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锡侯的“字贯”案， 看对宜丰氏族譜牒的震慑和影响

古月

胡仁平

国史，方志、家谱是购成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凡国必有史、凡家必有谱。自古以来，家谱承载着伦理规范、塑造着人格精神、维系着社会秩序与发展。是一个家族得以延续的唯一存在的证明。只有一个个家族的存在延续、兴旺团结和稳定，才能使中华民族存在延续、兴旺。才能维系国家的团结和稳定。

自唐代以来，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对研究撰修家谱，持赞同支持的态度。这也是统治者为了宏扬伦理和维护社会稳定，以利於他們对老百姓的统治需要。

宜丰县始建于三国吴大帝黄武年间(222——229)，宋太平兴国六年(981)，改宜丰县为新昌县。民国三年(1914)，又复名宜丰县，至今1800多年的历史。宜丰原居住民最早入住不详。大多是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时期从中原北方等地区迁徙而来的。来的早点的有梅氏、陶氏、漆氏、雷氏、蔡氏、毛氏、张氏、胡氏等氏族。到民国三年(1914)，邑绅胡思敬编撰《盐乘》入选(氏族志)共有100姓(其中10姓无考)。2009年漆承扬先生编辑《宜丰百家姓》总计全县民国前居住在宜丰的姓氏有125姓。



　　这些氏族居民千百年來，辛勤劳作在这遍土地上，繁衍生息。每个家族为了溯源流，明昭穆、尊祖宗、行孝悌都编修有自已的家族谱碟。到至今多的修了十多次，少的也修了五、六次。

然而到了清朝，特別是乾隆时期，一改以往态度，对民间修谱及谱碟的格式、内容大肆干涉。而导至此事发生的导火索，除了蒙汉党争外，主要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文字狱”。

在清朝顺治到乾隆期间，全国有“文字狱”160多次。其中发生在乾隆时期的就有130多次。而对全国各氏族撰修家谱影响最大有二次: 一次是发生在乾隆三十年(1765)福建胡学成兄弟撰修家谱案；另一次则是乾隆四十一年(1777)江西新昌(宜丰)县王锡侯的《字贯》案。是清代江西最大的文字狱、也是全国四大文字狱之一。

王锡侯，字韩北、号滨州(1713、五——1777、十一)江西省新昌(宜丰)县，棠浦镇沐溪村西滨自然村人。自幼聪颖好学，5岁跟大哥进私塾，8岁通训诂，12岁能作文写诗，24岁中举。以后“九试春宫、屡试不第”。自此潜心著述，一生写过《国朝试帖详解》《书洁精言》《感应篇注》《望都县志》《江西文观》《经史镜》《王氏源流》《国朝诗观》等十余部书。 乾隆三十四年(1769)，他看到钦定的《康熙字典》收字四万六千之多，“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茫然”。于是开始编纂《字贯》。他按照《字典》之音训，扩充《尔雅》之义例，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部，每部之中，详加鳞次，其功用者居于前，其备用者于后。字之意义相同的，荟萃一处，便于读书查考。“字犹散钱，义以贯之，贯非有加于钱，钱实不妨用贯”，因名之曰《字贯》。《字贯》于1772年编成，1774年二月开雕，翌年刻成。1777年被人告发，江西巡抚海成接状，立刻奏请朝廷，革去了王锡侯举人功名。乾隆皇帝起初还不以为意。后亲自翻阅，看到《字贯》中将皇帝庙讳御名开列，没有避讳，悖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为从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斩……”。1777年秋月，王锡侯夫妻、弟弟、儿子、媳妇、侄子、孙子(女)共二十多人(后弟弟和侄子七人放回)，被押解到京城，十五人被斩首或贬为家奴。由此受到株连的官员达数十人。前巡抚海成也被判“斩监候”。

由于这些文字狱的出现，乾隆皇帝在上谕中，对全国各督抚要求留心稽察，着手整正。严历查处所有书籍，特別是家(族)谱碟中僭越及攀附的现象。尤其是在纂修《四库全书》时期，遭到禁毁的方志、谱牒无数。这样一来迫使全国很多民间家族，重新收拾撰修新谱。

王锡侯，作为本乡本土的人物，他的这场文字狱，宜丰的老百姓大多亲眼目睹或耳闻了王锡侯全家悲惨而血淋淋的劫难。所以对他們的冲击、振撼是十分罕見而惨重的。肯定要比其他县、其他省的老百姓更加刻骨铭心。宜丰绝大多数家族，为了吸取王锡侯血的教训，赶紧重新审视自家早前修的老(族)谱，不管有无攀附、僭越或避讳的文字语句，都积极主动的配合官府审查，变通获取支持，重新撰修族谱。并将老谱消毁了事，以免寻事惹祸召来灭顶之灾。

笔者前些年因编辑《宜丰历代登科记考》一书，而查阅了宜丰一百多姓氏族谱，得知我县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撰修族(家)谱的有: 县城熊氏1783年三修，胡氏1782年(治阳、棠浦讲堂、天宝东港、敖桥梅溪)四支合修，蔡氏1780年八修，漆氏1780年(东南门)两支合修，袁氏1777年(高安、上高、宜丰)三县合修，杨氏1773年三修，邢氏1776年五修；教桥良冈任氏1788年(与上高六口)合修，茶头钟氏1783年二修，聂氏1783年二修；澄塘李氏1772年七修，板桥冯氏1772年六修，曲水毛氏1782年(与同安党田毛氏)合修，巢氏1782年(与县城)五修；棠浦高氏1782年六修，喻氏1780年六修，龚氏1782年三修；新庄湖城黄氏1775年八修，南垣姚氏1765年四修，万氏1773年五修，晏氏1766年五修，张氏1765年三修；花桥义源周氏1783年三修，社溪金氏1773年四修，董氏1768年首修；天宝黄沙廖氏1783年六修，辛会罗氏1781年二修；潭山店上刘氏1781年六修，坪上萧氏1786年(与高安合)七修；黄岗潮溪卢氏1782年四修；车上文源萧氏1786年七修；芳溪城溪刘氏1781年三修，桥西潭港邹氏1780年七修。共計三十二姓。这只是经历了土改、文革后，遗留下来残谱的确切记载。而实际上在此期间修了族谱的远远不止这些家族。

　　但凡熟悉一点谱牒知识人都知道，家(族)譜的撰修都是有规制可循的。一般是30年一小修(支、房谱)，60年一大修(宗、族谱)。这样才能及时的将家族新生儿、逝去老人的年月日时，及家族中的大事(登科进士、中举、选贡、授官、宸翰、建祠、祭祖、族中俊彦的诗文等)准确无误的载入谱系中。否則就易容遗失或误记(特別是逝世老人的时辰)。虽说这个规制不是绝对的，若是两次修谱时间间隔不超过30年，肯定是不正常的。不是家族内有什么大事，就是当时政局突变，需要马上重新修谱予与更正。乾隆朝文字狱肄虐横行，也就是政局的突变，不仅使宜丰广大家族突击编修族譜。更有甚者，还有不少谱牒刚修不超过25年的家族，又重新再次修谱。如:县城蔡氏1755年才七修，1780年又八修；澄塘故村罗氏1756年才三修，1780年就四修；新庄冷氏1760年才二修，1784年又三修；石市丰桥李氏1767三修，才过15年，1782年又四修；城南、五里分场炎岭、芳溪新村彭氏1764年才合修，1782年又分修；澄塘彭源彭氏1764年才修，内有王锡侯写的一篇文章(传记)，1781年又重修(此还情有可原)，天宝松溪刘氏1767年六修，不到13年，1780年就七修；敖桥槽上郭氏1773年四修，未满10年，1783年又五修。石埠邹氏凌田1759年修了房谱，1777年拯、庆、固、致四房发起修族譜，恰逢王锡侯“字贯”案发，怕谱中疏忽，有应避讳而未避讳的字出现，殃及家族而罢休，至使这一届谱牒未敢刊印面世。

总之，在这段时期撰修谱者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生怕城门失火殃及魚池。在1782年胡氏治阳、冠溪、东港、梅溪四支合修谱中，冠溪支的郡廪生胡拱字润溪，在谱序中写道“……且有应避字样亟宜遵宪典而更正之……”。梅溪支的秀才胡荣耀也在原跋中说“……谱之难也，今之视昔抑又甚矣迩者、幸遵宪典改正字义。宜丰各族谱牒咸新……。”

表面上的看，宜丰这段时间各氏族突击修谱，好象是抓住了机遇，成功的逃避了官府的搜查，使家族躲过了灾难平安着陆。实际上，我认为县府，甚至省府的大小官员，都是有意无意地为大家修谱开放录灯。江西省前巡抚海成的下场，不就是他们的榜样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管辖的县府，查抄出来的违禁谱牒和书籍越多，并不等于自已的功劳越大，完全有可能适得其反。自己的罪责越大。所以官员们在处理这件事上，同样是谨小慎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象是在帮这些家族，实际上是在帮他们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