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的回忆

Dr. Chen

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也开始多了回忆，特别是儿时的回忆。我的童年都是在东山度过的。可以说，东山伴随着的我成长。

东山”得名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的东山寺。到清顺治七年（1650年）重修，分割前殿为真武庙，于是寺庙分家。真武庙俗称东山庙。早期的“东山”大致是指现在的庙前直街、署前路、寺贝通津、龟岗一带地方。在2005年以前是广州市的一个行政区，后来并入了越秀区。说实话，刚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心里还是有点失落的。毕竟，东山有着我儿时的记忆。

在广州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民谚叫做"东山少爷,西关小姐"。这个民谚反映了广州的市井文化和历史变迁。"东山少爷"指的是居住在东山地区的人，通常是广州权势实力人士的子女，出入东山的多为官家子弟。与之相对的是"西关小姐"，她们通常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居住于历史悠久的商业繁华区西关，以高雅的举止和文化修养而著称。这一称谓不仅仅是对地理区域的描述，也是100多年前民国时期所独有，它象征着一种特定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

东山在老广州的东门外，西关则在老广州的西门外，两者“遥遥相对”。

在1919年前后那段时间，东山成为广州的权力中心。住在东山的有：陈济棠（梅花村），孙科（小岛），宋子文（农林上路），白崇禧（东山六横路），蒋介石（百子路，今中山二路）短暂住过。

东山从荒草丛生的山岗变成为权势实力人士的世居地。在旧东山龟岗、新河浦、恤孤院路，培正路，寺贝通津一带，包括梅花村在内的东山周边小洋楼群，住着有权有势的官宦人家，海归商学，社会名流，男性子弟。

解放后，东山是广州军区、曾经的中南局、省委的所在地。似乎百年后的今天，“东山少爷”的民谚依然适用。

我们虽然搬过好几次家，但至今依然没有离开东山（文革期间有几年离开东山，但还是在当时的东山区）。

我出生在流花湖畔的广州军区总医院（现南部战区总医院）。按照出生地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可惜我的出生证找不到了，母亲只是记得我是中午出生的。

小时候发高烧就会被送到总医院儿科。记得有一次住院，因为想回家，吃完晚饭一个人就悄悄离开了医院。其实那时候还很小，根本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因为总医院对面就是流花湖公园，护士发现我玩“失踪”，怕我掉到湖里，吓得到处找我。我走到解放路就迷路了，被一个女交警拦下来了。她看到我的病号服上印着“广州军区总医院”，把我扣下来，并送回总医院。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调到广州军区政治部，所以我上的是军区政治部幼儿园。

当年的军区幼儿园分为司令部幼儿园和政治部幼儿园。现在分别是广东省军区第一和第二幼儿园。另外，当时在东湖旁边还有一个军区干部部幼儿园。

虽然还是老地方，但经过几十年的变迁，现在的幼儿园早已面目全非了，全部重建了。

那时都是全托，住在幼儿园，周末才回家。记得当时幼儿园面积不小，都是两层楼的房子。一楼是上课、吃饭和做游戏的地方，二楼是睡觉的地方。

印象比较深的是小时候比较调皮，班上有一个同学父亲是幼儿园炊事班班长，他家里养了一只大黄狗，晚饭后自由活动，我们几个男孩偷跑去和他们家的狗玩，因为忘记时间，回来时已过了熄灯睡觉时间，我们几个被老师逮个正着，被勒令在一楼靠墙罚站。可见小时候我有多调皮。

我们家三个和尚，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军区大院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八一小学上学。

八一小学（现在的八一实验学校）是我们的母校。她诞生于人民军队母体，是一所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学校，其前身是“ 东北民主联军南岗干部子弟学校”。

老校长林月琴是共和国元帅罗荣桓同志的夫人。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也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大校。

学校第二任校长是肖向荣中将的夫人余慎，第三任校长是谭政大将的夫人王长德… 我们在校时的校长是唐昉。

说这所随军学校是培养革命后代的摇篮一点都不为过，毛泽东主席的女儿李敏、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开国将帅的子女都曾在该校就读。

当时广州八一小学分为附一小和附二小。附一小在黄华路，附二小在军区大院旁的达道路。我在八一附二小，班上基本都是军区干部子女。或许是身体里都流淌着父辈的红色基因，90%的同班同学长大后都当兵了，我也不例外。

我们62级二班共有50人。但有一些同学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小时候喜欢体育，跑步、跳高、跳远等。

应小学同班同学的要求，增加这幅班上同学的照片。可惜不全，但还是蛮有意思的。看着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儿时照片（有点陌生是因为长大后各奔东西，几十年未曾再相见，记忆淡薄了），感叹人生。不过同班同学倒是出了好几位博士、教授。

照片中第一位是我的哥们，小学的班长，后来当兵都在隶属广州军区的陆军第42军126师服役。他是师里的侦察兵，我是炮兵。野营拉练他靠两条腿在路上走，我靠的是四个轱辘转（炮兵行军都坐车）。在路上遇到他，打个招呼是必须的，哈哈！第二位也是小学的班长，我的同桌。当时还在桌子上画过“三八线”，不许过界。她说是我画的，还说我的胳膊肘经常过线，侵占她的位置。后来她妹妹说是她画的，反正现在也无法“考证”了。管它的，都是童年的趣事，都是一份回忆。不过小时侯她也“欺负”过我，硬是从我手中敲诈了一套全新的金丝猴邮票。居然还保留到现在，估计也是价格不菲了。真是亏大发了！哎！

回过头再看这些同学的照片，发现一件趣事：排在前三位的居然都是后来和我接触最多的同学，可能是潜意识就这样排列了。第一位曾在同一个部队服役；第二位文革期间又同住一个大院，后来她到香港中大读博士后，是我在香港接她；第三位在同一个中学，毕业后又分到同一间工厂。

我们那个年代的儿童可没有现在的孩子那么多玩具。男孩玩的是弹玻璃溜溜球，叠成三角形的烟盒等，后来是自己做的矿石收音机。

记得我们原来住在寺右大马路的军区政治部宿舍大院，住的和集体宿舍差不多，公用厨房和卫生间。后来搬到保安后街，才算有了一个独立的单元。

位于新河浦四横路的军区第二门诊部现在还在，一般小病都是到二门诊解决。

广州军区礼堂（现在的南部战区礼堂），小时候经常在这里看表演。那时候军区的战士歌舞团、战士杂技团和战士话剧团都经常在这里演出。有时会碰到在南方过冬的中央首长到这里观看演出。

虽然在广州出生，但我们的生活圈子很小，基本都在军区（东山）范围。那时军区大院里的孩子基本不与地方的孩子交往，所以小时候只会讲普通话，不会讲广州话。

四年级的时候，父亲转业到羊城晚报，我也从部队小学转到黄埔大道小学（现在的东风路小学）。从那时起才算真正开始接触粤语。

可能是受到父亲转业的影响，离开了从小习惯的部队大院生活，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在学校不好好学习，调皮捣蛋。记得转到黄埔大道小学的第一天上学，为了争玩秋千，我就跟一个学生打架。上课铃响后，大家都往课室跑。到了课室找到我的位置坐下一看就傻眼了。我的同桌居然就是刚刚和我打架的那位！这真是不打不相识，从此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也不能正常上课。父母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家里留下我们三个“小和尚”，所有生活都是自理。那个年代所有物质都是凭票定量供应。什么布票、油票、粮票、日用品票等等。为了买到好一点的猪肉，一大早就要去市场排队。我们自己买菜，做饭，自己发豆芽，还要自己买煤粉回来做蜂窝煤。京剧《红灯记》中有一句唱词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那个年代的我们是“走资派”的孩子早当家。现在农村有很多“留守儿童”。其实那个年代的我们（一个不小的群体）就是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所不同的是我们是城市的“留守儿童”。

中学的学业是在当时位于梅花村的广州市第六十二中学（现在的广州市育才中学）完成的。因为文革的影响，刚上中学时我是一如既往地调皮捣蛋。当时的班主任名叫谭美芬。大概是初一下班学期，她到我们家家访，跟我母亲说了我在学校的表现。记得母亲听到我在学校不好好学习落泪了。看到母亲落泪，我似乎突然间就长大了，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此直到高中毕业，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加入了共青团。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中学班主任老师。

东山百货大楼，从儿时就在这里了，当时是东山口最大的百货商店。虽然现在大楼依然矗立在那里，但熙熙攘攘的人流已经成为历史。

在龟岗大马路口有儿时喜欢逛的新华书店早已不见踪影，现在是大参林药店。

倒是对面的健民药店几十年屹立不倒。这年头最多的实体店可能是非药店莫属了。

东山市场依然保留在那里。来这里买菜的都是附近的邻里街坊。

每次回东山老宅，都忘不了到东山市场吃一碗地道的猪红，那味道也是几十年不变，4.5元（原来是2元）一碗，就可以令你回味无穷。

小巷里的补鞋匠依然还在。

培正一横路的老省文化厅，俺家老宅就在对面。隔条马路就是中共三大旧址。

中共三大纪念馆。

附近都是旧时的小洋楼。现在这里也是广州年轻人的网红打卡点。

这一带有不少很精致的咖啡屋，闲来无事时进去叹一杯咖啡也是不错的选择。

路边的精品店为这里增添了不少色彩。

新河浦的小河涌，现在清理的很干净，游人可以在此漫步，经常有小朋友在这里捞小鱼虾。

东山，一个留有我童年回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