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一次秘密接头

澈朗

父亲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作为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共有多少次秘密接头，恐怕他自己也记不清楚。然他的第一次接头，他却是记忆犹新，终生难忘。因为那是他人生新的起点，他选择了自己一生要走的路。从此他坚定地跟着党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1937年，阳春三月，广州文明路两旁的大叶榕树。春来叶子转色，满目金黄。继而落叶缤纷，褪去一身的“黄金甲”，萌生出嫩黄细叶，绽放出一树的青翠，微风带来了最初发出来的略可觉察的春天气味——萌芽的大叶榕树和飘落下黄叶的气味…… 夜幕降临，坐落在文明路旁的国立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山大学)。尽管世事纷繁、国事风雨飘摇，但校园内的那份宁静幽雅，依然还在其中。晚习后的同学，三三俩俩结伴而行，看似悠闲地出入校园散步。在校门外不远处，昏暗的路灯下，站着一名身穿整洁中山装，举止儒雅的年轻人，他手持一本封面为电影明星胡蝶头像的《新认识》杂志，时而徘徊在路灯两旁，时而又停下来，翘首东望，生怕错过了时间，错过了要见的人，他急切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一个从末见过面和他手持同样杂志作为信物的人……这绝非是谍战剧中地下工作者接头的桥段，也不是小说中约会的故事情节。而是父亲在他离世前九十天，撰写的忆文中的一段回忆。 广州青年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 　　父亲1917年3月出生在广东省台山县浮石村。父亲家中无土地，无积蓄，赤贫。兄弟姊妹五人，父亲是老大。台山是中国第一侨乡，很多人为了生计出国做劳工。爷爷也不例外，早年去了美国，在洗衣房打工，省吃俭用攒些钱寄回家勉强养活全家。 父亲从小勤思好学，成绩优秀。中学毕业后，他为了帮助爷爷分担一部分家庭的负担，回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爷爷很懂得父亲的心思，但希望他能继续读书深造，又爱莫能助，他只有拼命的去打工挣钱。1935年1月，在父亲工作一年后，爷爷从海外寄回一笔钱，指定其中一部分钱给父亲念书之用。父亲考虑再三，选择了学制短（三年制)，所学的专业好找工作的公立学校——广东省立广州农工业职业学校（高等)土木工程系。 1935年7月，父亲考入学校，他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十分刻苦，他成绩无论是在班级还是在全系都是名列前茅。然父亲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深知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兴亡息息相关。早在中学期间，他就和同乡的进步同学，创办了《浮石青年》杂志，抨击时事，畅谈国事。 1935年，父亲读书的学校。 　　1935年6月，日寇铁蹄步步深入，制造了“华北事变”，险恶的局势冲击着忧国忧民的北平各大、中学校青年学生的心灵，他们深感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场以学生为主力军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提出了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的诉求。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接着全国各地掀起了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高潮，广州学生成立了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由中共广州地下党领导并组织下，在12月12日、12月31日、1936年1月9日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游行，父亲和他们学校的进步同学也行走在示威游行的队伍中，义不容辞地投入到了这股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父亲的老师何竹君（后知为中共党员）一直以来都十分关心父亲的成长，经常介绍一些进步的书刊给父亲看，引导他走革命的道路。这也是父亲最早接触到的共产党员，虽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老师的真实身份。何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慎重考察，认为父亲是可以重点培养的“红色种子”，是能够点燃的革命星火。于是他安排了父亲的第一次接头。 1938年7月，父亲（前排左四）在广州读书的毕业照。 　　来和父亲接头的人名字叫余铭艳（又名余明炎)，是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同年担任了中共中山大学党支部书记）。当天晚上，父亲由余铭艳带引与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及广州学生救国联合会领导人见面，并接受了父亲参加广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即秘密学联)。根据秘密组织的原则，联系方式采取单线联系。此后，这位领导人曾多次到学校找父亲谈当时的形势，布置他团结和发动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通知父亲参加一些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学生工作，介绍他和一些进步同学参加报告会。父亲根据指示积极组织进步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多次参加公开的群众集会，同时还组织成立了“蜜蜂读书会”。后来，父亲在广州又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并担任台山县区支队委员、中队长、大队长。 1938年8月，父亲完成了三年学业，放弃了城市中待遇优厚的工作，依然回到了家乡台山浮石村继续从事教育和抗日宣传工作，并担任浮石学校教导处主任，校长等职。 1949年，父亲（右一）在台山游击区。 　　七七事变”爆发后，战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1938年10月，日寇从大亚湾登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日寇轻易地占领了广州。接着，长驱直入江门台山等地。台山人民忧心如焚。父亲和一些从事抗日斗争的青年多次在一起议论，当日寇侵入台山之后，我们怎么办？最后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是：只有拿起枪杆子和敌人干，这才是出路。他们经过反复的计议，一致认为，只有找到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组织和进行武装斗争。几经周折，他们终于把党找到了。党组织对他们在台山搞抗日宣传活动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很快在1938年11月吸收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救亡时期，发展党员，建立和发展基层党组织，是我党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党员在地方上起革命领头作用，基层党组织则是带领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战斗堡垒。 父亲和赵彬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们在浮石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任务。第一批党员是由父亲和赵彬亲自发展起来的。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1939年上半年，上级决定成立中共东南区委员会，父亲被选举为区委委员。同时，由父亲和赵彬共同建立了浮石乡的第一个党支部，并由父亲兼任第一任支部书记。 1949年，父亲在广东台山县工作照。 　　党支部成立后，积极宣传抗日，并成立青年抗日先锋队，建立乡武装自卫队，组织在乡学生们画抗日漫画，出墙报、唱救亡歌曲、演抗日剧。一时间，浮石村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他们还通过《浮山月报》族刊，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获得海外侨胞大力支持，纷纷捐款支援抗日。党支部日益蓬勃的壮大，做出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工作。 日军曾两次侵入台山县，父亲带领本村党员巡逻放哨，率领全副武装的该乡自卫队和群众，并与邻近各乡村共同联防，到横江至斗山的公路布防，狙击日寇，将日寇击退，保卫了浮石以东的一大片乡土，保护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对于父亲来说，“一二·九”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更是他找到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明灯。其实，引导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从爱国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结合、和毛泽东思想结合、和工农兵结合，最后成就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共党员何竹君老师，在1937年春天播撒下的“红色种子”，到了1938年秋天，已在岭南台山这片红色的沃土上，遍地扎根、发芽、开花、结果…… 1939年冬，父亲被任命为中共台山县东南区委书记，他深感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作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去播撒“红色种子”，点燃革命火种的使命感也更加强烈，他坚信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革命必定成功。 谢谢您的阅读！（文章中第一、二张图片源自网络）补记： 其实，父亲的这个故事已经讲完了，但我思前想后，还是做个补充。父亲一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至于职位、政治待遇更是不屑一顾。所以父亲的这段经历他从来没有提过，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历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都会填写上这一段，不过在参加革命工作一栏填写的是1938年10月，他在重病期间，偶尔翻阅老干部手册，看到早在1970年中组部就下达《关于我党在白区直接领导的部分组织、团体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计算》通知，其中说“一九三六年成立的重庆“救国会”和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即秘密学联）……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直接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凡参加这些团体、编入组织系统、过组织生活的正式成员，在团体活动期间和停止活动以后，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加入上述团体之日算起。”于是，他联系到了当年的接头人余明炎，并出具了证明，他向组织部门写下关于修改参加革命时间的报告。198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XX工业部作出了批复，同意父亲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改为1937年3月。这时距父亲离世已经两年多了。其实这早已经不重要了，父亲的精神和品质早已经铭刻在了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