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第21军——在朝鲜的日子（5）

鲁宁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元帅

终  生  遗  憾

时任21军军部电台报务员蒋丽玲

往事如过眼云烟,瞬息即逝,而有些往事,却又一生难忘。

48年前,那时我在人民解放军第21军军部电台任报务员。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依其海军的优势,还控制着沿海少数岛屿。不但梦想有朝一日反攻大陆,而且采取多种手段,对我们进行破坏活动。在无线电通信中,反敌窃听的斗争也是非常严峻的。为减少空中泄密,我们就尽量利用有线电报传递。为此,1952年9月,按上级指示,通信科决定:由报务员孙元玲、丁乙亥和我作为21军军事通信工作组派到宁波市电信局。主要任务是确保军对上级和友邻的电报一律用有线电收发。电信局的有线电报设备是电传打字机,虽然效率很高,又快又简单。但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当然掌握不了。因此就跟着电信局的老手当徒弟,虚心地边工作边向他们学习。每天工作之外,都能自觉地抽出时间苦练电传打字技术。三个多月后,我们就较好地掌握了电传技术,能独立自如的完成工作任务了。

12月的一天,不幸的灾难发生了!这天,气温很低,中午,我和孙元玲用木炭生一大盆火。端进洗澡房内。我俩进去洗了一会,感到有点头晕,心想快点洗好出去。可是刹那间已身不由已,像瘫痪了一样,连喊人的力气都没有了,便昏倒在地。更不幸的是我倒下去时,打翻了火盆,整个左腿落在旺火中烧烤。把昏死的我烧了一、两个小时,才被同行的女同志王瑞文(省军区的报务员)发现,把我俩急送当地医院抢救,始将我俩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下午5时左右,我苏醒后,方知自己的左腿70%大面积皮肤烧坏。在部队领导的关怀和医务人员的精心医疗护理下,孙元玲不久便康复出院,归队后就入朝参战了。我被转到野战医院,继而转到无锡陆军医院,均因伤口久久难以愈合，最后转到南京八一医院接受植皮手术。历尽了整整一年的熬煎,忍受了难以想像的痛苦,终于获得了植皮后的伤口愈合，给了我战胜伤痛的希望和信心。在住院 365个日日夜夜里,感到时间是那么漫长,沉闷而单调的养病生活,使我时时挂念着朝夕相处的战友与首长。当得悉 21军已经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赴朝鲜前线,并在夏季反击战中首战告捷时,引起我无比的高兴,兴奋得忘记了自己的腿伤,几乎跳了起来。几个晚上睡不着,恨不得能在一个早上跃上飞奔的列车,赶到前线与战友们在通信战线上并肩战斗,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腿伤不愈,任何希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迫切的事是振作精神争取早日康复,尽快归队,回到我日夜想念的首长和战友中间。

1953年底,在医院领导和医务人员的关怀和精心治疗下,终于出院了。但形势早已发生了变化,朝鲜战场的战火已经熄灭,美帝国主义的疯狂已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所降服。由此也决定了我未能再回到所向往的战斗岗位。何曾想到,一盆炭火的意外事故,不但烧坏了我的躯体,更烧去了我在人民解放军戎马生活和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光荣称号。更令人惋惜的是使我脱离了部队的通信工作,而且不得不与同台工作,并肩战斗,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的姐妹兄弟、同志分别!

出院后,组织上根据我的具体情况,将我分配到南京军区修配厂工作,直至1955年转业到地方。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可这件事对我来说,关系重大,记忆犹新,总感到犹如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右1邓华、右2陈赓、右3彭德怀、右5甘泗淇、右6李贞、右7王正柱。

无 声 的 战 斗

时任志愿军第21军电台报务员吴佑之回忆：

1952年1月,我们报话台(台长单志诚报话员邵国士和我),随184团参谋长胡广达率一个营配合兄弟部队,参加了第三次解放洞头岛的战斗。

洞头岛仅 24平方公里,但位置险要,素有浙南门户,东海前哨,三江(瓯江,飞云江,熬江)屏障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第一次解放是1949年10月7日,1950年7月6日又被敌人占领。7月15日又为我收复。因美帝发动侵朝战争,9月我主动放弃。后又经1951年6月与12月两次争夺,得而复失。可见对该岛争夺之激烈。

1952年1月11日,我们乘上机帆船,随攻击部队首次参加跨海作战。温州军分区309团2营,两次攻击受挫,184团参谋长胡广达同志曾要求由我营攻击。后分区司令员夏云飞和 105 团参谋长刘金山亲自指挥315团进行攻击始将敌全歼,取得完胜。

洞头岛第三次解放后,由温州军分区部队驻防固守,我部即准备撤离归建。

台长单志诚从师部开会回来,就责问我和邵国士“脑袋还在不在?”我们二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台长接着说:敌人破译了我们简单加密的电报,得知我部准备撤离的情报,准备以两个团再来夺取洞头岛。我们的电报和敌人的电报,皆为我侦察台所破译。因此,上级即令我部原地待命,暂不下岛。敌人也没敢再来送死。无线电波空中的斗争如此复杂激烈,关系着战斗的成败!是我这个新兵所想不到的。教育深刻,获益匪浅,终生难忘啊!

实战中锻炼

1953年3月,作为师前指电台的一个新报务员，跟着报务主任王胜友和老报务员小梁乘着大卡车过了鸭绿江。由于敌机猖狂轰炸,行军都在晚上,一听防空枪声,汽车立即灭灯。敌机一丢下照明弹,汽车就钻进树林隐蔽。汽车爬兴安岭了，我却坐在车上打盹。冰天雪地中,汽车爬着爬着突然熄火,车子就往回滑,在叫喊声中,汽车总算停住了,我们就下车来推。一看好险,汽车已到了悬崖边上。如果再滑下一点,大家都成了烈士,打盹中的我恐怕也就永远在梦中了!

天亮后,我们赶快架起天线,机要员很快送来电报,部队在行动中无线电通信是保障师首长指挥的主要手段。正给181团发急报,却送来了给182团的加急电报,只好请181团稍等。叫通182 团,还没发完,又送来了183团的特急电报。发着发着又送来了给183团的随到随发电报,各团也都有报到师台。工作非常紧张繁忙,电台却只有我们3个人值班,6小时一换班,疲劳得常要打瞌睡。那时一下班我就赶快去睡觉,通信员小胡叫吃饭我却叫他别吵。大家都很累,四个摇机员,有一个生病了,通信员就得顶上。收了电报必须马上送,半夜里我下了班,就带上手枪,跑到七里路外的司令部去送电报。

当时,我侦察兵深入敌后捉“舌头”是常有的,敌人也一样,据说朝鲜人民军一个班在巡逻中,最后一个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还是副班长哩!所以我握着裤袋里子弹上膛的手枪，出了门就警惕的四面观察,一路上不敢马虎,经常走一段回首看看。到了机要科,尽管值班的机要员让我坐一下,喝口水，我送上报就往回走,得抓紧时间去睡觉呀!

1951年在军集训队里,就听说朝鲜很冷,小便后马上结冰,耳朵都有人冻掉。我就在冬天喝冷豆浆和冷开水,早操以后,光着脚在操场上一个人跑几圈。确实,入朝以后不少人感冒拉肚,我却没有。八一型电台有约20公斤重,转移中由摇机员背,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行军打仗时我就自告奋勇背上了。

朝鲜战场,以美国为主所谓的“联合国军”,眼看要失败，却不甘心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我军就组织了夏季攻势。反击开始前,令我台连夜赶到师前线指挥所900无名高地。我背上电台就出发,摸到高地半坡,传来命令:丢下背包加速前进!我们摸着爬山,一路上经常摸触到我们未运走的牺牲烈士遗体,思想上对他们只有敬仰和壮烈的感叹!激发我们战胜敌人的斗志。于是一口气就爬上了师前指山顶,在猫耳洞外架起天线,紧张而有序地开始了工作。一块雨披大的地方,是我们全台人员的睡觉的场所。六个人,侧着身子刚好挤下。由于劳累,睡得却很香。

在 900高地上,敌人的炮弹经常呼啸而来,但都落到了山下。

朝鲜人民军两位女护士，在金城反击战中，冒着敌人炮火奋勇抢救我军伤员。告别代表团成员俞越、姚北发与两位护士合影。

坚守932高地片断回忆

时任志愿军第62师185团三营七连连长刘炳福回忆：

1953年7月，一八五团在朝鲜东线949.2高地执行坚守防御作战任务。当时，我任该团三营七连连长，对整个情况原来就了解甚少，加之年大健忘，很多亲历的战场情况记不住了，经我反复回忆，兹将七连坚守 932高地的几件琐事略作忆述。

我们第三营是团949.2阵地左翼前沿营，我们营的左邻是坚守983.2高地的一八三团的右翼营，右翼是本团第一营。阵地下边就是日夜奔腾不息的北汉江，对岸就是南朝鲜李承晚伪军第三师、第五师;敌人这两个师的后面还有李伪军第七师和美军四十五师。与美帝国主义军队和南朝鲜伪军隔江对峙，枪、炮对射不停，在我们团这还是人朝以来第一次，但我们有信心战胜它。那时，我们连干部、战士都十分警惕，时刻准备粉碎敌人任何规模的反扑。

我们三营营长陈杰、教导员贾岳坤和参谋长黄彦成同志，率领我们各连干部几次勘察本营阵地和与左、右邻结合部的地形，命令我们七连坚守营核心阵地--932高地，九连在我们阵地右前方628.6高地坚守，营部率八连位于我们连阵地左后侧632 高地。

我们三营阵地和全团其它营阵地一样，都是六十军刚从敌人手里夺过来不久的阵地，兄弟部队很快转入新的反击作战任务，来不及整修工事与人员住处。所以，我们上阵地头几天，首要的任务是构筑防御工事，掘进马蹄形小坑道，开挖交通壕、堑壕各种武器的射击掩体。有了能坚守的阵地后，我们又组织一定的力量，在不影响战斗任务的前提下，进行“安家”。在这之前，全连同志都是披着雨披，选择隐蔽地形露营的，雨天、晴天都是这样。所谓“安家”，无非在阵地附近选定便于防空、防炮的地方掏挖猫耳洞供人员居住;也在观察和重要射击位置修筑几个盖沟，供轮流值班的战斗组、班休息用。所有这些，很难达到防雨、防潮的要求。不是不愿达到要求，而是受地形和其它条件的限制，只能如此。当时，我们特别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守住阵地立功劳!”也号召发扬我们连淮海战役时坚守马山的战斗精神，以此提高大家的觉悟，鼓舞大家的斗志。我们连最难克服的困难是吃水难。自己的阵地内没有水源，几个能取水的地方，不但距离较远，还在对面敌人炮火封锁之下，但又不能不去“抢”水。为了取来最低限度的用水(做饭、饮用。其它用水基本不保证)，我们连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有的同志为取水而伤亡。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位于陡壁下的住地潮、热、蚊虫叮，这很影响干部、战士的睡眠。营卫生所、连队卫生员没有为此少操心。但在战场上，要想彻底解决是很困难。我们强调:“把蚊虫当作美国鬼子来斗!它凶，我们设法制服它、消灭它!”在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这样以精神的因素，来战胜这些困难的。我们连的阵地在敌人火力控制之下，我们严格规定:“人员来往必须走交通壕。”我在班长会议上讲:“谁违反这条规定，就用绳子自我捆绑起来。”通信员真的在连部猫耳洞门口放置一条绳子。这主要是表明连里减少无谓伤亡的决心，真的有人违反了规定，还是批评教育为主。但在那种情况下，不这样严格不行。

我军金城反击战的前一天，敌人的炮火对我们阵地打得很猛，932高地山头上的石头被打掉了好多。第九班隐蔽在前沿的1个猫耳洞里，三排副排长带领着他们，一共9人，被敌人1发化学迫击炮弹击中，8人阵亡，1人重伤。我和指导员领导全连班、排长认真地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我们连的阵地还经常遭受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由于我们接受了九班受损失的经验教训，不断改进防空、防炮的措施，在以后的时日里，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志愿军第21军文工团小林、胡蓉、柯菲1954年3月在朝鲜鱼隐山。

追忆949.2高地防御战

时任志愿军第62师185团青年干事

金光裕回忆：

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事都已被忘却。唯独1953年7月在朝鲜战场上参加的 949.2高地防御战的某些经历记忆犹新。

一八五团入朝时我任该团青年干事，常随二十一军剿匪模范、模范青年团员钱源来同志所在连-二营机炮连行动。特别是在 949.2高地防御战中，该连的共青团员和先进青年战士，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为了我们可爱祖国的领土不被美帝国主义侵犯，他们不惜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用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直至取得朝鲜停战的胜利。其中有些英雄行为永世不磨。

949.2高地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东南部，鱼隐山西侧，北汉江弯部北岸，周围崇山峻岭环绕着它，标高冠群峰。它刚被兄弟部队从美、李军手中解放不久，各种工事还不太具备坚守战斗的需要。

我们团远在抗日战争初期，由我党著名军事家彭雪枫将军亲手组建，在开辟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斗中起过主力骨干作用，是一支在枪林弹雨中成长壮大起来的钢铁部队。它产生过很多英雄模范人物，有极光荣的战斗史实和辉煌的战绩，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铁军。

1953年7月8日夜晚，一八五团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开向949.2高地，接下六十军一八〇师部分阵地。二营机炮连的重机枪和六○迫击炮均需肩扛人抬，这时正是朝鲜的雨季，行军更添困苦。山路陡峭难走，汽车开不来，骡马上不去，不但武器，一切辎重均需人背肩挑，加重了每个同志的负荷，人均负重在30公斤左右。全连干部、战士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笑对困难，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克服困难。不少同志不仅自己完成任务，还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二营机炮连二排的共青团员，在钱源来同志的带头下与全排青年一起帮助炊事班背行军锅、挑炊具担。钱原来同志身材修长，体格好，有力气，常帮人背枪扛炮，开展互助活动。二机炮连连长不时发出:“快，跟上!”“不要掉队!”“千万别掉队!”等短促有力的口令，并由前往后连续传下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往往乘机做宣传鼓动工作，保证连长命令得到执行。同志们咬着牙跟紧快上。有的脚板上磨得水泡累累，疼痛难忍;有的脚腿碰破，鲜血外流，也忍住不掉队。同志们说:“不管咋苦咋累，哪有掉队的志愿军哩!我们决不给祖国人民丢脸。”二营机炮连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工作开展得好。在咸兴以北的水道里战备筑城时，工地上就响着:“挥舞双臂揍美帝，锤锤打在它心窝!”等口号声。现在冒着敌人的炮火爬高山、上阵地，鼓动工作开展得更有力了，把大家灌铅似的双腿变得轻捷了许多，按时完成了上阵地接防的任务。那一天，我跟随先上949.2阵地接防的二机炮连姚玉奎副连长、戴金榜司务长以及通讯员周志文等同志先上了阵地，参加了由二营首长组织的划分防御地段的活动，没能同全连一起行军上阵地，否则，我会有更多的生动事例留在记忆中。但我们5人上阵地的情景，至今记忆清新。我们爬山时，雨越下越大，使人睁不开眼。天黑得像一口倒扣着的锅，伸手难见五指。我们一行5人必须拂晓前走到949.2高地二营的阵地上。我们顺着交通缘、高一脚、低一脚地急速前进。

志愿军第21军文工团1954年在朝鲜高里山集训队合影。

隆隆炮声伴着哗哗的雨声，天空中飞舞着各色信号弹、照明弹、使人眼花缭乱。越接近阵地，越要小心，敌人埋设的地雷我军还未及排除，人们只能一线行进，不能向外多走一步，行进速度放慢了。这个阵地满布敌人丢下的尸体，已经腐烂。行进间我们不时被敌尸绊倒，有时倒在敌人腐烂的尸体上，搞得奇臭难闻，令人作呕。

天还未大亮我们摸到了949.2高地附近的“西坦克无名高地”，这就是二营的阵地。我们做好必要的准备后，迎来了全连的同志，各班、排顺利地进入了各自的战斗位置。

二营机炮连阵地同全团阵地一样，到处可见被敌人炮火轰击的断树残枝和被摧毁的工事，一片焦土。它告诉我们:949.2高地上的争夺战曾是极其激烈的。据交防部队的同志(当时是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对口交接的)介绍，他们在攻占949.2高地时，在“加五号”阵地上与敌军经过10几次的争夺战才最后占领这个阵地，打得十分激烈艰苦，使茂林成了焦土。

在我们进入阵地后，美军和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仍继续用飞机和大炮猛轰我们的阵地，用机枪等各种武器有目标地向我们射击。

这个阵地是从敌人手里刚夺得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使阵地完善，只能先利用已有的工事作战，边战斗，边加修。敌人对这里非常熟悉，炮弹、炸弹不时地在我们的坑道口、掩体前、交通壕里爆炸。我们进行有效的防御，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使它成了“空炮”、“瞎弹”。

阵地上四处都有敌人原先埋设的地雷，和布下的跳弹(即蝴蝶弹)，稍不留心一触即炸。有时因敌人打来的炮弹引爆了蝴蝶弹、地雷，一起发出巨大的声响。敌人如此的疯狂，更激起了我们的满腔怒火。大家认识到: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无真理可言，一味靠其武器的优势进行侵略，但最后失败的，只能是他们自己。帝国主义的这一手，是不会改变的。我们革命人民,一要反对战争，二要不怕战争，用革命战争消灭非正义的战争。二营是团的预备队(二梯队)。处于第一线的一、三营，根据团作战命令，有效地开展着冷枪、冷炮活动，不时派出小分队袭击出扰的小股敌人，屡屡挫败敌人的各种军事手段。美、李军见硬的一手压不倒中、朝人民军队，又搞起所谓“心战”,玩起了“精神战”的把戏来。在二机炮连阵地上从空中飘下反动传单，有女人裸体照和假的人民币，还有各式的传单，内容极其反动。敌人妄图瓦解我们志愿军指战员的斗志。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战士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绝不会被这些“纸弹”整倒当俘虏，战士们连看也不看就集中起来交连部焚烧。敌人的反动性和残酷性是十分顽固的，美帝国主义尤其如此。敌人反动的“两手”连连失败后，就又对我们用断水的手段，妄图难倒我们，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水和空气对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这是美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野蛮行为。在二机炮连阵地上，要搞到水必须到山下离阵地三、四华里的山沟里去取。到那里去不只路难行，更是满布地雷和跳弹的危险地段，取水极冒风险。越有风险越向前，这是我们革命部队的传统作风。二营机炮连的同志一上阵地就冒风险绕道取水，解决炊事与饮用水的急需。但自敌人遭到我军的打击后，它转向了对我水源的更严密的封锁。因严重缺水，时间不长，有的同志咀唇干裂，舌头红肿,疼痛难忍。二营机炮连团支部委员、九班长侯庄锐同志，为解决无水困难，积极请求连队党支部批准他下山夺水。当其请求被批准后，即率班内两个同志下山“虎口夺牙”，誓死取水上山。那天，下着毛毛细雨，他们带着水桶绕道向山下的水塘走去。一路上避开雷区和炮击地段快速地前进，安全到达水塘后，很快灌满水背着往阵地走。在他们走出距水塘200米处时，就遭敌群炮猛袭，侯庄锐同志被敌人化学炮弹击伤，失掉右下肢，流血不止，同志们用多种方法包扎就是止不住血。当侯庄锐同志被抬上阵地时，我急奔他的身边，见他已脸色灰青，冷汗如注。我安慰他说:“庄锐同志，一切都会好的，到急救站血会止住的……。”他向我断续地说:“金干事，请把我背包里的钱作为团费交给支部。还有那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还给你……”在送侯庄锐同志去急救站的途中，他终因失血过多而牺牲了，年仅20岁。侯庄锐同志，是1951年从浙江诸暨入伍的，一直在二营机炮连工作，是出色的重机枪射手，表现极好，由战士、副班长而班长，年年立功受奖。他高挑的身材，白皙的脸颊，与人说话文静而有礼貌，和同志们的关系很好。当知道他牺牲的消息后，全连都极悲痛。因限于战争条件，不能集会悼念，只可将纯正的战友情深埋心田，用杀敌复仇的实际行动纪念我们敬爱的战友。我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在“西坦克无名高地”坚守19天，正当我们以满腔怒火地等待新的战斗命令时，传来了停战的消息，团首长以命令的形式规定了有关注意事项。军令如山。7月27日平壤时间 22时，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生效。

在我们按停战协定规定撤出部分阵地前，二机炮连还认真地清理了阵地，除排除地雷、蝴蝶弹外，还逐个掩埋了敌人丢下的尸体。敌尸虽已腐不成形、臭不可闻，但大家都坚持着把这件事做好，以示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宽容和文明。

志愿军第21军文工团在朝鲜

时 间 就 是 生 命

--记夜间执行紧急通信任务

时任志愿军第62师184团三营通信员郭奎良回忆：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二师一八四团人朝作战时，我在该团三营营部当通讯员。

营部进驻平壤以南黑洞里不久，6月28日晚11时半，营首长接到团部敌情通报，预告敌机在6月29日要轰炸八连驻地。在这之前，我营七连在三界铺驻地因救护村民，遭敌机子母弹轮番轰炸，伤亡较多，营首长对防敌空袭特别注意。当时，八连驻在平壤附近，两地之间隔着一条大同江。营首长决定八连必须在29 日天亮之前撤出驻地，疏散隐蔽。遂命令我们通信班于29日4 时前务必要把八连疏散防空的命令送达该连。

那时，营、连之间通信条件落后，没有无线通讯，有线电话也因相距较远不便开通，遇事只能靠通信员徒步传达。这天晚上，我正好值班。11时50分，营首长命我立即乘马出发，务必按时完成这个任务。

按照常规，乘马4个小时走50余华里路是不成问题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八连刚进驻那个地方，只知道它的方位和距离，而不知道通达的道路;且时值夜间，天又下着雷阵雨，片漆黑。当我受领任务后，骑上马，身背卡宾枪，携带着指北针和营首长的夜光手表，朝着八连驻地摸黑前进。我时而借助雷电闪光观察前进道路，时而凭依指北针按方向行进。到达朝鲜战场的人都知道，晚上单人、单骑行动最需要警惕的有两件事，一是与敌特遭遇，敌在暗处，我们在运动中,处于明处，难以提前发现敌情。二是夜间行走难以发现“蝴蝶弹”。当时美国侵略军飞机在朝鲜境内投下了许多微形触雷，因其形似蝴蝶，故称“蝴蝶弹”。这种触雷散落在荒野之中，一碰上它就即刻爆炸，不少人因此而伤亡。当时我想，如遇敌特，为抢送信时间，我不与敌特恋战，并有轻骑快速的优势，敌对我也无奈。但对“蝴蝶弹”，则全碰“运气”了。除此之外，我是什么鬼神都不怕的，因为当通信员平时练就一身在晚上单人送信时钻坟堆、穿山林的胆量。幸运的是一路上除因沟渠和雨天路滑，人马跌倒几次，混身是泥以外，没有遇到其它情况，于3点20分就赶到大同江边。八连就在大同江那边离江岸不远的地方。原认为大同江上有桥可通，殊不知桥早被敌机轰炸断了。我乘江水的反光观察，江面约有150米左右，但水流较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条重要河流。时间离4点只有半个小时了，我当机立断:泅水越过大同江。凭着我出生在祖国的江南水乡，泅渡过大同江不成问题。遂迅速将马拴在江岸边的一棵树上，准备泅渡大同江。正要下水时，突然听到离我不远处有响声，定神察看，见有一个人影向我接近。我立即进人情况，就地卧倒，打开卡宾枪的枪机保险，准备战斗。越走越近的这个人，发出了咳声，当我看清来人是一位朝鲜老大爷时，我就用朝语喊了一声“阿爸吉”。原来朝鲜老大爷早已发觉我是一个有紧急任务骑马而来的志愿军，并且急于渡过大同江而又似乎无能为力。当我认定他是一位善良的老人后，就立起身来，还未待我说话，阿爸吉用手示意要我等一下。他迅速走进附近的小屋内，背出1只羊皮筏帮助我过大同江。真是绝路遇亲人。我深切领悟了中朝人民心连心,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的真谛。由于这位阿爸吉的帮助，我于29日3点50分赶到八连，向连首长递交了营首长的命令。当八连司号员小王吹起紧急集合的号声时，一种完成任务的喜悦心情和极度疲劳的神态交织在一起，我身不由已地昏倒在地上。八连的卫生员对我进行了极好的救治，使我及时返回营部。八连这个在战争中屡建战功的英雄连队，赶在敌机轰炸之前，撤出了驻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重大伤亡。为此，我荣立了三等功。参加一八四团这个英雄的部队，是我人生道路的起点。在朝鲜战场及以后的留驻朝鲜期间，她使我打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今天，我能在浙江省诸暨市五特炊具厂任厂长，并被评为浙江省优秀发明企业家，与在六十二师一八四团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1954年1月，军文工团文艺小分队下连队，小组成员和朱指导员等连队同志在朝鲜无名山合影。

八道江待机的炮兵团

时任志愿军第62师185团二营教导员张明修回忆

1952年12月中旬，六十二师炮兵团奉命随师由黄岩车运至苏州，进行入朝作战的准备。在这前后，炮兵团调整组织，改善装备，各级领导班子和全团人员空前的充实。在各种准备工作中，思想上的准备是首要的。

这时的团长、政委仍分别是刘文华、丁汝勤，参谋长张继超，政治处主任胡白光，后勤主任苏帮一。一、二、三营营长分别是朱宝江、刘春泉、林桂荣;政教分别是陈国法、宋献章、王家栋。

山炮营(一营)扩为3个连，原四、六连改为二、三连，上述两连各抽1个排组成一连。二营(野炮)、三营(重迫击炮)亦各辖3个连。同各步兵团一样，补充的新兵多为江西籍，各班正、副班长、各种炮手和侦察班、排人员也都配齐。

在一切主要准备工作完成后，于1953年3月上旬随师从苏州车运至今吉林省八道江地区待命入朝作战。除山炮营由刘文华团长率领，同一八五团一起配属六十一师先行入朝外，其余营、连一直在八道江地区休整待命。

(作者根据有关同志提供情况整理)

1954年总政文化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合影。

丈 夫 入 朝 以 后

时任志愿军21军后方留守处姜锁卿回忆文章：

六十二师入朝时，我因孩子太小，不能随军入朝，组织上安排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一军后方留守处(以下简称后留)工作。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懊恼。因为整个解放战争中我一直作为白衣战士战斗在战场上，从齐鲁大地到舟山群岛，从没有离开过前线。这次却不能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的母亲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且这也是部队首长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决心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习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和医务水平。

抱着这种心情我去了暂驻上海近郊嘉定的军留守处。谁知刚到达，处领导就叫我把孩子交给保姆，让我临时担当起留守处的医疗工作。天哪!让我一个人担任如此的重任，我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把孩子交给保姆后，我立刻随管理员乘一辆大卡车到军医院去领药。领回药后，我又是登记，又是分类，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总算把临时卫生所建立起来了。心想这下可以轻松一下了。然而一连几天几夜我竟然都不能合眼。一会儿这个孩子发烧，一会儿那个孩子感冒，一会儿送药，一会儿打针。我既当医生，又当护士，还兼任司药，里里外外一把手，忙得马不停蹄。由于当时留守处的孩子和家长都共住在一个大庙里，正当我逐渐熟悉和适应了工作的时候，麻疹在留守处开始流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染上了麻疹。这时军医院派叶永霞医生和护士、司药各1名来到了后留，我们4人在麻疹肆虐之际，共同支撑着这个临时而面临危难的后留卫生所。在我们不分昼夜地精心治疗下，把所有的孩子都从病魔的魔爪中拯救出来，没有一个孩子出问题。虽然我们在克服了困难中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辛，但我心里却感到欣慰。直到现在想起来，我依然感到后怕，如果万一有个孩子……如果从枪林弹雨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归来的英雄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至今我都记不清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是怎样把那么多孩子的病治好的，只记得当时我们几个人很少按时吃饭和睡觉。后来，留守处要从嘉定往山东曲阜转移，我的任务是带领病号和孕妇乘火车先行。为了完成好任务，我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保姆，让他们随留守处大批人员后行。在火车上，一位叫初照明的孕妇突然流血难止。我是搞战场外科救护的，对妇科没有经验，不知该如何处置，只好先给她用止血药，然而却无济于事。到达曲阜后，我立刻把她送到当时设在曲阜的志愿军第九兵团留守医院。经医生检查，她怀的是葡萄胎，需要立即手术。医院让我回部队动员人献血，为病人输血。我说我们部队还未到达，只有我一人带病号和孕妇先到的，无处动员献血。这时，手术室的许多医护人员都自报自己是0型血，伸出胳膊就抽血。我记得自己也是O型血，伸出胳膊要求献血。当时因我生孩子后，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养，加上长时间的工作劳累，一米六四的身高，体重，只有90多斤。医生打量了我一眼说:“你太消瘦了，不宜抽血。”但我想到孕妇的丈夫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把妻子交给我们，如果救不活她，怎能对得起她在朝鲜的丈夫?在我的坚决要求下，医生才勉强同意抽我的血。他边抽边观察我的脸色，抽到150CC，再也不忍心抽了。就这样，我和手术室其他医护人员的鲜血，流进了初照明同志的血管里。手术成功了，孕妇得救了，但我坐在那里半天没有起来，心里却万分高兴!因为是我们的鲜血救活了一位志愿军同志的妻子。我虽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白衣战士，在战场上却从未给伤员献过血。因为战争需要更多的医护人员来救护伤员，如果医护人员经常因献血而影响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能连续坚持工作，就会有一大批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护。所以我们医疗队队长李耀先同志，非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从不提倡医护人员献血。没有想到不能到抗美援朝前线去救护英勇负伤的志愿军将士的我，却在后方留守处以一名白衣战士和志愿军妻子的身份，用自己的鲜血救活了一位志愿军的妻子。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在志愿军二十一军后方留守处的那段时光，我总觉得自己当时仿佛就在鸭绿江以东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朱德总司令接见志愿军代表

难 忘 的 集 训

时任志愿军21军通信营文化教员何加陆回忆

1953年,在朝鲜“自在洞",我从军司令部文印组调军通信营架设连,任文化教员,不久调营部任文书。主要做军务统计工作。

营长刘玉钟是个乐观者,教导员樊克明是个较严肃心地善良的长者。1954年我改任有线电参谋。魏保德同志任无线电参谋。

说实在的,我对通信业务一窍不通。虽然我乐意干这行工作,但摸不到头绪,这怎么为营首长当好参谋呢?我心里非常着急。终于机会来了,军通信处决定办短期集训队,营首长决定让我参加这次集训,我感到十分欣慰。求之不得!

集训队开办在一座无名山上,距离61师较近。学员们来自全军连、排基层干部。开学那一天,时任61师副师长马友里同志亲临讲话。主要讲了通信保障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是指挥员的耳目,战斗的神经和集训的重要性。他的讲话给学员们以很大的鼓舞。集训的课目从电话机的构造、内部线路、通话原理、故障判断和排除方法,维护和保养以及线路架设等方面。现在记得起的教员就有这次来杭聚会的郭连才同志。

我对学习这门业务有很浓厚的兴趣,学习的劲头挺大。对于一个当时被誉为“小知识分子”的新兵,接受能力不算慢。在学习通话原理时,什么电压、电流、电阻等都弄得清楚。有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同志,他们实际经验较多,大家还开展了互帮互学活动,共同提高专业水平。

二十多天的集训活动将要结束,从而进入结业和考核阶段。从理论到实际操作,我取得了优良成绩。回到营里,营首长还夸奖一句“小何学得不错嘛!”这话是鼓舞我好好干的意思。

集训虽短,但对于我这个原先对通信一窍不通的参谋来说,是个良好的开端。为以后干好通信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下连队,还能说上几句内行话,也为营首长当了一名合格的参谋人员。

这个头开得好,一直管用到我1955年调62师高炮营任通信参谋兼指挥排长,在给战士们讲解有线电话业务时,能讲出一点道理,战士们都说:“讲得通俗易懂”,这当然得归功于1954年的那次通信集训了。我干通信工作一直到1959年,直到改任高炮三连长职务为止,足足五年多时间,1954年的集训距今已46年了,但我却至今难以忘怀!

志愿军第21军文工团在朝鲜

中朝军民鱼水情

时任志愿军21军通信营无线电教员

沈步云回忆：

1952年9月,我军驻扎在宁波地区,奉命抗美援朝之前，全军共留下了排以上病号400多位,我也是其中一个,我因生肺结核病住南京汤山83医院,经快一年的治疗病愈。此时部队来信要我病愈请速归队,经医院同意我出院归队。坐了三昼夜火车即顺利回到军部,这时军部住在朝鲜东线“花平里自在洞”。到部队后不久即命我到军通信营无线电教导排任副排长,赵允会任排长,陈飚、金玲、丁乙亥三同志任教员。从全军集中40多位报务人员进行俄语通讯用语改革训练。

此时朝鲜停战已两个多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备战训练， 帮助朝鲜人民恢复建设、恢复生产。我们在花平里驻军三四个月正好借此良机,了解朝鲜的民情风俗与他们搞好军民关系。在这,正当朝鲜停战后过的第一个太平秋季,朝鲜人民正修复战争创伤,恢复家园建设的同时忙于秋收、冬藏。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全排帮助他们翻盖新房、上山采石支坑,帮助他们割稻、打谷、晒谷、春米和担水等,还有些同志一有空就上山割草、打柴,为他们做好越冬准备。“阿妈尼、阿之妈尼们”都非常高兴,嘴里连声不断喊“嘎莫斯米达”给我们送茶送水、送毛巾擦汗。我住的一家房东叫金顺姬,年约27、8岁,有一个年近60岁的婆婆。还有一个7、8岁的儿子。她的丈夫是一个人民军的校级军官,在与美国鬼子交战时英勇牺牲。顺姬把发给她的荣誉证给我们看,我们才知她丈夫还是一个战斗英雄。她是一个光荣的烈属。她本人是道委员长,相当我国的乡长。她经常组织乡亲们为我们修桥铺路,以保证我们部队行动方便。还组织妇女为我们战士洗衣洗被,缝缝补补。每逢节日便发动乡亲做很多的打糕(朝鲜的一种特产)送给我们尝尝。我原本是住在她家里的,因坑小人多,太拥挤,后我发现住地左侧的山坡上高约80米处,有一个山洞约百米深,洞里很干燥,我就决定搬到洞里住,她们全家挚意挽留,我还是坚持搬了进去,进洞后老奶奶经常每天给我送茶和热水。每日清晨当我带领部队早操时,金委员长叫她儿子到洞里寻找我的换洗衣服拿去洗,破的地方给我补好、折好晚上再叫她儿子送上来,使我万分感动,我就把发的肥皂送给她们。每当开饭时,她就带着儿子给我们送来自做的卤菜味道美极了!我们也送给她一些罐头和花生米等。当她们得知我们学员中有生病的同志时,她们悄悄地做朝鲜刷面给病号吃。她的儿子一次感冒发烧,我们马上叫营部军医王大尧给小孩治病,来来往往亲如一家。

我们经与金委员长协商,利用周末晚召开一次军民联欢会,她非常乐意的接受了。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把部队集合在她家门前的空地上,她也把村上的男女老少集中起来围坐在我们的对面。晚会一开始,金委员长主动提出要教我们唱朝鲜歌曲,全场热烈鼓掌,第一支歌是“金日成将军之歌”,第二支歌,“布谷鸟叫了”,第三支歌“拖拉机”。因这几支歌,我们都有点会唱,每只教两三遍就学会了。下一个节目一群朝鲜姑娘背着长鼓和乐器,上场教我们跳长鼓舞,给我们女同志几只长鼓,没有鼓的同志,就一边拍手一边跟着跳,热闹极了!最后由我们集体唱了三只歌:“志愿军战歌”,“打败美国狼”，“我是一个兵”,晚会自始至终,气氛和谐,热闹异常。回顾我们在朝鲜的日子里,虽已过去近半个世纪,至今仍历历在目。在我们心目中,朝鲜人民是勤劳勇敢,是热爱和平有浓厚感情的人民。在我们相处中,关系融洽,犹如亲人,那深深鱼水情结。就凝聚了强大的军民团结的力量就靠它。把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打败了。最后不得不在坂门店坐下来谈判。

志愿军战友受到人民军的热烈欢迎。

我们的队长——孙文尧

时任志愿军63师报务员俞法旺回忆

1953年底,21军在朝鲜利用战役间隙,一边坚守阵地,一边战地练兵。63 师奉命驻守在结合洞,师电训队队长孙文尧带领全体学员在天寒地冻的雪地里,用自己的劳动,建起了一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课堂。

这个课堂,挖了一个深五、六米的坑,上面用直径二、三十公分的大圆木并排成顶棚,上面再铺上草和土掩盖(一米多高),外观象一块荒地,那是为了荫蔽不让敌人飞机发现。课堂里面是用木板搭成的课桌,我们就在这种环境里学习电工、无线电学和报务。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队长孙文尧亲自任教。每到上课时,他一手拿着电键,一手端着一杯水来到课堂。上午4个小时,除了课间休息十来分钟,几乎全是他一个人发报给我们抄。特别是他发报的速度非常快,一般每分钟不下 120个小码,有时高达140个小码。我们的抄报能力有点跟不上了!最多能抄上四、五十组,就是抄得快的同志也只能抄上七、八十组。所以学员经常给他提意见,要求他发得慢一点。他只是淡淡地一笑,并说:平时练习抄报快一点。到上机时才不会慌张,才能准确地把对方的报抄下来。因为电台上发出的报,会夹杂着来自各种各样的干扰。如天电、敌人的干扰器或其它机械声等。要我们耐心,克服急躁情绪,坚持跟上抄,掉了几个码也不要紧,只有这样才能锻练提高抄报实际工作能力。还有一个难以忘怀的故事:那是曾和队长一起共事过的老报务员讲的,说我们的队长发报的动作,两个手指头在键盘上“象跳舞一样优美”。也有的说,队长发报的腔调好似“唱歌一样动听。”这席佳话,至今还牢牢铭记在我心里。

另一件事:我们的队长为了给电训队节省经费,减轻学员们的劳动强度,缩短办学的时间,按时完成教学计划和进度。从结合调移防后,他让我们在兄弟部队用过的发报课堂里,利用现成的教具进行上课。由于时间久了,坑道顶部很多地方开始渗漏,天晴还好,到下雨天那就惨了,只好穿上雨衣在教室里练习发报。因为初学,在教员的指导下,从点、划开始,直到自己能独立发报。学习将近一年才结业,我们惜别了这块培育我们的圣地,各自走向工作岗位。

从那以后,每当我想起在朝鲜的日日夜夜,想起队长的言传身教,艰苦教学的精神,更加激起了我在革命事业中树立信念,克服困难的决心。在他的热情培养、带动下,使全师的通信兵得到了迅速成长和发展。

志愿军第21军文工团战友在金日成广场和祖国慰问团合影。

（在朝鲜的日子）1——5集题材选用2000年21军老同志回忆录摘选

献给最可爱的人！

（在朝鲜的日子）系列美篇以多侧面、多视角地对志愿军21军中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战斗进行了解读。70年后重温历史，我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向在入朝作战牺牲的军魂默哀致敬！

向那些当年在抗美援朝战火中拍下珍贵的历史照片的战地摄影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向当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第21军全体将士致以军礼。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