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大概是1967年夏天。我和几个同学在县城逛街，遇正出单位门准备回家的父亲。他告诉我，马上要发生武斗了，要我尽快离开渠城回家。为了使我相信，他还特别强调，这是某某组织（我所属的派别组织）发出的通知。我点头答应了。他没有叫我跟随他走，只一再叮嘱一定要离开渠城。</p> <p class="ql-block"> 我有些不以为然。待父亲走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拐弯去了渠县中学。偌大一座校园，此时几乎空空如也。武斗的传言看来不假。我在一间屋子的一角捡了一本书《怎样画速写》，翻了一下，觉得还有趣，便带在身上。在渠中转了一圈，甚觉无聊，便顺路走到河边，清凉的河水把我们迎进它的怀抱。过了一阵，又觉兴味索然。</p> <p class="ql-block"> 上岸，穿衣，进城。此时武斗已经发生了，不在城里，是在城南方向。听说有人将伤亡者抬到了武装部。那时的武装部是地方唯一具备权威的国家机器。武装部的前面是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呀。我们跑到武装部院子里，看见几副血淋淋的担架摆在那里，上面用草绿色的布覆盖着，不知是死是活。后来想，那一定是亡者不是伤者，伤者该送医院呀。如果把伤者抬来示威，那也太无人性了！再后来想，一切皆有可能，这场运动有很多事情已经丧失人性了。当然，那时肯定不会这样想。</p> <p class="ql-block"> 到了半下午，更是无聊至极，我们放弃了在县城的逗留，步行回家。还没等走到青龙公社，天就完全黑了。我们继续摸黑走到望江公社，实在不想走了，一来有些害怕，二来也很困倦。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去公社借宿。</p><p class="ql-block"> 我们敲开公社的大门，说明来意。接待我们的一位中年干部面露难色，有些犹豫。我们默默的看着他。我们知道，红卫兵的余威还在。那时的干部一般不愿意招惹学生。果然，这位干部不想得罪我们，态度既不热情也不生硬。他沉吟一会儿说，那就只有在这间屋子里将就一下。我们不可能有更高的要求，便同意了。</p> <p class="ql-block"> 这是当时公社惯常的对上对下接待和传达、发布指令的办公室。屋内最明显的陈设是办公桌上的一部电话机。那一般是全公社唯一的电话机。办公桌后面靠墙是一厨锁着的文件柜。办公桌一侧的墙壁上挂着一块蓝布袋子，上面缀满标明各个大队和场镇各单位的小口袋。其中两三个口袋里插着卷成圆筒形的纸张。可以说，这里是公社的神经中枢。</p><p class="ql-block"> 这位干部也太信任我们了，居然让我们住这么重要的场所。事后一想，公社可能也没有多余的或者更合适让我们住的屋子。决定留下我们，就得信任我们。其实，这无关乎信任不信任。屋内最重要的陈设是电话机。那时的电话是要邮电局接线员转接的，你能打到哪里去？你打给谁？电话机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坨废铁！</p> <p class="ql-block"> 屋内还有两条长板凳和一个条椅。正好我们三人一人一条。蚊子很多，我们顾不得了，很快进入了梦乡。中途醒来好几次，都是身体从板凳上将掉未掉的时刻。这就像我们上课打瞌睡一样，一般是不会倒下去的。</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清晨，我们和昨晚那位干部打过招呼便上路了。走到许家坝，那两位同学和我分手了，他们是河对岸花龙公社的人。我只记得其中一人是我们班的李奎，从此我们好像再没见过面。另一人是谁，一点记不起了。</p> <p class="ql-block"> 再说几句题外话。我捡的那本《怎样画速写》让我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我忙乎了好长一段时间。在生产队劳动的时候，我总是随身带着自己装订的一个本子，休息的时候拿出来画几笔。有些篇幅还画得像模像样。但终究没有坚持下去，没有画出名堂。不过它对我日后办板报、壁报时画刊头画题花是很有帮助的，也因此平添了我“多才多艺”的虚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