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杂记（上）

谷雨

　　我的家史

话说四十年代，在燕赵大地上，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河北省灵寿县南伍河村。饱受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重新建设自己的家园。

听父母说，解放前，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肆意践踏我们的国土，残忍杀害我们的人民，在离我们村只有三四公里远的石坎村，修筑了炮楼。我们这一带的各个村子可遭了殃，三天两头闯进村子，实行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

有一次，日本鬼子闯进我们的邻村——龙田沟村，把手无寸铁的乡亲们都从家里赶出来，赶到村外的一个低洼的地里，再把玉米桔扔到乡亲们跟前一同点着火，一村的人就这样葬身于火海

我爷爷、奶奶、父亲和乡亲们一样，整天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有一次，鬼子闯进我们村子，把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赶到村东河边的沙滩上，都让脱光衣服，在沙滩上跑圈。一家子有老有小，有公婆，有媳妇，就这样拿乡亲们取笑，羞辱乡亲们。真是可恨之极！

还有一次，我爷爷在地里干活，我奶奶去给爷爷送饭，刚出家门没走多远，日本鬼子就闯进了村子，发现了我奶奶，就把我奶奶抓住扔到了路旁的一口水井里，还有二脏子姐姐小喜子，才十来岁的小姑娘也扔到了井里。可恨的鬼子还怕她们爬上来，就往井里扔石头。等鬼子走后，乡亲们赶到才把他们救上来，头上砸的满头是血，小喜子死里逃生才算捡回一条性命，可怜的奶奶，却死在了鬼子的残暴中！这次大扫荡，我们家的三间房子也被日本鬼子烧了个精光，当火已烧到我家东邻居进义家的房角时，乡亲们正好赶到才扑灭，才保住了他家的房子。

从此，我爷爷，父亲没有了家，没有了一切，整天串房檐住。过着流浪的生活。母亲嫁到这个家的时候还寄住在别人家里，一贫如洗。为了生存，爷爷和父亲去给人家当长工，挣口饭吃，剩下母亲一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很多时候都是饿着肚子挺着。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大姐出生还没满月，又听说鬼子进村扫荡了，乡亲们慌忙往庄稼地里跑。我母亲说:“这可怎么办啊？孩子这么小”?父亲说:先别管孩子了，赶紧跑吧！”幸亏那次虚惊一场，鬼子没来，姐姐也算是命大。

自从来了共产党。我们家才慢慢的盖上了自己的小茅屋。生活虽然很拮据，还算满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安稳的生活。

母亲试探我

五十年代，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排行老四，三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最小。听母亲说，在我三岁的时候，平常就是我自己走路，自己跑着玩儿。忽然有一天，我非让母亲抱抱，母亲手里有活儿，顾不上抱我，让我自己走。我委屈的说:“我看不见”。母亲以为我耍赖，就放下手里的活儿，把我抱起来。从那以后，我一直让母亲抱着，不肯下来自己走。母亲想:莫非是孩子眼睛真的看不见了？于是，准备试探我一下。有一天，母亲从街上买回了两个麻糖。（即油条，在那个时候，麻糖可是最好吃不过的食物，平时是吃不到的。）母亲一声不吭地分给我的其他几个姐妹，一人一小块儿，唯独没有给我，母亲看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一点儿反应也没有。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的眼睛真的看不见了。母亲赶紧带我去看医生。经过医生的妙手回春，我的眼睛渐渐恢复了视力。我们同村的一个男孩和我同岁，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他和我一样的眼病，但他的一只眼睛却永远失去了光明。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有一个好母亲，我在母亲的呵护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健康成长。

妹妹夭折

在我五岁那年，都吃大食堂。家里一点儿粮食也没有。小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不上学就没饭吃。大人们只要能干活的人，如果不给生产队里干活，就没有饭吃。当时我两个双胞胎妹妹才八个月，队里为了照顾我母亲，守着家近，就让她每天套上牲口，给生产队里用碾子碾面。两个妹妹从来没人抱过，一直在炕上躺着。碾子在离我家门口不

远的地方，母亲有时候回来拿一下罗面的罗筐或扫面的笤帚等工具时，一进门就听见两个妹妹在嚎啕大哭。母亲推开屋门，两个妹妹看到了母亲就立刻停止哭泣，爬起来用期待的目光等待母亲来抱。可是母亲哪有时间管他们，拿上所需要的东西硬着头皮把门一关就走了。两个妹妹又失望的头一歪，躺在那儿“哇哇”大哭起来。

有一天，我习惯的和妹妹躺在一起，搂搂，摸摸，亲亲，怎么大妹妹一点儿反应都没有？母亲含着眼泪告诉我说：“起来，别在那儿躺了，你妹妹她死了”。这时我才注意到妹妹黄黄的小脸，瘦的可怜。我虽然不大明白“死”的真正含义，但我知道大妹妹死了就不能和她玩儿了。母亲把平时两个妹妹玩儿的两个小棒槌其中的一个，给大妹妹揣在身上。意思是怕她把小妹妹也带走。就让小棒槌陪她去吧。然后裹上破席片子给掩埋了。到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来，就感到一阵阵心酸。

大妹妹死后就剩下小妹妹了。为了给他补充营养，不知道母亲从哪儿弄了一些红薯干，放在锅灶里用火烤一烤。烤成黄色，然后母亲放在自己嘴里嚼一嚼。再嘴对嘴送到小妹妹的嘴里喂她。我当时也站在跟前看着。馋的我直流口水。有人可能不太相信，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虽然只有五岁，记忆不是太清楚，不知道我每天吃什么？但我知道给妹妹吃的红薯干儿，我却吃不上。我也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次大便都解不下来。不管我自己跑到哪儿去玩儿，想大便就得跑到母亲碾面的碾子旁，让母亲帮忙。母亲看我憋的难受，就摘下自己头上插的簪子。给我从肛门儿里往外掏。

父亲的离去

小时候的记忆就像做梦一样，影影绰绰，只记得有这回事，详细的来龙去脉却回忆不起来。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父亲个儿不高，大概一米七左右，头上系一条白羊肚毛巾，穿着撅尾巴小棉袄，大腰子棉裤，穿一双母亲亲手织成的，白粗布做的袜子和一双圆口黑粗布鞋。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太穷了，吃不上，穿不上，一到冬天就冻得直咳嗽，所以长年累月犯下了气管炎的毛病。母亲看他经常咳嗽，就不让他抽烟。但父亲的烟瘾较大。就是戒不了。当着母亲的面他不抽，背过母亲，他就想抽几口。我们农村一家一个厕所，一般都在家门外不远的地方。我常常去厕所的时候，撞到我父亲偷偷的抽烟。他看我发现他抽烟后，就赶紧回避——把烟掐灭。他是担心我会到母亲那里告他的状。不过我没有那么做，我是怕父母会引起战争。当然，母亲这么做也是关心他，为了他的身体。后来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到最后体力活儿都不能做了。一切都靠母亲支撑这个九口之家。

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农历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那天，父亲的病更加严重，气喘憋的喘不过气来，坐在床上不能躺，就斜靠在紧挨着窗台儿的墙上。母亲看到父亲病的厉害，就吩咐我两个姐姐，徒步到离我家十来里路远的柏山公社去请医生。谁知天气也跟着作对，那几天雪一直下个不停，地上的雪已经有半尺多深了。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没办法，救父心切，两个姐姐冒雪去请医生。走在路上。天地之间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哪是路哪是田野。幸好路的两边还有一些树木做参照物。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艰难的向前行走。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到达了目的地。没想到由于医生出诊，又失望的返了回来。全家人心急如焚，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决定再到慈峪镇医院去请医生。但是医院离我家也有十来里远的路程，又到了下午，天气又不好。再让我两个姐姐去，母亲有点儿不放心。就拜托我家邻居干辰子去给父亲请医生。等医生来了已经是傍晚了，不管怎样，总算把医生请来了。两位医生给父亲看了病，打了针。母亲忙着准备被褥让医生住下来，明天再走。谁知给父亲打针后，病情越来越严重。除了我母亲，我大姐，二姐守着父亲外，剩下我们姐弟几个已经在另一个屋睡下了。当我在睡梦中听到哭声时，才知道父亲竟然这么快就离我们而去了。全家人沉浸在悲痛之中……最后掩埋了父亲的尸体，全家人还得过日子。

父亲去世后，我大姐就和已经订婚的姐夫结婚了。因为父亲刚去世，也没办婚礼。父亲生前就和母亲说过，咱六个女儿。最少要嫁到本村三个。儿子小（父亲去世时弟弟才三岁）怕家里没有男人受欺负。为了照顾我们这个家，大姐就嫁到了本村，以便照顾我们这个家。我二姐主动放弃学业，和母亲一道，挑起了家庭的重任。只要是男人干的活儿她都干。什么推土垫圈，积肥，出圈，（不过姐夫也经常帮助我们）分东西等等。队里分红薯，玉米等农作物，都靠二姐用小车往家里推。我们姐妹几个有时用绳子的一头绑在推车的前面，一头搭在肩上往前拉。记得父亲去世那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全家把分得的玉米杆儿从地里弄回家里的时候，月亮已经升的老高老高了。我们家别说赏月吃月饼了，连晚饭还没来得及做呢。母亲，姐姐累的一屁股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又累又饿又难过。不由的想起父亲来。想起没有男人的日子是多么的不容易。全家人沉浸在痛苦之中。

自从父亲去世，上面的情景经常出现。我们姐妹几个就像跑接力一样。大一个走一个。剩下家里这个最大的，就得挑起家庭的重担。每年夏收还好点儿，因为分麦子都是在打卖场上分。虽然是晚上分，去的时候上大坡，回来的时候下大坡，总算离家近点儿。最难的是秋收，每次分东西都是晚上。偏偏也怪，每次分东西抓阄，不管是我们自己家人抓阄，还是负责分东西的人替我们抓阄。很多时候抓的都是大号。别人家兄弟多，一趟就把分得的东西弄回家了。我们家号大，分的晚，而且又是女孩子，一趟还弄不回去，经常是分完东西后地里几乎没什么人了。剩下我们姐妹几个在漆黑的夜里，在羊肠小道上艰难的往家挪。虽说是路比较熟，但是路只有一尺多宽的平路。往左是很高的山坡，往右是一条一米多宽的小河沟。独轮车稍微走偏一点儿，就会滑倒在路旁的小河沟里，还得重新装车。好多时候我们都是一边含着泪一边干的。

治病

就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年，一天傍晚，吃过晚饭，我突然感到肚子疼的厉害。母亲因为家里活多，顾不上理睬我。那天我大姐夫也正好给我们家干活儿还没走。（自从我父亲去世后，大姐夫经常来我们家帮我们干些重活，累活。在我们姐妹眼里，他就像父亲一样关心我们）他看我疼的直哭，就说：“那我给你揉揉吧”！他这一揉不要紧。吓了他一跳！怎么肚子里有个像小球一样的东西？随着手的推动而移动位置。当时家里人也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我姐夫和我母亲立刻带我连夜赶到慈峪镇医院去看医生，结果医生检查时又摸不到了。我们只好又回到家里。回到家后又能摸到了，家里人感到奇怪，就找了当地的江湖医生给治。结果花了好多钱，一点儿用也没有。后来不知道哪个医生给出的馊主意：往肚子上抹蛇血可以治好。有病乱求医嘛，于是母亲就让我的小伙伴儿们去到野地里捉蛇。把捉回来的蛇放在我们家门口的碾子旁。把蛇斩成两节。随地在肚子上抹蛇血。抹了一段时间，结果也不管用。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也太愚昧了。

这段时间大概持续了多半年。我虽然有病，但是没有耽误过干活儿，有时干完活儿或是放学回到家里，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偷偷的抹眼泪。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活多久？事后我才知道。在我痛苦的同时，母亲和家人也经常瞒着我掉眼泪，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等到第二年春天，母亲和大姐夫（因为大姐教学没时间）决定带我到石家庄省医院去检查。这才知道是子宫瘤。医生说：“瘤子已经很大了，需要尽快手术”。母亲说:“不管怎样，生命重要”。于是就在那里做了肿瘤切除手术。

生活中的甘与苦

我母亲是个明理之人，我家姐弟七个，只要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就把我们送到学校去上学。我们姐妹也体会到了母亲供我们上学不容易，要为我们付出很多。所以我们除了上学，一早一晚儿还要帮着母亲做家务。比如，早晨早早起来，母亲和两个姐姐去生产队干活去了。我和两个妹妹也不能睡懒觉，各有分工。有的去地里拾柴火或者打猪草。有的在家里准备早饭。做好早饭后，给母亲他们丢在锅里，等他们收工回来再吃。我们上学的，吃了早饭，就可以去上学了。下午放学，还要去地里拾柴火。要是一天不拾柴火，第二天就没烧的。我所说的柴火还不是木柴，因为村里的树木是不让人随便砍伐的。我们所说的柴火，就是地里滋生出来的野草，弄回来后还要背到房上晾晒，有时候还没等晾晒干就得烧，灶里冒出来的黑烟，熏的我们两眼直流泪。这都是常事儿。

秋收过后，为了让自己家里的生活过得宽裕些，我们姐妹几个一早一晚还要到地里去拾红薯，花生等农作物。每次拾回来后，我们姐妹几个还要比一比，看谁筐里拾的多。母亲高兴的说：“做吃，做吃，做上了就能吃”。从母亲朴素的话里让我们明白：只有辛勤劳动，才会有好的生活。

　　干完一天的活，晚上还要推碾子碾面，这几乎也是天天如此。有时候推着推着就趴到磨棍上打开盹了，但我们还得坚持，如果今天不推碾子，明天就没有下锅的食物了。有时候推了一会儿，实在太累了，推不动了，第二天就得吃玉米糁儿了。那时候反正也吃不上白面，每天早晚都是喝玉米面粥或喝玉米糁儿粥，饼子也只能中午吃一顿。

一到暑期，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雨下个不停，有棚子的碾子，村里没几个，推碾子排不上队，家里人急得团团转，磨不上面就没有下锅的东西，急也无济于事。没办法，只能去菜地里摘个大南瓜回来，煮一煮全家人凑合着对付一下。

　　想起那时候实在是太苦了，但一家人苦中作乐。到了农闲时候，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编苇席。全家人不管是上生产队干活收工回来的。还是放学回到家里的，都有活干。要么做饭，要么破苇篾，去苇皮，要么编苇席，要么……反正每个人都不能闲着。尤其是编席子。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没有电灯看不见怎么办？我们就点着自制的煤油灯。用高粱杆的一头折一下，折成个“7”字形状。然后短头穿在房顶椽子与椽子之间的空隙里。另一头自然垂下来。垂到离地面一尺多一点的距离，再在高粱杆上钉一个小钉，最后把煤油灯挂在小钉子上，这样就可以照着编席子了。编一会儿还要把椽子上插的高粱杆儿移动一下位置。

　　到了七十年代，我们的小山村通上了电，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灯。记得安上电灯的那天晚上，我感觉太好了，以前的小黑屋，瞬间变成了一个明亮的世界。以前晚上编席子，只能看到油灯周围的一小块儿地方。现在可好了，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看的一清二楚。我们姐妹几个高兴的坐在屋地下编苇席，不知不觉天亮了，我们也不觉得困，一张又长又宽的大席子也编好了。

　　自从村里通上了电，我们编席子就更起劲儿了。冬天地里农活儿少了，夜也长了，晚上，母亲在炕头纺棉花，我们姐妹在屋地下编席子，都是干到很晚才睡觉。有时候困了，光想打瞌睡，我们就用唱歌儿、唱戏提神儿。当时，流行革命现代京剧样板儿戏，姐妹们都会唱，我们唱了一段又一段儿。有时候还有道白，尤其是京剧《红灯记》，我们能从头到尾连唱带说一直到剧终。我弟弟年纪小，不会干活，他也跟我们一起学唱。看了歌剧《白毛女》，就学白毛女唱着:“我恨不得踏平奶奶庙”，唱着唱着就从炕上跳到屋地上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所以困乏的感觉也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在我们看来，虽然晚上编席子冻了手脚，扎了满手的刺儿。但是我们觉得还不算苦。买苇子，卖席子那就更苦了。除了完成生产队交给的编苇席任务外，我们自己家也得搞点儿小副业。要不一家人的开销怎么办？当时是不让自由买卖的。如果被发现你买卖了，就给你定个罪名叫“投机倒把”。为了生计，我母亲，二姐趁天快黑的时候，就到离我们家十多里路远的村子里去买苇子。三更半夜偷偷的用自行车或独轮车拖回来。经常是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皑皑白雪。手冻红了。脚冻青了。从没有说过苦和累。

　　卖席子就更苦了，都是到离家一百多里的邻县城去卖。（因为邻近的各个村庄都有芦苇，家家户户都会编席子，近处不好卖。）这个任务大部分都是我二姐和我大姐夫来完成。

那时候基本上是五天一个集，如果明天是集的话，今天晚上我母亲基本上都不能睡觉了，因为半夜就得起身。当时也没有钟表，不知道几点？又怕睡过点了，所以母亲每隔一会儿，就得出来看看天上的星星。（天上有三颗排列成直线的星星。和太阳的远转规律差不多，母亲叫它“食儿”）当食儿在正南方时，就证明是半夜十二点了。这时候，母亲就起来给二姐或大姐夫做早饭。还要准备中午的干粮当盘缠，再和二姐或姐夫一起把八尺多长，五尺多宽的七、八个席子卷起来绑好，然后抬到门口，横捆在自行车后车架上。把他们送到路口，然后消失在了漆黑的夜里。

　　他们摸黑儿走在路上，随时观察路边的动静，观察前方是不是有路卡？如果发现有路卡，还得绕到小路或田野里走。

有一次，二姐快到走到获鹿的时候，不知怎的连人带车栽到了路旁的沟渠里。多亏了一位解放军同志发现才帮她把车子、席子一同弄上来。这一路上，不知经过多少坎坷才能到达目的地。

这一天母亲总是提心吊胆，心里犯嘀咕:席子卖的顺利吗？没被关卡扣住吧？一直担心到这天晚上。二姐或姐夫回到家里，有时候带去的七、八个席子全卖了，全家人特别高兴。有时候没卖完，有时候被市场管理人员没收了席子，一分钱不给。全家人心情低沉，心里难过。尽管这么辛苦，这么冒险，也从未放弃过。因为这是我们全家人生存的唯一出路。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南伍河村在一代又一代村干部的领导下，帮助村民脱贫致富，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我为之骄傲。愿我的家人和乡亲们不再受穷，日子越过越富裕！愿我们的伟大祖国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