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摇篮——从井冈山到瑞金（第18章）

秦皇鸟

作者：秦皇鸟

第18章

边界党的二大召开

工农武装割据形成

1928年9月初，红军大队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力尽艰险胜利返回井冈山根据地。

在红军大队重回井冈山根据地的两个月中，毛泽东、朱德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井冈山人民众志成，三战三捷，粉碎了湘赣敌军的第二次“会剿”，收复了大片失地。

这时，根据地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及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的整块。

此外，还有莲花上西区，永新天龙区、万年山区。

割据区域面积达4200公里，人口14万，根据地得以恢复。

与此同时，“八月失败”以后，党内有些同志被暂时的困难和挫折所迷惑、吓倒，对前途感到渺茫，把曾经在5月间出现过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又提了出来。

这种错误思潮的再次产生，表现了极大的危害性。

为此，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再次答复这个问题。

1928年10月4日至6日，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在宁冈茅坪的步云山白云寺主持召开了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出席会议的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以及红四军党的负责人共100余人。

毛泽东代表第一届特委会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

报告详细地论证了国内的政治形势，边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肯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重大意义，同时，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会议的主要议题和结果是：

（1）通过毛泽东为本次大会起草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2）改选边界特委，重新推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陈正人、龙超清、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19人为第二届特委会委员。

鉴于8月间的永新九陂会议曾改选杨开明任特委书记，但8月底杨开明患病，由副书记谭震林代理，这次会议上，原本也拟选杨开明任二届特委书记，由于他仍患重病，故由谭震林代理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

（3）在选举产生新的特委的基础上，对边界党的改造与建设、各县工作问题、农村斗争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兵士运动问题、宣传问题、训练问题、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青年团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决议，并通过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工会组织法》。

毛泽东在会上就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作了长篇报告。

报告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局势，针对少数人的悲观失望情绪，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提出了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政策，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广大党员和军民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把井冈山红旗扛下去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的论述，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不仅对“左”倾盲动主义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时对“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论调再一次进行了科学的回答。

这个报告极大地鼓舞了与会人员的信心，使以后边界党的思想基本上得到统一。

边界党的“二大”决议案详细地论述了边界的斗争现状，系统地总结了边界党在自身建设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地方各级党组织建设和改进边界各项工作的措施和要求，并强调“指出过去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

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的初步形成。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体现了我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往往这块地方今天被我军占领，明天又被敌人占去，后天我军又夺回。

这样拉锯式的你占我夺，我夺你争，呈波浪式地发展。

一场“八月失败”，使根据地各县县城和平原之地尽失敌手，而军事根据地却依仗着山险始终在我红军手中。

这一深刻教训，终于使边界军民充分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军事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

为此，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建设军事根据地的决议，并提出了建设军事根据地的三项措施：

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

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

第三，建设较好的医院。

这三项措施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项措施：建设两个军事根据地

边界党的“二大”以后，前委领导边界军民掀起了建设巩固的军事根据地的高潮。

首先，对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五大哨口（黄洋界、双马石、八面山、砂冲、桐木岭）进行了工事加固。

经过广大军民的努力，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显得更加巩固。

在建设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同时，对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也进行了建设。

九陇山，距宁冈砻市及永新三湾各约30里，山中的上九陇、下九陇、蔡家田、浆山、大亚山等均系客籍山民。

因地势复杂、山高林密，亦常为散兵游勇和土匪的出没之所。

8月后，宁冈县委下辖东南、西北两特委，西北特委即以九陇山为基础，领导开展群众游击战争。

边界党建设九陇山军事根据地的号召发出后，西北特委即发动群众配合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二连修筑工事，储运粮食，开设医院，使九陇山成为边界地方武装割据的最后根据地。

这样，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就有了两个“军事根据地”：

“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过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埠、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

“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

军事根据地是进行武装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战略基地。

井冈山和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山势险峻，互为犄角，拱卫着井冈山革命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

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守山红军和边界各县地方武装分别凭借着这两个军事根据地，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鏖战。

第二项措施：组织红军挑粮上山

按照边界党的“二大”关于建设巩固的军事根据地的决议，1928年12月间，边界红军在井冈山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挑粮运动。

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

因此，边界党决定：由宁冈县委、县政府负责筹集粮食，并在大陇、茅坪、新城、柏路设立粮食储存点，保证红军储备充足的粮食，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

宁冈，素有“一年耕而三年食”的盛誉。1928年土地革命胜利分田后，获得空前的丰收。

自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征收土地税以来，县内农民踊跃交售，征粮比例高达20％，在极短的时期内，该县便筹集了几十万斤稻谷。

故毛泽东记载说：“至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现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

从宁冈上山，到茨坪、大小五井，往返近百里，尽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陡，崎岖不平，还要登上海拔1300余米高的黄洋界哨口。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都亲自参加挑粮上山运动。

他们的行动，对挑粮运动鼓舞很大。“毛委员背粮上山”，一时传为美谈。

在边界军民的努力下，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内，粮食充足。

有人说：“大小五井都堆满了粮食，我估计足足可以吃三年。”

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时发动的红军挑粮运动中，朱德身先士卒，不辞劳苦，亲自参加挑粮上山运动。

“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当时就成为湘赣边界军民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佳话。

当时，红四军的司令部及其直属机关，已迁至宁冈的桃寮村，当军部各单位指战员得知要挑粮上山的消息后，都争先恐后地争着报名参加。

军长朱德也提出要亲自去挑粮。

朱德这时已年过40，这在红四军中算是“高龄”了，又是军长，工作又忙，大家都劝他不要参加了，但朱德坚持要去。

根据分配的任务，朱德所在的军部是在宁冈的柏路储粮点运粮上山。

从柏路到井冈山，路程较茅坪、大陇上山更远，路更陡。

因此，红军战士都是挑个三四十斤左右。

按理来说，朱德年岁更大，更应少挑点，可他挑粮时，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根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北方人叫做“捎码子”的米袋，两头共计装40斤，再加上他经常佩带的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约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约四十六七斤。

战士们见状，怕累坏了朱德，便把他的扁担“偷”藏起来，逼迫他休息。

“藏扁担的同志以为这样一来，朱军长就可以休息了，哪知道朱德同志却另找了一根扁担，并且用柴刀将扁担削平一块，写上‘朱德的扁担’五个字。”

从此，他的扁担再没有人“偷”了。

在军长亲自挑粮上山的鼓舞下，战士们挑粮的劲头更足了。

战士们还编了这样一首歌子：

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

从此，“朱德的扁担”和朱德军长挑粮过黄洋坳的故事，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

全国解放以后，“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又传到北京，传遍了全中国。

第三项措施：兴建小井红军医院

边界“二大”以后，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红色区域迅速扩大，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为了建设巩固的军事根据地，湘赣边界党的“二大”以后，毛泽东和边界党决定在小井再建一座红军医院。

“建立较好的医院”的计划由来已久。

“随着红军的不断扩大，战斗频繁，伤病员逐渐增多，医务所（茅坪、大井）就不适应了，根据这种情况，1928年5、6月间，毛泽东决定把医务所扩大，成立红军医院，指派邓允庭同志负责领导医院的工作。医院的经费由王佐负责解决，医院下面分四个管理组，负责管理伤病员的医疗和生活。第一组、第二组设在大井村，第三组设在中井村，第四组设在小井村。”“七溪岭战斗后，毛委员又决定在小井街上建一栋医院，计划能住1000人。”

由于“八月失败”造成的严重后果，小井红军医院的营建直至红军回师井冈山三战三捷后才进行。

鉴于当时的经费不足，在红四军中还进行了募捐。

对此，肖明回忆说：“小井红军医院是1928年9月26日部队回到井冈山以后发动募捐兴建的。大家愿意捐多少就捐献多少，有捐3角、2角的，有捐献1元的……一共捐献大洋1000元。当然，光靠1000元大洋来修建一个医院是不够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就地取材，自己上山砍杉树做栋梁、锯木板，用杉皮当瓦。小井医院的房子是木头结构的，当时的楼板是很粗糙的，屋顶也是杉皮盖的，没有倒板，从杉皮的缝隙间能看到天。1928年冬天已经很冷了，医院的房子也建得差不多了，有二三十个轻伤员卷起自己的东西搬了进去，上面放上几块板子和稻草就成了铺。以后大部分的伤病员都搬进去了，重伤员住楼下，轻伤员住楼上。”

小井红军医院兴建后，医疗条件仍然很简陋。由于伤病员多了，医生缺乏，西药缺乏，医疗设施缺乏，一切全靠土法上马，因陋就简，甚至开刀锯骨也用木锯，用杀猪刀。

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伤病员的生活十分艰苦。

“伤病员的伙食主要是红米、南瓜和一些蔬菜。伙食标准比部队高一点，部队是5分钱，有时还没有，伤病员有一角钱”。

“一角钱的菜金，我们不能吃光，还要想办法节余一点，将节余的钱，发给每个伤病员零用。”

“虽然红军医院生活很艰苦，治疗条件很差，可是，红军伤病员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很强的。他们经常会唱一些歌子来互相鼓舞。当时，伤病员里专门有青年干事负责大家的文娱生活和宣传工作。”

“毛委员非常关心红军伤病员。每打一次仗都会缴获一些战利品，有罐头，鞋子、衣服之类。毛委员把其中最好的东西派人送到红军医院，供红军伤病员使用。打土豪获到的东西，毛委员也会派人送到医院。毛委员还经常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向伤病员问长问短。”

在毛泽东等军中领导的关怀下，红军医院的工作人员对伤病员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与爱心，红军伤病员也配合得很好，显示出无比的坚强和团结。

边界“二大”以后，井冈山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红色区域迅速扩大，革命政权日益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