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一部传奇

山鹰🐓

俯瞰今日白羊城村全景
　　在北京市昌平区县城西北二十公里处，有一个名叫白羊城的村庄，整个村庄背靠群山，面朝辽阔平坦的的华北大平原。别看如今它只是流村镇下辖的一个普通村庄，可其厚重的历史和传奇的故事，却为它增添了一份迷人的色彩，在周围众多的村庄中声名在外，鹤立鸡群。它的故事流传了几百年，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许多人因为它的传说慕名而来，探寻其前世今生波澜起伏的岁月沧桑。
　　这里山高谷深、群峰壁立，蜿蜒的古道曲折往复直指遥远的塞外，与毗邻十公里外的关沟古道异曲同工，成为守护京城的天然屏障。五百年前，一座白羊古城拔地而起，如一位横刀立马的将军，威风凛凛把守着雄关险道，与镇边城、长峪城一起共筑道道铁壁铜墙，护卫着北京的安全。几百年的风风雨雨，虽然让古城的容颜尽毁，但曾经的辉煌历程却以载入史册，成为人们记忆中一道永恒的风景。
　　这里风光旖旎奇峰秀丽，五峰山下，更是天造地设的风水宝地，二百多年前这里一度成为清朝永璘亲王的家族坟茔。从1820年到1917年的百年间，先后有三位亲王安卧于此，自此红墙围绕、碑楼高耸，宝顶庄重、松柏长青。“宫上”，一个带有皇家色彩的称谓便横空出世，变成普通百姓不得涉足的皇家禁地。岁月沧桑、世道轮回，皇朝的遁去，让昔日的光环随风消散，墓室盗挖，珠宝失踪，仅三十多年的时间，庆王坟——一个奢华的皇族墓地，就变成了断壁残垣，荒草丛生。真可谓：世间万物谁永恒？庄严巍耸尽随风；荣华富贵皆过往，荒草萋萋诉峥嵘。
　　抗日烽火的硝烟中，白羊城更是声名显赫，身披殊荣，在古老的关帝庙前，二十几名热血青年挺身而出，慷慨激昂：抗日救国、舍我其谁。自此，一支佩戴红蓝袖箍的抗日国民军终于诞生，开启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艰难征程，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历经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和抗美援朝的浴血奋战，一支小小的游击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人民军队里的骨干雄风。时至今日，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叱咤风云，纵横驰骋。更为传奇的是，抗日国民军中人才济济、群星闪耀。纪亭谢、史进前、张如三、金振中、韩庄，这些当年国民抗日军中的骨干，解放后一越成为解放军中的将军；焦若愚，北京人熟悉的名字，上世纪八十年代当选北京市市长；胡可，当年十六岁的中学生毅然参加游击队，解放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院长；刘流，长篇小说《烈火金刚》的作者，也是当年抗日国民军中的一员。所有的这些不胜枚举，正是这些英勇无畏的先驱，锻造了一只英雄的部队，也让白羊城的名字注入史册、威名远扬。 俯瞰白羊城遗址

　　一段残墙舞朔风，
　　城墙高耸已无踪；
　　沧海桑田寻就往，
　　悲歌一曲颂英雄。 消失的白羊古城
白羊沟全长12公里，蜿蜒曲折道路坎坷，直至老峪沟的禾子涧村口。白羊沟中群山壁立、危岩高耸，植被茂密、溪水奔流，是一幅天然景观的山水画廊。上世纪九十年代，白羊沟一度开发成旅游景观区，那时候景区内游人如织、车辆往来穿梭，呈现了一幅热闹的场景。
　　白羊沟与南口关沟同属一个山势走向，虽说没有关沟名气之大，但也是进入京城的另一个通道。古道从坊口村山顶上火石岭口开始，途经横岭城、镇边城、长峪城，禾子涧村后，再穿行二十多里沟谷幽深的坎坷山道，就到达了白羊城，从这里开始，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段了。
　　古道的狭窄凶险，几百年间，都是以骡马驮运的方式进行货物运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的四十年代，一九四一年，占领华北的日本军队，为了掠夺山区的资源和运输兵力的方便，他们驱使当地老百姓出工出力，从高崖口村修建了一条盘山公路到老峪沟的马刨泉，然后绕道门头沟的大村左转，通向镇边城、横岭城，再翻过山顶上的长城，直至山下面的东花园。这条公路的修通，让车辆可以畅通无阻，自此穿行白羊沟的骡马驮队渐渐失去了踪影，古道也就慢慢的沉寂了下来，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转过话题，还是说说白羊城古城的故事，白羊城所扼守的白羊沟，又称白羊口。早在元代，它就是元大都西北山区一个重要的军事隘口了，曾有元军守卫，并筑有城堡，元灭亡后城堡逐渐荒废。
　　白羊沟距南口城仅有20里，恰如南口城的旁门，是仅次于居庸关的重要通道。明正统元年（1436年），蒙古族额森部落越过长城，出白羊口攻入昌平城，烧杀劫掠后满载而归。正德九年（1520年）蒙古瓦剌部族也由白羊沟攻入昌平城，并兵临北京城下，由于明军的顽强抵抗，才保证了京城的安全。蒙古部族的两次袭扰，不禁引起了明王朝的高度重视，在元代建筑的基础上重建了白羊城。 据明《西关志》记载：“白羊城墙高约8米，宽5米；城周长约5里；有东、西2座城门，东城门带有瓮城”。因白羊沟内夏季有山洪暴发，威胁城堡安全，白羊城又添建2座水门，用以排泄洪水，所需建筑石料均就地取材，几百斤重的石块环绕城门两侧，铸成了坚固防御体系。 （2023年7月的一场洪水，将古城中被填埋的河道冲出、让其重见天日，一百多斤条石垒砌的河道坚固无比，可见当年修建城池时的工程质量）
白羊城属于居庸关西路的隘口，城内驻军有814人，在明军编制中是一座千户所城，千户所守备是白羊城的军事长官，其守备还兼制长峪、横岭、镇边三城。白羊城归属居庸路参将管辖，后又改归昌平镇总兵管辖。
　　白羊城内的大多数建筑都始于明代，如城隍庙、真武庙、三官庙、二郎庙、龙泉寺、关帝庙、承恩寺等。其中关帝庙在白羊城东门内，由白羊城守备官张泾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修建，关帝庙有3间正殿，左右配殿各2间，正殿内塑关公座像，两边侍立着持刀的周仓与持印的关平塑像，墙壁绘画关公行迹图。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关帝庙建成已有二百多年，年久失修，濒于倒塌，白羊城百姓募捐又重新将关帝庙修复。就在这座关帝庙前，曾经诞生了京郊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国民抗日军。1937年7月22日，卢沟桥事变仅仅过去半个月，流亡在北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赵侗、高鹏、纪亭榭，与白羊城民团领导人汤万宁父子等二十几人，齐聚在白羊城关帝庙的广场上，正式宣布成立国民抗日军，举行武装斗争！北平郊区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就此诞生！
　　遥想当年，气势壮观的白羊城威严高耸，爬山越岭的城墙波浪起伏遥指蓝天，城内的钟楼鸡群鹤立，悠扬的钟声回响在绵延的群山，高岗处的农家院落炊烟袅袅，城里至城东双泉寺三里长街上，商铺鳞次栉比。好一幅山水画卷！
　　白羊城内一河中流，地域狭小，不便屯兵、练兵。景泰元年，朝廷在白羊城二里远的南坎沿上的五峰山下，筑造新城一座即小白羊城。新城一里见方，设东南北三座城门，西城墙不跨山。新旧白羊二城近在咫尺，势如犄角相互呼应，足见此口之重要。今人极少提及新城，只因二百年前已被庆王坟代替，只留下了南门外、校场、将台和排墙等地名。
　　岁月的沧桑和人为的损毁，让这座有着五百年历史的古城备受摧残，以至于最后从人们的眼前消失，不禁让人唏嘘感叹。1939年夏季，一场持续了四十九天的大雨汇聚成特大山洪，冲毁了白羊城的东、西城门和钟鼓楼以及地势较低的寺庙和民房，不少大树也被连根拔起，良田变成了河滩， 庄稼颗粒无收，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生活艰难。近五百年的古城逐渐沦为断壁残垣。1959年，人们为了根治水患，在白羊城西门外建造小水库，负责修建水库的社员就地取材，直接用白羊城的城墙条石垒砌水坝，就连山上的城墙也未能幸免，人们顺山势将条石滚下，烟尘四起，喊声飘荡，坝址渐渐升高，城墙却萎缩消失。同时，为预防水患，白羊城内外的村民集体迁移到宫上村西，被编为第二、三生产队，宫上村也被改名为白羊城村。村民搬迁后的房屋遗址上，被生产队社员改造成耕地，而一同消失的还有传承几百年的寺庙佛殿，一切的一切好像又回到了遥远的从前。 见证了白羊城古老背影的人逐渐老去，而后来人只能从传说的故事中和历史记载的字里行间，寻觅它曾经的巍峨壮观。朔风吹过，才见山顶上的残城墙探出头来，对来访者发出轻轻的感叹。2021年残存的城墙作为北京内长城的一部分，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一块文物保护的石碑矗立在巨石残墙的身边，醒目的标志彰显着古城辉煌的昨天。

渐行渐远的宫上村

小时候，说到白羊城，在老人们的口中却常常听到“宫上”的称呼，明明是白羊城村，为什么叫“宫上”呢？一个村庄有两种叫法，当时让我很是疑惑不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明白其中的缘由，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王家园水库的修建，居住在白羊城内村民整体搬迁到二里地远的宫上村中居住，两个村庄叠加在一起，名称只好二选一，考虑到白羊城的名气大，而“宫上”涵盖有封建王朝的寓意，所以只好舍弃，统称白羊城村了。随着一辈老年的逝去，“宫上”的称谓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白羊城的名称终于一统天下，看来传统的惯性是多么执着，以致需要漫长的时光打磨去除。
　　在中国的大地上，凡被冠以“宫”字的名称，都是有特殊内容的含义，不是与皇家沾边，就是巍峨雄壮的殿宇，其显赫的地位不言而喻，而从前的“宫上”村，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话说明朝初年，大明王朝为了防止蒙古部落对京城的袭扰，在白羊城的沟口修建了白羊城，高耸的城墙成为了抵御外来侵略重要保障。但是白羊城地域狭小，不论是屯兵还是物资储备都显得很不方便，于是奏请朝廷，在白羊城东南二里外的高台上新筑一座小城，取名白羊新城。新旧二城，成掎角之势互相呼应。
　　明朝灭亡后，清朝一统天下，消除了北方蒙古部族的威胁后，到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而昔日作为防御工程的白羊城，没有了厉兵秣马的庄重威严，逐渐沦落为百姓居住的村落，鸡鸣狗吠、炊烟淼淼，人们享受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一幅世外桃源的和谐景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终于有一天平静的生活被打破，而打扰了这份平静的人可是来头不小，他就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嘉庆皇帝的亲弟爱新觉罗永璘，他将五峰山下的这座明朝小城，选做了园寝寿地。
爱新觉罗——永璘（1765-1820年)，先封为郡王，王号为庆，再封为亲王，最后封溢号为禧，故称作庆禧亲王，又称庆王爷，于1820年去世，享年55岁。
　　按清朝习俗，皇族中的人封了王爵，就要安排身后福地陵园。于是派出风水先生为其勘寻福地，几经辗转来到昌平的西山。见此处有五座山峰一字排开，名叫五峰山。但见此山的中峰傲然高耸，左右各有两峰拱卫，恰似一顶王冠，坐西面东。山前三里远的平原上凸出一大一小两座山。小山呈三角旗状，大山像一面圆鼓。族旗战鼓，成为五峰山的天然照壁绝佳的一处王侯之地。为此永磷重赏了风水先生。 （俯瞰庆王坟全景，郁郁葱葱的松柏，与远处的山峦遥相呼应，可谓天造地设福地洞天。）
　　永磷选中五峰山下作为福地后，就奏请嘉庆皇帝：谎称选中的陵园福地上有一座破烂的小土城。嘉庆皇帝一听当即批复：既是废弃的土城拆之无妨，允许拆城建坟。于是一场大兴土木的工程拉开了序幕。首先就是迁走小城内居住的百姓，在城南三里外另辟新址，取名复兴庄，城内几十户人家全部搬进这里。而拆除小城的砖瓦石料，正好用于陵园的建造，一年多的时间，一座恢宏气势的亲王陵寝既告完工。
　　自1820年庆王坟建成后，此地先后安葬了庆禧亲王永璘、庆良郡王绵愍、庆密亲王奕劻三位清朝王爷及家族等四世共22座坟墓。截止到1922年百余年间，庆王坟先后建成陵园8处，有大小宝顶22座，安葬着四代共27人。整个陵区合称“宫上”，分别为：北宫、南宫和东宫三个小村。

北宫

　　庆亲王永璘的陵园建在五峰山中峰之下，坐西面东。陵园红墙绿瓦，柏树参天，幽静阴森。永璘陵园是祖园，称为西宫。墓前建有一条月河，上架汉白玉石桥。桥西有碑楼一座，内有驮龙碑，上刻嘉庆皇帝御赐的碑文。碑楼路两旁有南、北朝房各三间。朝房西边有大宫门三间，门前有石狮子一对，左右设随墙小门。第二进有享殿三间，神龛内供奉着永璘与四位福晋的神主牌位。第三进有琉璃门一座，陵园内有大小宝顶三座。
　　永璘的地宫于1937年被盗掘，地面建筑在“文革”初期被拆毁，现仅存豁口的地宫、汉白玉石门和铸铁门梁，园内有一级古柏树106棵。 永璘地宫外残存的铸铁门梁。 永璘地宫旧影。

南宫

　　南宫位于永璘陵园西南二里远的四道梁下。那里安葬着庆良郡王绵慜、镇国公绵悌和辅国公绵性陵园。陵园的形制与其祖园基本相同，只是绵悌、绵性的陵园规模略小些。
庆良郡王绵愍（1797年——1836年），是庆亲王永璘的第三子，嘉庆七年，封为奉恩辅国公，二十四年，升为贝子，次年三月，世袭庆郡王。道光十六年十月去世，享年40岁。绵愍陵园的规制与祖园基本相同，碑楼内有驮龙碑，由道光皇帝御赐碑文。该墓共葬有三人。
镇国公绵悌（1811年——1849年）庆亲王永璘第五子，嘉庆二十五年赏三品顶戴，道光七年赏头品顶戴，曾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道光二十九年去世，享年39岁。绵悌陵园位于绵愍右侧，陵园只有红围墙，墓门仅筑有小宫门三间，左右各设随墙小门，门前有石狮子一对，陵园前有月河，上有小桥一座，墓内共葬有4人，大小宝顶三个。
　　辅国公绵性（1814年——1879年）是庆亲王永璘的第六子。绵愍、绵悌的六弟，庆亲王奕劻之父。1879年去世，享年65岁。绵性的陵墓在南宫与北宫之间，位于绵愍陵园左侧，俗称小坟。其陵园红墙围绕，小宫门三间，宫门前有月河，上有小石桥一座。该墓共葬有死人正面大宝顶是绵性与正妻合葬，左右小宝顶为妻妾。 南宫在1956年被划入工区后筑起了高墙，成为工程兵115团的驻地，随后削平了宝顶，填埋了地宫。如今三座陵园中现仅存一座濒临坍塌的宫门和三间享殿，还有20多棵松柏树。汉白玉石桥和南北配殿均无踪影。

东宫

　　东宫是庆密亲王奕劻（1837年——1917年）的陵园，位于永璘祖园的东北一里远处。奕劻是庆亲王永璘的之孙，绵性长子，后过继给绵悌为嗣子。奕劻晚清重臣，光绪十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封庆郡王，十七年迁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二十九年任领班军机大臣，三十四年晋封世袭罔替庆亲王，宣统三年，任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清帝逊位后，避居天津，1917年1月去世。享年80岁。
　　奕劻陵园建制与祖园形制相同，只是规制略小。整个陵园坐西向东，前有月河神桥，有碑楼，向西甬路南北各建朝房三间。其后正面大宫门三间，后有月台，其后为享殿三间，殿后琉璃门，陵园内有奕劻与福晋合葬大宝顶，左右各两侧福晋宝顶，园寝共葬六人，当地称为“东宫”。陵园两侧的南、北胡同各建了五个院落供看坟人居住，称作“十家户”。每户配给前廊后厦的布瓦房三间。南胡同旁边有南阳宅、花园供王府后人扫墓时居住，北胡同旁边有北阳宅存车拴马。现在的东宫仅剩碑楼一座，还有几十颗松柏树默默守候在陵园。朝房、宫门、享殿等荡然无存。
东宫奕劻陵园仅存的碑楼。 修缮一新后的东宫碑楼。 北宫载振陵园

　　载振陵园紧挨着祖园永璘园寝的北侧，位于五峰山二道梁下，是庆贞亲王载振（1876年——1947年）所建。载振是庆亲王永璘曾孙，辅国公绵性之孙，奕劻长子。光绪十五年（1889年），载振被赏给头品顶戴，光绪二十年（1894年），晋封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赏加贝子衔。曾任正白旗汉军都统，御前大臣，管理火器营、正白旗总族长等职。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在天津去世，享年71岁。奕劻死后，其子载振承袭王爵。载振在1917年-1922年于北宫北侧营建福地，周围红墙布瓦，前有月河，神桥。没有皇帝赐碑，只得在神桥以西建三间牌楼一座。其后甬路两边南北朝房各三间，后为宫门三间，上覆绿瓦，宫门左右有石狮子一对，并设随墙小门一个。大宫门后为享殿三间，殿后琉璃门内正面为载振已故福晋索绰罗氏土墓，待载振故后合葬再修正宝顶。此陵园成为“新园寝”，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新圈儿”。 载振1948年病逝，私谥“贞”，适逢战乱，路途遥远，只好葬于北京城北顶村附近。后北宫陵园仅存部分罗汉墙，墙内的33棵白皮松是北京地区目前仅有的稀有树种，6间朝房及神桥已经修葺一新。 经过修缮后的北宫还原了当年的皇族的气派。
　　另外北宫那里还有永璘的五格格和奕劻的三太太墓。五格格夭折，三太太产后病死，按清朝祖制属于非正常死亡，不能入正坟，故仅有布瓦灰墙和木制红油漆栅栏，以土山(原小城墙芯)为照壁。两座坟墓在1937年被盗后再也无人管理，逐渐坍圮，现在已经建成民居。
　　当年庆王坟占地1360亩，没有为陵区垒围墙，只是立红柱为边界，并沿边界栽种了一圈儿花椒树作为护栏，禁止百姓进入。守护陵园的人由皇族选派，开始由刘太监总管护卫事宜。后来随着陵园数量的不断增加，墓园渐增五品章京张熹、六品副章京李重恩、路德轩等旗人来此护卫，其后人可以继任章京官职。刘姓、高姓、张姓、罗姓等几户与王府有关人员也陆续被选派来此守卫，他们在五峰山下定居，分别住在南宫、北宫和东宫。各墓园均建更房一间。这些人轮班守卫，空余时间种田、栽植果树，冬闲时进私塾学习，渐渐演变成几个小小的村落，在他们的守护下，百余年间陵园庄重肃穆、一直相安无事。 进入民国后，军阀混战，土匪也蜂拥而起，他们觊觎庆王坟中财宝，不断进行骚扰。在庆王载振的帮助下，购买了枪支武装护陵，对陵区的安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更大的危险也在悄悄的袭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有臂带红蓝袖标的国民抗日军掘墓盗宝，用于购买枪支弹药。后来又有土匪焚烧东宫的南、北阳宅，让庆王坟第一次遭到了重创。虽说坟墓中的宝物全部盗挖一空，但是所有陵园的地面建筑大部分依然完好。在人民公社成立后，陵园的一些建筑曾服务于生产大队，如奕劻的南、北两座朝房，六十年代初，就曾当做小学生的教室，宽阔的场地成为学校的操场，朗朗的读书声回响在陵园的上空。大宫门前的宽阔广场，曾是白羊城村剧团演出的场所，宫门前高搭戏台，电灯明亮，锣鼓喧天、笑语欢声，前有碑楼，左右朝房相伴，几株高大的柏树侧耳倾听，京腔京韵的唱腔在夜色中久久的回荡。后来奕劻的大宫门改建成大队部，为村民服务好几年。可是伴随着文革的到来，一场翻天覆地的破坏突然降临。1966年秋天，红卫兵带头破四旧，扒了罗汉墙，横扫了地宫，炸毁了碑楼，拆了牌楼、石桥、殿房。随后，流村公社又用拆下来的墙砖、条石建了酸枣加工厂。经过这次劫难，整个陵园已是残墙断壁，百孔千疮。放眼望去，仅留下永璘祖园不足百米残墙及陵园墙外两个朝房和石桥两座。奕劻的陵寝更是惨不忍睹，那座由逊位宣统皇帝为奕劻撰写挽词的石碑当场炸毁，地面建筑除一座孤零零的碑楼外全部一扫而空，拆除宝顶后的地宫变成了一座椭圆形的水泥池，就连碑楼前面的月河池，也变成沤粪积肥的场所。 俯瞰修缮一新的庆王坟的西宫和北宫全景。

　　时代在前进，人们文保意识也不断提高。1989年10月，文物部门在庆亲王的墓前竖起了告示碑，倡导人们爱护文物。北京市林业局为松柏树、槐树挂上了古树名木一级”的保护牌，形成古树档案的详细记载。2015年，为了保护文物，促进村庄的旅游发展，昌平区文物部门与白羊城村委会一起，对庆王坟的建筑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将西宫和北宫的围墙全部垒砌，修复了永璘的宝顶。东宫奕劻的石碑又屹立在碑楼内，碑楼也重新装饰焕然一新，南、北两侧朝房恢复重建，成为了白羊城的村史馆。2022年，白羊城以241颗古树的优势资源，一举夺得了古树村落的桂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古老的白羊城正以崭新的容颜迎接着四面八方的客人。 白羊城、诞生一支人民军队的劲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挑起事端，在北平卢沟桥进攻中国军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刻，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拿起刀枪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北平近郊的西山地区，有一支游击队脱颖而出，他们佩戴红蓝袖标，自称抗日国民军。老百姓看到队伍中有不少的青年学生，又叫他们学生军。这支诞生在昌平地区白羊城的抗日武装，活动在平郊周围，砸监狱、截汽车、打伏击、并成功的击落日军的飞机，一时名声大震，威名四方。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支仅有三十多人的游击队，竟发展到千余人的抗日武装。
　　这支游击队成分复杂，有北平城里的大、中学生、有近郊的农民和各行各业的市民、有冀东保安队反正的士兵、有二十九军失散的零星人员，有从监狱里解救的犯人和流亡关内东北义勇军的战士。部队成份及领导成员很是复杂，但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集结在一起，在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的战战壕里同甘共苦、演绎了一场全民抗战的英勇画卷。
　　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依靠游击队中秘密党员和进步青年的不懈努力，国民抗日军始终掌控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历经战火的考验，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打击侵略者的一支坚强的力量。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们北上阜平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终于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被改变成八路军晋察冀第五支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部队转战南北，屡建战功，一九三八年春天他们返回平西抗日根据地，攻打昌平县城、炸毁石景山发电厂，令敌人闻风丧胆，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威风。一九三八年八月，五支队正是列编八路军的序列，成为晋察冀主力部队第三团。在解放战争中的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奋勇杀敌，取得了光耀军史的辉煌战功。 五峰山下点燃抗日烽火

白羊古城风云起，
关帝庙前举义旗；
匹夫有责忧国难，
赴汤蹈火何所惜。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是白羊城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在古城的关帝庙前，一支二十四人的抗日队伍正式宣告成立，只见领导人赵侗举手宣布：成立抗日军，举行武装起义。这是七、七事变后，北平郊区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在昌平县的白羊城村诞生了。
　　说起这支抗日武装的成立，就不能不说说赵侗，赵侗（1912年——1939年），满族，辽宁人，国立东北大学毕业。曾参加邓铁梅部义勇军抗击日寇，失败后又组织东北少年铁血军并任司令，在与日军的战斗中部队再遭到遭挫，只好流落到北平，面对国破家亡，他不甘沉沦，准备再次组织队伍，与日寇进行战斗。经过努力，赵同在北平城内组织联络了纪亭谢、宋鸣皋、吴靖宇、刘凤梧、曹国仕、郑子丰、包旭堂等二十余人的亲戚朋友。在张学良、马占山将军和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捐助下，偷偷的购买枪支弹药，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五月份，他们手中已有了十七支手枪，藏匿在清华大学共产党员沈海清（林一民）的宿舍中。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举行起义的地点上大家犯了难，要想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北平举事，那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时候一旁的包旭堂给赵侗提了个建议：在我们西山地区有一个白羊城，背靠群山面对平原，既可以攻又可以守，而且我和白羊城的团总汤万宁和他儿子汤玉瑗都是老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去联系联系。大家一听，都觉得不错，就让包旭堂包办此事。这个包旭堂可不是平庸之辈，他是昌平西山瓦窑伪警察所的所长，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在西山地区也算是赫赫有名。
　　话说白羊城村，地处山区，土地贫瘦、十年九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同时又经常遭到土匪的袭扰，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百姓们为了防范土匪，维护治安，成立了保卫团。推举汤万宁为团总，保卫团收集了散兵游勇的一些枪支，有团丁二十余人，其中有本村刘永全、刘永海、汤玉柱、汤文才、王成富和柏峪口村的王士俊等人。汤万宁又联合邻村的保卫团，几次与土匪交手，曾夺回了被绑架的人质。因此，他在当地颇有声望，被人们尊称为“汤七爷”。 在包旭堂的邀请下，几天后，汤万宁父子来到了北平城里赵侗的家中，从包旭堂的口中，汤万宁知晓了这些大学生的一些经历，已心生佩服。双方见面后，看到这些人年纪轻轻，但各个都经历了战火的考验，而且谈吐不凡，意志坚定，不禁十分敬重。两天的相处，这些年轻人新颖的抗日道理和和热情高涨的抗日热情，深深地感染了汤万宁，让他从心底发出了：就是倾家荡产，跟着你们抗日了。
　　七七事变后，赵侗等人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而这一刻终于来到了。七月二十日，除纪亭榭因购买的枪支尚未到手，在城里继续搞枪外，准备起义的二十余人分两拨出城。一路有赵侗带领着王月、吴新民、王新华、张静海、任福祥父子、吴静宇、唐海等十余个人，从清华大学取出枪后，一路步行直奔白羊城。另一路则有高鹏带着宋鸣皋、杜雄飞、季长武、刘凤梧等十余人从西直门乘火车到南口，然后徒步到白羊城。当晚，两路人马在白羊城村汤万宁家会合。汤万宁、汤玉瑗和王士俊也取出自卫团的十多支步枪，将全体人员武装起来。
　　可是人多枪少，总感觉气势不够雄壮，赵侗赶紧安慰大家：纪亭榭还在城里买枪，过几天就送过来。谁知包旭堂的一句话让大家不禁一阵兴奋：瓦窑警察所里不是有枪吗，明天我就带人取回来。第二天他就带着几个人，各自揣着手枪直奔瓦窑而去。那些警察看到是自己的所长回来了，赶紧点头哈腰的笑脸相迎，但是他却一脸的威严：你们赶紧把枪都交出来。警察们是一脸疑惑：所长这是要干啥呀。看到来人黑洞洞的枪口，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于是乖乖把枪都上交过来。
　　七月二十二日，是古城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赵侗与汤万宁父子一行人，在关云长塑像前焚香跪拜，祈求关老爷保佑：事事顺利、马到成功。然后二十四人齐聚关帝庙前的广场，举手宣誓，宣告抗日军今天成立了，就这样北平郊区第一支抗日武装在白羊城村诞生了。 遇险突围、走向新生

　　抗日武装正式成立，必须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安营扎寨，研究下一步具体安排。汤万宁建议道：南流村的南上山有几座房屋，平时无人居住，非常的僻静，可到那里临时休整几天。于是队伍连夜行动，向十里地外的南山进发。
　　这是一处地主的庄园，名叫永安庄，一大片的山场土地，树木葱郁，这里有东、西相连的两座大院，房屋二十余间，平日除了给地主看管房屋、农具的几个佃户外，很少有人，非常僻静。起义后的队伍，正好利用这僻静的地方，详细的制定计划和以后的行动方案。
在永安庄，抗日军的核心领导赵侗、高鹏、郑子丰等接连开会，首先确定这支队伍的名称：国民抗日军。同时公举赵侗为总队长，高鹏为政治部主任，郑子丰为副总队长。把这两项决定向大家宣布后，正准备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时，突然被南口的二十九军一个排包围。
　　二十九军的突然袭击，并不是误打误撞的一次行动，而是有备而来。原来赵侗他们一伙人在白羊城的一切活动，引起了一个人的警觉，他就是柏峪口村庆王坟看坟人张笑先。原来庆王坟中的财宝早已让周围土匪们垂涎欲滴，他们几次蠢蠢欲动欲盗取财宝，都被看坟人的武装护卫赶跑了。当他看到一群操着东北口音的外来人活动在白羊城，不禁心惊肉跳。他暗暗监视着这群人的动向后，就急忙跑到南口的二十九军报告，谎称有一伙土匪暗中勾结，准备盗挖庆王坟的财宝。二十九军接到报告，既派一个排的士兵，由南流村人张玉普带路，在半夜里就悄悄的包围了永安庄。
　　七月二十五日佛晓，二十九军就向抗日军发起了攻击，原以为一伙土匪打几枪威胁一下，对方就会乖乖的出来投降，没想到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打死了二十九军的排长，也打伤了带路的向导张玉普。赵侗一伙人人少势弱，伤亡惨重。便掘墙冲出了永安庄，沿山路撤到了平西近郊和妙峰山一带。曹国仕受伤被杀害，王士俊也因参加抗日军被二十九军抓捕杀害。面对遭到的伤亡，赵侗他们也是有仇必报，一个月后一个黑夜，赵侗带领国民抗日军突袭了柏峪口村，严厉惩罚了张笑先和他的同伙，并强令他家拿出二十八亩地，作为王士俊家属的抚恤。这是昌平县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第一位烈士。 从永安庄突围出来后，赵鹏带着高鹏、宋鸣皋等十一个人撤至北平西郊的大钟寺，负伤的刘凤梧带着几个人也撤至到妙峰山下的大觉寺，汤万宁父子也随队而行。突遭的不测，让众人惊恐不定，心灰意冷，待众人聚齐后，对于今后怎么办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产生了分歧。惊魂未定的郑子丰主张将枪支掩埋起来散伙算了，更为激进的人是当过土匪的季长武竟建议大家上山当土匪，当场得到了赵侗的反驳：咱们是出来抗日的，怎么能上山当土匪呢。大家商量了一阵决定让赵侗带两个人先回城打探一下消息再做决断，其余的在大觉寺等候。
　　赵侗返回北平，找到了还在城里买枪的纪亭榭，将队伍在永安庄受到袭击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后，也是长吁短叹，拿不定主意。纪亭榭赶忙安慰了几句。第二天，纪亭榭将赵侗的情况汇报给东北特别行动委员会（简称东特）的负责人张西尧，得到消息后他立即向书记苏梅进行了汇报。一致认为这样的一支抗日武装绝不能让其溃败，应该尽快的重新组织起来。经东特党委研究，决定由中共北平市委派一批党员和进步学生到国民军中团结赵侗，扩大队伍共同抗日。
　　为了解赵侗部的具体情况，党组织让阎铁和徐明两位党员前往调查了解。八月二日，张希尧将二人领到了纪亭榭的家中，嘱咐纪亭榭要绝对保证这两个人的安全。经过七、八天的等待，赵侗终于回来了，随他一同回来的还有纪亭榭、阎铁和徐明，赵侗的母亲等人也带来了不少的日用品。看到这个场景，让等候在大觉寺的众人才如释重负。当赵侗将背上的大包裹摆在大家面前时，不禁让大家眼前一亮：三挺机关枪、二十支步枪和数千发子弹，赵侗兴冲冲的告诉大家：这就是纪亭榭在城里购买的武器。众人是一阵的欢呼，一扫往日的阴霾沉闷。不久，阎铁和徐明就将了解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由徐明带回城里交给了张希尧。八月十日，东特又派共产党员汪之力，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的公开身份，在纪亭榭的带领下与中共北平市委属下的共产党员史进前、张如三一同前往国民军。
　　在东特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支持下，赵侗领导的这支游击队重新恢复了元气，活跃在北平的附近。为了加强游击队的力量，发挥党在队伍中的作用，八月十八日，东特决定再向游击队输送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的青年学生，出城之前，张希尧特别向国民军组织者之一的纪亭榭做了交代：一要 保证这批人的安全，二是要给予工作上的方便，三是要在队伍中安排适当的位置。这批人有王建中、杜伯华、王远音、冷拙、金振中、包乾、尚英、霍至德、王文、王达、霍炎、刘流、张维、环宇、解方平、李望东等人。其中大部分人为张学良东北学兵队的学员，他们都经过军事训练。这批人的到来让赵侗非常高兴，他们不但有很好的军事素质，重要的这批人大多都是东北老乡，用起来也让人放心。
　　多少年后，其中当事人之一的王建中还对此记忆深刻，他说：我们这批人从西直门出来，城外就是茂密的庄稼地，走到新街口外的两座铁狮子坟旁，带队的纪亭榭拍了三下掌声，出来迎接我们的人就把我们带到了游击队的驻地，然后人员迅速分到各班，给我一只捷克式步枪，就来到了翟宝林的班里。身穿蓝布长衫，西装裤黑皮鞋，手端步枪在村边站岗，这就是我参加游击队的第一天，也是我革命军事生涯的开始。
　　随着这批人的加入，原本三十来人的游击队扩充到近五、六十人，其中经党组织介绍来的人员就占到了近一半。党在队伍中是秘密的，但也有明确的分工，党内的负责人是汪之力，负责组织工作的是王远音。为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武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劫牢反狱、扩大武装

　　游击队人数不多，情况不明，经常在圆明园东南一带活动，由于日本军队进城不久，还顾不上城外的乡村，所以未碰到敌人，也没有打一仗，这时候游击队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扩大队伍，另一方面就是寻找溃退的国民党士兵遗失的枪支弹药。
　　一天傍晚，游击队正在德胜门土城外的一个小村庄吃饭，一个被当地人称作小张回回的报告说：你们要搞枪，德胜门外第二监狱里就有三挺机枪，三十多支步枪，关押着几百名犯人，不少是共产党的死刑犯，看守就是那么几个老警察，根本不会打仗。他还自办奋勇愿意带路。原来这个小张回回的伯父在监狱当门房，他经常过去，对监狱里的情况有大致的了解。
赵侗等人得知这个消息很是兴奋，商量后决定：突袭第二监狱，不但能缴获一批枪支弹药，还能够迅速扩充队伍。这个决定也得到了队伍中秘密党员的支持。 八月二十二日晚上，游击队二十多人，在赵侗的指挥下，由小张回回带路直扑第二监狱。同时派出包乾、冷拙各率一队人马，带着机枪，分别警戒德胜门和西直门，防备日军出城救援。来到监狱不远处，王建中和史进前等一些人卧倒在池塘沿上，瞄准大门准备战斗。而另外十几个人直接来到监狱大门前，啪啪的拍门，吴静宇伪装成日本军官，喊了几声日本语言，另一人扮做翻译官，冲着大门里高声喊道：太君要查监狱，快快看门。里面没有回应，吴静宇大骂：八格牙路。翻译说：太君生气了，还不快快看门。僵持了几分钟，里面才把大门打开。十几支手枪一指：不许动，后面的人随即冲入，把锁在枪柜里的三十多只步枪缴获，没有费一枪一弹。有人在监狱里大喊：抗日军救你们来了，不要等啊，快砸门出来呀。顿时醒过神来的犯人们，开始用床板木凳砸开了牢锁，冲出了监门。王建中双手端着步枪，还是穿着那身蓝长衫，站在大院中指挥犯人赶紧到大操场集合。汪之力和史进前赶到大操场，在犯人群中询问政治犯相互之间有无联系，这时走出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自我介绍：我叫唐老寿，是河北磁州暴动被捕的。当即请他招呼政治犯不要走散。这时候队伍带着犯人开始向监狱外走去，到西边二里地外的铁狮坟附近的树林中停留了下来，赵侗向犯人们讲话，号召他们参加抗日军，不愿参加的可以自由回家。说罢就有些人零零星星的走了，但绝大部分未动。接着整个队伍转移到五、六里外的一个村子宿营。
这次行动缴获了三挺机枪，四十多支步枪，十几只手枪和一百多把大刀片子。汤万宁、汤玉瑗父子随队参加了这次行动，汤万宁以后随身携带的手枪，就是这次缴获的。
袭击第二监狱，不禁解救了几百名受难同胞，缴获了大量武器，壮大了自己的队伍，更重要的是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包括河北磁州暴动的领导人唐老寿，李大钊的侄子李海涛，还有韩庄、马载、郭芳、黄秋萍、王洁青、刘平、杨成、毛岱、关燕生等，大部分后来成了党、政、军的高级干部。
　　打开监狱的第二天清晨，队伍集合，由赵侗宣布队伍编制，赵侗任总司令，郑子丰任副司令，高鹏任政治部长，汪之力为秘书长。下设三个总队：赵侗的舅舅任福祥为第一总队长，高鹏的的同乡宋鸣皋为二总队长，郑子丰的老部下刘凤梧为三总队长，接着把党内推荐的一些下级干部及政治干部也宣布了。当时王建中还站在班里扛大枪，霍炎见状赶紧说道：出来吧，都要负点责任了。于是分配到二总队部任指导员。整个部队骤然增加了五、六百人，各总队不得不立即单独活动。
　　游击队打开第二监狱之事，在北平城郊和西山地区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了国民抗日军的名号，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不断有人前来参加。就在这时，年仅十六岁的胡可在二哥胡旭的带领下参加了国民抗日军。1937年的夏天，在济南初中毕业的胡可，只身乘坐火车到北平投奔二哥胡旭，准备报考高中，正赶上七七事变，学业未成，只好租住在北平的城中，好在有胡旭的陪伴，在慌乱的日子里备受煎熬。胡旭早已秘密的参加了共产党。一天晚上，他悄悄的来向胡可告别，他说已经参加了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嘱咐胡可自己照顾好今后的生活。
　　听说抗日游击队，胡可顿时来了精神，也要跟他一起前去。可是胡旭说他年纪小，当游击队可不是儿戏，但拗不过胡可的执着，只好带他一起出城。在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附近下了公交车，顺着田间小路一路在茂密的庄稼地中前行，走出几里地，在路边的一个瓜棚中看见一个放哨留着两撇胡子的胖老头，胡旭管他叫唐三爷，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一个叫大苇塘的小村庄，在一所大院子里找到了这支游击队第三总队的队部。这里聚集了不少人，有的持枪、有的徒手、有的学生模样、有的老百姓装扮，还有一些人穿着和尚一般的灰色的短衣，各个面色苍白。后来胡可才知道，他们是刚刚从监狱里解救出来的犯人。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左臂上都佩戴着红蓝两色的袖箍，屋里几个女同学正在为大家缝制这种袖箍，一边哼唱着救亡歌曲，一下子将胡可带到了熟悉的亲人中间。胡旭将胡可介绍给一位跨着驳壳枪，满脸胡茬的高个子中年人之后，就回到他的第一总队去了。这个中年人就是这支游击队第三总队的队长刘凤梧，自此胡可成为了国民抗日游击队中的一员，担任三总队队部的文书。
　　游击队分散活动半个月来，不断有人参军，有些小股的武装也前来归附，队伍随即扩大到近千人，由于成分复杂，队伍中违反纪律的现象时有所闻，人枪增多，下面单位都想保存实力，经常不停调动。鉴于此，部队上下都同意对这种现象进行整顿。决定由汪之力起草全军约法，规定所有人员、武器、军需物资归全军所有，统一指挥、统一调动，全军以军人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选举军委会委员为常设机构，全军重大事情均有军委会讨论决定，并直接选举部队领导成员为日常指挥员。全军设总队、大队及中队。 （国民抗日军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二为汤万宁） 9月5日，全军三个总队在三星庄村东集合开会，首先由赵侗宣布全军基本纪律，人枪归全军所有，统一调配，不服从者纪律处分。然后汪之力报告全军约法，当即全军鼓掌通过。同时决定正式命名为：国民抗日军，随即由高鹏提出领导人选：司令赵侗，副司令郑子丰，参谋长包旭堂，政治部长高鹏，军委委员会秘书长汪之力。军政委员：赵侗、高鹏、汪之力、郑子丰、包旭堂、陈大凡、纪亭榭、任福祥、宋鸣皋、刘凤梧、杜伯华、霍炎，司令部参议：汤万宁、唐三。随即举行授军旗仪式，司令员赵侗正步向前，敬礼，双手接过汪之力手中那杆红蓝两色绣有国民抗日军字样的军旗，走向队伍的前面，宣布国民抗日军正式成立。全军配发红蓝袖箍，蓝色象征沦陷的国土，红色象征战士。接着军政委员会通过总队、大队领导人人选，原有总队长都未更动，而有更多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如：王文、张如三、于善甲、王达、金振中、冷拙、史进前、霍志德、王建中、阎铁、尚英、黄秋萍、贾嵩明等人出任大队干部。
　　党员在队伍中仍过秘密生活，但必须随编制调整组织，成立党的队委会，他们有五人组成：汪之力、王远音、陈大凡、王建中和尚英。党的任务就是把这支队伍组建好，争取上层、抓住基层，而掌握了基层，是首要的一环，以后的斗争，也就有把握了。

　　首战日军、击落敌机

　　国民抗日军在部队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但赵侗仍然独揽大权擅自决定，9月8日，赵侗带领全军来到黑山扈，并亲自率领一总队闯入天门沟的法国天主教堂，集合分属几个国籍的神父，要他们给本国驻北平大使馆写信捐枪捐款，同时又派人向因战乱躲进天门沟附近的富户、老财捐款。正在纠缠之际，前面的山头响起了枪声。
　　黑山扈位于颐和园北面数里，是北平去温泉、阳坊和南口的必经之路，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两辆日本军车从山下的公路经过，为我警戒部队开枪击退。午后二时许，有六、七十名日军从红山口一带向南山麓我军警戒的二总队进攻，被我军击退，死伤数人，双方陷入僵持。为了打破这种对峙局面，二总队大队长杜雄飞带领两个中队，前去包抄敌人，将敌人赶到了另一个山头。 就在这时，从北平方向飞来一架敌机，在我军阵地低空盘旋，甚至能看到驾驶员。要说国民抗日军也是藏龙卧虎的部队，不少人都是旧军队的军人，久经战阵，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日机的藐视行为，一下子就激怒了原二十九军的副连长苏家顺，他抄起机枪一梭子打过去，只见这架飞机的翅膀摇晃了一下，随即就冒出了一股黑烟，急速的坠毁在清河镇南的沙滩上。战士们不禁欢呼跳了起来。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日军增加大批援兵，敌人还未露头，大炮就轰鸣起来。指挥部立即决定撤退。等敌人赶到战场时，我军早已安全转移了。但不幸的是，曾是东北义勇军勇将的杜雄飞大队长却牺牲了，让大家心情很是沉重。
　　在天门沟捉住的那几个外国神父，队委会通过高鹏、纪亭榭向赵侗做工作，在收到一批物资和药品后，赵侗终于同意将他们释放，也缓和了队伍内部对此事的不满情绪。对于出狱的那些同志，经组织审查后解决了党籍问题，个别政治犯如李大钊的侄子李海涛，由党资助他回原籍乐亭去开展工作。

　　筹措军费、挖坟掘宝

　　国民抗日游击队经过突袭德胜门第二监狱和天门沟战斗，声威大震，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前来投奔的人逐渐增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人数就扩充到近千人。人数的剧增，让部队的活动经费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司令部的郑子丰和包旭堂等人就鼓动赵侗去挖庆王坟，挖出财宝变卖，筹措军费。其实他们这伙人早在八月中旬，还只有三十来个人的时候，就在海淀将清朝的七王爷坟给盗挖了，挖出了不少的宝贝，变卖了许多的大洋。如今队伍又遇到了困难，手下的人如法炮制，又想到了挖坟取宝的捷径。不过赵侗还是很有顾虑，毕竟挖坟盗墓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而且赵侗也是满族，王爷坟也是他的老祖宗啊。经过反复的权衡利弊和当前的现状，最后还是同意了挖取庆王坟的计划。 部队凌晨出发，天不亮就赶到了白羊城村，他命令部队将各个路口严密封锁，准备盗挖庆王坟。这是赵侗第二次到白羊城，第一次是成立抗日游击队，而今天却是为了挖取庆王坟的财宝。对于守卫陵园的护卫，虽然手中有枪，但对人多势众的国民抗日军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在话下。首先控制住陵园内所有的人，赶在一个院子里集中看守。
　　挖取自己祖宗的坟墓，赵侗多少有些愧疚，为了平复心中的不安，在庆王爷的坟前设摆香案，身鞠一躬，嘴里喃喃说道：赵侗对不起祖宗了，为了抗日救国，只好借用您墓中的财宝了。然后一挥手挖墓开始。对于手中有枪有炸药的人来说，挖坟掘墓非常简单，直接用炸药在宝顶上炸开一个洞，人就可以钻进去了。
　　挖掘庆王坟的是赵侗的第三总队，在三总队担任队部文书的胡可亲眼见证了挖掘的现场。他说：当看到守陵人跪在地上哭求的场景，妇女孩子们惊恐的依偎在一起和她们那惊恐的眼神时，感到一个正义的游击队员沦落为盗墓贼的莫大耻辱。庆王坟的宝顶是由砖石砌成，而且还灌注了水泥一类的东西，里面的棺椁还涂了很厚的油漆，这使得挖掘持续了很长时间。墓室挖开了，墓室中发出的腐臭气息与周围的蓬蒿的苦涩味混杂在一起。精于此道的行家鼻孔里塞着葱叶，赤身裸体的钻进墓中，把一件件陪葬的珠宝玉器、金银首饰一次递给外面的人，胡可坐在洞口的小桌前，随着对珠宝的唱名，一一进行登记。这一天，庆王坟的八座陵墓全部盗挖，留下一片残破的场景让人唏嘘感叹。
　　为了笼络人心，赵侗给每位干部都分发了一份小礼物，如玉石小酒杯、水晶戳、玛瑙球等。挖坟后全军都知道了这件事，引起了风波，学生干部们反映强烈，认为这是盗墓匪。甚至想把部队分开，各自单干。党委会当然不能接受，做了说服工作，承认不是好事，但经费问题却是无着落。党组织解释了，大家不再说什么了。 据纪亭榭说：挖出的财宝不下百万，变卖的钱大部分用于解决部队的伙食被服，部队到达晋察冀后交给军区的金子就有十八斤，纪亭榭到延安后，把英国进贡给乾隆的金表献给毛主席，中央发给了奖状，这都是正用。
但也有一部分被经手人私分倒卖。如郑子丰、包旭堂得到财宝后，就很少在部队中露面。据说此后不久，郑子丰就和心腹警卫携带宝物不辞而别，后来在一个村庄投宿，熟睡中被他忠实的警卫结果了性命，劫走了财宝。还有司令部的参议唐三爷，东北人，与赵侗认识。到处乱窜，大将抗日，有些珠宝商就是他引来的，到城里卖古玩。部队进山后，他也不见了。就是这个唐三爷，脱离国民抗日军后，又与日本人相勾结，在白羊城组织了土匪性质的黑马队，百余人骑着一色的黑马，四处乱窜，在西山地区为非作歹，抓人抢粮，让百姓惶恐至极，最后被八路军所消灭。

扩充武装、大浪淘沙

黑山扈战斗后，国民抗日军军威大震，既是日伪军的报纸也不得不刊载“西山赤匪”的消息。9月，国民抗日军指挥部驻扎在大觉寺，以妙峰山下诸村落为依托，在周围村庄开展群众工作与发展武装。此时，焦若愚、林一民、戴昊、谭伯、曹裕民、黄秋平、邹富民、佟旭野、张维、曹勋、汪为、吴力前、谢浩等共产党员也陆续来到国民抗日军，队委会把后来的干部，大部分派到三总队，加强这个总队的领导。
当时散布在北平近郊的有十几股游击武装，小股几十人、大股几百人，如宫长海、冯焕章、高彬如、高宪章等。其中高宪章部原为冀东保安队，有四五百人，机枪二十余挺，他们想南下怕站不住脚，随与日军拉上关系也只是虚与委蛇不敢靠近城市，听到我军胜利的消息，表示愿意联合。赵侗与高宪章联系几次，就约他到司令部见面，赵侗摆下鸿门宴，以倒水为信号，高宪章进屋不久，就被包围拿下。同时赵侗派出部队将高部驻扎的前白虎涧村包围了，没打几枪就全部缴械。此事传出去后，其它的几股武装再无人敢来谈合作了。共产党员不得不对高部的部下进行大量的团结工作，以巩固这支队伍。
四大队长季长武，在东北时当过土匪，为人凶狠，因对赵侗不满，曾鼓动二总队长宋鸣皋质问威胁赵侗，他自己常带着两把手枪，子弹上膛，没人敢惹他。而且常有两名亲信相随。赵侗想把他收拾了，派吴静宇和吴新民去下季长武的枪。两个人假做串门，以欣赏他随身携带手枪的设计，才把他一举拿下。到了司令部就捆上了，当天晚上夜行军，季长武转身就跑，被押守人员給两枪，当时打倒在地。随即任命金振中四大队队长。
一总队在城郊活动时，总队长任福祥阴谋杀害纪亭榭及党的一些活动分子，企图将部队拉走，被王文、包乾等发觉后报告了纪亭榭，纪亭榭当着赵侗的面拔枪问道：要抗日还是要你舅舅。随即把任福祥叫来当面对质，并没收了他和两个弟弟及儿子的手枪，准备枪毙他们。任福祥跪下恳求留他儿子的性命。赵侗代为求情，王文、包乾为了团结赵侗也劝纪亭榭从宽处理。最后给他们一些钱，驱逐任福祥一家出部队。接着军委会任命纪亭榭为一总队队长，陈大凡为副大队长。
　　秋雨连绵、天气逐渐转凉，青纱帐也渐渐消失，部队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为及早进山做好准备。经高鹏建议，军政委员会任命汪之力兼任政治部主任，建立地方工作科，任命焦若愚为科长。政治部一面在南口、阳坊、北安河、温泉、门头沟一代发动群众赶制棉衣，一面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大大鼓舞了全民抗战的士气。
　　当时二总队驻温泉，一总队南下门头沟、长辛店，三总队东过清河，整个部队背靠妙峰山，不断扩充队伍、收集枪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部队就增至三千多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洪流。
　　日军准备秋季扫荡，国民抗日军已得到消息，九月底，指挥部通知：一、三总队急速回靠西山地区，一总队很快返回，只有三总队在副司令郑子丰的把持下，仍徘徊在清河一代，迟迟不向主力靠拢。
　　十月三日，国民抗日军设在妙峰山顶的排哨，突遭日军十余架飞机的轰炸，总队长纪亭榭正在那里，炸翻的土把他埋了厚厚一层，一个邮差被当场炸死。日军的轰炸，让这座千年古刹遭到了彻底的损毁。指挥部立即通知所有部队迅速按原计划进山，一、二总队黄昏后行动，连夜行军，经阳坊、上下店、南北流村进入山区。只有三总队郑子丰和参谋长包旭堂不按命令向主力靠拢，反而主张东去，引起党员黄秋萍、戴昊、贾嵩明和尚英的激烈反对，最后总队长刘凤梧听从大家的劝告，毅然与自己的老上司郑子丰决裂，决定率队西进。终因贻误战机，在途中遭到日军拦截堵击，受到很大损失。郑子丰和包旭堂只带着几个亲信跑了，不久郑子丰因为身携财宝，被自己亲随干掉了。
转战平西、政治整军

　　一九三七年十月，国民抗日军回旋于高崖口，马刨泉、镇边城、横岭、长峪城西部山区，司令部驻扎镇边城。八月份，国民党十三军与日军曾在南口交战，日军久攻不下，就迂回怀来，沿途在溜石港、马刨泉杀害无辜百姓，制造了令人震惊的西山惨案，群众对日寇恨之入骨。因此，当国民抗日军通过汤万宁的关系，派人与当地实力派的人物联系，各村都欢迎我军进山，并供应我军给养。进入昌平山区后，部队严格纪律、买卖公平，并经常向群众做抗日宣传，贫苦农民纷纷参加我军。据不完全统计，仅白羊城、柏峪口、七园、瓦窑、大水峪，王峪等十一个村庄，就有四、五十人参加了国民抗日军，连瓦窑大庙的和尚郑福子（鳌鱼村人）也脱下袈裟加入部队，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当时山区人民的生活很是艰难，仍为国民抗日军三千多人的部队筹措给养，让部队度过了困难时期，站稳了脚跟。
昌平西部山区太过于贫穷，无法长期承受国民抗日军的给养供应，于是决定将根据地的中心放在宛平七、八区的青白口、斋堂、清水一线。那里回旋余地更大，百姓的生活条件也好。当地也有党的组织，国民抗日军到达昌平的山区后，就派遣焦若愚去宛平七区寻找党的组织，当即与地方党的组织魏国元和张又新等接上了关系。
　　在当地地下党的协助下，国民抗日军进驻斋堂，指挥部和一总队进入东西斋堂，二总队伸入到青白口，从雁翅向门头沟以西活动，三总队西进上下清水向察哈尔方向警戒。部队又抽出焦若愚、佟旭野、宋元等与当地区村政权安排部队的供给，进一步与地方实力派人物搞好关系，并帮助训练当地民团，进行群众宣传教育并着手组织抗日救国会，这样国民抗日军在七、八区逐渐稳定下来。
　　国民抗日军开始进山时，因山区生活比较艰苦，一些不稳定份子纷纷脱离队伍，因此部队减员比较大，当时一、二总队各有七、八百人，三总队五百多人，全军尚有两千多人，枪支有余，机枪有四五十挺，半个月后，人员才基本稳定了。
十月中旬，国民抗日军在斋堂召开第二次全军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开除副司令郑子丰、参谋长包旭堂、一总队长任福祥的军籍并免除各种职务，增选常戟武继任参谋长，王建中任政治部主任。会后对大队、中队的干部又做了适当调整。同时党内又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如杜伯华、金振中、王文、包乾、冷拙、王达、翟宝林、汪为、胡可、聂品、吴力前、谭伯、那恕、曹勋、谢浩等。这些都是部队的骨干，因此，共产党员的领导作用又进一步得到加强。

　　挥师西南、会师西合营

　　国民抗日军在斋堂进驻月余，其主要中心就是部队向哪去的问题。十月底，部队收到了八路军总部朱德和彭德怀署名的来信，信中赞扬了国民抗日军英勇作战的功绩，并要部队迅速南下，与八路军会合，共商抗日大计。接到来信，整个部队一派欢欣鼓舞。
　　此时赵侗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曾主张北上太原去找国民党，可是路途太远，党内的同志也坚决反对。此刻八路军亲自派人前来，得到的支持近在眼前。经过几天的犹豫，在高鹏、纪亭榭的怂恿下，终于同意派汪之力、韩庄、王远音为先遣队，前去和八路军联系。这三个共产党员怀着激动的心情立刻出发。过清水、杜家庄、爬过太行余脉小五台，直下察南平原，然后越怀来、过逐鹿，在十一月七日的黄昏时分，先遣队终于西合营与杨成武部的二营长邱蔚和教导员相见，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款待，面对桌上摆出的四大脸盘里面装满鸡块、肉丝、炒蛋等饭菜。这些长途跋涉战士的心中是无限的温暖，也让大家激动万分。先遣队当即派人回去通知。赵侗和高鹏乃集合部队全体出发，只留下焦若愚、宋元坚持本地工作。
　　国民抗日军沿着先遣队的路线到达蔚县近郊桃花堡，杨成武、邓华、熊伯涛等独立团的领导热情会见赵侗、高鹏和各支队干部，两支部队的汇合让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涨。部队到达蔚县的第二天，在蔚县城关由县长张苏主持召开欢迎国民抗日军的群众大会，会场搭了大台子，国民抗日军与红军各坐一边，只见红军战士每人一顶大斗笠，那上面毛笔书写的第十八路集团军的字样十分清晰，不少人背插大刀，枪支不整齐，什么牌子都有。开会前双方还进行了拉歌，会场气氛庄重热烈。会后群众杀猪宰羊送来大批慰问品。 （国民抗日军和八路军独立团部分领导人在一起，左起：熊伯涛、高鹏、杨成武、赵侗、邓华、汪之力在蔚县合影） 部队在西合营住了几天，国民抗日军的情况经独立团报告了军区聂司令员，回电让部队到军区所在地阜平城去。赵侗一些人对独立团有点看不起，强支杂乱、机枪也不多。而国民军中的枪支大部分为捷克式和三八式，每连三、四挺机枪，所以就想去军区。

北上阜平、接受改编

国民抗日军在蔚县的时候，就派出汪之力和霍至德前去阜平的晋察冀军区，商量部队的改编问题，经聂荣臻司令员的同意，部队开始向阜平进发。
　　12月11日，国民抗日军由走马驿开到了阜平县城，部队清一色青灰棉服，武装齐备，在军区所有部队中是比较突出的。部队到达后，聂司令员立即接见赵侗、高鹏等部队负责人，继而又接见了党的中心队委成员，进行多次亲切而热情的谈话。阜平当地军民又召开群众大会，欢迎国民抗日军，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及富平县长董越千及各团体代表讲话，晚上军区刚刚成立的抗敌剧社，为大家演出节目。这让坐在台下的胡可感慨不已，没想到时间不长，他就成为该剧团的一员，并在这个剧团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多少年后，胡可仍记忆清晰：一天，总队长刘凤梧和特派员王洁青告诉我，要送我和本总队的韩凤、刘秉真等几个年轻同志到军区新成立的军政学校去学习。虽然对部队有些恋恋不舍，但却能去上学，也是我非常期盼的。
　　部队来到阜平，战士们感觉就象回到了家里，粮食补给到上面领取，每天发五分钱菜金，战士们很高兴。司令部参谋长常戟武，是东北军官讲武堂毕业生，制定了一套军训计划，从干部的班、排、连基本要求开始，打靶练习，战士们每天上午出操，下午政治课和文体活动，部队很活跃。各大队还搞唱歌比赛，五大队得了第一，因为指导员史进前歌唱的好，又善于教歌和指挥。干部们搞田径比赛，二百米赛跑王建中得了第一。在这支由年轻干部组成的队伍里，真可谓生龙活虎。
　　到阜平不久，二总队长宋鸣皋就被赵侗扣了，下了枪也不让回队部，并宣布王建中担任二总队总队长，赶紧由五大队到总队报到。随后与政治主任杜伯华去看了宋鸣皋，只见宋鸣皋直流眼泪，表示委屈。不久宋鸣皋送到军政干校去了，孙毅校长安排当了一个队的队副，以后还表现不错。
　　部队到达阜平之后，开始学习红军的一切制度，部队中的党组织已经半公开了。赵侗仍以总司令自居，得他一个人说了算，实行军阀的统治，引起了干部们的不满。党和他进行了斗争，在一次总队以上干部会上，汪之力做了系统的发言，指出赵侗摆出个总司令的架子，一个人发号施令，处理问题缺乏商量。不利于当前部队的进步。汪之力很有口才，讲的痛快淋漓。常戟武参谋长说，这下子把灵魂给枪毙了，因为大家没有听到过这样振振有词的长篇发言。会后，赵侗没有好转，反而消极对待，情绪不高。党内决定：罢免他的司令职务。 不久，军区批准中心队委意见，接受高鹏、纪亭榭入党，相继宋鸣皋、吴静宇、刘凤梧都被接受为党员，在领导成员中党员已经占了优势。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林一民是队委，他和赵侗是表兄弟，竟将此消息透露给了赵侗，并说高鹏、纪亭榭入了党。因此在一次队委会上，决定给林一民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
　　中心队委会与高鹏、纪亭榭商量后经赵侗同意，在阜平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直接受军区领导的议案，全体代表和赵侗一致举手赞同，但赵侗在讲话时突然偏离话题提出去总部学习，请准他辞去司令职务。纪亭榭和高鹏相继发言欢迎司令深造学习，另选司令。他们俩讲完话后，全场立即表决通过。
　　当晚，中心队委会把会议的情况向聂司令汇报，聂司令表示决不能让赵侗辞职，当即把队委会全体找去，第二天又单独与高鹏、纪亭榭谈话，反复说明要大家照顾全局影响，照顾统一战线政策。大家虽然思想不通，高鹏和纪亭榭更为勉强，但终于接受聂司令的指示，回去挽留赵侗继续留任。随后聂司令员找赵侗单独谈话，给予一些鼓励。
　　在高鹏、纪亭榭入党后，赵侗也提出了入党申请，可是鉴于他的思想意识存在问题，党组织分析它与高鹏、纪亭榭的条件不同，没有批准，这让他感到了压力有了怨言，心中有了阴影。党内希望能来一位老红军干部出任部队政委，军区未批。赵侗曾说：老党员这么多，韩庄不是很老，可以当政委。军区也没同意。他为什么未提汪之力呢，还是有一份怨气在心中。 （军容整齐的五支队战士在阜平进行军事训练） 1938年1月5日，经总部批准，聂荣臻司令员在全军大会上宣布将国民抗日军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负责建设平西抗日根据地，任命赵侗为司令员，高鹏为副司令员，汪之力为政治部主任，常戟武为参谋长，一总队长纪亭榭，政治处主任陈大凡；二总队长王建中，政治处主任杜伯华；三纵队长刘凤梧，政治处主任沈海涛。各大队（连）队长有王文、包乾、李望东、金振中、翟宝林、李育民、江声、王洁青、韩庄、吴新民等，政治指导员有张如三、王达、于善甲、霍至德、史进前、曹裕民、黄秋萍、尚英、戴昊、那恕等。军政委员会仍保留，以赵侗、高鹏、汪之力组成领导小组，汪之力为组长。中心队委会改为总支，王远音任总支书。各总队设支部，支部书记为：一总队张如三、二总队史进前、三总队尚英，均受各级政治主任领导。所有党组织及党员均不公开。
国民抗日军在阜平期间，应工作需要，抽调大批干部支援军区，冀中及去军政学校学习，先后有：霍炎、张维、林扬、刘平、曹裕民、胡可、宋鸣皋、刘凤梧、冷拙、金振中、刘流、汪为等人。

　　攻打行唐、保卫阜平

　　在阜平一个多月的训练整顿，对一支新部队来说有很大提高，每人发了一件新大衣，每月可领到一至三元的津贴，战士们情绪高涨。
　　部队改编成八路军五支队后，并没有马上返回平西，而是开到了灵寿、行唐一代开展活动。司令部和二总队进驻慈峪镇。其它两个总队也分散活动，一面扩军备战、一面开展地方工作，两个月内部队就扩充了几百名新战士，使部队成分有了很大改变。
　　2月9日，军区根据总部的命令，向平汉线进行破袭战。五支队的任务就是攻袭行唐及正定附近火车站，支队命令三总队向正定，一总队向行唐行动。当晚三总队攻入正定火车站，而一总队面对坚固的行唐城，因为没有炸药久攻不下，此时天已渐亮，乃撤出战斗。这次破袭战收获不大，但对新战士来说却是一次很好的实战锻炼。 1938年3月下旬，日军分路进攻晋察冀，当时汪之力陪同焦若愚正在晋见聂司令员，敌人的飞机轰炸了阜平县城，司令部被炸毁。聂司令员随即转往五台山下的金刚库继续指挥作战。这时候五支队已奉命支援阜平，在阜平以西阻击敌人，经半日激战，敌人放火烧毁阜平城后向东撤退，随后我军开进阜平城内。正在商议下一步行动时，军区来电让总队以上干部去军区开会。干部们策马扬鞭急促前行，过龙泉关进入山西地界。
军区驻在金刚库的一座大庙里，军区聂司令员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从延安来的彭真同志，他给大家传达了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精神，彭真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聂司令员讲了五支队回平西开展敌后斗争，建立地方政权和组织群众应注意的问题。
回平西上下都同意，随即整装待发。此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四月，部队精神抖擞的向平西进发。

激战涞源、威震敌胆

　　五支队行军至涞源东部下北头和刘胡村，通过拒马河就到平西的地界了。侦知涞源城、浮图峪、紫荆关均有敌人，司令部正在研究如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这时候接到群众送来的情报，说明天将有一队日军的运输队穿过不远处的道路，约有二十辆马车和百十个日军护送，老百姓讲的很详细，指挥部决定打一个伏击战。赵侗等人连夜就去查看地形，看山下就是道路，是伏击的好地方，就选定二道河为伏击地点。凌晨部队就开始行动，走了十多里地才到达伏击地点。兵力部署为：一总队埋伏在二道河子村后山岗，放敌人进山沟后堵死退路，三总队埋伏在西面从前向后打，二总队隐蔽在南山担任正面歼敌任务。战士们的战斗情绪非常高涨，听说我们两千多人打百把个敌人，从干部到战士都决心不让一个敌人跑掉。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敌人先头部队出现，待敌人后卫钻进了口袋，纪亭榭连打三枪，发出了战斗信号。霎时枪声响起，一场激烈的伏击战打响。战士们从隐蔽处冲出，连喊带叫的向敌人冲去。一、二总队与敌人正面相持，三总队从西面大路上冲来，一直打到晌午，终将敌人彻底歼灭。
　　敌人从涞源有三百骑兵来援，被三总队阻击无法前进，从浮图峪前来增援的二百步兵也被我军打退。在战斗进行之中，日军从平汉线飞来一架侦察机，被二总队的两挺机枪扫射击中，受伤后坠落在北面的群山里。下午二时，两面增援的敌人见战场久无动静，均不敢贸然前进，乃相继撤走。
　　这场战斗歼敌近百，生俘两名，击落敌机一架，缴获全部枪支和大量物资。五支队也伤亡不小，仅阵亡连、排级以下指战员五十余人。参谋长常戟武被子弹打伤，造成大腿骨折，一总队长纪亭榭也臂部中弹受伤。虽说伤亡大了些，但打了胜仗，部队情绪反而更加高涨，而且军区还通令进行了表彰。 第二天，涞源一线敌人全线撤退，五支队开进涞源城，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军民联合召开祝捷大会，军区来电予以嘉奖，支队在县城附近进行战后短期休整。
就在这时，部队酝酿整编，人事变动很大，三个总队改为三个营，九个大队改为九个连，支队设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警卫连。常戟武、纪亭榭送军区治疗，汪之力调二分区任政治部主任，陈大凡调孟阁臣部当校长，林一民上延安。王远音接任汪之力的职务。还有一批连干部调往军政干校，王建中到一营任营长兼教导员，韩庄任二营营长，吴静宇为副营长，阎铁任副教导员，沈海清接任三营营长，史进前为教导员。王建中说：我到一营去了，只有一个副营长，营部人也不多，各连干部都很强，一连指导员张如三、二连指导员胡旭，三连指导员是于善甲，他是从监狱出来的政治犯。
赵侗为司令，高鹏为副司令，王远音为政治处主任，这时经过战斗、伤亡、逃亡、外调等，五支队只剩下一千人左右。但经过战火的锤炼，有点老部队的样子了。

重返平西、再振军威

　　五支队返回平西后，根据军区指示，立即抽调一些主要干部充实、整顿政权与地方武装。去年冬天，部队撤出斋堂时，焦若愚留下未走，一方面搞好当地关系，一方面与北平地下党联系。五支队回来后就成立了昌宛县政府，县政府设在斋堂，成立房涞涿县政府，县政府设在紫石口。杜伯华任房良县长，冬旭野任房良涿县长，焦若愚任昌宛县县长。由各营抽调王文、那恕、阎铁、贾嵩明等人去组织各县的县大队。而队员和中队长都由当地人组成，
　　1938年5月，五支队三路大出击，一举攻克昌平县城，袭击了阳坊镇和石景山发电厂，在北平郊区再振军威。攻打昌平的二营，在司令员赵侗和副营长吴静宇的带领下连夜急行军一百多里，十三日凌晨到达昌平城下。每个城楼都有警察守卫，城里有几百名伪军和日军的一个宣抚班。当年昌平城墙有多处坍塌，五支队的战士从那些地方爬上城墙，一枪没放就把守卫的警察缴了械，各部队分别占领了警察局、县政府、砸了看守所和监狱，不到三个小时，五支队就占领了昌平县城，缴获枪支五十余支，子弹十余箱，战马四十匹，开释囚犯百余人，俘虏伪警察百余人。晨六时许，五支队离开昌平县城，胜利返回平西根据地。
　　五支队的一营在营长王建中的带领下奔袭阳坊镇，白天奔到山边，吃过晚饭，在高崖口村一个隐蔽的地点，王建中向全营作了动员，讲清了任务。有当地十几个民兵也跟随部队一同前去。趁着夜色，战士们包围了伪军盘踞的镇中大庙，在我军猛烈火力的攻势下，敌人抵抗的枪声渐渐稀落，战士们趁势发起政治宣传，最后不抵抗了，我军冲进大庙内，只捉到三十多人，三十多条枪。原本这个伪军中队有一百五十多人，谁知大部分都跑到老百姓家里去了。阳坊镇距离北平不远，佛晓前必须撤出战斗，没时间再彻底搜查了，就赶紧撤出了阳坊镇。部队撤至山里，有人困得实在坚持不住了，只见二连指导员胡旭和一些战士躺在大树下就睡着了，号兵旁边还放着闹钟，一个哨兵都没留，看了使人发笑和担忧。三营战果最小，攻进发电厂，应为缺乏经验，往锅炉里扔了几颗手榴弹，未能破坏发电设备，就匆忙撤退了。
　　为了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五支队的二、三营分别袭击南口、阳坊、温泉、门头沟，攻入石景山发电厂，炸毁锅炉两个，火车头一个，缴获枪支三十支。使北平连日无电，全城陷入一片黑暗，五支队在平西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斗争复杂、险象环生

五支队在犬牙交错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既要与敌人不断的战斗，又要时刻警惕内部出现的各种问题。
为配合房涞涿县开展工作，指挥部派遣一营三连到那一带去活动，连长李望东率队出发时，营长王建中特前去送行，战士们对外出单独活动也充满信心。谁知出发没几天，就发生了重大变故。县政府来人报告，三连长李望东打死指导员于善甲，把部队向山外拉走了。
王建中闻听消息大吃一惊，连夜带领二连前去追赶。追了两天，前边传来消息，说三连被王家山的民团截住了。王建中传令部队快速前进，终于赶到了王家山。原来三连昨晚居住在此，形迹可疑，民团发觉他们是在外逃，就在村东夹谷中埋伏好了，双方交火后，李望东右腿中弹骨折。由于民团四面包围过来，战士们本就不想外逃，所以也就不抵抗了。
看到我军来到，民团团长出来接头。王建中说道：你们打对了，这个连长带队想外逃。民团当即将人交给我们，答应枪支全部归还，但提出一个要求，将负伤的连长应该处死。不能留活的，以防后患。估计民团是怕将来报复。王建中答应了他们，就带几个人前去看看负伤的连长。李望东还狡辩对王建中说：对你没有一点意见。王建中告诉他：你打死指导员拉走部队，这是叛变，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叫旁边的杜排长立即执行，杜排长过去把他的腿一拉，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三连长李望东，原是东北学兵队的学兵，与王建中和二连长包乾都属同学。当时包乾还上前去看了李望东，还递给了他一支烟，王建中赶到时，李望东还在吸烟，包乾张罗着找担架，王建中说不用了。
指导员于善甲是二监狱解救出来的政治犯，当时与李望东发生争执，不同意他拉走部队，立即被连长的几个心腹给绑了，于善甲在临死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
当即指派杜排长为三连连长，对于鼓动连长外逃的几个心腹，经过研究，将主谋姓董的拉出枪毙，剩下的几个人被分到各班。一场风波就此结束了。
　　紫石口是五支队通往晋察冀军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房山、涞水和涿县联合政府所在地，这里有一个县大队，大队长王文和政委那恕是五支队派来的党员干部，中队长和队员都是本地人，内有不少的是旧日的保镖、散兵和土匪，队伍很不稳固，这支县大队的一些人，勾结当地的土匪武装发动了叛乱，杀害了政委那恕，扣留了县长佟旭野及大队长王文等其他干部，五支队的工作队长唐老寿和一个队员路过此地，一个被枪杀，一个被活埋。
　　紫石口叛乱恰逢五支队司令赵侗离队逃走，各营又镇守一方，只有王建中的一营回到斋堂川，不能集中主力对付野三坡的叛乱。因此将情况上报军区，军区回电：由一分区杨成武司令员率二团北上，并约定时间会击野三坡。
　　杨成武司令员带着部队星夜兼程，在第二天傍晚来到了野三坡的紫石口，可大街上死一般静寂，教堂的大门虚掩、石板街上没一个人影，不用说是提前得到了消息逃跑了。杨成武正要派人侦查，山头上忽然传来枪声，战士们提枪要往山上冲锋，杨成武阻劝道：不要去，隐蔽起来，可能是五支队的同志。司号员吹起军号，枪声随即停止，果然是五支队的。来人正是一营长王建中，只见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说：接到命令后，我们从清水出发，翻过老爷岭、奴才岭，一直到这里没有遇见一个敌人，估计是全钻到山里去了。杨成武分析道：这伙叛匪正押着我们的同志，尚若搜山硬打，恐怕我们的同志会受害，再说天色已晚，搜寻困难，我们只好暂时住下来，另谋良策。当天夜里，加派了岗哨，部队就住在紫石口镇，第二天清晨，留下二团的一个营在紫石口警戒，其余的部队由杨司令带队来到斋堂。
　　后来五支队找到当地的老百姓，请他们去和叛匪谈判，他们摄于我军的武力，不得不放回那些被扣押的同志。一场危机得到解除。 凤凰涅槃、组建主力

正当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五支队的壮大十分有利的形势下，很不幸，正是在这个时刻，部队的内部却发生了问题。
赵侗离队出逃，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部队到达平西后，没有谁跟他斗争，看来一是他的官瘾太大，不屑于一个小支队司令了，二是受到了其母亲赵洪文国的影响。赵母在大后方，盗用国民抗日游击队名义与战绩到处作报告，受到国民党的特别重视，在被宋美龄的接见后，被誉为游击队之母。国民党利用这个人物来表示他们也在敌后抗战，这正是赵侗梦寐以求满足个人政治抱负的绝好机缘。
　　促成赵侗逃走的导火索，是司令部警卫连连长的人员更换。赵侗的表弟吴新民是九连长，突然调回司令部，要当警卫连连长，王远音坚决不同意，发生了争执，而且高鹏和新归队的参谋长纪亭榭，这两位曾经与他一起举事的老朋友也不同意，这让赵侗一下子感到了孤立无援，心情极坏，看到了自己孤家寡人的境遇，不禁一声感叹，于是晚上就带着自己的亲信吴新民、王新华等十来个人逃离了五支队。
　　其实部队内的党组织对赵侗早有提防，例如五支队返回平西后曾规定：无论何时，营级干部不得全部离开部队。正因为党内的严格规定，赵侗离开五支队时，未带走任何一个成建制的班排。
　　副司令高鹏、副官长吴静宇没有走，就商量去争取他回来。赵侗脱逃部队后，并没有走远，仍在昌平西山一带活动，决定派吴静宇和焦若愚前去劝说。见到赵侗后就劝说他回来，司令仍让他当，可是他执意坚持就是不回来，争取失败。赵侗是想通过自己的名望，在西山地区再拉起一支武装，让大家看看他的能力。他曾说过：去年我搞起二千人的部队，今年再搞一支大队伍。无奈西山的民团不买他的账，再从北平来大批的学生已经不可能了，活动了好一阵子，只组建了一支一百多人的独立大队，自称华北游击司令。最后只好失望而归跑到大后方去了。
　　五支队下一步怎么办，支队领导人王远音、纪亭榭多次要求与一军分区合并，八月八日，聂司令员终于发出合编的命令：将五支队改编成晋察冀军区第三团。由地方部队一下子变成军区的主力部队。但是五支队只有十个连，如编成大团，显然人数不足，决定把涞源支队编为三营，把五支队原来三个营和编为一、二营，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大团。晋察冀军区三个主力团各消化五支队的一个营，作为原国民军占半数的纪亭榭的一营，被编进三团。由纪亭榭任三团团长，原三团团长，红军老干部邱蔚任副团长，政委袁升平，王建中任政治处主任。各营都派了指导员，都是红军干部，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 晋察冀第五支队经过这次改编，原来的人员有了很大的调换，王远音调到第八分区任副政委，吴静宇等去了延安，高鹏任一分区副司令，史进前调任分区宣传科长。
　　晋察冀军区第三团，在一分区的领导下，转战南北打了许多硬仗胜仗，取得了光辉的战绩。抗日战争中，参加过二次保卫阜平、黄土岭战斗、攻打井陉煤矿、攻打东团堡战斗、收复大王庄据点等。解放战争中，该团改为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四旅第十团，参加过保卫张家口、绥远、正太、清风店石家庄等重大战役，特别是在清风店的西南合战斗中战绩显赫，全团荣立大功。昌平人民熟知的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的上下店战斗中，该团就是攻打下店村的主攻团之一。
　　从平西游击队——国民抗日军——晋察冀军区五支队——晋察冀军区主力三团——二纵四旅第十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五军一九三师五七七团，一路走来，见证着这支部队的光辉历程。
　　透过岁月的烽烟，看历史的风云变幻，有多少支光荣传统的部队，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唯有诞生在白羊城村的一支小小游击队，历经八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直至今天仍坚守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之中，难道这不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传奇吗。 汤万宁
　　（1882—1956）

　　北京市昌平县流村镇白羊城村人。国民抗日军发起者之一。曾任白羊城村保卫团团总、国民抗日军高参、八路军五支队高级参议，平西第一游击总队副总队长，昌宛县（今属昌平县和门头沟区的部分地区）公署第一任县佐、专署特派员，彭城县（今属江苏省徐州市）县长。抗战胜利后，回乡为民。因病在白羊城村逝世。 纪亭榭少将
　　(1912~2009)


　　黑龙江东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聂荣臻。曾任晋察冀军区团长。1939年入延安军政学院学习。后任察哈尔军区分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旅长、华北军区副师长。参加了大龙华战斗和平津、太原等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师长。后任海军航空兵部副参谋长、参谋长。1964年晋为少将。 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09年12月7日22时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 史进前少将
（ 1917年——2008年）
　　史进前，山西定襄人1936年加入共产党。
1937年，任平西抗日游击队政治指导员，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总队主任，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干部教育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政治部主任，第三区队政治委员，第二十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第二科科长，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独立第二旅政治委员，第六十五军一九三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清风店、平津、扶眉、兰州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65军193师政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处长、副部长、部长，1980年1月11日，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史进前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韩庄少将
　　（1912～ 1981）
　　韩庄，安徽宿县人，1927年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中共领导的平西抗日游击队从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把韩庄等人营救出来，加入平西游击队，曾任平西抗日游击队特务连政治指导员、任五支队连政治教导员、大队长。部队改为营连建制后，任第三团营长、第一团政治处主任。他先后任第五支队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第二军分区二十六团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二地委副书记、河南区队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兼保卫科科长等。
　　民国35 年春，他被分配到野战军第三纵队十一旅任政治部主任，十一旅改编为冀中军区独立十八旅，韩庄升任第十八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旅副政治委员、炮兵第三团团长、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炮兵主任兼炮兵团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韩庄任六十七军二 一师政治委员，1951 年调回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任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炮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54 年任南京军事学院炮兵教授会主任，1957 年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炮兵教授会主任，1960 年初，他被选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任作战部副部长。1961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 年调任广州军区炮兵司令员。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各1 枚。1983 年离休，1991 年8 月病逝。 张如三少将
　　（1915年——2003年）

　　张如三，绥远萨拉齐人。1937年7月参加平西抗日游击队，历任国民抗日军排长，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连政治指导员，第一军分区营政治教导员，第一、第二十五团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区队政委，第十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第二旅政委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二旅政委，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二大队政委，华北军政大学一总队政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绥远军政干部学习团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第三十二步兵学校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干部学校校长、第六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兼训练部部长，解放军第二政治学校副校长，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等职。 金振中少将
　　（1914年——1998年）

　　金振中是辽宁省海城市人，1936年加入我党领导的“东北军学兵队”。1937年入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抗日国民军副总队长兼大队长、军政学校教务主任、教导大队军教主任、独立团政治委员、游击第二支队参谋长、教导大队大队长、游击军参谋长、抗日大学大队长、冀晋军区司令部作教科长、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独立旅副旅长、辽南二分区副司令员、辽南军区参谋长、师政治委员等职。
　　1950年10月，他率部赴朝参战，历任师长、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等职。回国后，他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历任高等军事学院学员班副主任、训练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因病于1992年8月1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焦若愚
　　（1915年——2020年）

　　1915年12月出生于河南叶县，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由地下党组织派出参加平西抗日游击队，
　　1945年9月受命接收沈阳。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历任沈阳市、辽宁省领导。1965年8月起，先后担任中国驻朝鲜、秘鲁、伊朗等国大使。1979年10月，任第八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1981年1月起，先后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市政府市长，中央纪委委员，北京市纪委书记，首都绿化委主任，北京市顾问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对外友协名誉会长。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任亚运村村长。1996年12月离休。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二、十五、十七、十八、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汪之力
(1913——201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建筑学家。1913年12月出生于辽宁省法库县一个农民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国民抗日军军委会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晋察冀第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辽宁及沈阳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副委员长，中共沈阳市委委员，中共本溪县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本溪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辽东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他参与创立东北工学院。1956年组织成立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并任院长兼党委书记。1977年，他调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党委第一书记。他是中国建筑学会名誉理事、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顾问、中国圆明园学会副会长。 高鹏
　　(1911-1959)，
　　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铧子镇唐家堡子村人，1931年考入东北大学化学系，后转入政治经济系。"九一八"事变后，为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军队长(学生军为组织流亡青年进行抗日的救国团体)。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任"六一三"学生运动总指挥。1937年，国民抗日军加入平西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挥的八路军挺进军，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高鹏任副司令员，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第五支队改编为第三团，高鹏任一分区副司令员。1940年，参加了百团大作战，1945年后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处长，辽宁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1946年，人辽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军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军区空军副司令，沈阳军区防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参谋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9年逝世，终年48岁。 王远音
　　（1915-1942）
　　八路军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政治委员原名鸿业。男，1915年6月出生，山西五台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北平西郊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任国民抗日军中心队委书记。1938年1月，国民抗日军被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又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独立师，任师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调任冀中军区第3分区政治委员。1940年6月，冀中各分区与晋察冀军区统一编序，第3军分区改称第8分区，任第8分区政治委员。1942年5月，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6月，在肃宁县西张庄战斗中身负重伤，但仍然顽强地阻击敌人，在身陷重围时，自戕牺牲。
王建中大校
　　（1912年——2007年）

　　王建中，辽宁新民人，离休干部、空军后勤部原顾问(副兵团职待遇)。
　　1936年在东北军学兵队加入共产党，1937年参加平西抗日游击队，他历任战士、连长、政治指导员、营长兼政治教导员、支队政委、晋察冀第三团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哈尔滨市保安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吉江省委民运部长兼中心县委书记、西满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师政委、中南军区航空处政委、中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修建部副政委、空军后方勤务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授予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于2007年2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左至右：胡可、胡刚、胡旭三兄弟和影）

　　胡可，1921年生，剧作家，满族，山东青州人。少年时就读于山东省立第十中学和第一中学，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8月参加北平郊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同年12月到达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创作了《戎冠秀》《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槐树庄》等经典剧本，曾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等职，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2007年被政府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
　　胡旭，1918年生，山东青州人，满族。中国电视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国广播电视史上第一部电视剧的首创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陕西电视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陕西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1998年5月，荣获首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 同年7月，被授予特别荣誉证书。
　　1936年参加革命。曾在国民抗日军中担任政治指导员，后调入部队文艺团体从事文艺工作， 直至抗战胜利。曾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 战线剧社社长，晋察冀军区人民剧院院长，组织多种大型戏剧演出活动。解放战争中，任电影队队长率华北电影队摄影组随野战部队进行战地新闻采访，编成《解放战争新闻第一号》。全国解放前夕，为筹办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文艺广播，暂调到广播系统。北平解放时，作为军管会成员进驻接管广播电台。建国后，负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文学戏剧部的工作，期间创办了广播剧、电影录音剪辑等新的广播文艺形式。
　　1957年受命负责筹建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于1958年5月1日作为播出的执行导演主持了我国电视历史性的首次广播。1961年奉命到陕西支援西北的广播电视事业，1961年8月任陕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陕西台副台长、党组成员，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艰辛创业，为陕西电视台培养了一批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电视骨干。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12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对武英、胡旭、范永新等平反，恢复名誉。当月中共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决定撤销省广播局党委会和革命委员会，恢复局和党组建制，任命胡旭为副局长、党组副书记。1979年4月25日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成立，胡旭任副校长。1983年改任陕西省广播电视厅顾问。1986年离休。
刘流
（1914年—1977年），
　　原名刘其庚，河北省河间市尊祖庄后念祖村人，中国内地作家、著名长篇小说《烈火金钢》的作者。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烈火金钢》，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1964年，他又写出长篇小说《红芽》第一部，也受到好评。建国后，历任保定市文联秘书及创作部长、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戏剧战线》编辑部主任、河北文艺学校干部。著有长篇小说《烈火金钢》、长篇评书《红芽》等。
　　刘流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曾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的侦察科长、军区司令部的参谋等职务。晋察冀军政学校的区队长、军区政治部的军事教官、军区白求恩学校的军事教员和政治教员、大队长等。解放后，他到保定工作，先后担任市文学艺术联合会的秘书和创作部长、保定市文化馆主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等职。
　　1959年，刘流准备进行《烈火金钢》第二卷的创作，同时构思以平西抗日游击队为内容的长篇《红芽》。 然而，三年自然灾害使刘流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红芽》20万字的第一部刚发表，“文革”开始了，刘流进了干校，《烈火金钢》也遭到批判。要写完《红芽》第二部，但命运已经不给他时间了。1977年春节前，刘流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宋鸣皋
（1906年——1939年）

　　宋鸣皋，原名荣恩，曾用名剑博字冠泽。1906年生，辽宁省灯塔县铧子乡唐家堡人。“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任歪头山林子升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参谋，1937年国民抗日军成立，任国民抗日军第二总队长，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第二大队队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分区昌宛游击队总队长，活动在昌宛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民主政权，打击日寇。屡建战功。1939年11月，他和警卫员一起在流村泥洼村收编土匪姚万臣的过程中，突然被大批土匪包围，宋鸣皋不幸遇难，时年34岁 杜伯华
（1904年——1941年）
　　杜伯华，河北人。幼年时，随父逃荒到吉林榆树县谋生。开始随父学医治病。1931年，到榆树县城开办建中医社。次年，改办华昌药房，逐渐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1932年8月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中共榆树县地下交通联络站在华昌药房建立，被任命为联络站负责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春，经组织安排到西安参加东北军，任连指导员。1937年初，返回北平开展抗日活动。“七七”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抗日军，担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第二总队政治部主任，1937年12月，国民抗日军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第五支队，仍任第二总队政治处主任。1938年4月下旬，调任房（山）良（乡）联合县县长。1939年3月，升任平西专员公署专员。1940年夏，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领导工人用土法制造出多种药品，对粉碎敌人的封锁发挥重要作用。1941年6月30日，在参加试验新药品时中毒，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陈大凡
（1906年——1993年）
　　陈大凡，辽宁省北镇县人。1931年"九·一八"后参加抗日斗争，组织并领导了绥滨县和黑龙江省抗日人民自卫武装。以后他参加了由宋庆龄等组织的反帝大同盟及抗日大同盟、国内和平促进会等组织。
　　"七·七事变"后，党派陈大凡等人到"平西游击队"工作，改编为八路军五支队后任政治处主任。后陈大凡任聂荣臻司令员的军代表，做友军的统战工作，以后又调回独立旅任攻治部主任，后该旅改编为军区直属特务团，陈大同任政委、后任晋察冀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1945年日寇投降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接收伪政权成立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陈大凡任省主席。此后，他任过东北铁路总局副总局长，1949年大军南下时陈大凡带病到济南任铁路局长。1953年5月调任国家铁道部行车安全监察室主任。1955年开始病休在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和诬谄。1980年中共铁道部党组决定，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年离职休养，按副部级待遇。因病医治无效， 于1993年1月1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包乾，
　　包乾原名包粹英，蒙古族，１９３３年秋，包乾从山东烟台辗转来到北平，在东北中学借读。１９３６年２月，包乾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组织领导下，他广泛联系流亡青年，开展抗日宣传，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
　　１９３７年７月参加平西游击队，包乾担任二总队五大队长。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包乾在宛平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８年，国民抗日军改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包乾被任命为第五支队一总队二大队长。接着部队整编，总队改为营连建制，包乾任一营二连连长。８月，第五支队奉命编为一分区第三团，纪亭榭为团长，包乾为第三营副营长。
　　１９３９年５月，第三团行军至清西陵附近的山口时，与日军相遇。经过一场激战，敌人败退。包乾率三营猛烈追击，敌人发炮阻击，包乾被敌炮弹打伤了右脚倒下。团长纪亭榭赶到，命令一班长立即把包乾送到后方医院。在医院里，包乾先后动了三次手术，最后锯掉了膝盖下面的小腿，痊愈之后，接上了假肢。回部队后团里为解决他走路困难问题，给他买头驴子骑。１９４０年，包乾分配到后方，在平西行政公署工作。１９４２年，包乾到延安任教导旅作战科科长，一直到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包乾由延安回到东北。到安东省委报到，当即被派到凤城县任公安局长。１９４６年４月同年６月，安东省委调包乾到安东警卫大队，任政治委员。１０月１０日清晨，遭到敌军第十一支队的袭击，安东县大队突围，包乾因腿残疾行动不便，便隐蔽在群众房后的苞米秸码子里。因坏人告密，敌人包围了包乾隐蔽处。双方枪战中，包乾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３５岁。 霍至德
（1915--1992年）
　　霍至德，河北平山县人。1936年9月参加东北军学兵队，1936年10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7年10月参加党领导的北平西山抗日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历任平西抗日游击队大队指导员，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1总队政治处主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3团1营教导员，第26团营长，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地区队副区队长，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23军67师副参谋长，任华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解放军工程兵干部速成中学校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92年12月26日在石家庄逝世。 沈海清
（1912-1976）
　　沈海清，化名林一民。辽宁省岫岩县石灰窑乡木匠沟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来到北平，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33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同年3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被推荐为中队长，参加"自行车南下宣传队"，沿津浦路宣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作 工作，曾获中央青委授予的模范青年奖章。1937年，调离清华大学，任中共北平郊区区委委员、北平市工人工作委员会宣传委员。
　　抗战爆发后，到华北国民抗日军中做政治工作，部队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时，任第三中队政治部主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先后在沈阳、哈尔滨、牡丹江等地贸易金融部门担任领导职务。1949年夏，创办东北保险公司，任经理兼东北银行总行业务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海清先后在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任成本物价处长、副局长等职。1956年调任轻工业部计划局局。1975年调回轻工业部任进口成套设备办公室负责人，主管辽阳化纤公司的进口设备。1976年9月8日逝世，终年64岁。
佟旭野
　　（1909年——1941年）
　　佟旭野，又名佟历生，1909年出生在辽宁省锦西连山街。1930年，21岁的佟旭野中学毕业，胸怀报国志，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离开北平，进入东北大学学习。1937年抗战爆发后，佟旭野参加了北平各界人民抗敌后援后，后投笔从戎，加入了西山游击队，在战火中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西山游击队的骨干。1937年10月西山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第五支队，佟旭野先后任大队长、政治指导员等职务。1940年2 月，调任宣涿怀联合县县长，在残酷的环境中，他发动群众开展民主建设、减租减息和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创办了全县第一所抗日学校，并任名誉校长。 1940年10月，日军集结6000余兵力分十路向平西抗日根据地扫荡，危急时刻，佟旭野安排政府工作人员向后方转移，自己带领警卫班10余人在上疃一带组织群众，坚持与敌人周旋。1940年月10月20日黎明前，当佟旭野来到圣佛堂村时，被敌人包围，被捕入狱。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他受尽折磨，全身几乎没有一处好的地方，但他抱定为国捐躯的决心，革命的意志毫不动摇。敌人甚至抓来佟旭野的父亲，企图用父子情让他开口，但佟旭野强忍内心痛苦，坚定地对父亲说：“我尽忠不能尽孝，您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佟旭野父亲含泪离开。941年春天，佟旭野光荣牺牲，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革命事业。

贾嵩明
　　（ 1915——1991）
　　贾嵩明，吉林省人，1932年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1937年8月，参加平西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房山县游击队支队长，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分配到新四军任宣传干事，1943年任苏北盐阜区射县县委对敌工作部长，1945年8月返回东北，任中共珠河县委秘书长，1946年5月，任中共珠河民运工作委员会政委。1971年，贾嵩明人煤炭工业部规划设计总院院长，1991年在北京去世，终年78岁。 原国民抗日军，八路军五支队和中共东特部分领导人合影。
前排从右至左：王建中、焦若愚、汪之力、李德仲、纪亭榭。
后排从右至左：金振中、贾嵩明、阎铁、吴静宇、史进前、黄秋萍刘平、王洁青。




本篇参考目录：
北平西山抗日游击队（汪之力）
烽烟戏曲人生（胡可）
军旅足痕（王建中）
五峰山下点燃的将日烽火
庆王坟的八座陵园（李富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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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部分图片来自跟着高建走昌平的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