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乌桕树

火苇儿

　　好多年了，乌桕树几乎淡出了我的视线。

最近几年，当我沉迷于拍秋色拍红叶的时候，疏疏散散、曲曲折折、红艳惊人的乌桕树不断的进入了我的镜头里，像极了我和善的外婆，露着和蔼可亲的面容，轻轻的向我挥手致意。那亲切温暖的记忆潮水般的涌入我的心里，关于童年的所有影像似一部旧电影在我的脑海中播放了出来……。

它们只是一些被时光模糊了的片段和画面，但却是一生中最纯真、最美好的记忆，散发着青草和山花一样清新欢快的气息。

乌桕树，我们当地称它为木子树，因为结木籽而成为八十年代之前非常重要的经济树种。我们村的木子树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在田间地头、山上路边，东一棵西一棵的，不是人工种植成片成林的。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小时候我也没觉得木子树有多好看，就是觉得它的白白净净的籽很好玩儿，我们时常用它来当子弹，打得满天飞。

每年秋天，父亲做工的大队油坊里，倒是时常缷下一车一车的木籽榨油。父亲严格对质量把关，在榨油之前，总会将木籽晒上个十天半月，晒得干干的没有一点儿水份了才会开榨。那晒在地坪上的一大片白花花的木籽，也成了我打滚嬉戏的乐园。

当我再重新欣赏我拍下的每一张乌桕树的红叶时，似是故人心头过，心里对乌桕树的感情难以抑制，光我拍的这些还看不够，于是我疯了似的在网上搜索所有乌桕树的美图，看了又看，并全部的保存了下来。

　　4岁的明军和我同年，仅仅比我大两天。盛夏的某一天早上，阳光明媚，他兴冲冲地跑来找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们去林、林、林场玩儿，怎、怎么样？听说林场有、有、有很大一片梨、梨、梨子园和桃子园，核桃、板、板、板栗和柿子树也、也、也有呢！”

我问：“你知道路怎么走吗？”

他：“当、当、当然知道啦！我、我、我爸爸已带、带、带我去、去、去过两次了！”

我点点头，就跟着他一起出发了。他爸爸在林场当场长，我三姐也在林场做工。

林场在山里，距家里大约有三公里远。我们慢慢爬上水库的台阶，到了坝顶上，便看见一库碧水静静地躺在两山之间。回头看我们的村庄，三面环山，在东方有一个缺口，那是小河流出去的方向。可以看到改造过的一方方平静的鱼池和一块块阡陌纵横的田地，房子掩映在高高低低的树丛中，大部分还是茅草屋，最显眼的还是粮站的高大的仓库和供销社的一排大房子。小河从一侧的山边哗啦啦蜿蜒地流过，灌溉的水渠从沙洲的中央直直地穿行，水渠边和池塘边摆动的是舒展的垂柳。

转过身，他指着水库上游最远的那一端：“林、林、林场就、就在水、水库的顶、顶、顶头儿上，我、我、我们走到那、那、那儿就到了！”

　　通往林场的山路，掩没在林木繁茂的半山腰里，浓荫蔽日。初生牛犊不怕虎，两个小人儿那个时候对自然界还一无所知，不知道森林里会有什么危险存在。我们手牵着手，边走边聊，他天生的口吃，但还是很兴奋地、不厌其烦地给我描述着林场里那些令我垂涎的美味的果子。

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终于达到林场场部，座落着四排砖瓦的房子，一排是工人的宿舍，一排是办公室，一排是制茶车间，一排就是厨房了。只有几个厨师在忙碌着，他们是认得明军的，赶紧把我们两个抱起来：

“咦？你们两个自己来的啊？胆子挺大的啊？知不知道这山上有狼啊？？”

明军晃晃脑袋，举起他的小拳头，很得意地说：“我、我、我们不怕狼，狼、狼、狼来了，我、我、我一拳、拳、拳把它们打、打、打死！！”

“哟呵呵！了不得啊！”几个厨师哈哈哈大笑起来。

其中一个年龄大的，左手右手各牵一个，带我们到工地去找明军的爸爸。

　　“轰隆——”老远就听到放炮的声音。走近一看，明军的爸爸正在指挥工人们用导火索点炮，将岩石炸开，开辟梯田，四周有很多木籽树已被砍倒了，一部分工人正在清理现场，一部分工人将炸碎的石头一块块的沿着梯田的边缘垒砌起来，还有一部分女工在平整好了的梯田里将茶苗一棵棵地栽上，分工很明确。一垄垄修剪整齐的老茶园也呈现在我们面前。

刚才还一脸严肃的明军爸爸看见我们，马上笑眯眯地，挥挥手：“你们站远一点噢，这里很危险的哟！老王，一会儿你带他们俩到果园里去摘果子吧！”

正是梨子和大白桃成熟的季节。我们俩欢呼着去摘那些枝桠被压的很低的果子，被老王止住了：“嗨嗨！不要去摘那些个头小的，让我来给你们摘树顶上的大个的，那样的果子才甜呢！”

他爬上树，帮我们摘下来十几个果子，这些大个的梨子和大白桃果然脆甜脆甜的，我们俩坐在果树下美滋滋地吃着。

明军的爸爸留下我们再玩一天，晚上我们就在林场住了。林场的晚餐是大白馒头和南瓜汤，我还从来没有吃过那么白的馒头，南瓜汤也格外的甜，真好吃啊！

晚上睡觉之前，三姐又从枕头下摸出几个青柿子给我，让我拿回家泡甜了再吃。

林场在我的记忆中是那么美好那么令我向往的一个地方。

　　父亲是个油匠，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要准时起床，去大队部的油坊榨油，晚上也要忙到九点多才完工。小时候的我，一早一晚一直就是在机器压榨转动的声音中睡觉的。

村委会、油坊、轧棉花的厂房、打米打面的加工房和打铁具的铁匠铺就在我家屋后，四排房子和大门围墙一起围成了一个大大的四合院。中间是一个大晒场，主要用来晒芝麻、花生、棉籽、木籽、桐籽和油菜籽等各种油料。

有政治活动的时候，晒场就变成了会场，有很多批斗会、村级大会和文艺演出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正对大门的一排高大的房子是村里的小会议室和会计室，是村干部们商议安排工作、管理村级财务的地方。左侧的一排分别是油坊和米面加工房，其中有六七间房是榨油的车间和仓库，里面安装有成套的翻炒和压榨设备，有十口冷却热油的大缸，规模不小，一年到头，机器压榨的声音每天不断，榨出来的油装在一个个的大铁皮油筒内，隔个十天半个月就被卡车运走了；右侧是轧棉花的车间和仓库，棉籽分离出来后就接着被榨成了油，棉花轧好后一卷一卷的打捆，也都被卡车运走了。大门横排的房子则是铁匠铺和工具仓库，全村需要的镰刀、锄头、斧子、铁掀等农具都在这里加工。为了收购方便，上级部门还在我们村设的有粮站和供销社，生产生活设施资料，一应俱全。

因为就在我们家的屋后，我隔着窗户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油坊里时常灯火通明，父亲是个壮汉，一年四季都是光着膀子，沉稳地打夯式地按压着两米多高的榨油机，油就慢慢地从圆柱的四周开始渗出来，流到油桶里。

这让我比别家的小孩子有更多的便利条件，每天都可以吃几把炒熟的香喷喷的芝麻、花生和油饼，也带过很多小伙伴地跑到院子里偷吃，抓一把就跑，隔一会儿见没有人看着，再去抓一把就跑，然后躲在某个角落里美美地嚼着，满嘴的香气。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统收统购的经济体制下，粮食和其他的食物还是很紧缺的，很多家庭小半年的粮食都接不上，要靠红薯和南瓜充饥。每天都能吃到这样的“零食”，对于我们来说，已是莫大的享受了。

不仅于此。当时我们村子的多种经营生产是发展得最好的，有三个大果园子：苹果园、梨子园、桃子园。果子成熟的季节，村里派人看管着，那时的人责任心很强，白天很不容易偷到，我们只能在夜里打主意。共同的目标能让平时见了就打架的小伙伴们结成一个利益的小团体，为将果子偷到嘴，我们分工合作，女孩子放哨打掩护，男孩子搭着人梯爬上围墙，用一头圈着网兜的长长的竹杆兜着树上的果子，顺手的时候，大家都脱了裤子将裤管一扎，各自满满地装两裤腿迅速地撤退到河边的草坡上，拼命地压抑着满腔的兴奋，就着月色，小声叽叽地瓜分胜利的果实，然后搂着各自的一堆儿翘着二郎腿躺在草坡上有滋有味地吃着，那个味道啊，真是甜呀！！

除了偷摘苹果、梨子、桃子，还偷吃过地里的豌豆和蚕豆，被看守的人发现了，一吆喝，立马飞奔而逃，象偷吃粮食的小麻雀一样一轰而散，一会儿又来。一群小人儿，每天就是这么开心！

从四月份到十月份，老家的山上就会有不同的野果子成熟了，按时间的顺序，它们分别是：覆盆子、桑椹、乌蒙果、野樱桃、羊不奶、毛桃子、苞谷米、山楂果、野葡萄、野板栗、野核桃、野柿子。

每天下午四五点放学的时候，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半天空，我们女生便会三五成群地跑到山上去摘野果子。一帮男生就会在半路上埋伏，拦截满载而归的我们，发起攻击，抢夺我们采摘的野果子。女生又气又急，大呼小叫；男生嘻嘻哈哈，你推我搡，双方免不了一场激战，土坷拉扔得满天飞，乱作一团。

　　七十年代初，还没有真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我们这代人，大概是在最后一波生育高峰里出生的。仅仅我们一个小队（现在叫“组”）的同龄人就有七八个，再加上前后只错一两岁的小伙伴，足有十几个了。每天就会有这么一大群无人管束的孩子，象一群快乐欢腾的小鸭子，扑簌簌一会儿向东，扑簌簌一会儿往西，小河边，果园里，山林中……，到处都能听得到我们童年时洒落的欢笑。

我，就是一个皮肤晒得象板栗壳色一样的野丫头，有着几个亲密的核心的小伙伴，也是同班同学：红梅，阿茜，明军。我们四个时常凑在一起打BIA（注：一种烟盒纸折的三角形，谁把别人的BIA拍翻了，就算赢了别人一张BIA）、玩弹珠、粘知了、爬树、跳绳、跳房子、捉迷藏、玩弹弓、打仗、逮鱼摸虾……每天换着花样玩儿，小河和山上都是我们的天堂，尽管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我们没有忧愁，没有烦恼。

红梅的爸爸在外省的油田工作，她很小的时候就帮她妈妈承担家务，很能干，人高马大，嗓门也特别大，做饭洗衣挑水什么都干，但每次玩着玩着就会被她妈妈喊回家了。

阿茜的妈妈很早就去世了，洗衣服、做饭、打猪草这类的家务活自然也是少不了的，所以她时常羡慕我们有妈妈，比较起来，她是最辛苦最可怜的孩子。

明军的爸爸先后当过村里林场和纸厂的厂长，妈妈是个手艺不错的裁缝，是村里最富裕的人家，买了最早的黑白电视机，夏天的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聚在他们家的门口，盯着他家的黑白电视，直到所有的节目放完为止，才恋恋不舍的回家睡觉。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妈是很宠我的，尽管她每天有做不完的农活儿，但她从来不让我干家务，任由我到处玩儿，只在饭做好了时候，才会在门口大声地呼唤我回家吃饭。

所以每次玩到一半的时间，总会只剩下我和明军了。他虽然口吃，一句话通常要说说说很很很长长时间，但家教很好，斯斯文文的，有礼貌，人长得精精瘦瘦、白干白净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这在农村的孩子中，是很少见的。他在学校是班长，游戏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头儿，经常指挥我们打仗，有时候不听他的，他也会恼羞成怒，结巴的就更更更厉害了，脸会涨的通红，急得说不出话来，然后就会赌气甩手而去。过一会儿，气消了，又会跑来，耐心跟大家沟通，说服我们。

我的脾气性格还是很温和的，跟他玩得还算默契，相互信任，很少产生矛盾。他也时常把他的饼干等零食、新鲜的玩具和小人书拿来与我分享。偶尔，他妈妈还会留我在他们家吃饭，我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我自然也会第一个想起来分享一些给他。

他家和我家，是离得最近的，相距不过20米远吧？！那个时候，我想我还是很喜欢他这个好朋友的。每天不是我去找他，就是他来找我玩儿。

　　上小学一年级时，因为明军的聪明懂事，就开始担任我们的班长，在他传达老师的指令或者安排班务活动时，他结结巴巴说话的样子总会引来一帮男同学的模仿和嘲笑，他气极了的时候，会胀红了脸，冲上前去和某个男生打一架。

我们同桌之间或前后排之间，也总会因为划三八线或挪桌子等等而打架，明军就要出来维持秩序进行调解。我是相当老实的，从来不惹别人，但也会有讨厌的同学惹我，明军就会站出来维护我，指责对方的不是。

小学二年级时，明军不知道为什么要休学一年，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象以前那样每天都在一起玩儿了，路上遇见，也就相互打个招呼，我因为害羞，也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而他也总是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因为他妈妈是个裁缝，他穿的衣服也永远那么合身那么洋气，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阳光的味道。

我开始显现出与其他女同学不同的一面：二年级时，学会并喜欢上了打乒乓球，因为没有几个女生会打，我只能和男生玩儿；在夏天里，喜欢和一帮子男生忙着粘树上的知了，扛着虾扒到河里捞虾子，在晒场上滚铁环、打陀螺，玩弹弓、打小鸟，舞刀弄枪，无所不玩。即便是中午的烈日，也不能阻挡我们的兴致，天天如此。我妈也没有功夫管我，任凭我到处乱跑，以致我浑身上下晒得黑油油的。那个时候，我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女孩子应该蓄得白一些才好看啊。

明军的妈妈是他爸爸当兵从外地娶回来，读过书识些字，自然和我妈这样没文化的村妇不一样，大概是把他管得很严的，我们在烈日下玩这些游戏弄得脏兮兮的时候，他妈妈就会把他喊回家，他只能一步三回头地、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玩儿。他身上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地。

　　老家常发洪水，小河越冲越宽，就沉积了一大片从山上冲下来的白白亮亮的石头，铺满了河滩，也毁了几百亩的良田，但那些形形色色的石头却是我童年里最好的玩具。那些平整如床的巨石，是我们放牛时抢占的目标，我们躺在上面睡觉、聊天、下棋、做作业，有时候在大石头外面垒起一圈石头墙，就成了我们的一个欢乐的小家，支起石灶燃起柴，寻找石刀切野菜，双手一拉过家家，就象儿歌里唱的一样：“你来做爸爸，我来做妈妈，炒小菜，炒小菜，小菜炒好了，味道好极了……”；如果运气好，在河里摸到了小鱼、螃蟹，也会来一次真正的有滋有味的野炊，燃起一堆茅柴，扎上一串鱼蟹，边烤边吃，以清冽的河水当酒，学着大人们推杯换盏，笑成一团，吃饱喝足后，一个个装着醉酒的样子，歪歪倒倒地走路，将回家的群鸭惊的四处嘎嘎乱飞。

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满河静默的石头也是一些苦命的女人唯一可以倾诉的朋友。我的同学子珍的妈妈，就经常在腊月里寒风萧瑟的傍晚，坐在河里对着石头高一声低一句的哭唱，直哭得河风呼啸，天昏地暗了才回家。她是从深山里出来的人，很能唱一些悲凄的民歌，伤心的时候就边哭边唱。我们都害怕听她的哭声，只要一见她下了河，我们就赶快跑回家，因为在渐渐变得黑森森的河里，寒风挟着她嘤嘤啜泣的哭声，象有一群鬼从山里出来抓小孩儿，飘忽忽一会往东，飘忽忽一会往西，在石头林里，在空旷的田野里四处乱窜，再配上河对岸时不时地冒出来的“鬼火”，真令人毛骨悚然。她先前嫁的那个山里的英俊男人很年轻就死了，拖着两个幼子出来嫁给了我们村的一个又穷又老的光棍，穷的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豆腐，穷得只能到石滩上去捡别人家扔掉的病死的小猪来解馋。然而更不幸的是，她的大儿子在十五岁时也不知得了什么病死掉了，从此她便经常到河里去哭。

童年的我什么也不懂，只听大人在谈论哪家女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摇摇头，长叹一声：“这都是命啊！！！”

　　命运啊，似乎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注定了？？可是，这其中的曲折变化，谁又能说得清呢？

阿茜和明军是同一天出生的，和我也只错两天，但我们三个人却有着完全不一样却充满戏剧性的命运。而我们同村的20多个同龄人中，截止到2013年，有4个已躺在山上的那块墓地里了，一个因为癌症，一个因为车祸，两个因为矿难。

阿茜身材矮粗，长着一张越南乡下女子扁宽的脸，象她妈。小时候很爱笑，不论我随便说句什么话，她都会笑个不停；人也很冒失，是个“傻大姐”似的人物，老是乘我不留神的时候，猛地将我推到渠沟下，好几次差点把我的腿弄折了，而她却没心没肺地哈哈大笑。她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所以我们俩也能够相处的很好，经常在一起玩儿。

我还记得在八岁以前，她是个很开朗的人，一天到晚大嗓门的说啊笑啊唱啊。我们经常结伴到山里的林场摘野果子，饿了就到采茶人那里混吃混喝，我是不爱说话的，所以每次都是她笑着和人家搭腔，要馍馍吃、要水喝；我们在一起玩儿，也总是她一个人呱呱说个不停，我只是对她的话插以“哦”、“啊”、“呀”或别的什么简单的附合之词。她胆子比我大，敢攀在悬崖边摘野果子，敢去林场的果园里偷梨子，敢一个人摸黑走夜路，我们在哪里玩得晚了，也是她先把我送到家，自己再摸黑回她自己的家；她人也很大方，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总不忘拿来和我一起分享。

八岁那年，她母亲因病去世了。当时她家里的生活条件和我家里的差不多，家里的全部资产就是几张破床、一张桌子、几把有好有坏的凳子；不同的是我的父母坚决要让我读书，头脑里也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把我看得很娇，总是叮嘱我“好好念书”，而她父亲不喜欢女娃子，不甚疼她，不由分说便让她辍学了，在家帮着做饭喂猪养鸡放牛。自此以后，她便和我过着不一样的童年、有着不一样的命运。

　　我继续上学读着我的书，在学校我又有了很多要好的同学。刚开始的时候，阿茜还能在我放学后抽空跑来和我玩一会儿，说上半天话，我把学校里的趣事讲给她听，她听的很兴奋，很快乐的样子，偶尔也会跑到学校去和我玩翻杠、跳沙坑、打沙包；后来就不见她找我玩儿了，遇到了我喊她，她说两句就匆匆提着篮子回家了；再后来，就很难见到她的身影。

我每天都是快乐的，在家是父母的宠儿，在校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而阿茜，也慢慢淡出了我的视线。

后来的某一个暑假的傍晚，我拿着课本到河边散步，遇见了洗衣服的阿茜，坐在草地上，我依旧给她讲上学的趣事，她静静地听着，眼里流露出十分谦卑的神情，话也不多了，不再象小时候她说的多我听的多。我把能讲的全部讲完了，看她没有话，我就给她读鲁迅的《闰土》，听完后，她怔怔的看着我，冷不丁地说：“现在你是迅哥儿，我是闰土”。

这句话也让我愣怔了半天，盯着她看了很久很久，我这才想到她和我多么不一样，脸和手都粗糙了许多，眼神也比先前呆滞了许多。

我以为是她的倔强惹得他爹打她，还是很同情她，说了不少安慰她的话，心里酸酸地想着：“你连闰土也不如呢，闰土是快乐的，有人疼，脖子上还挂着福佑长命的项圈。”

回家我恳求妈妈去和阿茜的爹谈一谈，别老是打她了，没有妈的孩子已经够可怜的了。妈妈也答应了，但也不知后来她的境遇改善了没有。

　　我上了初中高中后有了更有趣的朋友，差不多已将阿茜这个人忘掉了。有一次放假回家，听我妈说，茜俩子不见了，已跑了两天了。

“怎么会？到底怎么回事？”我追问。

“谁知道呢？哎，苦命的娃子！”妈妈叹了口气，摇摇头。

第二天返校的路上，我正巧看见了阿茜，她拖着疲沓犹豫的步子沿水渠边彳亍独行，向前走几步，愣一愣又扭身向后走，不知她究竟要朝哪个方向去。我跑上前拉住了她：“茜！你这两天跑到哪里去了？”看到我，她顿时泪如雨下，哽咽不止。我拉她坐在渠边，抚着她的背。

哭了一气，稍稍好一点后，她开口说话了：“你差点就见不到我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我大惊，难以理解。

“算了，我不想和任何人说，反正我是不会再回那个家了。”她一脸的悲愤，一脸的坚决。

“那你要去哪里？你可不要去寻死啊？”

“想了两天，我已经想通了，我还不想死。你放心，我先去我姐姐家住一阵子。”

寒假回家，就听我妈说茜结婚了，嫁给她姐姐一个村里一个当铁匠的学徒。

“什么？”我再次地惊诧，“她才十六岁呀！”

而我还在上高一，她竟然结婚了。我们这儿又不象山里，有早婚的习俗。

再后来，又断断续续听到不少关于茜的消息，诸如她丈夫有点儿懒不治家啦，或者两个人经常打架啦。一个当铁匠的，阿茜怎么打得过他？我忧心的不得了，但什么办法也想不出。当时我想，我要是会武功就好了，也可以帮她出出气。

此后的三十年，我没有再见到过阿茜。三十年后，她从新疆回来了，再见到我，她非常激动，紧紧的拥抱着我，满脸的幸福满足，身边站着一个比她大七八岁的寡言但和善的男人。看来阿茜勇敢的挣脱前一段婚姻的束缚之后，运气还不错，在新疆遇到了疼她爱她的男人。

小时候衣食无忧总是穿着洋气得体、白干白净长得象城里娃儿的明军深夜醉归，死于车祸，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真是造化弄人啊!

　　故乡早已变了模样，小时候的林场和纸厂不见了，让我们乐趣无穷的河滩不见了，果园不见了，大队部的那几排榨油的厂房更是没有了踪迹，如果没有文字的记述，后人是无法知道那个年代的村容村貌和与其相关的人物、故事的。

故乡的那些乌桕树已不知何时被砍光了，爱吃乌桕籽的乌鸦和喜鹊也莫名的消失了一二十年，在最近几年才又重新飞了回来。我实在不明白乌桕树长在路边和地头，又不影响个什么，而且它是那么具有乡村田园风光美感的一个树种，为什么要砍掉它们呢？

砍掉了乌桕树，就如同砍掉了我们对故乡的记忆，砍掉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乡愁。

江西婺源和皖南宏村、塔川一带，因为乌桕树的美色而出彩，不就是保留了古村落的原风原味原树种，才在今日的乡村游中独领风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