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回忆——胖阿姨

往事如烟

老伴从中山公园旧书市买回一本《余修文集》，我饶有兴趣地翻看起来，随手翻到了一篇余修作于1969年11月的诗歌《悼亡妻倪萍》，细细读完不由回忆起儿时的一段曾经与余修及其妻倪萍邂逅的住事……

余修这个名字对于我并不陌生，他曾担任过山东省副省长，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了三反分子，大街上随处可见“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余修”的大标语，标语中“余修”二字被倒着写甚至被打上红色的大叉。余修由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变成了阶下囚，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了无休止的批斗和审查，还连累了家人，如诗中所说“史无前例双厄运” 。

1969年我12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3月份我随父母下放到了位于黄河北临邑县的山东省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兴办的，意在落实毛主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指示精神，但实际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针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那些人来讲，五七干校则变成了“变相劳改”的场所，使他们遭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山东省五七干校的前身是省民政厅专门安置盲流人员的农场，为了安排省直机关的干部，农场遣散了绝大部分盲流人员只留下了8名老弱病残确实无家可归的人，还有12名1968年下乡的知青。当时的临邑自然条件恶劣，风沙大土地盐碱化严重，老百姓生活贫困，靠政府的返销粮生活。

我和父母来到五七干校时因场部已无空闲的房屋，我们被安置在离场部约一里路的菜园班一间用来堆放农具的十二三平米房子里，这里成为了我的新家。所谓的家，实在是太简陋了，房间里除了爸爸妈妈的大床、我和妹妹的用木板和单人床加宽了的大床，还有一张小床上放着樟木箱和皮箱，另有一张三抽桌一把椅子，再有一张课桌放碗筷等物，这些就是从省城带来的全部家当。地面是坑洼不平永远扫不干净的泥土地，一个长约两米宽高各约一米的水泥池占据了与门正对着的一隅，里面堆放着农场不用的工具和杂物，同时也是老鼠的栖息地。没有电，用来照明的是一盏煤油灯，玻璃灯罩每天都被父亲用白酒擦的锃亮。没有自来水，菜园地里唯一的一口井是咸水井，水喝起来咸咸的像放了盐，用来洗头头发柴的梳不开，用来洗衣洗的白衬衣变成了黄衬衣。没办法每当机井抽水浇地时，母亲就挑着水桶去接水用于洗衣、做饭、饮用。

到了农场稍作安顿我就去找比我早到半个月的小伙伴玩，她们很神秘地告诉我，余修在这里劳动改造。这个消息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余修一个大名鼎鼎的所谓反革命分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想到几天后我竟与余修不期而遇。我们在离农场4、5里路的双丰公社清凉店小学上学。一天早上我们结伴上学，走到农场门口篮球场处时，同伴小声告诉我前面走着的人就是余修，我们紧走两步赶了上去。从背影上看余修中等个，不胖但肩膀宽宽的，身穿一件制服黑棉袄，肩上扛了一把铁锨，身边一左一右两个人，似乎是看管他的人。看上去余修普普通通无什么特别之处。可惜大人们走得快，我始终没有赶到前面看清他的相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余修，听大人们说他已离开了农场。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麦收的季节。学校放麦假，我们学生没有事干也没有地方玩，除了农场组织我们去拾过一次麦穗外，其它时间只能待在家里。我家所在的房子是一栋L型砖瓦结构建筑物，孤零零的立在一片菜地中，周围除了看瓜棚、机井房就没有其它像样的建筑物，邻居有丁叔叔一家、孙阿姨一家还有陈叔叔一家，再就是男生集体宿舍。因为我家是东屋，每当上午劳动休息时我会拿出小凳子让菜园班的叔叔阿姨们坐在我家门前的荫凉地里休息。郭阿姨、常阿姨、靳阿姨、孙阿姨都是我熟悉的人，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休息的人中多了一张陌生的面孔——一位胖阿姨，她个子不高，比一般人胖得多，行动也比较迟缓。年纪似乎比其它阿姨大一些。从眉眼间看，她年轻时一定是位大美女。她脸上挂着微笑感觉很和善。后来阿姨们告诉我她就是余修的老婆，但她身份有点特殊，是被打倒的走资派来劳动改造的。知道她是“坏人”，我多少有点戒备心不敢和她多说话，见了她也不会主动叫她阿姨。因为不知她的姓名，平时和他人说起来都是称呼她“余修的老婆”。时间长一些我和她慢慢熟络起来，偶尔也会聊聊天。我感觉胖阿姨这个“坏人”和周围的阿姨比起来并无二致，甚至比其他阿姨更喜欢小孩，也有更多的耐心。可没过多长时间，胖阿姨突然从菜园班休息的人群中消失了，听妈妈说胖阿姨到大田的连队去了，我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要调到大田连队去？我知道大田劳动是很辛苦的，一般情况老弱病残会得到适当照顾是不会安排到大田劳动的，像我爸爸因为身体不好就被安排在菜园班，干些给西红柿掐顶打杈、栽芹菜苗等等这些轻快活，而妈妈因为身体好且较年轻则被安排到大田的连队劳动。

日复一日，时间来到了盛夏，路边地里的玉米已经一人多高，还结出了鼓鼓的玉米棒。到了护坡的时节，农场的地块用木头和席子搭起了高高的棚子，棚子有上下两层，下边是看坡人休息的地方，顺着梯子可爬到上一层，上层四面敞开像一个瞭望台。 一天放学走到护坡棚下，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余修的老婆”胖阿姨。因为是老熟人了，她用方言热情地招呼着我们“上来凉快凉快”，我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胖阿姨，除了惊喜、开心外更多的是油然而生的亲切感。我和小伙伴纷纷爬上去，一切尽收眼底，望不到边的玉米地随风摇摆发出沙沙的声响，夏日的习习微风带来了惬意的凉爽，我们毫无顾忌地大声叫喊着，让声音回荡在田野上空，举目远眺尽情地欣赏着西边落日余晖的美丽，此时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她特殊的身份，放下了曾经有的戒备心。之后每天放学只要是胖阿姨看坡我们就会在此逗留，或跑到玉米地里找乌麦吃、拔甜秫秸啃、逮蚂蚱玩，或者躺在棚子里的席子上睡觉，玩的不亦乐乎。此时胖阿姨总是笑眯眯的看着我们，嘱咐我们不要拔带玉米棒的玉米。当时我在护坡棚爬上爬下觉得特别好玩，可现在回想起来胖阿姨那么胖的一个人，爬梯子上上下下得多不容易。

进入9月份，到了秋收的季节，学校也放了秋假。一天妈妈收工回来给爸爸讲，余修的老婆在大田劳动时晕倒了，当时就大小便失禁，被送到济南的医院抢救，可是没有抢救过来。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想起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里说过的“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不由地问妈妈，会给她开追悼会吗？妈妈迟疑了一会儿，轻声说不知道。是啊，以胖阿姨当时的身份可能没有资格去享受这样的待遇。胖阿姨是我身边熟悉的人中第一个去世的而且还这么突然，从我的内心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震动。

9月12日我随父母结束了五七干校的生活离开临邑回到了济南。

多年来我常常会想起胖阿姨，想起在玉米地护坡棚玩耍的场景，想起她“上来凉快凉快”的乡音……但我始终不知道她的姓名。九十年代曾经在大众日报上看到过介绍余修一生的文章，上面提到过胖阿姨，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没记住她的名字。今天看了余修文集，我记住了胖阿姨的名字——倪萍。

倪萍阿姨是贵州人，在抗战初期就参加了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建国后又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在文革中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并且过早离世，让人感到非常惋惜和痛心。余修和倪萍阿姨在文革结束后都得到了平反，推翻了强加在他们头上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如今我已过花甲之年，回想往事不禁感慨良多，特别佩服父母那代人，年轻时投身革命抛洒青春和热血，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建国后，服从党的领导无论分配到哪里工作，无论遇到了什么样的波折和坎坷都从容面对，豁达乐观，始终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忠贞不渝。如今父母这辈人大多已驾鹤西去，但他们的精神和品格则永远留给我们，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后代 。

写于2024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