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捷报

胡马嘶天

　　今天看来，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能够考上大学，绝对是幸运儿。应该感谢国家在1977年作出了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的决策，也应该感谢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这个延续至今、仍然是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和最公正人生竞赛。它让我在1979年468.5万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录取率只有6%（还包括大专和中专，据说，本科生的入学比例不到2%）其中一员。

资料表明，1979年高考是在1978年春秋两季高考（七七、七八级）后，全国统一命题的首届高考，也是历史上最难的一年高考。那年采取的是一条龙考试录取（就是一次考试，按分数由高到低分别录取本科、专科、中专），全国参加高考人数468.5 万人，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约6%。如果进不了6%，就连中专也没得读。由于停滞了十年的高考刚刚恢复，十年来积攒下来的毕业生都要挤占这年的招生指标，（考生之间年龄悬殊很大，有三十五六岁的，有应届十六七岁的，有结过婚的，也有带着娃娃参加考试的），加之当年高校的数量非常的少，录取率很低，一个县可能都没有一个本科学生，只有部分学生考上大专和中专。

　　可以说，那年能够考上大学的绝对是凤毛麟角。因此，得知我的分数后，亲属、友人、邻居都纷纷来祝贺，而我，一半是接受了父母的嘱咐，不能跳里撒欢、喜形于色；一半是尚不知被哪所学校录取，心里还是悬着的，就只能颔首点头，自谦考得并不理想。

即便如此，有学上则是板上钉钉。我先是回到孙家湾姥姥家，与我尊敬的姥姥呆了有些日子。八月下旬，爸爸说，咱们回老家看看吧！告诉你爷爷一声，他的孙子上大学了。

长途公交在砂石路上颠簸着，车后腾起一片尘烟。爸爸告诉我，我还是两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回过一次义县瓦子峪乡石柱沟村的老家。本来，一路都是妈妈抱着我，当徒步涉水大凌河的时候，水深浪大，爸爸就把我扛在肩上，一只手抓住我，一只手牵着母亲，我在爸爸的肩膀上一声不吭，等到了岸上，立即扑向妈妈的怀抱。妈妈后来说，你爸一辈子也没有抱过你，就这次过河，扛了你一次。

爸爸和我来到爷爷的坟前，培了新土。爸爸说，你跟爷爷说句话吧！我四岁的时候爷爷去世，对于爷爷的相貌是从照片上看到的，爷爷的故事是从父亲的回忆文章《我的父亲》中获得的。面对这个除了认识自己的名字外，只认识“店”字、一个人靠种地、垒墙、做石槽子独自将两个儿子培养成人、而且，艰难地供孩子读书、笃信“这是一辈子的事”的辽西老人的坟茔，作为后代的我百感交集，嘟囔着说，“爷爷，我考上大学了”，哽咽的不知道再说什么好。

　　九月三日，张宝刚传来消息说，我可能被锦州师范学院录取了，是我向往的中文系。几天后，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在学校拿通知书的时候，碰到了戴国光老师，他笑着对我说，你是既高兴也不高兴。我感激地点点头。说句实在的，我真的不想当老师，当时教师的地位不像现在这样“高大”、“臭老九”的余毒尚在是一个因素，我从母亲身上看到了教师的辛苦也是一个因素，更主要的是我有一个不知道能否实现的“作家梦”。但是，转念又一想，毕竟，我终于上了心心念念的中文系，而且听说锦州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教学力量还是挺强的，比我去读辽宁大学的哲学系还要理想些。再说，上师范学院也不一定就当教师啊！

爸爸妈妈也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们告诉我，有消息说今年不去报到明年可能不让参加高考，再说，你那么偏科，再考也不一定就考上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好吧！九月十日、十一日，我集中时间办好了各种关系，爸妈准备了必须的行李和生活用品。之后，就是我前去和老师们告别、和亲属告别。同学们和亲戚也都前来送行。他们带来了褥单、脸盆、笔记本等物品，不一而足地嘱咐我努力学习、搞好团结、学会为人处世等。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爸爸妈妈和我坐在一起，语重心长地谈了我从山东回到阜新近一年时间的进步和不足，嘱咐我上大学后要十分注意的事项：

1、进入大学就是走向社会了，就不像中学那么简单，既要学会为人，也要学会处世，待人要忠诚老实，不要多说，而要多做。要杜绝感情用事和信口开河，要培养分析能力，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要与同学搞好关系，自己学会照顾自己；

2、不管学校好与坏，首先要自己努力，把学习搞好，要知道，学生学习成绩不好就会被人瞧不起，也就成就不了真本事，坚决不能当落后生；

3、要积极要求上进，班级的各项活动都要积极参加。同时，也要注意身体，不要把身体搞坏，不要想家，一心一意地扑在学习上。

两个多小时的嘱咐深藏着父母对我这个长子的殷殷期望和深深爱护，那些语重心长的话语从这个秋夜开始时刻回响在耳畔。成为我这个17岁大学生的行动指南和动力源泉。

　　第二天（9月20日）早晨，阳光灿烂，红霞万里。我从阜新站坐上火车前往锦州。前来车站送行的除了父亲和玉学大哥外，还有王相平、邓志华、满希红、高静、何果生、李成、从佩环、赵艳丽等。

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不妨也记录下来。

大学发榜以来，我一直想拥有一块手表，许多同学也都带上了什么“上海”、“东风”、“孔雀”等品牌的手表了，然而爸爸妈妈却一直没有开口。临行前我向爸妈小心翼翼、红着脸提出想有一块表的时候，爸爸说，大学生也不一定有手表啊？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就先戴你妈的那块吧，给你妈买个新的。我听完心里不舒服，甚至有些委屈。在离家出发的时候，妈妈摘下她的表递给我，我觉得一个男孩子戴个不大不小的女式表不得劲，就将表塞回给妈妈。可能是看到了这一幕情景，到了车站满希红同学就摘下她的手表，说念大学是应该有表看时间，要不你把我这块表带去吧，我这是新买的。我婉拒了满希红的好意，带着一丝的遗憾和对阜新这片土地的眷恋，以及对家人的留恋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列车，飞速地驶向锦州。”这是我44年前日记里的文字，实际上，那时列车的时速只有40多公里，算不上飞速，只不过是我的心情罢了。

这两张照片是告别时，与王相平、李东宁、邓志华同学的分别合影

◎ 那个年代，谁家出来一个大学生不仅是家庭的光荣，连同学、邻居仿佛都沾了光。虽然，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和当时社会风气的清明，还不兴什么“谢师宴”、“答谢宴”，但是，每个来祝贺的人都是真情满满，送来的小礼物也都是实用的东西。我遗憾的不是我家也没有举杯相庆，而是，连一张纪念的“全家福”都没有拍。所以，这篇回忆中，只有两张同学的“分别照”和同学送的影集扉页上的留言。我就是在这情谊与希望的裹挟中，以一个17岁的年龄跨进了大学校园。

三位同学送我的相册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