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散打叙事图

点云

　　退休了，实在闲得无事，凭着记忆画了一张从出生到初中的家庭地址图。沿着地图的路线，激发出这方圆不足万平米的空间想象，唤起了承载多年的童年往事。凭借地图的脉络勾起了很多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回忆。

本文所描述的地理位置是长安机器厂的家属宿舍，黄泥村，它处在两个小坡之间的狭长地段。由于狭长黄泥村自然分成上村，中村和下村。其实几个村段之间离得并不远，大概就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但是，对于儿时的玩耍版图，居住在几段中的小朋友往往互不往来，自成一体。

往事如麻，不可能用一点点有限的文字就能叙述清楚，还是想到哪，写到哪，来一篇真正的散文叙事吧。

（图为上黄泥村路口，这已经是40年后的场景，但变化不大。）

（一路往下走就是刘家台正街，这可能是20年前的照片，刘家台的原貌依稀可见。）

　　刘家台，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一个街道和集市，是我儿时印象深刻的所在。在学龄前的时段，每天，奶奶手腕上挎着一个菜篮子到刘家台买菜，总是把我锁在家中。我就手握窗棂，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窗外，盼望着奶奶回来，这样，一来可以排解自己的孤单和害怕，同时也期许有一份额外的美食送到自己的口中。在那十分匮乏的年月，所有的食物都可以称得上美食，这样的叙述一点都不过分。

记得有一次，在我的漫长的等待中获得了一份超预期的惊喜，一只不知道奶奶从哪里捡到一只“马白连”（画眉鸟），这让我喜出望外，原来每个小男孩都是喜欢鸟的。

我生性胆子有点小，每次听见从刘家台方向传来的“卖挖耳，卖芊子，同志们照顾瞎子.......”的吆喝声，我就会急急忙忙跑回家中，乖乖地坐在里屋的藤沙发上一动不动。奶奶问“怎么呐？”，我还是一动不动。原来，发出吆喝声的那张脸是一张非常可怕的脸，整个五官都挪动了位置，非常吓人，据说是老虎伤的。

当时，由刘家台粮食总站向黄泥村粮站运输粮食全靠一种名叫“鸡公车”的独轮小车。每车一般运三袋粮食，约150斤一袋。刘家台到黄泥村全是上坡，一个人推着非常吃力。于是小朋友每在节假日或其他课余时间都会到刘家台帮助拉车。这可不是学雷锋，拉车是有代价的。这里说的代价不是钱，也不是其他有形的物质，而是让推车的师傅返空时推我们返回刘家台，美其名曰“过车瘾”，师傅们也乐意这样做，毕竟付出的劳动力代价上下有别么。

再说说家门前的阴沟和开门见山的小山坡吧。

这条阴沟比较大，虚线部分是有盖板的，而实线部分没有加盖，一米多宽，两米来深。

阴沟的存在有什么好叙述的呢？然而，它的存在却变成了我们胆量的竞技场和冒险的乐园。在无聊的时候，我们会站在阴沟边上比赛着谁能用单腿跨过或双腿跳过阴沟。由于阴沟边缘的高低是不同的，从高往低跳问题还不大，如果从低往高跳，一旦失误，其伤害程度可想而知。

下到阴沟里，钻进盖着盖板的黑洞洞部分进行“探险”，则是阴沟的另一项诱惑。至于阴沟里的水脏不脏则不是我们这帮小孩要考虑的问题。其实，阴沟也不是完全密封的，设有数个倒污水的口子，一不小心被上面的人泼一身污水（甚至于是粪水）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山坡有两个可以记叙的场景，一是坡底的三个防空洞，二是坡顶的“化尸炉”。

防空洞大概是抗战时修的吧，只有在洞口的二十米以内进行了拱砌，其余几百米都是石谷子结构的光光洞体，时常有垮塌，洞内满是垮落的大小石块。然而，对于一群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人而言，冒险成了自然而然的天性。我们经常打着油毛毡做的火把进洞玩耍。还有一种进洞的方法是每人手里拿着一面镜子，最外面的人将阳光反射进洞，然后人人接力反射照明。如果有一人掉链子，那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

沿着一个被我们称为“碉堡”的防空洞通气孔的地方继续往上走就来到一个叫“化尸炉”的地方。不要以为打了引号的“化尸炉”是一个什么场所的别名，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化尸炉。过去21兵工厂就是这么霸道，从生的医院，到死的化尸炉一应俱全，也就是说一旦进入21兵工厂，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的。

我记事后化尸炉不怎么用了，但偶尔也使用。我同学的大伯就是在此地用煤炭火化的，烟囱的缥缈轻烟随风腾空。

有时伙伴们为了彰显胆量，也跑到那里去玩。除了化尸的炉台外，还有一屋子没人认领的骨灰盒。

只有一个老人在那里值守，他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正常的收入来源，平时靠给人家担煤炭下力维系生活。长夜漫漫也不知道这位老人在这阴森恐怖的场所是怎样度过的。据说他过去是国民党监狱的看守，有一身武艺，真是艺高人胆大。

坡下是一片较大的菜地，菜地的边上有一口不大不小的堰塘，这广阔的空间是我们放飞自我的地方。

放学后，时常到农田里捕蜻蜓，捉蚱蜢，到堰塘弄小鱼，一阵肆无忌惮的疯狂玩耍，直到傍晚吃饭时分才依依不舍地归家。“文革”时期，没有学习压力，没有家长和学校的约束，仿佛也没有家长对掉进堰塘的事情担忧。

大家看见地图中用“○”表示的水龙头了吧，当时六十几家人就三个供水点，用水之困难可想而知。不过大多数人家都有水缸，挑回家里再用。排队等水成为常态，但是也有占着水龙头洗衣用霸王水的无德之辈。

从十二三岁开始，挑水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肩上。开始是用铁皮桶加扁担挑，一担有五六十斤吧。稍长大点就用双手提水，桶也换成了一只有三四十斤的木桶。在劳动光荣的年代，提水的力气也是一种自我表现的形式吧。

那时的邻里非常和谐，基本上家家都认识。百分之七八十的家里都去过。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对门的淦师傅家的房屋是由原来的通道隔成的，前后都有门。记得淦师傅的老儿子叫老七，加上父母及一个姑婆一家十口人住在里面，就是这样一个连之家人都难以转身的房屋，邻里们居然还是将他家看成原来的通道，前进后出似他家如无人之境。

前几天看见电影（视）里有六十年代的学校前门口有一大批人接小孩放学的情景。小编肯定是八零、九零后吧，将现实的生活场景代入六七十年代，这样的场景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那时候没人接送，没人接送，没人接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们的学校是长安子弟小学，离所住的村子不远，而一个村就有近二十个同班同学(见地图中的黄色标记就是同学们的家）。清晨，邀约三两个同学上学，沿远大布厂方向的小道行走不到十分钟的距离就到了，一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晚上，一群同学相邀而回，踏着夕阳的余晖成为归巢的小鸟。

再往左走，就来到简易舞台和舞台后面的村长家。村长家是全村唯一的楼房，一楼一底，住着三家人。村长一家九口人住一半楼，另外两家住另一半。

在舞台上我见到了红卫兵们表演的节目，见到了批斗“地主”，“资本家”等“黑五类”，也见证了两派红卫兵在此处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文功武卫而唇枪舌剑。

再往前走就来到上黄泥村，我上高中时搬家到上黄泥村。如果要继续写下去，那里可能又有一篇“可歌可泣”的散打“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