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花》当编辑的日子（上）

刘建国

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内蒙古各旗县的文化馆或文联机构（文联成立初期设在县文化部门）大都自办一份内部的文艺期刊。有半年刊、季刊和双月刊，或油印或铅印。我工作的小县城也有一份自办的文艺刊物，刊名《山花》，由县文化馆主办，主要刊登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文艺理论和创作评论等，同时不定期编发专刊。

县文联成立初也曾办过铅印的《海红果》文艺杂志，印象中记得仅仅出刊两期，后因办刊经费原因停刊了。《山花》文艺杂志在我手上坚持了三年多时间，我调离后也再次停刊。

《山花》的前身叫《清河文艺》，大约创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当时是刊登演唱材料为主，也兼发一些本县创作的文艺小戏，主要为全县城乡文艺团体提供演出的脚本。那个年代全县各个公社（乡镇）、大队（村委）几乎村村有文艺班子，所以文化馆提供演唱素材，还经常下乡培训指导文艺团体开展活动。粉碎四人帮后，《清河文艺》顺应文艺改革时代要求，于八十年代初改名为《山花》，办刊宗旨也发生了变化。

我与《山花》的缘分始于中学时代，那时我是《山花》忠实的读者与积极的投稿者。做梦都不会想到日后我会当了《山花》的编辑。

在我入职《山花》前，原来的《山花》编辑早已调走。所以《山花》曾停刊过一段时间。

我从乡下调入县文化部门纯属偶然。后来听说，文化局在调我来之前曾在县内机关中物色过编辑，竞选的人也不少。我能调入除了幸运，就是要求我写的一篇“敲门砖”文稿可能使他们选择了我。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一点有趣的事情。当时的文化局长是个老牌大学生，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看了我写的这篇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他有点不太相信，怀疑我有抄袭之嫌。我那时22岁，念中学时曾给县广播站投稿子，高中毕业后正赶上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在劳动的几年时间抽空写文章，什么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小品文、评论等等都涉及，投寄报社和杂志。一年稿费可以支持我能订二份报纸和8份杂志。

文稿受到质疑，县委宣传部一位干事打电话问我是否有原稿，于是我把原始四份草稿全拿给了他。我至今仍保持留原始底稿的习惯，哪怕写几稿都留存。我做了编辑后，又把那篇文稿重新改写，投到了外省一家文艺杂志于1987年发表，那是我迄今为止唯一发表的一篇小说稿。

1984年秋，我正式调入县文化馆，担任《山花》编辑。

我工作的单位位于县城的中心地段，二层小楼虽然破旧，后来才知道此楼很有点历史背景。旧社会是一座木结构小楼，属私产。土改时充公。1949年一解放县民教馆改为文化馆，划入文化馆资产。我去时，一楼是展览大厅，全县的大型展览活动一般都在这里举办。二楼是办公地方，共五间办公室，除馆长是单间办公外，其它每间都在四五人。馆长是由县中调来的老师担任，还有一个副馆长，从事美术工作。

当年文化馆的业务比较广泛，设美术、摄影、文艺创作、文艺辅导、文物保护、图书借阅、报刊阅览和工艺品展销。那时电视还未普及，文化馆却有一台全县唯一的彩色电视机，每晚在大厅以五分钱门票对外放映。除了电视，当时还时兴放录相，都是港台武打片，观众很多。

文化馆的业务分工非常明确，人人都有具体的工作，不像现在，有的人在单位一辈子，不知道自己的业务工作是什么。我的办公室有五个人，俩位搞美术绘画创作，一位从事文物保护兼摄影，一位打字员。那时没电脑，使用的铝字盘打字机，整天敲打字盘叮叮当当，除了单位文件就是打印《山花》文稿。那时来文化馆阅读报纸杂志的人很多，馆里有五十多种书报刊，所以馆里的作息时间与其他单位不同，星期日正常上班，只在周一休息。

我在文化馆工作了三年多，期间馆长又重回教育系统，由文化局一位副局长兼任了文化馆长。

“编辑”这一职业，从作者角度会对其充满敬意与敬畏，因为一篇文稿能否被刊用，编辑的作用是很关键的。可以说，用与不用就在编辑一句话。我当投稿者时，为表示对编辑的尊重便是稿件书写特别工整，连标点符号也不马虎。投寄稿件时还要在信皮上写“亲启”“敬缄”等字样。可当我坐在“编辑”这个位置上时，却恍惚如做梦一般。面对不断收到的稿件，这些稿件大多数来自农村各地，还有许多外省市的投稿者。我当时真是束手无策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常常坐在办公桌前发呆，不知从何下手。馆领导对我曾明确的说过，《山花》已停办很长时间了，能不能在今年四季度如期出一期，任务交代清楚了。自己想办法把任务完成。对一个毫无编辑经验的新手来说，压力可想而知。此时单位一位上年纪的老同志安慰我说，不要着急，刚来一个多星期慢慢地来，咱们众人帮你。比如，谁帮我校对，谁搞封面设计，谁搞文内插图等等。经老同志这么一点拔，我浙渐理清了头绪，晕浊的头脑也清醒下来，急躁的情绪也稳定了，编辑工作逐渐进入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