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高考

胡马嘶天

中学时代结束了，我没有一丝的感喟和留恋，因为，前面是险峻的关卡在等待着我们——高考。 那时候，高考恢复不过两年，虽然没有像这些年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事关每个人的命运前途，也逐渐被重视起来。 那些日子里，爸爸妈妈一方面鼓励我要有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告诉我“别紧张，今年考不上不要紧，明年再考，”不再说“考不上就得在家呆着，就没有好工作”之类的话。与此同时，我们家的饭桌质量明显改善，细粮增多，肉蛋顿顿都有，爸爸妈妈还买了一些水果和糖。而我却总在想：如果考不上，怎么对得起爸妈这片心啊！ 所以，当毕业典礼后，我将准考证紧紧攥在手中的时候，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与紧张，在“接受祖国挑选”的前夜，竟然失眠了。 公元1979年7月7日，高考日。 由于前半夜的失眠，我在懵懂中被母亲叫醒。记忆里好像喝了半碗粥，吃了一个煮鸡蛋，就骑上自行车前往我的考场——市第十一中学考点。高考结束后，我的日记里，这样补写到：“马上就要展开一场战斗……这场战斗要在从大兴安岭到珠江河口、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上进行，统一时间，统一部署，祖国、人民、党、华主席都在期待着我们……” 　　我走进十一中的校园，在铺满炉渣的跑道上徘徊着，平静一下激烈跳动的心。 七点五十分，我手拿准考证，随着人流进入考场，经历了暂短的腿软之后，顺利找到了我的考座，070205。左右打量一下，竟然大部分都是我班的同学——从前到后依次是井波、李长城、我、高静和王相平。 虽然考场上发生了我在《混杂》一篇中写到的故事，但当监考老师把试卷袋撕开的时候，看着发下的每一份试卷，我仿佛觉得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等到看到卷子，在试卷上写上自己名字和考号的时候，我突然内心异常的平静…… 提前15分钟，语文试卷我就答完了，除了“多多益善”没有准确作答以外，我自觉都有了答案，那年，作文是将小说“第二次考试”改写成“陈伊玲的故事”，我自觉认为改写得还算成功。 一出考场，就碰到语文王凤祥老师，他关切地询问我答卷的情况，同学们也叽叽喳喳地说着高考第一科的自我感觉。 随后的科目是，历史、数学、地理和政治。在三天的考试过程中，只有第二天上午的数学科目是最难熬的，打开试卷，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像小蝌蚪一样向我涌来，一浪一浪得把我打得晕头转向。我根本搞不清里面的逻辑关系，只能“俯首干摇铅笔头”，乱搭一通。我想，零分就零分吧——因为，主观上讲，我严重偏科，根本没有长数理化的脑袋，客观上讲，那时候，数学考试只有简答题和论述题，如果像现在一样有判断题，我哪怕都画“A”或都画“B”也能“闹”上些分。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就这样，不管顺利还是阻碍，高考总算结束了。同学们互相的询问着，咨询着别人的答案，对照着自己的得失。最乐观自信的当属井波，他告诉大家，他能考300分以上，差不多能过320分。而我只能告诉大家，260至280分是有把握的——那个年代，没有标准答案，自己无法判断对错，只能是大概估计。 但是，这种估计对于望子成龙和给弟弟做一个“榜样”的父母来说，却产生了一丝忧虑，他们分析我可能在“可”与“不可”之间。再加上高考之后，我一个劲地与志华、东宁、郭莹等同学走东家串西家地“疯玩”，不禁担忧和不满，我便屡屡受到爸妈的提醒或者斥责。而我则想，“出水才见两腿泥”呢，不没有发榜呢吗？ 　　高考一个多月后，我打听到，高考卷子的分数可能在7月20日后出来，我就盼望着这个日子地到来。21日，听说班主任张善忱老师带着分数回来了，我立即和邓志华一起赶到张老师家。我得知，政治科目我考了74分，为辽西片分数第四，志华考了62，井波考了64。回家我高兴地告诉了父母，爸爸说，你别高兴得太早，看看别的科目再说。 第二天，我到语文王老师家打听到，我的语文成绩是68.5分，顿感不妙。我自己感觉语文答的要比政治好，怎么分数这么低呢？68.5加上74，才142.5分，那两科需要答80分才能过300分啊！ 我有些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在市高中上学、也刚参加完高考的张万安大爷的儿子张宝刚正在家中等我的消息。听到这个分数，妈妈说：“你完了，考不上了。”看我依然和张宝刚聊天并脸上还有笑意，就斥责我说：“你还有心乐啊！”张宝刚连忙安慰妈妈并起身说，回家向他在招生办的父亲问问我的总分。 爸爸下班回来，得知了语文的分数，并没有说什么，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被考分折腾的睡不着的我才听到爸爸妈妈一声叹息后，判断高考希望渺茫，准备给我办留城。 看来，我仿佛已经“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窘境，哪知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啊！第二天一大早，张宝刚就兴冲冲地来到我家，告诉我我考了300多分。是吗？我和爸爸妈妈都有些惊呆。暂短的兴奋之后，一向沉稳的父亲仍然告诫我，说不要太高兴，还是等着发榜。 7月30日，1979年高考（新三届、全国首次统一试卷）发榜。 佟文涛，语文：68.5、政治：74、历史：72.5、地理：86、数学：4，总分305分。 　　我高兴极了，心中充满着自豪，这个分数是实验中学1979届文科考生的最高分。若干年后，当年我校的英语教师，已经就任实验中学校长的王洪奎老师开玩笑说，文涛是我校79届的文科状元。 所有的担忧、所有的阴霾都一扫而光。我自觉终于没有辜负老师们和父母的期望。 8月4日，学校领取体检表 （高二·六班54人，只有我和井波参加体检，他297.5分、李长城272.5分、左丽萍272分、沈宗颖260分、高静、239分） 8月5日，第二人民医院体检合格。 8月7日，学校举行填报志愿辅导。 8月8日，交高考志愿。 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可选择的学校寥寥可数，尤其文科、特别是中文专业更是不多。因此，就在志愿上填报了“辽宁大学”、“锦州师范学院”和“辽宁师范学院”。 剩下的日子就是等待！   ◎ 那时的高考没有人头攒动地在考场外等待，也没有出租车免费接送，更没有交通管制警察封道，在清晨的阳光中，我们近的步行，远的骑车，融入上班的人流中，显得自然而普通；内心的焦灼，大多不是命运的唤醒，而是，作为学生，学不学、怎样学的一种验证。跨过了高考的门槛，蓦然回首，我经常思忖：也许是幸运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