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79年高考

金陵王

1977年，中断了长达11年的高考恢复了。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是1979年参加的高考，但我的高考之路可以追溯到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1980年代的丁蜀镇

我于1974年夏天江苏省宜兴县丁山小学毕业。宜兴是我国的“陶都”，但实际上主要陶瓷产区都在丁蜀镇，镇上有几十家陶瓷生产企业，组成了宜兴陶瓷公司。丁蜀镇由丁山、蜀山、汤渡三个小镇组成，我就生长在其中最大的丁山镇，而丁山小学就是镇上最主要的小学，历史悠久，到现在已经有百年的历史。由于当时的知识青年下放政策，我家里已经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下放去了农村，他们下放的地方我都去过，也看到他们在地里干农活以及日常生活的情形，每天“迎着太阳出，背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我实在不想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是希望能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于是就和家里讲不想上中学了，想找个临时工做做，父母亲想想也对，反正上了中学还是下放，就同意了。记得当时我们五（3）班还有虞岳仙也没有上中学。

另外我还天真地想着，小学毕业生就一半文盲，总不能算是知识青年吧，或许还能逃脱下放的命运呢，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完全想错了。

我决心边打工边自学中学课程，我对自己的学习能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在小学的时候，语文和数学（当时叫算术）总是在班里名列前茅的。

数学通常是100分。当然有时也会有一些意外，记得有一次考试，有一个明显的笔误，如果较真的话，是要扣分的，当时数学老师范老师还特地把我叫到办公室，把这个笔误用橡皮檫掉。同班的史子春的数学成绩也很好，我记得当时我们不仅要考100分，还要互别苗头看谁第一个交卷。每次考数学，考卷做好后，总是跃跃欲试想第一个交卷。老师发现后会过来检查考卷，老师如果不说话，基本上表示没什么错误，可以放心交卷了；老师如果说，有的同学做好了不要急于交卷，再仔细检查检查，就表示肯定有错误，于是就仔细检查直到把错误改正再交卷。

语文也常常是高分。平时的作文，我记得当时默认的最高分是85分，但我常常能拿到90分，同时作文中的所谓好句子经常被老师用红笔划出。以至于后来语文老师薇老师问我怎么能写出那么好的作文，我就和薇老师讲我天天看报纸，听广播。

我倒是没有瞎说，因为当时正值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我家的门口就安装了一个高音喇叭，每天从庄严的乐曲《东方红》“报道着祖国的黎明”开始，一直到国际悲歌歌一曲的《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结束，中间连续地播放语录歌和批判文章，所以不听也得听啊。当然有两个节目，确实是我每天必听的，一个是早上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一个是晚上8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当时所有重大的新闻都是由这两个节目先播报的，地位相当于后来的《新闻联播》。

至于为什么喜欢看报，是因为当时喜欢一个小女孩，而她家就住在临街的圆圆百货店的楼上，百货大楼的街对面是邮电局，邮电局的门口有一报廊，我发现从报廊可以看到她家，所以就天天去那里假装看报，实际是想偷偷地看她。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天天看报的习惯。

圆圆百货店和街对面是邮电局

后来学校从这个事情得到启发，就把我宣传了一番，并号召学生多看报纸，多听广播，要关心国家大事，以便贯彻当时伟大领袖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74年年底的时候，我进了丁山针织厂做学生工，七毛钱一天，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多。这三年也是我人生中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既不需要学习，工作也很轻松，还有零花钱。好像那时候有一本书叫《工作着是美丽的》，我深有体会。

丁山针织厂那时候专做外贸出口皮手套，我的工作是操作冲床，通过手套刀模将皮革冲下。一天8小时的定额，我基本上2、3个小时就做好了，其他的时间就自由了，或者听师傅们吹牛，或者是干一些私活，比如利用零碎的皮革做一些钱包之类的小物件。每天下午三点左右，是我们一天最快活的时候，工友们轮流请客吃点心，每天的点心都不同样，有油条，烧饼，萝卜丝饼等，临近中秋节的时候，附近的食品厂还有刚出炉的月饼卖，这月饼到手的时候还是温的，咬一口香甜沁人，是冷月饼不可比拟的。

1976年冬天，“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我也在下放的名册中，当时由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国家面临变局，所以“上山下乡”的工作也有所松动，不像以前那样抓得紧了，于是我父母就以我在针织厂出了一个工伤事故，身体有残疾为由为我争取到了一个“缓放”的优待，而我小学同学中，读了初中的岳小新，没读中学的虞岳仙，都下放了，但是读了高中的史子春和吉小明，则因为政策有变，不用下放了。我后来又陆续在父亲工作的解放路百货店以及丁山印刷厂工作了一段时间。

虽然离开了学校，但平时还是喜欢读书，我家附近的工人电影院大院内的丁蜀镇工会的阅览室和图书室是我常去的地方。我父亲通过和图书管理员老谢是以前同事的关系，搞到了一张镇工会图书室的借书证，那时候的书籍比较少，只有一些马恩列斯毛鲁郭的书，以及一些革命文学作品。当时的情况下，有书读已经是很幸运了，所以我是有什么就看什么，记得读过费·梅林的《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苏联作家中，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当然，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四个日本留苏学生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还有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等。实在没什么书可以借了，也借一些马恩列的原著来读，《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反杜林论》一大厚本，实在看不下去，借回家后我二哥对哲学比较有兴趣，他拿去看了。

我也很喜欢阅读梁效和罗思鼎等写的一些大文章，比如《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读盐铁论》等，当时历史方面的书很少，好像只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不通俗，很难读，所以我就把这些大文章当作历史来读。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也有一些不错的文章，特别是其中的人物传记栏目，记得当时登载过《胡适传》、《拉萨尔传》、《洋儒李敦白》等，感觉文笔流畅，各种讽刺挖苦，嬉笑怒骂，特别是《胡适传》中溥仪打电话给胡适和胡适到紫禁城见溥仪一段，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后来知道这些传记的作者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实际上是一个十一个人的写作班子，其中就有后来很有名的余秋雨，而《胡适传》就出自余秋雨的手笔，看起来余秋雨的痞子文风从那时候就开始形成了。

当时新华书店在我们家街对面还搞了一个租书部，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小说可以出租，曲波《林海雪原》、峻青《黎明的河边》、孙犁《白洋淀纪事》，《新儿女英雄传》，黎汝清《海岛女民兵》、李心田《闪闪的红星》、浩然《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以及《桐柏英雄》等，都是从那里租出来看的，其中很多在70年代都拍成了电影。

那时，我三哥还订了《人民文学》，上面也能读到一些比较吸引人的文学作品。记得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和刘心武《班主任》都是在《人民文学》上首发的。尤其记得《班主任》这篇，一开篇就语出惊人，“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我是一边闻着新书散发出来的淡淡的油墨味一口气读完的。

在那些年做学生工的期间，因为做工有了一些零花钱，所以经常到附近的新华书店去逛，有什么喜欢的书就买下来，主要是一些科普方面的书，如《怎样识星》，《宇宙的秘密》，《太阳、地球、人类和生命的起源》等。还有就是《数理化自学丛书》的数学和物理的课本，通过《数理化自学丛书》，我开始自学中学的数学和物理课程，数学甚至都学到了微积分。

我的微积分教材是和我一起在印刷厂做学生工的邱玉华帮我买的。小邱是镇委书记邱洪才的女儿，人长得漂亮，性格外向，善良，没有心机，按照现在的说法，有点“傻白甜”。有一次她去上海玩，我特地让她帮我带一本微积分的教科书，她居然帮我买到了。现在回想起来，她当时一定费了不少周折，因为她根本不懂什么微积分，对上海的书店应该也不熟悉。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邱是我离开印刷厂后在丁蜀中学高考补习班复习迎考期间。有一次偶尔在家中看见她从我家门前的街上经过，她也看见了我，但由于比较突然，都来不及打招呼，她就走过去了，于是我赶紧跑到我家的窗口，以便还能多看到她一会。不料她忽然回过头来，我们的目光再一次接触，她回眸灿烂一笑，并使劲地向我招手，我有些不自然，感到内心被人参透一般，也动作僵硬地朝她挥了挥手。看着她的背影慢慢消失在川流不息的人海中，心中感到一阵失落，我从离开故乡上大学就一直没有见过她，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

想起日本歌谣《红蜻蜓》的歌词：“十五岁的小姐姐，嫁到远方，别了故乡久久不能回，音信也渺茫”, 感到非常伤感，童年时代的一些故旧，后来也一直没有遇到过、、、

1977年恢复高考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复习迎考的热潮，我也心痒痒的，想一展身手，但是转眼一想，就算数学、物理可以勉强对付，语文、政治、化学怎么办？所以77年高考我根本不敢考虑。

转眼到了1978年的高考，我小学同届的鲍小谷、吴建农等都考上了大学，我的信心也更大了，所以决定参加1979年的高考。但是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闭门造车，没有系统的复习，把握不大，尤其是语文、政治，更感觉无从下手，迫切希望能够有机会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复习。

也是巧了，这时候听说丁蜀中学为了帮助78年落榜考生进行复习，开办了高考补习班。补习班招两个班，一个目标大学，称为高三（1）班，另一个目标中专，称为高三（2）班，补习班招生标准是1978年高考的成绩，当时补习班已经开始了几个星期了，我非常渴望能进这个补习班。

我的小学同学吉小明和史子春都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但都没有考上，他们都有志在79年再度挑战。史子春顺利地进入了高三（2）班，而吉小明由于上一年高考成绩不够进入补习班的标准，正在奔走努力中。打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找到吉小明，希望和他一起到学校找老师再努力一番。吉小明很乐于助人，和老师的关系也好，我们首先去找了高三（1）班的数学老师也是副班主任汪兴老师。汪兴老师个子不高，板寸头，看起来精明干练，一口苏州口音，谈性很浓，他详细分析了我们的情况，建议我们直接去找班主任俞寿松老师。

我们于是直奔教师办公室找到了俞寿松老师。俞老师高大挺拔，面目和善，说话温和，看起来豪放大度，很好说话的样子。俞老师详细询问了我的学习经历，他问我是哪个中学毕业的，我当时撒了个谎，说是劳动中学毕业的，因为我们镇上就两所中学：丁蜀中学和劳动中学，说丁中毕业容易穿帮，说没上过中学又担心学历过低，被直接拒绝。

俞老师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在批改考卷。俞老师是物理老师，当时正在批改刚刚进行的一次物理考试的考卷，这时吴金才校长走了进来，询问这次物理考试的情况，俞老师向他汇报说这次考试很难，班上只有几个人及格，最高的也只有80多分，然后俞老师也向他汇报了我们想进补习班的情况。吴校长中等身材，说话简明扼要，切中主题，一看就是一个做事雷厉风行，讲究工作效率的行政干才，知道我的来意后，吴校长豪气干云，当场承诺只要我能把这张考卷做及格，就可以进补习班。

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做就做，于是就在俞老师的办公室，当着俞老师和吴校长的面，做完了这份考卷，用时也就1个小时左右。那时学校的工作效率也真是高，俞老师当场改考卷，结果我考到了80多分，在他们班里可以排第二名。吴校长一诺千金，当时就拍板同意我进入补习班学习，并且被安排在了高三（1）班。

我顺利地进入了补习班，但一同去的吉小明却没有那么幸运，他最终也没能进入补习班，但在这几天的奔波和咨询老师的过程中，他也明确了自己的目标。由于他的英语成绩比较突出，所以他决定在79年的高考中，主攻英语专业。

进入高考补习班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此我可以系统地复习高考的各门科目，尤其是比较薄弱的语文、政治和化学。

俞老师对我在补习班的座位安排也独具匠心，他特意安排我和谈汉钧同桌。谈汉钧我是久闻大名了，他素来是班里的尖子生，78年的高考，上了分数线，被一个普通院校录取，他不满意就没去，他在高三（1）班的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俞老师安排我和谈汉钧同桌，可谓用心良苦。

在高三（1）班，除了俞老师教物理，汪老师教数学外，张癸群老师教语文，周定一老师教化学，都是当时丁中业务最强的老师。

物理课是我最喜欢上的课，这不仅是我最喜欢物理，也是因为喜欢俞老师讲课风格。俞老师讲课抑扬顿挫，极具感染力，时而拉高声调，让你发挥想象；时而戛然而止，让你陷入思考，再配上一些肢体动作，就像一个指挥若定的将军，挥手之间把课程内容以一种生动活泼、幽默诙谐的方式传授给学生，使我们听得如痴如醉。我后来物理能考高分，和俞老师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数学汪老师授课非常认真，看得出每堂课都进行了精心的备课，他的讲课风格可以用苦口婆心，谆谆善诱来形容。汪老师的字也写得很工整，经常是一写就是一黑板的演化推导，不仅加深了我们的印象，课后还有机会来消化这些解题思路。汪老师是一位严师，你做得不好，他批评起来是不留情面的。记得有一次统考，我考得不好，汪老师特别在课上点了我的名，说我不给他面子。由于汪老师的细心指导和严格要求，我的数学成绩提高得很快。

听周定一老师的化学课是一种享受。周老师气度非凡，极具人格魅力，讲课和声细语，旁征博引，并穿插一些人物轶事和背景知识，使我们不仅掌握了课程内容，也学到了丰富的化学方面的历史典故。我记得他讲到元素周期表中的钋元素的时候，就提到钋元素是由居里夫人与丈夫皮埃尔·居里发现的，为了纪念居里夫人的祖国波兰，他们把这种元素命名为钋。在周老师润物无声般的精心指导下，我的化学从零起步，获得了飞速的进步。

语文张癸群老师具有一种文化人的气质，他教课一板一眼，有条有理，使我有机会对中学语文课程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学习，尤其是古汉语这一块，我从零起步直到初步掌握。而作文这一块，经过张老师的点拨，使我的作文在规范化和写作技巧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尤其对张老师感怀的是，有一次他还把我的一篇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

转眼夏天到了，高考也临近了。那年的高考，一共要考6门，7月7、8、9日考三天，依考试时间安排顺序，理科是语文、物理、数学、化学、政治、外语，文科是语文、历史、数学、地理、政治、外语。外语成绩只按10%计入，供重点院校录取参考。

第一天上午考语文，感觉还可以，基本都做完了。1979 年的作文是阅读文章《第二次考试》，然后改写成一篇《陈伊玲的故事》，要求简单明了，不像后来一些年的高考作文，审题都有困难。于是就开写，一直写到交卷。

第一天下午考物理。物理是我的强项，而且那一年的物理比较容易，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就顺利完成了。

第一天的考试顺利结束，感觉不错，就到我们镇上的游泳胜地大水潭去游了个泳。大水潭当时的水面很大，水也很清，望着眼前的浩瀚碧波，我心情大好，一边游一边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爱这蓝色的大水潭”，我也对后面的考试充满了信心。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数学平时成绩也不错，但考试时感觉并不是很好，一直拖到考试结束才交卷，有一题还是没做出来。

第二天下午考化学。化学是1979年最难考的一门课目，试验方面的题项较多，我们在小地方中学上化学课基本没做过试验(很少试验仪器设备)。78年的题目，我们随便都能考过90分，所以考前是充满信心的，谁料进了考场却如临深渊，望着考卷，一阵阵无力感不断袭来。化学也成为我五个科目中唯一一门没有及格的科目。

第二天的考试结束后，感到有一点绝望，又去了大水潭游泳，回来后好像有一点感冒，浑身乏力，吃了晚饭就昏昏沉沉地睡了。

第三天上午考政治。政治就是不停地写，我记得考试结束时间到了，还一直在写。老师和前辈的经验是能写多少就要写多少，因为据说评分都是看你的答案有没有扣到标准答案，你的回答中扣到了某一点，就得分，而不管你说了多少废话。

第三天下午考英语，都有点不想考了，一是本身英语水平差，二是英语只占考试总分的10%，但最后还是被老师逼着进了考场。进得考场，把一些选择题胡乱做一通后，就看着考卷发呆，好像就没事可做了，就像《平原游击队》中吴有贵说的：“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啊!” 所以一看到有人交卷也立刻交卷了。

全部考试结束后，俞老师叫我们几个平时在班里名列前茅的人回到学校估计分数。和俞老师对了物理的答案，基本没错，当时吴校长也在，他就和校长说，我能考90分以上。其他几门科目对了答案后，估计总分能到330分左右，这个分数老师认为考上大学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然后是一段漫长的等待。由于估计自己能考上，所以这段日子还是很轻松的，白天去大水潭游泳，晚上喝一点小酒，有时也约了朋友骑自行车到太湖去游泳，谁知乐极生悲，突然有一天肚子很痛，到工人医院诊断后，说是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即动手术。主刀的是张华岳医生，上海人，是工人医院一把刀，人称张阿拉。手术很成功，术后继续在工人医院住院。

终于有一天，学校通知，说是分数下来了，要到学校取成绩单。我弟弟代我到学校去拿的成绩单。他拿着成绩单到了医院，最终的考试成绩是：语文73，数学75，物理100，化学50，政治61，总分是359，英语考了10.5分。我弟弟也考到了361分。分数下来了，我也出院了，当时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

江苏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全国一向较高。那一年是全国统一卷，大专及以上理工科分数线仅288分，但依然排在全国第二。

然后就是体检，也很顺利。体检的时候，已经有一些高校的招考老师在体检点附近活动，希望成绩好一些的学生报考他们学校。有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找到我，希望我填报南大。我当时天天仰望星空，对天文很感兴趣，而南大的天文研究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但南大老师认为，南大数天系对数学分数要求极高，所以他建议我报考南大物理系，把握会比较大。我当时也没有拒绝，答应他考虑一下。

体检结束后，就要开始填志愿。填志愿前，学校将上分数线的学生召集起来，由吴校长进行填志愿指导。吴校长仔细分析了江苏考生分数的分布情况和各高校在江苏的招生计划。我听到的和我有关的情况是，350分以上的考生总共有1000多人，而当年南大和南工在江苏各招500多人，所以上了350分，上南大或南工基本没有问题。

为了决定到底报考哪个大学，我决定最后再咨询一下班主任俞老师。俞老师在文革前就带高三毕业班，对于填报志愿非常有经验，据一个文革前考上北大的丁中学长鲍寿柏回忆，班主任俞老师在审查他所填的报考志愿时，亲自将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改成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命运。俞老师在一番斟酌后建议我报考浙江大学。主要的理由是：

一、浙大是工科院校，当年考生都喜欢报考工科院校，觉得分配好一些；

二、浙大专业门类齐全；

三、浙大是老牌名校，当时浙大刚刚调整为归中国科学院和浙江省双重领导，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并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新近被任命为浙大校长，国家有意把浙大办成中国科技大学那样的顶尖理工科大学。

其他沪、宁、杭的重点高校，上海交大的专业主要集中在和造船有关的专业，同济主要是和建筑有关的专业，而复旦和南大则是理科院校，南工名声要低一些，所以在俞老师的建议下，我决定第一志愿填报浙大，第二志愿我填了同样是重点大学的山东大学，因为当时经常看山大学报《文史哲》，知道山大教师李希凡在《文史哲》发表批评红学权威俞平伯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欣赏，同时由于受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知道山大教授潘承洞曾经在陈景润之前证明过“1+5”和“1+4”，对山大充满向往。第三志愿就随意填了一个普通院校，忘记是哪个学校了。

至于专业，由于我对电比较感兴趣，所以填报了电机系的发电厂及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

我至今还是非常感谢俞老师，他指导我选择了一个好的大学，一个好的专业。

我弟弟的考分是化学比较突出，数学和物理不理想，但他也不喜欢上化学专业，所以志愿填报颇费踌躇。最后决定填报医学院校，这样选学校就比较简单了，因为沪、宁、杭地区仅上海有两所重点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和第二军医大学。最后他的第一志愿填报了了上海一医，因为二医大虽然也不错，但由于是部队院校，管理比较严，分配又是到军部队医院，所以就选择了上海一医。

志愿填报结束后，又是漫长的等待。不过这一次填报志愿是在分数下来之后，所以把握还是比较大的。终于有一天，我弟弟的录取通知书先到了。又过了几天，我从外面回到家，看见我弟弟和三哥正满面春风地从窗口向我招手。

“浙大”，我弟弟说着把一个信封递给我。

终于，一颗悬着的心落地了，我如愿以偿地被第一志愿浙江大学电机系发电厂及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录取。丁蜀中学其他考生也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蒋志君被复旦录取，他的考分是我们学校最高的，考了370多分；我弟弟同班的王竹文363分，考上了上海交大，张敬佩350多分，也被浙大录取。我们高三（1）班，我同桌的谈汉钧，330多分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史庵堂，文科，考上了南大经济系，任阿顺被西安公路学院录取。

遥望南天，想象着未来的大学生活，我的心早已飞向了美丽的西子湖畔，心里想的就和歌里唱的一样，“身体健，体力壮，大家努力来干一场”。同时又想起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在安葬了高老头后，望着巴黎塞纳河畔万家灯火的美丽夜景，所说出的气概非凡的一句话：

”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

后来看到衡水中学的高三学生张锡峰在高考前的激情演讲：“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

作为过来人，又同为“小镇做题家”的我，会心地笑了。虽然张同学的豪言壮语听起来有些土，有些过于直白，没有陈胜“苟富贵，无相忘！”来得高大上，但那毕竟是是经过司马迁文学加工过的，我总觉得陈胜这个雇工和另外一些雇工说话，不会那样文绉绉，所以我更相信陈小二当时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发达了，俺们也可以到东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

现在的高考，也经常被人诟病，但高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确实是最公平、最公正、最公开的人才选拔形式，也是底层人才向上层精英流动的一个主要渠道，尤其对于农村青年来说，由于城乡的身份区分，如果不上大学，即使在城市打一辈子工，都得不到一个城市户口，也难以得到一个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所以，不管高考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还是希望高考能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