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迟子建，汉族，1964年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村，《额尔古纳河右岸》2008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小说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通过自己的一生，如同讲故事一般，让读者看到了一段鄂温克族随着时代变迁，从山林走向城镇的历史。 小说分成的四个部分：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这是一天从早到晚的变化，是一个人从幼年到暮年的改变，也是一个民族从一种生活方式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变迁。 公元前2000年鄂温克人的祖先居住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三百多年前，俄军侵占她们生活的领地，祖先被迫从雅库特州勒拿河迁徙，它的上游也就是贝加尔湖，渡过额尔古纳河，在右岸的森林中生活，原本12个氏族，在岁月的水流和风中离散，最后只剩下6个。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大兴安岭原始丛林最后游猎民族的鄂温克族的生存史，里面有一个以打猎、驯鹿为生的乌力楞百年变迁，有对神秘萨满文化的虔诚、敬仰，有一个氏族男女的爱恨纠葛，有苍凉悲壮的死亡、也有写不尽的爱与温暖。 她们的乌力楞有十几口人，父亲林克是打猎高手，母亲达玛拉是全乌力楞女人中最能干的。她父亲的哥哥，是他们乌力楞的族长，尼都萨满。她的姑姑依芙琳，很爱讲故事，她们民族的传说和父亲家族恩怨，大人间爱恨情仇，都逃不开依芙琳的嘴。这里还有她伯祖父的儿子伊万，自己用水獭皮、灰鼠皮换回来一见钟情的俄罗斯妻子，还有一心想要孩子的玛利亚和哈谢，跟他们的瘸子父亲达西。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故事，从他们乌力楞讲起。乌力楞是鄂温克语音译，意为“子孙们”、“住在一起的人们”。这里有古老的驯鹿文化。她说驯鹿是神赐给我们的，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驯鹿有马一样的头，鹿一样的角，驴一样的身躯和牛一样的蹄子，是汉人眼中的“四不像”。 驯鹿性情温顺，能负载很重物穿越山林沼泽，浑身是宝，鹿筋、鹿鞭、鹿心血、鹿胎都是名贵药材。它们吃苔藓、石蕊，蘑菇，啃桦树皮等等，森林就是驯鹿的粮仓，而乌力楞每次迁徙，都是为了给驯鹿找适合生存的地方。 他们崇敬火神，营地的火从来没有熄灭过。每次搬迁，都把火种埋在放着厚灰的桦树皮桶里，象征不管走在多么艰难的路上，光明和温暖都伴随他们。 书中写了世界未解之谜——萨满文化。每个部落都会诞生一个有着超常能力的萨满，通过萨满跳神可以驱赶病魔，每逢有人、驯鹿生病都会到有萨满的乌力楞找萨满跳神袪病。而这种治病方式的代价却是一命换一命，因此，小说中的尼浩萨满为了救治别人而失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她的小女儿贝尔娜因害怕死亡而逃走，直到妮浩临死也没见上最后一面。 书中还写了训鹰文化。瘸子达西的腿被狼咬掉了，原本死气沉沉的一个人，因为一只鹰到来改变命运，他把鹰训练成一只凶猛的猎鹰，找到咬断他腿的狼，最后猎鹰终于帮他报了仇，他和猎鹰也死在群狼之下。 日本人到来，吓跑了伊万的俄罗斯妻子，她怕受到迫害，带着自己儿女仓皇逃走，留下孤单的伊万像跌入深渊，而主人公“我”也在去寻找她们的路上，在山林里迷路，还遇到黑熊，好在碰到一个其他乌力楞留下的“靠老宝”（建在树上的仓库，鄂温克人在搬迁的时候，会将闲置的东西放在这里，野兽碰不到），也在那时她遇到了第一任丈夫——达吉达。 幸福时光没过多久，日本人将族中男子叫到山下集训，旧营地没有足够的苔藓和蘑菇，为了驯鹿，留守的女人只能自己搬迁，那一年，森林下了很大很大的雪，她们遭遇了“白灾”，驯鹿也走丢了，匆忙赶回的男人们分几路去找驯鹿，主人公的丈夫因为太累，在睡梦中被活活冻死，一同离去的，还有她因悲伤过度，早产的孩子。 民国三十一年，她们的乌力楞发生两件大事，主人公弟弟鲁尼的妻子妮浩成了新的萨满，另一个是姑姑依芙琳强行给她的儿子定下婚期，娶一个不喜欢的歪嘴女人，导致他新婚之夜自杀。 他们民族的命运改变从六十年代大批林业工人进驻开始，大规模开发，伐木声取代鸟鸣，炊烟取代云朵，而生活在山林中的游猎民族，以放养驯鹿为生的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成了最大受害者。 老一代人一个个离世，年轻一代开始下山定居，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属于他们的故事，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剩下他们留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小道”，那条由她们的脚和驯鹿梅花般足迹踏出的一条条小路，证明他们曾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书中有一段主人公关于生命的感悟：“我懂得了真正长生不老的是天上的东西，水中的投影不管有多么美，它都是短暂的。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的创作源于两个鄂温克人，一个是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玛利亚·索，她隐居深山100年,与驯鹿为伴,于2022年8月20日仙逝,享年101岁。她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另一个是走出深山并考上大学的一个叫柳芭的鄂温克女孩，极有天赋的画家，工作几年以后仍然回到深山生活。小说中她是主人公的孙女儿伊莲娜。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中国式的《百年孤独》，它同样是诉说一个家族百年兴衰，它以故事的发展，人物的变化，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难以用语言描述清楚的情感，在自然中获得，又在自然中失去。 一次意外的闪电，一次意外的狩猎，可能会让你的亲人失去，人们在山野相遇，最后又在山野中分离。人生的很多际遇，往往都是出乎意料，毫无征兆地消失。 他们所面临的相遇和离别，总是那样漫不经心，在恍惚之间发现人生完成了遗憾和别离这两道生命主题。他们似乎一直在和命运抗争，较着劲儿，但是到头来发现命运有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人与人之间爱恨都简单，聚散都随缘。 《额尔古纳河右岸》充盈着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生灵的关爱与体贴，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礼赞与颂扬，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的忧虑与不安，对宇宙生态平衡秩序和谐的祈盼与畅想。作品的通篇思想内涵里回荡着真善美的主旋律。可以在爱情、死亡、宗教与时代四个方面得到深刻的感悟。 一、爱情：在书中，有相当笔墨提及了各角色之间的爱情以及由此产生的纠葛、纷争与悲剧。而几乎其中的每一份爱情，都有值得探究之处。给予读者深刻印象有两组角色。 林克、达玛拉与尼都萨满是书中“我”的父亲和母亲，而尼都萨满则是“我”的额格都阿玛（伯父）。林克与尼都萨满兄弟二人同时对达玛拉一见钟情，而达玛拉则表示，“这两个小伙子都不错，......，她跟哪一个都行”。当兄弟二人为同一个心爱的姑娘而竞争时，身为哥哥的尼都萨满在兄弟情分与爱情之间作出了取舍，成全了弟弟与达玛拉。 林克与达玛拉之间的爱情十分真挚。可后来林克不幸遭受雷击死去之后，尼都萨满则重新开始了对达玛拉的追求。达玛拉是他一生的梦想，为了她一直未婚。追求爱情是他的权利。然而，二人之间的爱情无法得到氏族的承认与祝福，渐渐无疾而终。达玛拉独自一人承受了三种痛苦：丧夫之痛、孤独寂寞之痛、新的爱情不受认可之痛。这些痛苦，使其最后陷入了一种疯癫的状态，并在鲁尼（达玛拉之子、“我”的弟弟）与妮浩结婚之时不停跳舞劳累而死。 “我”与拉吉达和瓦罗加的爱情：拉吉达与瓦罗加分别是“我”的第一任和第二任丈夫。同时，瓦罗加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鄂温克族最后一任酋长。 “我”的两段爱情有着一种天然的轮回关系：始于黑熊，终于黑熊。为了躲避黑熊，“我”与拉吉达相遇，“我”的爱情由此开始。而瓦罗加最终惨死于黑熊掌下，使“我”的爱情画上了悲伤的句号。二者都因为某种原因过早故去，徒留“我”孤身一人回忆往昔的甜蜜，并忍受终生的孤独。 二、死亡：死亡也是这部书中不容忽视的一个话题。在书中出现的人物中，过半都在故事讲述过程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作者带着女性独有的温和平静，但是又不吝对于书中人物走向死亡的场景施以笔墨。借主人公“我”的语言给出了答案：“我已经说了太多太多死亡的故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会死亡。人们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却是各有各的走法”。 有的人是垂垂老矣自然死亡，有的人却是在孩提之年过早夭折，还有的人是在年富力强之时死于残酷的自然环境。有的人死得惨烈悲壮，有的人死得异常平静。特别对主人公的姑姑依芙琳之死值得思考，依芙琳是一个性格复杂而微妙的人物，她的心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所以平素多对他人口出不逊，其中不乏极其恶毒之言。她的恶言曾经深深伤害过与多位其他角色之间的感情。 可就她弥留之时终于重拾了一颗善良柔软的心。面对多次痛失爱子、刚刚产下男婴“玛克辛姆”的鲁尼妮浩夫妇，她安慰说，“这个孩子的哭声这么响，看来他在人间的根基深，狂风暴雨也吹不走！”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她终于放下仇恨，找回了平和善良的自己。“让清风驱散她心中所有世俗的愤怒，让花朵作为食物洗尽她肠中淤积的油腻，使她有一个安然而洁净的结局”。 三、宗教：本书中的一个亮点便是对于鄂温克族原始宗教首领“萨满”以及他们的神奇力量的描写。这些描写读起来极其不可思议。比如，萨满们是如何成为萨满的。尼都萨满刚刚成为萨满之时，竟能轻松踢起一块巨石，巨石如鸟一般飞入溪流中。而妮浩刚刚成为萨满时，竟能毫不费力地吞下一对如野鸭蛋一般大的铜铃。 作品带有一种神秘的诡异色彩，使其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艺术魅力。如萨满能跳神治病救人，能让腿伤结痂，能让活马死去，还有萨满的未卜先知，都让人感觉非常的神奇。这种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阅读体验，也正是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它强化了鄂温克族的神奇色彩，使读者能够对这一弱小民族产生敬畏之心。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现代科学能够解释的问题与现象仍然有限。冥冥之中，也许正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世间的一些规律。 书中对萨满妮浩的描写令人深痛，这是一个极其悲情的人物，她拥有美好的爱情、忠实的爱人，然而他们爱情的结晶却一次又一次葬送于妮浩为他人跳神治病的过程之中，甚至在最后一次因扑灭大兴安岭的山火跳神还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妮浩身上体现出了矛盾对立的二元性：一方面，她是部落的萨满，是尼都萨满的继任者，有拯救他人生命的使命。而另一方面，她也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当她一次次为拯救他人的生命而不得不舍弃自己孩子的生命时，她的内心不可能不悲恸、懊悔、自责。然而，这是她的使命所在。她的形象中总有一种偏于男性的刚毅顽强在熠熠生辉。在这一女性角色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大义”，一种近乎愚蠢的质朴善良，一种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责任感。 作品中还提到火神文化、驯鹿文化以及岩画、风葬等民族特征和习俗。在鄂温克人的观念里，火种代表着子孙后代的不绝繁衍，而火神可以佑护火种的延续，因此火神在鄂温克族人的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鄂温克族的岩画是打开北方民族历史文化及民间美术等方面研究的一把钥匙。 四、时代：书中，时代背景始终是故事叙述的一抹底色。该故事叙述的时间跨度极长，接近一个世纪。在21世纪伊始，主人公就已经有九十岁了。在这九十年中，中国经历了由丧权辱国到渐趋复兴的伟大转变。而以主人公为代表的鄂温克族人民，虽深居于山林，却仍受到了清朝封建统治、苏俄侵略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也面临土改、文革以及开发大兴安岭等现代文明对其相对原始文明的冲击。 最令人揪心的是关于沙皇俄国对于额尔古纳河沿岸鄂温克族人民侵略暴行的描写。书的名字叫做《额尔古纳河右岸》，它描写了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族的故事。可是，这是因为鄂温克族人只生活在河的右岸吗？不是的。鄂温克族人发祥于拉穆湖（今贝加尔湖）畔。 鄂温克族曾经广泛分布在额尔古纳河两岸。沙俄入侵后，河的左岸变成了俄国领土。从此，故乡变他乡，一族同胞成为两国公民。他们的祖先也许不会想到，他的后人再难回到他曾居住过的碧蓝湖畔，因为那里已经属于另一个国度。而他生活在异国的族人，如今有了另外一个名字：“雅库特人”。 《中国国家地理》中曾经提及一个概念——“跨界民族”。这些民族曾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然而由于领土归属的变化，他们变成了生活于多个国家的民族。地图上一条冰冷的红线，将一个活生生的民族肢解，成为一道无形的篱笆。除了东北边境的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还有新疆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云南的独龙人、景颇人、德昂人，他们都是“跨界民族”。 在这些“跨界民族”之中，还有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珞巴族，登记在册的人数仅有3000余人。2023年7月我们自驾西藏，途径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墨脱县让我们了解到，还有几十万的珞巴族人，他们生活在西藏的藏南地区。由于印度非法侵占了这片土地，并建立了所谓的“伪阿鲁纳恰尔邦”。珞巴族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利用国界线的划分将同一个民族的人们人为隔离开来，也许是近代殖民史上最残暴无知的行为之一。 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对《额尔古纳河右岸》授奖辞：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具有诗史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