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968年夏的一天，烈日当空，万里无云。区上造反派要在我们公社主持召开对敌斗争大会。全公社四类分子是一个不缺，没有人敢缺。人民群众就不一定了，相对比较自由，天气酷热，斗争四类分子不是新鲜事，很多人就没去参加。那时我已很少到学校去了。以我的觉悟，对敌斗争大会还是要参加的。这是立场问题。</p> <p class="ql-block"> 原来，区上造反派就是我们学校67级的另一派组织。先由造反派头头儿讲话，照例是——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时刻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广大革命群众要提高警惕，和一切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接着，他又——正告一切地富反坏分子，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否则，只有死路一条。</p> <p class="ql-block"> 直到这时，人们都还是以为，这次斗争会和往常一样，让四类分子低低头，让人民群众喊喊口号，再让几个人上台一番慷慨陈词，就会了事。可是，这次我们错了。</p><p class="ql-block"> 全公社一百多个四类分子列队低头站在公社操场里。一伙拿枪的造反派分别走到他们的队列中，用枪托向他们的背上狠狠地揣去。一时间，“噼噼啪啪”的闷响声骤然响起。那声音像极了生产队修建田埂堰坎时很多人一起捶打的声音。哀叫声不断响起。不断有人被揣倒匍匐在地，也不断引得观者一片惊呼。</p> <p class="ql-block"> 这时，我看见一名持枪者咬牙切齿地用枪托向一个个四类分子狠狠揣去。他眼里射出的仇恨是坚定的、果敢的，没有丝毫犹疑。这种眼神我太熟悉了。几个月前校园里响起枪声的那次，他欲置我于死地的时候就是这种眼神。看来，他当时是把我当敌人对待了。这人生得并非凶神恶煞，相反还比较清秀。他的仇恨或许源于他对革命的觉悟。他一定是要坚定地表明革命立场。</p> <p class="ql-block"> 看着他的身影，我的思绪在扩散——如果他认为我是敌人，枪里又恰好有子弹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向我开枪。我有些怕了。我当然知道他不会向我开枪。但这种幻想却固执地搅进我的脑海。我不想留在现场了。</p> <p class="ql-block"> 以那时的认知，斗争四类分子，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对，他们肉体吃一些苦也是他们为过去的过错应该付出的代价。从抽象意义上，我知道——对待敌人要像寒冬一样严酷无情。这是我应有的起码觉悟。具体到某一个人，我的觉悟就会大打折扣。挨打的人里面就有我很熟悉的人。我也不可能有那位端枪的同学那么高的觉悟。面对委琐的四类分子，有时我心里会突然冒出疑问：就凭他们，能推翻我们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有必要那么戒备他们吗？</p> <p class="ql-block"> 我的离去，并不是我有多不忍，有多悲悯，主要是觉得无聊，也有对那位打手同学的抗拒心理。</p> <p class="ql-block"> 中午时分，院子东头的山路上，一个年轻的女人顶着烈日，吃力地背着一个不断呻吟的老者。女人与老者是翁媳，和我们同院居住。女人不断地骂着自己的丈夫。老者也不很老，五十多岁，地主分子，在刚才的斗争会上被打得不能动弹。得到消息后，儿子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不得已是儿媳去把公爹背了回来。该骂，那好歹是你爹呀！乡亲们一致谴责儿子，对媳妇是赞不绝口。</p> <p class="ql-block"> 斗争会的终止是因为当场死了一个人。那人是一个姓胡的仙娘婆（什么成分不清楚，富裕人家一般是不会干这个职业的，应该不是地主富农，反革命也说不上，大抵是个坏分子）。或许是她的死挽救了更多四类分子的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