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没有忘记奥运老人——林绍洲

重庆老阳阳

今天(11月26日)是国际奥委会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42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怀念我国奥委会合法席位得到恢复的功臣之一——王猛，怀念我省民国时期曾参加过奥运会的两人之一，我院原田径跨栏项目教练林绍洲，我回忆起当年的一件往事，特写此文！

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这在国内国外，特别是体育界引起了不小震动，体育人欢欣鼓舞。

回顾1971年4月，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总统导演的“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了大球”，开启了中美关系解冻、改善、正常化的进程，紧接着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作出2758号决议：“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阻碍我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障碍消除了，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交。这些重大事件推动了1958年我国因为“坚决抵制‘两个中国’的阴谋”而与国际奥委会中断了21年之久的关系得到恢复。

喜讯传来那天，我训练处办公室内很快聚集起一群兴奋的同仁，开始海阔天空的摆起奥运会“龙门阵”。当我说起在成都还有郑怀贤、林绍洲两位曾经参加过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老人健在，并摆起我与他们认识交往的故事，引起了在场的著名体育记者李高中的注意，他是《中国体育报》社设在省体委我们同一层楼的《驻西南记者站》站长，夫人是学院的医生，所以很熟，事后他找到我：“郑怀贤我知道，林绍洲我还不认识，他现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吗？我想去看看他”，这我当然很乐意！

右二为郑怀贤

林绍洲(1904一1987年)，他1957年从我院田径教练任上调到重庆大学任教，他的儿子林国斌等随之转学到了重庆沙坪坝儒英小学成了我的同学，国斌更是成为我亲密的球友，重大的球场、五教室大楼前的草皮、大校门内花台周边的空地都是我们踢足球的宝地。踢球之余，常到四联舍他家去玩，认识了他们的父亲：黝黑、高大、强壮的身体，留着斯大林式胡须，威风凛凛。一次国斌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装了不少体育奖章，知道了“林伯伯”辉煌的体育经历，钦佩不已。他后来受到“文革”冲击，1973年从重大退休后回到了曾工作多年的成都，住在三道街，国斌曾带我去看望过他爸爸。

林绍洲生于台湾台南，曾就读于厦门集美中学、大学，极具体育天赋与兴趣，广泛爱好田径、柔道、拳击等体育运动，这些赋予了他很好的身体素质，为后来在跨栏项目上取得优异成绩创造了条件。

林绍洲（1904-1987）

林绍洲曾参加了1930年第九届远东运动会（东京）、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菲律宾），并在民国第四、五、六届全国运动会上夺得110米栏三连冠，获得“跨栏王”的美誉。他一生最大的亮点是：“1936年曾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唯一的台湾籍田径运动员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柏林），尽管与代表团绝大多数运动员一样仅参加了一场预赛即被淘汰，但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能参加者已属英雄豪杰，光荣不易，受人赞誉了。

解放初期，时任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处长，后任国家体委竞赛司、球类司司长张之槐的弟弟张之轩（川西公安干部）在清理国民党军政人员档案时发现了林绍洲的材料，并对张之槐讲：林绍洲除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体育教官，并无其它问题，此时的他境况十分困难。【注一】

张之槐1937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同年参加八路军，在1930年代就认识林绍洲，发现它的踪迹后很高兴的向贺龙推荐了他。当时贺龙元帅正在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招贤纳士，广招天下体育英才，也曾听说过林绍洲，正值西南军区刚成立不久的“战斗”田径队缺乏教练员，便亲自安排人员多次找到林绍洲希望他能去执教。考虑到林绍洲子女多，生活压力大，贺龙向张之槐交代：“林绍洲的工资，让他自己报，要多少给多少，他娃儿多，生活上有什麽需要，尽量满足他”，经过细致入微的工作，予以优厚的待遇，深受感动的林绍洲重新回到了体育队伍，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专职田径跨栏教练员。

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后队伍合并到四川省体工队（即后来的省运动技术学院）所属四川田径队，他继续任教练直到1957年调到重庆大学。

林绍洲作为四川当时健在的曾经参加过奥运会的两人之一，正当我国恢复奥运会合法席位之时，作为我国著名体育记者的李高中凭着职业的敏锐，希望我能带他去采访林绍洲。

1979年12月一个漆黑阴冷的晚上，我和高中骑自行车来到狭窄的成都三道街，因我来过，很快就找到了老50号附25号他家。这是在一座老旧的公共厕所旁搭建的一间破旧简陋棚房，周围"臭气熏天"。进屋后我问“林伯伯、林伯母好”，介绍李高中相互问候认识，坐下后高中环视屋内，很快就进入了采访正题。

昏暗的灯光下，当时因股骨骨折躺在床上的林绍洲，按照提问述说着他的人生故事:文革遭遇，家庭情况，困难处境……，高中仔细的听着、记着、时儿交谈着。煤炉为冰冷的房圈升温也带来了浓浓的一氧化碳味儿，炉上吱吱着响的锑壶冒出水汽滋润干燥的空气，看着躺在床上，自己曾经崇拜的体育健将，现已成为孤寂乏助的老人，听着采访中的述说，感受到简陋昏暗屋内的冬夜寒冷，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酸楚伤感！

据我当时对他自述的现场记录归纳：时76岁，妻70岁，4子2女，“文革”开始即受严重冲击，被抄家强迁至简易小房，扣发高教5级工资多年只发生活费，1973年1月在重大退休，因为要解决成年已婚无房儿子的住房问题，只好与老伴一同搬回老家成都，居住在现临建棚屋内，除三女儿在成都工作不时可回家关照二老外，其余五个子女均在外地工作或乡下当知青，经济和日常生活十分困难，受伤卧床后更是雪上加霜……。

采访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感叹唏嘘，对林绍洲眼前的处境深感愤懑不平，也引起了我们深深的同情！很快高中就把采访情况写成了“情况反映”作为“内参”报上去了。

不久一天，在省体委机关办公会上郭炎主任传达了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对“情况反映”的批示，大意是：参加过奥运会的老人现已经不多了，他们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贡献不应忘记，对“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应落实政策，对生活困难的应予以帮助。

（王猛，1920－2007年 曾任38军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广州军区政委、国家体委主任）

省体委党组很快将有关“内参”及王猛批示向上级组织和省委统战部作了报告，上级组织作出指示由省体委牵头会同省委统战部立即共同认真贯彻落实王猛批示。按照“批示”及上级组织“指示”，省体委与统战部研究决定各自派一人组成小组按“批示”、“指示”精神具体贯彻落实。

时任职省体委训练处的我“越俎代庖”愿意友情“客串”，自告奋勇的提出去参加这项原本属人事处的工作，党组决定同意我代表省体委与统战部一人（名字已忘）去办。

我们先去家中慰问了林绍洲老人夫妇，传达了王猛批示，了解情况，听取了林绍洲的具体要求，以便能认真把“批示”、“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家访中林绍洲非常理智，通情达理的提出了希望，可归纳为4点：把“文革”抄去的东西送还，特别是历来的体育比赛奖章；把扣发的工资补发；把留在万县龙驹中学当老师的知青老五夫妇调回身边；被赶出四联舍后住的两居室现由老四居住，望能继续让儿子居住。我们各自回单位汇报后，两边组织研究决定，由统战部解决他的住房问题，省体委协调相关单位解决“老五”由万县调成都的问题，其余问题由我们两人去重大与组织协调解决。去重大后，重大校党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我们说明来意，传达并转送了“批示”、“指示”文件，介绍了林绍洲本人的要求，希望重大组织能落实政策，妥善解决。该负责同志表示坚决拥护和贯彻落实“批示”、“指示”精神和要求，认真逐一解决落实好本人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文革”抄家是当时的学生造反组织所为，年久人散，要找回所抄物品难度很大。回到成都我们分别向各自的单位做了汇报，至此我的“友情客串”结束，由双边单位有关职能部门开始去具体落实林绍洲提出来的那些问题。

后来听说有的问题落实并不顺利，颇费周折。再后来听说：林绍洲夫妇搬进了省统战部位于成都柿子巷专供省级民主人士居住的“三室一厅”宿舍；“老五”通过自己的努力夫妇俩终于从万县相继回到了父母身边；“文革”中所扣发的工资按政策得以补发；“老四”所住重大原住房继续终生居住；唯独遗憾的是那些珍贵的体育奖章已无法找回。

终于“文革”期间发生在林绍洲身上的迫害得到昭雪，错误得到基本纠正，名誉损害、财物损失得到了恢复（或部分恢复）、补偿，困难获得帮助，令人欣慰，李高中写的内参和王猛的批示应起了直接与间接作用，国家和四川没有忘记那些曾经为国家的奥林匹克运动做出过贡献的人们！

1997年林绍洲部分子女来院看望感谢曾关心帮助过他的人。右起：前排李高中、金森（林绍洲好友，川男篮著名教练）、刘万兰（李妻，我院医生），后排右四笔者

初稿完成后我发给当事人李高中阅改，征求意见，重病中的他仍亲自打电话回复我:此事具有历史价值，可发省体育博物館收存；题目前可加上"四川"二字；当时他住房周围"臭气熏天"印象很深，应加上；并将林绍洲子女去他家致谢、拜望时照的像片发给我(见文中)。

事后不久传耒高中离我们而去的噩耗，他作为我国资深的体育记者一生从事我国的体育新闻宣传事业。1984年作为《中国体育报》4人报道组成员之一，到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第23届夏季奥运会，累计发稿100多篇、7万多字，视角广泛，全方位传递了奥运会的精彩，成为四川奥运体育记者第一人。他在37年的体育记者生涯中，参加过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的现场报道工作，出版了《天府体坛名将录》《峨眉真功夫》等五本专著，是一位“大满贯”级的优秀体育记者。成绩斐然，贡献很大，他的逝世令人悲痛，怀念！

2021年11月26日于成都

【注一】：《共和国体育元勋》一书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