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选文之 少年不识愁滋味 十一 第一次远行

李雍

　　连日阴雨绵绵，小路泥泞，寸步难行。三个少年打着赤脚，轮换挑着沉重的水桶，从沟底向垭口一步步艰难地挪动。这是1967年深秋，我和同学王明刚、杨仁忠正在为我家挑水。我们要挑满一大缸，因为我们要进行一次远行。

这时的文化大革命已远离文化，盛行武斗了。武斗逐步升级，从上房揭瓦片互掷到钢钎肉搏，再到真枪实弹的战争手段。这仅限于双方战场范围，战场以外的广大区域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还不至于过分人心惶惶。

　　我们三人决定去达县看看。那是地革委所在地，是比县城高级的城市，也是我们力所能去的地方。头年大串联我已经错过，这次不能再错过了。我们虽然从没怀疑过文化大革命，但激情已经消退了许多。去达县的目的中，好奇成分占了主导地位。

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去的目的地和逗留的时间（我们当时也不能确定多长时间）。我简单地写了一封信，放在一个盛满稻谷的陶缸里，告诉妹妹，让她在我走后拿出来念给母亲听，或者等父亲回来后交给他。不想她压根儿就忘了此事。两个月后，我从谷缸里原封不动地拿出了那封信。

　　我们一路步行。从王明刚家（八庙公社）出发，在三汇镇和杨仁忠结识的一个三汇中学李姓同学会合，又继续上路。晚上投宿在李姓同学一个亲戚家。王明刚捅了捅我，用下巴指了指主人，悄声说，白虎团的。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仔细一看，才看清五十岁上下的主人臂膊上套着一个写着黑字的白袖套，原来是四类分子！我们还没坚定到（抑或傻到）即刻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地步。反正这是私底下，我们都泰然处之，该热情的热情，该感谢的感谢。

　　第二天黄昏，我们抵达达县城，开始了充满新奇感的生活。我们先后住过纺织厂、三完小、达高中。

我们靠“支左粮”过活。1967年初，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谁是左派？两派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唯一忠于毛主席的，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所属的一派是左派。重要的是，我们领到了“支左粮”——能够维持基本伙食的钱和粮票。

　　我们是自由的。从派别上，我们属于占据达城的这一派，但是，我们不隶属任何一个具体的组织，没有明确的活动，哪里热闹往哪里跑，算得上是优哉游哉。我还跟同学到郊外农田里捉过黄鳝。当然，我是看他们捉，我不会捉。听先来的同学讲，他们曾经捉过很多黄鳝，卖了钱改善了生活。不知何故，我参与的那次却没有捉到黄鳝。

　　达城有一个很著名的造反派头头——工人造反军司令张梁厚，彼时是地革委副主任。当时听得的关于他的传闻应该很多，但我只记住了一件。他披着外衣去地革委，新来的卫兵不认识他，问他要证件，回答卫兵的是几个响亮的耳光。那是一种时尚，叫做“造反派的脾气”。还没等文革结束，那家伙就被投入了监狱。

　　当时达城有一标志性建筑——天主教堂，高高的塔楼矗立在文华街，上面塑着“造反大楼”四个大字，很是气派。后来因为是危房被拆除了。达县人都说可惜。可当时拆它是必然的，一是没钱维修，二是缺乏维修技术，三是它属于“封资修”，拆了就拆了吧。这是后话。

两个月后，纷纷传说对立派要来攻城，甚至说他们已到了河对面的翠屏山上。再加上天气日渐寒冷，我们觉得不再好玩儿了，于是相约回家。后来，达成的武斗终究没有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