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您，也是告别我们自己

苍鹭捕鱼

　　2021年的最后一天，一个寒冷的早晨，龙伯伯离开了我们。时光倏忽，两年飞逝，哀思又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转发何士光老师的怀念文章《告别您，也是告别我们自己》，以此表达思念。

《告别您，也是告别我们自己》

何士光

龙志毅主席逝世的消息是龙隆来电话告诉我的。往日里龙隆来电话，多半是他从外地回到贵阳来了，说要到家里来，喝杯茶，说说话。但这一天他告诉我的，却是他父亲去世的消息。时候就这样到了，放下电话的那一刻，即有一个声音在心里对自己说，一种日子结束了，不会再有了。这许多年来，我们的日子里都是有这样一位领导、长者和朋友的，不管是见到或者没有见到，你都知道他在那里，会让人觉得有一种依傍。但从这一刻起，我们就和他告别了，和一种日子告别了，也和往日里的那一个自己告别了。

龙主席的灵堂里，满满的是各级领导同志送来的花圈，迎面是这样一副挽联，是同志们对他的评价：

光明磊落精神不朽

鞠躬尽瘁典范长存

而在灵堂的正门那儿，又有这样一副挽联，则应该是同事们和更多的人们对他的认同：

为人正直毕生无愧

办事公道浩气长存

　　那一天，贵阳的天气很寒冷，灵堂里容纳不下许多的人，大家便一直在门外的寒风里守候着，要一一地和他告别。若是想一想，这正直和公道，虽然平实而简单，却就是古往今来人们始终在呼唤的一种风范了。一切复杂都源于简单，有了正直和公道，其余的便都在其中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大家又才会照直地用这样一副挽联，来为这个人送行，并且寄托自己的怀念和心愿。

这许许多多的在寒风里聚集着的人们，除了有相同的心情而外，一定也还有属于自己的往事，若是让大家都说一说，就会有许多难忘的故事。若是我自己也来写一幅挽联的话，该怎样写呢？但写挽联是要需要时间的，这时候心里闪烁起来的，只是排列起来的句子：

一路有您，是我的幸运

告别您，也是告别我们自己

　　龙主席固然是我们的领导，他曾经担任过好几种领导职务，这些年来，我一直都习惯地称呼他龙书记。但平日里，我和龙隆龙泉是平般朋友一样的来往，所以龙书记又像是我们的一位长者。记得有一次，也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我在一处会场里遇见了龙书记，那时候因为匆忙，外套的领子没有料理好，在我向他问好的时候，他就顺便地伸过手来，给我整理好了外套的领子。平常我们说到生活的时候，大抵只是一个概念，而实际生活则是场景和细节，这样的一个细节就让我至今也觉得温暖。龙书记除了是领导和长者之外，同时又还是一个作家，一生始终笔耕不辍。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他待我们又像朋友一样。他的生日聚会，他和家人周末去哪儿休息，有时也会邀我一起去。他的新书都会送给我们，我们有了什么新作，也会惦记着给他送过去。每次我先打电话说要去他家里，他都会欢迎地说来吧来吧。一个人是真欢迎你还是敷衍你，这你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要去见龙书记，反而不觉得有什么阻碍。去年我在《人民文学》上写了一篇散文，叫《秋光里，河岸上——文学与道的随想》，私心想来，这大约是我的有关文学写作的最后一篇文章了，后来还托了龙隆送了一本杂志过去。这时候想起来，倒仿佛我是在用这篇文章向他话别似的。

　　从我一九八0年代初期进入贵州文学艺术界开始，我们的日子里就一直有龙书记。我不知道同仁们意识到了没有，在我们之中有这样一位本身就是作家的领导，会意味着什么。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则深切地感受到，像润物细无声的春夜喜雨一样，有这样一位正直公道的领导也在从事文学创作，认识文学艺术界的人们，熟知文学艺术界的情形，这对于贵州文学艺术界的生态就是一种支撑，一种滋润，一种平衡。有他在，意见就会得到表达，诉求也会得到回应，是非不会被扭曲，真相也不会被掩盖。往事虽说并不如烟，但往事又毕竟如烟，只是留在我们自己的心间，在和他告别的这一刻，便浮上心头来了。或许我总得选一两件事情来说一说，不然往后就再也不会有说起这些旧事的心情了。

　　最先来到这心头的，也仍然是一个细节。那是当年，老作家蹇先艾先生要退休了，贵州作家协会要选出一个继任的协会主席的时候。也仍然是在会场里，我看见龙书记走进来了，他是作为会员代表来参加会议的，就像往常一样去向他问好。还没有走到近前，龙书记看见我了，迎面就对我说了一句话：“我是来投你一票的”。亲切和温暖就不说了，感人至深而让人难忘的，是直率。要是换一个人，就会讳莫如深。我每天在单位里都在见到大大小小的领导，有谁会这样照直地说话呢？

往事是需要解读的。于是我心里又有了另外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不是关于龙书记的，而是关于那一次作代会的，所以又还是和龙书记那一句“投你一票”相联系。时间来到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一天早上，住在我家楼上的某老师家的保姆，空闲的时候下到院子里来，和我的老伴聊天。这位老师，就是当年参与筹办那一次作代会的一位领导同志，如今年事已高，已经病卧在床，不能下到院子里来了。保姆说，老先生躺在床上，还常常不平和叹息，对她说，“连我的徒弟的级别也比我高”。保姆自然不知道这徒弟指的谁，而我听说过后，就明白无误地知道这徒弟说的是我。一时间我就不禁有些惊骇的感到，这人心的纠结是多么的可怕，所以了却生死实在是不容易，轮回流转终究是难免的。一九八0年代初期我是乡下的一个文学青年，他是《山花》编辑部的一位副主任。他编发过我的短篇小说《春水涟漪》，先是让我改了第一遍、第二遍，接又让我改第三遍。我决定不改了，便又把初稿给了他了，第二天就回乡下去了，不想后来这初稿反而发表了。那时候我们称呼他老师，是一种尊称。就像现在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叫我何老师，却一个也不是我的徒弟，我从来都反感这种有人生依附意味的陈规陋习。老师后来是作家协会的一位行政领导，在筹办那一次作代会的时候，一开始草拟理事会的名单，他就提起笔来，删掉了我的名字。从逻辑上说，这思路是很清晰的。协会主席要由理事会来选举，如果我连理事都不是，就不用说主席了。来到这里，就和“投你一票”是一回事情了。

　　我们的生活诚然是多层次地展开的，第一是在大环境的意识形态里；第二是在小环境的生态里；第三是在个人的心态里。一个人的内心会有多古怪，就是外人难以窥视的。在文艺界的生态里便有三种人，领导、行政人员和作家艺术家。在我们作协领导的心目里，我们就是徒弟和手下。有一次，我们的一位副秘书长邀我们一起去给一位客人敬酒，到了近前，竟毫不掩饰地说：“我带着我手下的五个作家来给你敬酒。”那时候装电话还要有指标，文联给处级领导都装了电话，作家艺术家却不可以。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我当面向龙书记反映，希望也能装上电话，龙书记对他身旁的文联领导只说了一句话，“给他们安”，我们也就有电话了。那么按照这样的心路，到了作协要选出一位主席的时候，就不应该是徒弟或手下，而应该是师傅或者能带领着手下的领导了。所以那时候，协会里便有了一种舆论，说作家协会主席也不一定要是作家，也可以是一位文学工作者。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来征求意见的时候，就这样问过我，说你们作协的那位领导真奇怪，我们向他征求意见的人选，他一个都不同意，我们要他推荐合适的人选，他也一个都不推荐，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默然了一会，便都笑了，这不需要作答。我不知道后来的一切是怎样进行下去的，不知道我是怎样又进入了理事的名单，怎样成为了主席候选人。对于我来说，文学，或者文字，只是一种般若，是我的人生的一种方式，是我寻找生命的真谛的一种路径。至于作品，以及作品的发表、出版和获奖，还有别的什么，不过是附产品，乃至附产品的附产品。但即便如此，也不是说我就不明白日子里的这些花絮。我后来是全票当选作家协会主席的，当然了，我也投了自己一票，我为什么不呢？鲁迅先生有诗句说，许多的梦趁着黄昏起哄，莫非我也要跟这些梦一起，反过来作践自己？如果什么人都行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在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你就知道龙书记的那一句话，“我是来投你一票的”，会有怎样含义，会让我有怎样的感受了。

　　我有时候也想过，一个这样高级别的领导同志，怎么会这么平易地和大家相处呢？但又反过来想，或许这又才合于人情，是由一个人的人格力量决定的。那一年，妻子遇上一场严重的车祸，住进了医院里。我见到龙书记的时候，他就说他也要到医院里去看看。我连忙要他别去，已经有好些人去过了医院，连护士同志都已经有意见了，说这是什么人呀，妨碍他们的工作。要是龙书记去了，动静就会更大了。但这样的一种心意，就让人没法感激。也就是那时候，我们文联办公室的同志，却暗地里到医院去查问，看能不能在医疗费上找到我的一点毛病。这诚然是应该的，甚至都无关乎人情冷暖，只是多少情急了一点。我平生在物质生活上没有多少心思，我有我系心的事情，我还没有那么蠢。一套老房子从当年住到现在，从来没有装修过，朋友来了说像贫民窟，领导来了也说家徒四壁，但能有这样一隅可以遮风避雨，我就已经很感恩了。我素食多年，文联后来涉及到体检、吃喝和游乐的事情，我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我写过的文字，也是在一张用玻璃板搭起来的桌面上写下来的，英雄尚且不问出处，有谁会问文章是在怎样的书桌上写出来的呢？所以在一次会议上，我就说我在这工作岗位上，是不会侵吞一分钱的。刚好龙书记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当即就说了一句话：”士光同志的话我相信。”他就是这样信任人、关心人、帮助人。这些年来，就我知道的来说，不管是在个人的成长上，还是工作和生活的困难上，他就关心和帮助过许多的人，我就不便代为叙说了。还有些事情，就需要更多的篇幅，更多的思量，这时候也只能搁置了。

　　只有一件事情，却可以说是一直留在这心里的一块心病，则想趁这个机缘说一说，也好把它放下。当年龙书记的《政界》出版的时候，是我为《政界》写的序。那篇序的标题，是《变，还有不变》。不想出版以后，这题目却改成了《变，还是不变》。要知道，这两者之间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把“还有”改成了“还是”，却有着根本的差别。《变，还有不变》是兼有变和不变两者，说的是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我们的一部《易经》说的也就是变易与不易的道理。犹如说，不变的是初心，变的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势下的显现。而《变，还是不变》，却只是笨拙地要在变与不变之中二选一，就没有什么智慧和境界可言了。这不会是龙书记改的，要是龙书记改的，他就一定会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这是在出版社哪儿改的，不知出自哪位先生或女士的见地。好的编者，在于发现作家和作品。而有的人一旦当上了编辑，则误以为就是要改别人的作品，乃至像当年的某老师一样，还要把作者剔弄一阵，不然就枉为编辑了。这就有些像宰客似的，固然也有一种自得和快意，但如果能掂量一下，便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改尽天下人的文字。《人民文学》就从来不改我的稿子，若是有需要斟酌的地方，也会和我商量。但《何士光文集》出版的时候，一位本来只负责校对的女士，却几乎在我的每一页上都做了改动。《山花》也是这样，我的《我与<山花>》发表的时候，一位本来只负责打字的美术编辑，也把好些字句改成了她偏好的意思。我只好把它们推倒重来，不出版不发表也都罢了。但我知道，这我做得到，若是初来乍到的作者，就不免要几分凄凉地委曲求全了。所以我向来认为，一篇作品如果能发表，就要尽量保持作家的文笔和作品的风貌，不然的话,整过容的面孔便都成了编辑的镜像了，更何况还把眉目都弄偏了。这里因为是牵涉到龙书记的《政界》，所以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这些年一想起来，就觉得是自己对不起龙书记、欠着龙书记什么似的。这时候把它写出来，虽然于事无补了，也仿佛透过了一口气。

　　如今，龙书记走了，我们还活着，但我们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一位大英雄、大诗人在《短歌行》里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对酒当歌是需要情怀的，我辈却没有这样宽余，今生今世来到这人世间，就不得不拖着这一副沉重的躯体，怀着一颗摇曳的心，在这人世间浮沉，然后去寻找自己的归属之地。至于去日苦多，终于从岁月的尘埃和生活的风雨之中走过来了，倒没有什么可悲苦的，而是一件幸事。那么一路走过来的时候，能够遇上龙书记这样一位领导、长者和朋友，便是我辈的因缘、我辈的幸运，连同整个的生活一起，都是我们要庆幸、要感激的。

龙志毅：（1929年—2021年12月31日）云南永善人，中共党员，云南大学毕业，1949年参加革命，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省城轶事》、《政界》、《王国末日》，文集《龙志毅散文选》等。中篇小说《厂长的私生活》获全国军工系统神剑文学奖，散文《李淑彬现象》获金壶奖，《省城轶事》获贵州省首届文学奖、贵州省庆祝建党70周年文学奖，《聂耳墓前》等15篇散文获中国第五届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何士光：1942年生，著名作家，贵州省贵阳市人。曾为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196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后为乡村中学教师。曾发表和出版过小说和散文多种，结集为《何士光小说散文集》，其中《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和《远行》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乡场上》和《喜悦》等有英、俄、法等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