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堂“本事诗”

陈牮

全堂，现在是枫桥镇属的一个村。过去，它是一个镇，坐拥更早时候的齐东、乐山两个乡。早先，乡人看云识天气，主要看两处云，一是东面的齐鲤尖，另一处是西面的西大山（白毛尖）。齐东，意为齐鲤尖之东，民国时称齐鲤乡。

《本事诗》是唐人孟棨的著作，它不仅为我们保留下来诸多唐代诗人的遗闻轶事，还开创了诗话之体裁。

本文所谓“全堂”，大致就是全堂镇的范围；“本事诗”借指以全堂为核心、杨维桢族裔为主体、民国间一帮诗人汇编的《鲤峰诗钞》折射出的旧事，“包含不限于”全堂。

实事求是的说，由于民国方志的缺失，这是一项不易完成的“任务”——当然没人给我布置，也不见得有很大价值，如有若干同道愿意闲览，也就值了。

一

不妨先说说这部诗集本身。

《凡例》第一条即谓，“本编所采之诗，以齐鲤乡本处诗人所作，或外乡人士与本地诗人有唱和，或与本乡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有关系者，皆在网罗搜取之例。内记二则，有关吾乡风土，故附及之。此外，虽有佳作，恕不选入”，对编选范围作了明确界定。

《凡例》第三条曰：“本编同人于民国四年（1915）有《大东学社文薮》之发刊，分送于诸、嵊、富、桐一带，已历三十三年，惜当日只发刊一次，以后均未续刊。”也就是说，“本编同人”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事了，可惜我对《大东学社文薮》闻所未闻，更不知其为何忽忽夭折；而《鲤峰诗钞》成书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今继刊此《诗钞》，断自近代。无论人已作古，俱兼收并蓄，其大旨则在陶写性灵，保存国粹于一线。”既然有所传承，或许仍是想一直编下去的，但今天我能看到的，也只有一册，这次，“编”途多舛的原因，不难想见。

编写者多与大东公学有关。大东公学是今学勉中学前身，始于1909年。它脱胎于1899年创立之景紫书院，1907年新校舍落成，曾更名为大东乡学堂。说来惭愧，今天的文化机构很少有内部刊物了，即使有，也多是内部循环，自娱自乐。当年的同人刊物，不仅普遍，交流也广，居然分发到了嵊县、富阳、桐庐等地，其主旨更非今天的内刊所能比拟的。

二

《诗钞》的序也不能不说。文末署曰“中华书局编辑室主任朱文叔序于沪上”，时在“徒维困敦之岁清和节”。“徒维”即岁阳十干中的“己”，“困敦”是岁名十二支中的“子”，但干支纪年中没有“己子”。如果“己”是对的，该是己丑（1949）；如果“子”是对的，该是戊子（1948），我倾向于后者。清和节是农历四月初八。

朱文叔(1895-1966），桐乡濮院人，民国十年(1921)进上海中华书局，任中小学教科书编辑。此事当是《诗钞》重要人物杨鉴吾促成。我藏有一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上海东方文学社出版、九州书局发行的《曾南丰集》（曾南丰即曾巩，字子固，江西南丰人），校阅者即杨氏，他与朱氏也算半个同行。之所以称半个，是因为《诗钞》有吴柏恒者诗，题曰“鉴师掌教沪上，以故乡风景诗见示，敬步原韵贺其新居落成并祝大衍之庆”，他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这就不难理解后来辗转来到学勉中学（抗战时称忠义中学）、出现在校史记载里。杨鉴吾有《赠祝县长更生》诗，诗题下自注曰：“乙酉（1945）三月时莅忠校。”祝更生是在此前一年出任县长的，以县长身份视察这所学校，既是职责所在，或许还有旧情绵绵。他是当过枫桥区长的，周恩来当年到枫桥，就是他去谢家桥（今属绍兴市柯桥区）迎接的，周还为他写过“一切为了抗战”的条幅（见《祝更生自述》）。

乙酉年对忠义中学是个转折点，一是在六月，经提议改名为学勉公学，以纪念烈士朱学勉；一是于九月停顿，磋商落实迁到枫桥镇上事宜（次年二月复校招生，均见陈炳荣《学勉中学简史》）。既称“忠校”，当是上半年的事。

顺便说说，《诗钞》中有杨鉴吾《慰病》诗以“赠魏伯琴君”，又有《癸未冬夜宿樊葭岭》（癸未即1943年，樊葭岭今作樊家岭，属山下湖镇，是魏伯琴老家）；还有《癸未春詹燕堂先生盛宴相款志谢》，詹氏也有“步原韵”以回应。魏、詹二氏都担任过校董，可见相互之间情投意合。

此序对诸暨诗坛有俯瞰式扫描：“诸邑之以诗鸣者，铁崖、竹斋敻乎尚矣（意为杨维桢、王冕作为前代诗人已然颇有份量），次则枫川陈老莲有《宝伦堂集》，骆象贤、缵亭、筠孙有《溪园集》《万一楼集》《补梅花馆诗词集》，陈蓉曙（即遹声）有《畸园老人集》，兰台赵砚山（即赵家赵宝晋）有《养拙窝诗稿》，高湖余铁山有《函雅庐诗文集》，晚近徐病无复有《诸暨诗英》之发刊，云蒸霞蔚，极一时之盛。”《诗英》发刊于民国二十五年，已过去十二年，此间“江山社会之变易，政治风化之迁流”，使得“骚人韵士感慨所寄国故于是，存史迹于是”。

假设按照编者的“大旨”编下去，哪怕编个十年、二十年，它会成为一座地方文史的宝库。

但历史不容假设。

三

前文说到的“以故乡风景诗见示”，即杨鉴吾《以故乡风景夸同侪》，诗曰：

吾家浣水滩之东，

琪树丹崖处处同。

楼对青山常吐月（门对齐鲤、柯公、五鹫诸峰），

门垂绿柳自迎风（门前垂柳三株，额题“柳荫深处”）。

桐冈啧瀑晴还见（桐坑山腰有瀑布，雨后倍明），

石岭飘梅雪后浓（舍后三里有村名石岭头，旁有十里梅园，春初花放不减邓尉）。

为问金溪桥畔客（宅左有桥名金溪），

老翁百二可重逢（舍右有郑配岳翁寓，寿一百零四岁，村人名其地曰“百岁坊”）。

这首诗在他们这个圈子内外引起了较大轰动，看看陈公亮者《杨君鉴吾寄其弟风景诗，乡之故人皆有和诗，余亦口占一绝以送其归》、詹克勤者《鉴兄咏故乡风景诗名流唱和，琳琅满目，心窃慕之，敬步原韵》这些诗题即可知矣。余有潘咏侯、毛颖甫、何芝林（不详）、魏雉门（不详）、何燮侯（曾任北大校长）、杨幼僧（题曰《步族侄鉴吾故乡风景原韵》）和杨汝盐（题曰《咏故乡风景步宗兄鉴吾原韵》，可见他们的宗族关系）。

这里说说潘氏和毛氏。潘咏侯，名瀛，号潜庐，潘家坞人，《枫桥史志》有传：“民国九年（1920），同里陈季侃出任甘肃省长，荐潘咏侯为甘肃灵武县（今属宁夏）知事。”《诗钞》录有杨平夫者《代仲艮题灵武县长玉照》，说的就是这位潘县长，有句曰：“扶摇直上鹏抟健，云路迢迢九万程。”可惜陈季侃为人太过正直，为时势不容，很快辞去了职务，潘氏“不久，罢官归里，任绍兴县税局及枫桥育婴堂经理”，没了后台，还怎么扶摇直上？潘氏不仅自己和了杨鉴吾诗，还“代开渠呈兄”（当为族兄）。开渠，即农业教育家、水稻科学家杨开渠。潘氏的长女嫁给了杨开渠，所以杨父近山先生墓志铭也是潘氏以“姻弟”身份所撰。

毛氏，此前我只在学勉中学校史上见到过，景紫书院初创时，他跟陈季侃之父遹声、何燮侯之父蒙孙等皆有与焉。暨阳中学在浬浦草创后，他出任过教员。可能因为在这个圈子算得前辈，《诗钞》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他，《己未（1919）从季侃先生入甘在京绥火车上口占》，可见他们的交情非同寻常。共有四首，仅录其一，诗曰：“数声汽笛出居庸，百里行程一霎中。回看燕云峰叠叠，重山背锁帝都雄。”

不仅如此，因为陈子长者一首《遣兴》，众人纷纷步其韵，把季侃先生的三哥叔莘也牵了进来。原诗尾联曰：“昆明劫尽飞灰冷，谁识阿房五步楼。”叔莘应以“神州焦烂无安土，剩个穷儒啸小楼”。这帮诗人并不是成天在那里吟风弄月。

四

是的，诗人怎会置故乡的大好河山于不顾？仅以杨幼僧为例，他的题壁诗就有桐坑庵（桐坑山即杨维桢父杨宏墓所在，庵在山西麓）、游小天竺、龙门冈、梓坞山大庵。但他们还要“存史迹于是”。所以，我们还读到了他的《避难直坞下郎山作》，避什么难？下一首是《叹浩劫》，题下注曰：“日本偷渡钱江，庐舍灰烬，兄弟妻子离散，遭此未有惨剧吟此。”长啸“何时能逐倭奴去，重振河山一瞥新”，而《乙酉八月十一日予潜伏家园闻日本投降喜甚咏此》则曰：“八载流离鬓发白，一朝团聚话沧桑。”其《宣烈妇诗》有注曰：“烈妇宣氏，适下杨护龙。伪军闯境，被掳行至浣江水旁，自忖曰：吾得死所矣。遂投江死，因作五言以表彰之。”《毛烈妇歌》有注曰：“烈妇年及笄，适辽坞杨范生。民国三十二年（1943），伪军蔡部闯入，希图污辱，妇严拒自缢死。”

历史风云际会，时代云谲波诡。文人总有发不出声音的时候。但回看他们留下的笔墨，如果没有记录“江山社会之变易，政治风化之迁流”，要这等文字何用？

五

才说完，又觉得太极端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六十余年前的集子，里面许多人、事、物已经说不清了。

杨幼僧有《安隐寺题壁》诗，有几人安隐寺？杨氏自注曰：“寺在葫芦岭檀树头交界间。”檀树头是上檀、下檀之合称，上檀在东，下檀在西。葫芦岭，当是今活路岭，在宜仁北、后旺西，离上檀不远。昔视北初中在活路岭、上檀一线北侧山腰，俗称“安稳寺”。光绪志也提到该处，说檀溪“又西经葫芦岭，又西流经暮青山”，注曰：“山有安隐寺，唐咸通间建。广明二年（881）赐名国庆院。长兴二年（931）重建，改题溪山院，宋改今额。同治壬戌（1862）毁于兵，僧茂山募修。”

杨龟年有《五显桥书馆秋夜偶作》，有几人听说过此书馆？诗曰：“明月团栾映柳溪，三两渔火小桥西。夜深共说风流话，话到风流鸡已啼。”从“映柳溪”、“小桥西”看，书馆当在今枫桥镇桥上街，离五显桥不远处，为开课授徒之所。

杨鉴吾有《咏西联社》诗：“西社雄踞西泌滨，崇楼杰阁一时新。江山代有群英起，管领湖堤五百春。”西联社，我当时就以为类似于水利会的社会组织，负责管护西泌湖堤坝（可能跟我在水利志读到其创办人魏伯琴有关）。后来才知道这是“西江联合社”的简称，是一九三〇年代“本县合作社的先导”（见黄天钟《永宁信用供销联合社始末记》）。

杨亦清有《赠东镐先生》诗，自注曰：“崖山学校校董东镐先生，董理校务，艰苦备尝，几比山东武训；俊秀盈阶，有似荀氏八龙。”武训是清代平民教育家；“荀氏八龙”，为东汉荀淑(83－149年)的八个儿子，并有才名，故云。查《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崖山学校址在全堂，创办于庚戌年（1910）正月。潘氏此诗“谨代表校董会同仁咏此以颂之”。诗曰：“倾家兴学延名师，十九年中一贯之。今日荀龙齐耀彩，谁云天道竟无知。”杨亦清，曾任枫桥救济院院长（见朱因《1926年—1949年诸暨的统一战线》）、与寿松涛等任诸暨农民运动人员养成所教员（见陈章兴《大革命时期国民党诸暨县党部》）。

《诗钞》还有杨鉴吾《贺莺迁（柬骆清华君）》，杨鉴吾、张之丰（疑为张慕槎，其字紫峰）合作《寿笃甫兄六秩》诗。骆清华，大悟村（今枫源村）人，《枫桥史志》传谓“八·一三”后，“骆以流畅的文笔，善于演说的天才，很快就成为上海工商界一名出色的领导者”，“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上海创办《商报》，骆自任社长，针砭时弊”，后去香港，“从事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并参与发动‘两航’和招商局轮船起义，后又动员翁文灏、寿勉成等知名人士返回大陆”。笃甫，崔氏，枫桥镇人，曾应余铁珊之邀，赴江西万载县任司法科长；返浙，署理武义县事。精通古文，擅长书法，曾任大东公学教员、校长。其《春日与鉴吾游吴山》《与幼僧同赴石峡里口占》诗，为他处不见。而杨幼僧《赠葛君介人》中的葛君就没那么幸运了，好在杨氏有注，“介人客北十载，回里重事医业，咏此寄赠”。

至于“内记二则”，即杨幼僧的《灵卫庙祝老相公记》（庙在樊家）、杨鉴吾《全堂记》，已另文述之，此处不赘。

行文至此，已当搁笔。但既然崔笃甫诗不多见，便引其《与幼僧同赴石峡里口占》作结：

巨石封峡口，谁知別有天。

峡中多箓竹，山顶集飞仙。

住鲜高华屋，人无美沃田。

林深居不俗，益寿又延年。

（第四句后原注曰：“山后梓坞大庵响洞岩山巅即仙人遗画处。”录完，才发现是“自寻烦恼”，不知“仙人遗画”又有何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