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曾两次到安源调查，向工人进行宣传。1922年2月，中共安源支部成立，李立三任书记；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被推选为俱乐部主任。7月，作为汉冶萍公司一部分的汉阳钢铁厂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举行罢工，经过几天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使安源工人受到很大的鼓舞，同时对路矿当局拖欠工资更为不满，开始酝酿罢工。9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他在调查了解情况后认为，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安排李立三领导罢工斗争。接着，又派刘少奇赴安源协助李立三发动和领导罢工。9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开安源支部会议，并成立罢工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

安源路矿当局得知即将发生大罢工的消息后，扬言要解散工人俱乐部，驱逐领导人，并威胁要调军队镇压。工人俱乐部决定给予反击，向路矿当局提出保护和资助俱乐部、发清积欠工资等条件，限两日内答复，否则举行罢工。当局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9月14日，安源路矿1.7万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发表了罢工宣言，提出17项交涉条件。主要内容有：将俱乐部改为工会，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办理交涉之权，路矿两局开除工友须工会同意，发清积欠工资，废除封建包工制，改善工作生活条件，等等。为防止破坏，工人们组织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保护设备。

路矿当局对罢工非常恐慌，一面派代表与俱乐部接洽谈判，一面勾结军阀调来一个旅的部队，企图镇压罢工并杀害罢工总指挥李立三。工人们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组织数千人保护俱乐部和罢工领袖，与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16日，罢工工人全权代表刘少奇等人冒险来到戒严司令部进行谈判。为了保证全权代表的安全，数以千计的罢工工人将戒严司令部团团围住，并高呼“谁敢动全权代表一根毫毛，我们就同路矿当局同归于尽”。此时，路矿当局仍拒绝接受罢工条件。当晚，罢工总指挥李立三声明，如果当局不磋商条件，他立即离开安源，任凭工人暴动。路矿当局怕李立三走后，工人起来暴动，破坏矿山，被迫答应继续谈判。

　　17日下午，工人俱乐部代表李立三、路局代表李毅寰、矿山代表舒季缓以及担当调停人的4位商绅，共同磋商复工条件。李立三提出，罢工条件不能再让步，接受就复工，不接受就撤离安源。广大工人经过5天的英勇斗争，使路矿两局破坏罢工的阴谋均告失败。在巨大压力下，路矿当局不得不让步，基本接受工人提出的罢工条件，将工人提出的17项条件合并为13条，于18日上午签字。至此，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重大胜利。

　　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提出著名罢工口号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罢工的胜利，提高了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

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

　　发生于1922年10月23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北方最著名的罢工。

开滦煤矿公司是由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矿组合而成的。原为官僚资本所创办，后被英帝国主义者侵吞。矿工们受着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工时长，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生活非常困苦，故该矿有“人命一条，不如一马”之说。1922年全国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鼓舞了开滦矿工，尤其是在山海关、唐山铁路南厂罢工胜利的影响下，开滦矿工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为获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解放而斗争。10月16日开滦五矿推举赵芯峰、李星昌等8名代表，向矿方提出了改善生活待遇的六项要求，被矿局无理拒绝。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军阀相勾结，向工人施加压力。这使矿区工人极其愤慨，决定展开大罢工斗争。1922年10月 19日，五矿工人行动总指挥部，即五矿工人俱乐部，宣告正式成立。

1922年10月22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同志与唐山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听取了五矿工人俱乐部所属各矿代表的汇报，决定1922年10月23日举行总罢工。1922年10月23日，五矿工人同时罢工，数千工人举行大集会，大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劳工神圣”、“要求经济解放”、“打倒一切剥削者”等口号。还以五矿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发表了开滦三万多工人总同盟罢工的宣言，向全国各界陈述了矿工们牛马不如的生活，揭露了英国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反动军阀虐待矿工的种种罪行。

1922年10月24日，赵各庄煤矿工人痛打了企图阻挠破坏工人集会的比利时人梅尔麦德。五矿总同盟罢工的发展，引起了中外反动派的深深忧虑，仅一天之内，矿局资本家就一连发出三封电报，催天津方面急速派兵来唐山援助。帝国主义分子杜克茹勾结直隶全省警务处长杨以德，密谋调遣大批军警，包括英国来福枪队开进矿区，图谋武力镇压。10月薪5日，林西、赵各庄矿工纠察队以集体卧轨的壮烈行动抵抗英兵来矿。

10月26日，各矿工人继续集会，并到街头进行演讲。反动军警无理逮捕纠察队员7名，以武装进行镇压。为了反抗这种暴行，矿工们聚集到警察门前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工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反动军警悍然向赤手空拳的工人开枪射击，造成了死伤五十余人的惨案。血腥屠杀没有吓倒英勇的开滦工人，他们决心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在全国各地工人兄弟广泛地同情与支持下，五矿工人继续坚持斗争达25天之久。最后迫使开滦矿务局和直隶全省警务处不得不张贴布告，应允给百元以下的工人增资10%，工人罢工期间发给7天的工资，并由矿局担负医药费。这次罢工，虽未能完全取得胜利，但却给予英国资本家和封建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标志着“我国近代产业的工人觉醒了，他们已经不像从前一样是一个没有意志的奴隶。

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又称二七惨案）

　　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也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大罢工，是中国工人罢工历史上最为壮烈的一幕。1923年2月7日在反动军阀吴佩孚的命令下，出动两万多军警对京汉铁路沿线工人大罢工进行大规模血腥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宣传自己的主张，教育、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京汉、陇海两铁路自然成为共产党重点活动的地方。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成立，即在京汉路的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次年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子健来到郑县（今河南郑州），任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教员，在工人中传播新思想，发动、组织工人。不久，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来到郑州，给工人讲革命道理，讲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

1921年8月，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为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而发动了全路大罢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京汉铁路等地工人的大力支持下，罢工最终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并诞生了河南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洛阳党组织。

.1922年，河南工人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作为交通枢纽的郑州已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这年，京汉铁路郑州机务处工人因机务厂长陈福海“任意剥夺工人的自由，对待工人如牛马”而举行了罢工，他们发表宣言，列举陈福海16条罪状，提出了提高工人资格地位、加薪等五项条件，得到江岸、长辛店等地工人的支持。斗争实践教育了工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组织起来是战胜敌人的力量所在。4月9日，京汉铁路各工团代表在长辛店召开发起成立全路总工会的筹备会，江岸代表杨德甫被选为筹备主任。8月10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4人。河南境内各站参加的有彰德（今河南安阳）代表戴清屏，黄河北岸代表吴昌义，黄河南岸代表韩松亭，许州（今许昌）代表柳胜友，郑州代表凌楚藩、高斌、刘庚和，郾城代表杨志清，信阳代表王复生等。会上代表们汇报了各地工会的组织情况，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会议定于9月20日前在郑州成立总工会，推举凌楚藩为总工会临时委员长，并在全路各地开始整顿工会组织。

为支援长辛店工人反对工头压迫和争取工人权利的罢工斗争，郑州京汉路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于8月25日、26日举行了同盟罢工。至“26日晨7时，郑州工作状态完全宣告终止，各车均停。罢工宣言已散布全埠”。同时，许州、郾城、信阳等地也积极响应。陇海铁路工人发表声明，支持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的罢工，“如三日内不答复工人的要求”，陇海路将一致以罢工支援。长辛店罢工胜利后，郑州铁路工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燃放爆竹万余”，游行示威张贴标语，使广大人民群众“莫不表示钦羡工人阶级之忱，有欢呼者，有鼓掌者，大有万人空巷之势”，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也取得了各界群众及下级兵士的支持。

长辛店罢工的胜利，对彰德、新乡等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到10天时间，彰德铁路工人俱乐部即由原来的72人发展到1000多人，由俱乐部改为工会。道清路于9月11日晚召开了第一次工人俱乐部筹备会，14日，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新乡车站于12月4日独立建立了工会（原属彰德工会），会员有200余人。信阳工人俱乐部遵照总工会新章程改组，黄河南岸、许州、郾城等地工会也都得到了发展。李大钊在《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一文中写到：1922年初“关于京汉线的工会，大体上又分成南段和北段，这里工会组织比较发达，工人运动也有相当的成效”。到1922年底，在河南境内的京汉、陇海两铁路上的主要城镇基本上都已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或有了党员在开展工作。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1月底，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各铁路工会代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300人陆续到达郑州。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会。正当即将开会之时，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警察多人，到总工会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铁路工人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大会。次日，吴佩孚从洛阳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铁路工会活动实行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此时的吴佩孚已经掌握了北京政权，其势力扩展到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开始了武力统一中国的行动。京汉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京汉工人的斗争直接威胁着他的利益；京汉铁路又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动脉，京汉路工人运动的高涨，必然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他们操纵军阀代表吴佩孚开始镇压工人运动。

　　面对军阀的镇压，领导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和各地工人代表并没有退缩。1月30日，共产党员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及工人代表凌楚藩、杨德甫等代表全体工人到洛阳面见吴佩孚，提出：根据约法和吴佩孚1921年的政治主张，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代表们回郑州将吴的态度告诉全体工人代表后，工人们无比愤怒，一致同意冲破一切阻力，按时召开大会。2月1日清晨，京汉铁路各站区和兄弟铁路的代表430多人和郑州铁路工人1000多人抬着各地赠送的匾额整队向会场进发。沿途军警荷枪实弹，关卡层层，妄图阻止大会的召开。双方相持数小时，工人代表终于不顾敌人刺刀、棍棒的威胁，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这时，军警已层层包围了会场，会议代表很快被驱散，各地工会赠送的匾额被捣毁。旅馆、饭馆、总工会办公的地方等到处都住满了军警。他们逼迫工人离开郑州，工人代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成立大会上与军阀发生冲突后，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全路自2月4日起举行全路总罢工，抗议吴佩孚的镇压。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

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了五项条件：（一）要求交通部撤革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要求吴、靳（云鹗）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二）要求路局赔偿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三）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将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之一切匾额礼物，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价，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向总工会道歉。（四）要求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在党组织和总工会的领导下，罢工有秩序地进行。罢工工人向旅客散发传单，说明工人的自由权被摧残，不得已而罢工，取得旅客的同情和支持；向全国各界揭露吴佩孚等反动军阀的罪行。工人内部的组织也十分整齐严密，因为全路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小工，无有不是工会会员的。各会员听命于各分会，各分会听命于总工会，秩序井然。维持秩序，则有全路各分会素有训练之纠察队；刺探消息，则有罢工期内各分会临时组织的调查队。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镇压罢工工人，吴佩孚、萧耀南、曹锟、赵继贤等反动军阀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往返电商，密谋策划，血腥镇压罢工工人。4日，敌人采用高压手段，强迫复工。5日在郑州逮捕了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和姜海士、刘文松、王宗培、钱能贵等人，对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甚至严刑拷打，威迫他们开车复工。他们始终坚持“非得有总工会命令，不能开车”。高斌惨遭酷刑，不久牺牲。信阳分工会委员胡传道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不屈不挠，拒不复工。2月7日，吴佩孚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实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在河南，郑州有6人被捕，1人被迫害致死，300多人被开除。彰德、信阳、新乡等处都有被杀的。广大工人受到迫害，郑州党组织也被破坏。在河南领导工运的党的负责人李震瀛、赵子健、徐宽、姚作堂、戴清屏、解长春等被迫离去，工人在斗争中争得的权益全部被剥夺，工会全部被封闭。

　　1923年2月7日的汉口，在吴佩孚的命令下，湖北督军萧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判”，工会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中，遭到反动军队的枪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前后牺牲52人、被打伤300多人。反动军警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让他下令复工，遭到断然拒绝，林祥谦英勇就义。在武昌，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杀害。反动军警的疯狂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勇猛的奋斗精神和最伟大的牺牲精神。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人民更加认识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这次罢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血的事实也告诉我们，要推翻反动的军阀统治，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阶级，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反对军阀；如何开展农民运动，结成工农联盟。在罢工斗争中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阀，赤手空拳的工人只能遭到残酷的屠杀，这就为我党提出了武装斗争问题。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在积蓄更多的力量，准备进行更大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总结中共二大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经验教训，着重阐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马林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的报告，瞿秋白作了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各地区代表报告了本地区的工作情况。大会讨论中就如何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陈独秀、马林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并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以此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张国焘、蔡和森等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同时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正式确定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进行和发展国民革命运动，为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大革命的到来，做了思想上、理论上和策略上的重要准备。但中共三大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