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选文之 少年不识愁滋味 九 六六年琐记

李雍

　　新学年开始，全校学生背着铺盖卷下乡劳动锻炼。我们班到了花龙公社桂花大队。不久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却被劈头浇了一盆冷水。学校驻进了文革工作组。他们将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队伍，个个佩戴红袖章，上面印着金光闪闪的三个草书字——红卫兵。我却不属于这个组织！

　　红卫兵们洋洋得意，满面春风。本就自卑的我更自卑了。他们个个根正苗红，正该尽情享受阳光雨露。我是他们团结的对象，他们有剩余的生存空间才会轮到我。我是小草，只能在他们的缝隙中吸取剩余的养分。我已从广播、报纸中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想，我期待的文化大革命却排斥了我！接着，学校又选派红卫兵代表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

　　官办红卫兵很快偃旗息鼓。工作组撤离。工作组回校接受批判。各种红卫兵、战斗队、造反团，如雨后春笋般一夜间冒了出来。我曾经羡慕到命里的红袖章不是那么值钱了。我参加一个造反组织，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好像没有搞过“破四旧”的行动，反正我没参加过。我们最多的活动是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在学校贴，在街上贴。那时的司令部很多。除造反派组织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司令部外，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比比皆是——全国有，省里有，地区有，县里有，区里有，公社有，大队甚至也有。我们学校没有。我们学校领导只有一个校长、一个主任。大概因为人少，成不了司令部，大字报的撰写者便称他们为“资产阶级路线的黑干将”，再上一个层次也充其量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的撰写者大多是66级、67级的几个笔杆子。我们这些小毛虫是不具备那水平那资格的。我们要写大字报的话，就只是写几句口号，最多的是转抄。文化大革命有转抄不完的内容。

　　我最喜欢的是刻传单。电影中地下工作者在城市高楼撒传单的镜头烙印在脑海里。我们乡场上学不了那场面，但刻传单总是可以的。我的挎包里背着钢板、蜡纸和需要刻印的材料，随时可以刻写。我头脑中还时常冒出成刚刻写《挺进报》的情景。

我也亲历过一些斗争场面。我们学校学生斗过校长，斗过主任，斗过工作组的人。场面不暴力，只是低个头，最野蛮的一次是有同学用毛笔蘸上墨汁在主任的脸上写字。浓浓的墨汁顺着他的脸颊、颈项直淌。

　　我看到批斗的最大的官是县委书记。那是渠县中学的造反派搞的巡回批斗。场面虽然不是很暴力，但很不文明。造反派拿来一个点了些小黑点的圆形硬纸壳，说是“麻饼”，要他用嘴衔上。他开先还在高呼“坚决执行十六条”，抗议造反派对他的人身侮辱。他可能认为抗拒没有丝毫意义，瞬间便放弃了，规规矩矩地低下了头。

　　当初一些工人组织和街道组织的人手挽手守住县委机关，不准造反派冲击。时间久了，有人为守卫者送来了食品，其中有芝麻饼，也或许主要是芝麻饼（那年月，芝麻饼是稀罕物）。这样一来，造反派就说是走资派在拉拢他们，在奖赏他们。他们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其实，他们的动机十分纯正——保卫党，保卫党的机关。麻饼就成了保皇派的代名词。造反派称对立派往往加一个“麻”字，比如“麻联司”，可人家的正规名称是某某联合司令部。

　　我也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台上跺着脚高喊“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我始终感觉宣传队的女同学喊这句口号的时候，总是比我要字正腔圆。我们的对立派有一个组织叫“红色暴徒”。他们也组建了宣传队。我们这一派的几个男同学当面骂其中的女生为“暴徒婆娘”。暴徒婆娘们毫无惧色，在舞台上更是大义凛然，声振寰宇：“我们上来了！我们上来就不下去了！”——依然跺脚、挺胸，宣示登上和占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