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藏55年的回忆——知青往事(二)

佛珠

“汪！汪汪！”一声犬吠将我从梦中惊醒。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打量着眼前陌生的小木屋，脑海里闪过这几天经历的一帧帧画面，为自己的消极表现深感不妥。我们既然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就必须经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磨炼，真正脱胎换骨，才能有所作为。

“黄姐，起来了吗？要出工啦！”屋外传来房东大女儿阿车的声音。我一骨碌爬了起来，这是我插队的第一天劳动，一定要好好表现。

洗漱完毕，阿车递给我一把锄头，还有一包软绵绵、热乎乎的蕉叶团说“这是午饭，留到地头吃”。

我刚想说什么，阿车已经把我带出了家门。

来到小队晒谷场，知青小组成员小苏、小邹、小梁都已到齐，队长正在给社员派工：“今天整理、翻锄北山新垦地，争取今天完成，大家都埋力点。插青第一天参加劳动，万事开头难，慢慢来。”在队长的带领下，大家沿着崎岖山路向后山走去。

路上我和插友说“我还没来得及吃早餐呢，你们吃过了吗？”。

小苏说“忘掉那一日三餐吧，这里的人只吃中、晚两餐”。

我吐了吐舌头：“幸好我没问房东！”



后山是一片大森林，树木遮天蔽日，地上铺满厚厚的落叶，人走在落叶上沙沙作响，舒服极了。

我们几个知青忘了肚饿，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情不自禁地唱起“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赫伦春……”



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来到一片早前砍伐过的林地，一大片的树木已干枯。

社员在队长的指挥下开始忙碌，男社员抡起斧头砍树丫，再把大树干抬到新垦地周边，说留着明年长云耳。

女社员挥舞镰刀把树丫砍成一段段两尺多长的柴棍，再扎成一梱梱，又削一根两头尖的长棍，一头扎一梱柴做成一付担子放置一旁。

我们几个知青把剩下的树枝落叶堆到空地里。



清理好新垦地后，队长点燃了碎柴堆，招呼大家休息。社员们围着火堆团团坐，各自拿出已经冰凉的饭团，放在火上烤暖就开始吃午饭。

社员的饭团各色各样，有的是白米饭，有的是玉米饭，有的是白米、玉米参半，显示出各家生活的差异。相同之处是人人都没有配菜。

看着房东阿婶和她女儿的饭团都是玉米杂粮，我赶紧打开早上阿车给的蕉叶团看，却是雪白的白米饭，一股暖意从心底涌出。

我赶忙跟阿婶说，以后不要给我搞特殊，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阿婶说那可不行，国家给你们插青的口粮是白米，我当然要给你做白米饭的。

我说既然我插队到你们家，我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应该同甘共苦。阿婶笑着说“行，以后吧”。

吃完午饭，男社员到一边扎堆抽水烟，女社员則忙着打开针线包做针线活。阿婶正在飞针走线地缝一件上衣，那领口、袖口、襟口都镶着另色滾边，很有特色。

我好奇地问阿婶为啥要到地头做针线活？阿婶说白天早出晚归干活，哪有时间在家做针线？晚上熬夜做针线既费眼神又费灯油，所以就抓紧劳动休息的空隙来做点针线活。

山里的女人都很能干，一家子的衣服全靠自己亲手裁剪、一针针一线线地缝起来的，真是不容易。

休息半个多小时后，开始举锄翻地。社员们从新垦地的最底部一字排开，一锄一锄地往高处翻地。

翻地很有讲究，要用力下锄，越深越好，然后轻轻一勾，把整块泥完整地翻个身。

社员锄得又深又快，我用尽吃奶之力还是被拉下一大截，多得两旁的社员左一锄右一锄地帮着我，场面才没那么难看。

难看的是我那以往捧书握笔的双手，长了好几个大血泡，一碰就痛得我直咧嘴。

山村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翻完地看天色已不早，队长喊收工，社员们麻利地收拾锄头，一人挑一担柴开始下山。

我们插青没有枈担，就每人扛一根柴枝跟在后面。走惯山路村民一个个都像是飞毛腿似的跑得很快，我们追得气喘喘的，生怕被落在荒山野岭，最后连手中的柴枝也扔了。

回到村子，队里正在晒谷场分小队菜地的芥菜。按劳动力分配，我们家分得四份。

晚餐就是芥菜餸粥，劳动了一天又饿又累，吃嘛嘛香。



吃完晚饭，听见敲钟声，阿车说“要开会评工分了，最高工分是 10分，看看你今天能拿多少分？”。

会场是一间榨油房，男的有人在抽水烟，女的有人在纳鞋底。看社员们陆续到齐了，队长宣布开始评分。

评分会还挺民主的，先由社员自我打分，再到大家评议，最后由记分员登记，到年底按工分总数分红。

轮到插青时，小邹因听不懂壮话，也不明白评工分的实质，认为自己劳动很认真、也很埋力，所以给自己评了个九分。

社员们炸开了，议论纷纷，有的还窃窃私语：“锄半天翻不到两块泥，给五分都多了，还九分？以为那么容易来分我们粮食？”

经小苏翻译后，小邹不好意思地重报了个五分。我也知趣地报了五分，再看看手上的血泡，这就是我第一天的劳动成果。



第二天去收红薯，就在村子对面的山上，我以为很近。实际上从村子下来，穿过公路，涉过小河，再爬上山地，走路的时间比做工的时间还长，正所谓“看山跑死马”。

因为山高路远，无法浇水施肥，一茬红薯种下去，没怎么打理，到冬天农闲时就去挖，得多少算多少，基本上是看天吃饭，红薯又瘦又小。

阿婶叹气说，我们这里开山种地，第一年种旱谷，第二年种玉米，第三年肥力已尽只能种红薯，收完红薯就丢荒了，明年要到更远的地方开山。

我心想，都到了六十年代，山村农民还是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那能不穷？但由于当时的环境、政策，农民也是很无奈。



吃过午饭，女社员照例忙着做针线。我们女知青有点无聊，小邹建议跳一段忠字舞。她从随身的挎包里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放在坡地高处，我们向着小红本跳起了《在北京的金山上》。

社员一边做针线一边开心地观看，阿车、阿华等几个女孩受到感染也跟着我们学了起来，跳得东倒西歪的，但是很开心。

眼看天色不早，大家开始装担准备回去。阿婶只给我们知青装大半畚箕，我们说太少了吧。阿婶说远路无轻担，越走越重，况且你们还不习惯挑担走山路，这个份量合适了。

果然山路十八弯，上坡下坡，过沟过坎，担子越走越沉，累得腰酸背疼，回到队里一过磅秤，我这担红薯才三十多斤。按当时供销社收购价2分钱一斤算，才值6毛多钱。我抚摸着磨破了皮的肩膀，深深体会了山区农民的艰辛。

“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长过屋山头”这是宋代诗人辛弃疾笔下的乡村风情风貌。

可是我们来弄合村已多日，却一只鸡鸭都没看见，连一个鸡蛋也没吃过，真是匪夷所思。

原来那时候受“四人帮”极左政策影响，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不准有自留地，不准养鸡鸭鹅，不准搞家庭副业，如果违反就被当作反面教材，轻则开会批判，重则挂牌游街。

猪倒是可以养的，但要在完成派购任务后才能自留一半，即卖给国家一头猪 (120斤以上）才能自留一头。农民为了有年猪杀一般都养两头猪，但又无多余粮食养，所以都是放养，仅晚上喂一次，白天任由猪在野外找吃。



没有自留地，不养鸡鸭鹅，农民家务事就少了许多，阿婶、阿车做的事我又插不上手，见厨房有一对小水桶，便自告奋勇去挑水。

跟着挑水的村民来到几百米外的后山脚，一口清冽的山泉水就呈现在眼前。

我从小到大还没挑过水，一迈开步水桶就不受控制地晃来晃去，水洒了一路；也不会换肩，走十几步就得放下担子才能换另一肩。走走停，好不容易到了村口，心里一高兴却摔了个啃泥地，把水桶也摔坏了。

早有好事小孩跑去报信，阿婶急忙迎出来，我沮丧地说：“婶，对不起，我把桶给摔坏了，我会赔你的。”婶说“别说赔不赔的，人没跌伤就好。桶坏了就坏吧，那桶是在阿车十岁时买的，好几年了，也该换了”。



第二天，队长阿叔买回一对大水桶，我心里暗暗叫苦。阿婶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孩子都大了，所以买了大水桶，你力气小，不要装满，半桶就行。我很感激阿婶的体谅。

后来我每天收工后挑着新水桶去挑水，被插友开玩笑说“只见水桶不见人”。

熟能生巧，慢慢地我也掌握了挑水的技巧：挑担时要抬头挺胸，两手抓紧桶绳，脚步节奏均匀，这样水桶才不会乱晃荡，还学会了把一片蕉叶放在水面，水就不容易溢出来。

我还学会了臼米，那是一种古老的稻谷脱壳方法。

每天清晨，阿婶把谷子倒入石臼里，我和阿车就一起合力蹬臼杆，随着一声声有节奏的臼声，谷壳和大米逐渐分离，阿婶掏出来用簸箕簸去谷壳，又倒进石臼让我们再臼，如此时反复几次，一簸箕雪白的大米就出来了。每天现臼现煮，很新鲜，很好吃，没菜餸也可以吃一大碗。

转眼间我们来到山村已有一段时间，生活的清贫和劳动的苦累咬咬牙尚能适应，但最无法适应的是没有厕所。想入乡随俗像村民那样去后山解手，那些猪呀狗呀就随尾而来，你刚想蹲下，它们就蜂涌上拱，吓得你花容失色，斯文扫地。

在我们再三要求下，队里终于给我们搭了一个简易厕所。在村后的斜坡用四根木头搭架，围以木板，盖以茅草，名符其实的茅房就盖好了。虽然很简陋，但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给山村带来了文明。慢慢地不少村民也学我们那样使用厕所，不再随地大小便了。

插队的日子似乎风平浪静，意外却时有发生。

有一天下午收工途中，我感到肚子阵阵作痛，但在这荒山野岭不敢停留，只能强忍疼痛赶路。后来实在是痛得走不动了，忍不住蹲了下来。陪我走在最后的小邹也慌了，想背我走，可是腹痛得根本不能触碰，小邹只好扶着我走走停停慢慢返回村子。

正好大队赤脚医生在村里，给我把了脉，看了舌像，又按了按我的腹部，最后说我是胃痉挛，是饥饿加受寒引起的，然后给我做了针灸。

赤脚医生叫阿婶给我烧一碗红糖姜水，可是农民没有自留地，哪有地方种姜葱蒜？红糖对农民来说更是奢侈品，可望不可及。

赤脚医生又问那有没有热粥水？阿婶说有，有，正煮着粥呢。阿婶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粥水让我缓缓喝下，赤脚医生又用行军壸装热水让我敷肚子，过了十几分钟我才慢慢缓过来。

又有一次去挖红薯，我不小心闪了腰，休息时我忍不住在冰凉的坡地躺了一会儿，可能是受了寒，到晚上痛得不得了，我早早就上床睡觉，以为第二天会好。谁知第二天竟然痛得翻不了身，也起不来床。我大声叫喊阿婶阿车，她们在大屋里也听不到，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阿婶母女俩见我沒起来臼米，以为我太累了就没叫我。等臼完米仍未见我起来，觉得有点不对劲，到厢房叫我才知道出事了。赶紧着人破门入屋，又找来赤脚医生给我看病。赤脚医生说我这是腰肌劳损，给我扎了十多根银针，建议我静卧几天，继续针灸治疗。

我觉得自己很不争气，毛病多多累及房东一家人。但她们並没因此嫌弃我，而是像亲人一样照顾着我。阿婶的二女儿阿修虽然脚痛仍一瘸一拐地为我端水送粥。

身在异乡做异客，我却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在房东一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的腰伤逐渐得到了好转。

生产队年尾最后的农活是收茶油果，一年的食油全靠它了。我们随着社员翻山越岭，来到一片果实累累的茶果林，茶果林扬溢着丰收的喜悦。

茶油林地面显然早前整理过，干干净净的一根杂草都没有。着人轻轻摇动茶树，成熟裂开的茶油籽就落在干净的地面，社员们一字摆开，拉网似的从坡底往坡上把油果捡到箩筐里。

收回来的茶油果晾晒几天后，经过炒籽，碾碎，蒸熟等很多工序，然后用禾草包成茶饼踩实，再放上榨槽开榨。

第一次亲眼目睹榨油过程，场面相当隆重。开榨时由六至八个青壮汉子左右两边手握杖槌，在一声声的吆喝声中奋力砸向榨槽。经过千百次不断地的槌打后，金黄色的山茶油就从榨槽汨汨流出。

榨油是山村过年的序幕，男女老少都来围观，等着分油过年。我们四个知青就在榨油房外给大家表演《敬爱的毛主席》、《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忠字舞。跟我们学过的女社员也和我们跳了起来，热闹得好像过年似的。

年味越来越浓，知青思亲的念头也越来越烈，十几二十岁的人，第一次远离父母过春节，说不想家是假的。但来插队刚两个多月，不好意思请假回家，也显得不够觉悟，最后大家决定留下来和村民一起过年。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家家户户都忙着磨刀嚯嚯杀年猪，非常热闹。

村民杀猪后第一件事就是用猪血拌糯米来灌肠，煮熟切段用以招待乡亲邻里。

许久没闻到荤腥的人们此时敞开肚子吃了一家到一家，互相庆贺，到处充满欢声笑语。

村民们还特别盛邀知青到家吃猪血糯米肠，我们吃都吃不过来，但又不好拒绝，否则会被说是不给面子。

其实村民很喜欢有文化的人，見我们又虚心学习农活，已经打心眼里接纳了我们。

六十年代的山村还很贫穷，过年也很简单，小孩穿上自家缝制的新衣，放一两串鞭炮，已经很开心；大人辛苦了一整年，能大块肉大碗酒地吃上两三顿，休息几天，也心满意足了。

平时不同生产队的知青也难得照面，趁着春节期间有空相聚，大家商议着要做件有意义事情。

小邹说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们不如在村旁向着公路的山坡磊砌“农业学大寨”大标语以铭志。

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全村十六个插青撸起袖子说干就干。

大家先把坡地杂草清理干净，再用锄头挖出“农业学大寨”几个字的凹槽，然后冒着严冬寒冷的山风，淌着冷冽的河水，摸索合适的鹅卵石，一畚箕一畚箕地抬到坡上，干得热火朝天。

经过三天的齐心协力，终于把凹槽填满。最后用石灰水涂上，“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马上熠熠生辉，老远就能看见。

它是我们弄合知青的座右铭，激励着我们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



(待续)

注：图片均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