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惊的神秘发现】‖——揭秘北朝· 独孤信二十六面千年印信的文化之谜 !

鸣岐

Amazing Discovery:To Reveals the Cultural Mystery of the Twenty Six Sides Seal of the General Dugu Xin From China's Northern Dynasty. <h5 style="text-align: right;">独孤信二十六面印(图1)</h5>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徐明岐</div><div>此枚北朝·独孤信二十六面开片纹印章,应为内蒙阿拉善戈壁石制作,它密度高、硬度强,呈多边形状;高4.5厘米,宽4.3厘米,共有26个印面,由18个正方形8个三角形构成组印。其中十四个面刻有文字,总重120克。有“臣信上疏”、“臣信上章”、“令”、“密”、“大司马印”等文字分布。其造型美观,匀称自然,大小开片密布周身,活像哥窑金丝铁线开片,纹理走向自然流畅,包浆柔和,旧气十足,美不胜收。</div> <h5 style="text-align: right;">独孤信二十六面印(图2)</h5> 一、就石头开片而言,毋庸置疑,它曾历经千年时光能让石头开花需要亿万年的日月风雨侵蚀。<div><br></div><div>这枚二十六面石质印章表面自然形成美丽的石头开片纹理,它的开裂属于纯自然天成的开片,没有沾染任何人类干预的气息,完全是悠悠天地、漫漫岁月的天工开物般的自然杰作。这种大自然的馈赠,起码也要在千年以上才能逐渐形成,所以毋庸置疑,它曾历经千年时光,定是历史遗留之物。</div> <h5 style="text-align: right;">石头开片</h5> 二、就书风变化而言,我们在《陈根远说古印》和刘涛先生《中国书法史》核心艺术思想的指导下,对北朝·独孤信二十六面石质印章进行了多方考察、分析和比对如下,不妥之处,还望各位师友不吝赐教。 (1).“印章”又称“印”,<font color="#333333">古称“鉨”</font>,研究印章称为“印学”。印章是我国的书法和雕刻相结合的传统工艺美术。因其所具有的书法艺术属性,于一般的工艺美术略有不同,故又叫作“篆刻艺术”。中国印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远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西安半坡村遗址的彩陶上,就有了类似文字的刻画。商代甲骨文就是用金属利器在龟甲、兽骨上刻画的“卜辞”,这些甲骨文镌刻得规整挺拔,已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印章上所采用的文字,与当时通行的字体面貌是一致的。战国时期,采用的是各国流行的大篆、籀文,近似钟鼎文,如《毛公鼎》书体。秦代采用的是李斯小篆,或称秦篆,如《泰山刻石》、《秦诏版》文字。汉代则用缪篆,如《张迁碑》篆额、汉铜器铭文、汉二十四字方砖等。两汉至北朝用于印章上的字体范围,更加丰富多彩,书风富于变化。 公允地说,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书法史上,北朝·东魏、西魏及北周时期的书风变化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东魏只有十七年的历史(534—550),西魏也不过只有二十二年的历史(535—556),北周也只有二十四年光景(557—581)。实在短命的非同寻常。但见微知著,臻于至善。其目的就是为了精确感知和了解,中国书法在东魏、西魏及北周时期有哪些细微的书风变化与律动脉搏。 关于东魏楷书的变化和东魏的铭石楷书,碑派书论家包世臣将其归为“北碑”,康有为则归为“魏碑”,但两人都未留下传世专著。大家知道,北魏后期的洛阳体楷书是以“斜划紧结”为基本特征的(陕西馆藏的独孤信二十六面煤精石印特点比较突出),因此多有高耸峻拔、豪迈开张的气势。但是东魏碑志上的楷书有延续树立北魏洛阳体一类书风,但东魏继承的洛阳体楷书,主要是北魏《元徽墓志》《张玄墓志》那样横展的一路,它不强调撇笔,捺笔的开张和翻挑,横向笔画的斜度也不那么陡斜了,结体也随之由“紧结”转为“宽结”。“这实际上是一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规律,当某种书风成为时尚之后,必然会有与之相对的书风产生对立的复兴”。 东魏造像记上的楷书,书写者多是一般书手,甚至是工匠以刀代笔,无论笔画的方圆,或是风格的雅俗,还是刻工的粗细。结体大多也是“宽结”、“疏松”,它代表了当时的“书风”。东魏著名碑刻如《高盛碑》《凝禅寺三级浮图碑》《敬使君碑》《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等等,虽出自从手,却莫不是平正而宽绰的结体,如图: <h5 style="text-align: right;">《高盛碑》局部</h5> <h5 style="text-align: right;">《高盛碑》局部放大</h5> 细观此贴,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东魏时期的楷书,摒弃了北魏洛阳体长枪大戟的雄强之势,转向宽绰平正的优雅,我们可以用“平划宽结”来概括东魏楷书的变化。东魏“平划宽结”的楷书是继承北魏洛阳体而来,他们把曾经的“支流”发扬为“主流”,这就是他们最为突出的成就。 北魏时期,楷书已经成为主流,这是我们已经熟知的事情。根据现在能见到的北魏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铭刻书迹而论,古体的篆书并未因为南朝书风流为时尚而衰废,一些郑重的碑额,墓志仍用篆书镌刻。这时的隶书,处境显得有些微妙:论古奥不如篆书,论便捷又不及楷书。到了短暂的东魏,隶书却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1、铭刻书迹中隶书数量骤然增多;2、隶书的体式多种多样。——隶书在东魏悄然复苏。 刘涛先生在《中国书法史》中认为,东魏隶书,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br>1. 隶书特征明确,笔画流动而纤巧,近乎魏晋隶书。这一类以《元延明妃冯氏墓志》为代表,如图: <h5 style="text-align: right;">《元延明妃冯氏墓志》局部</h5> 当然,受“时风”所限,这一类隶式,掺有楷书味道。 2. 结体方正平板,笔画平直,是隶书的骨架,却掺杂楷味书风。这一类以《程哲碑》为代表,如图: <h5 style="text-align: right;">《程哲碑》局部</h5> 3. 是俗笔隶书,笔体有方有圆,比较草率,多见于造像记一类。这一类书法价值不高,故不再赘述。 北魏后期至东魏是隶书由“隐”而“显”的转折时期,也是汉隶的复兴期,到了北齐年间,隶书迅速兴盛起来,又一次成为铭石书的主角,它体现出汉隶的持久生命力。 以往人们对西魏的书法认识太过肤浅,一向不为书家所重视,只是因为西魏传世的书迹太为少见,当然也因为其历史时段更为短暂。所以,多数书评家很难给出确切定义。 (2). 我们一同将西魏铭刻书迹中的《杜照贤等造像记》与北朝·《独孤信二十六面印》篆文相比对,深感字里行间不仅以秀美显其基调,而且更显其内在的骨力和韧性,使我们对汉隶转化为北魏书体、又巧妙演化为带有北魏楷书味道的隶书,并得以悉心赏读,真是大快人心,激动万分。使我们对汉隶逶迤跌宕的雄强之美与西魏书体那婀娜姿媚的文弱之美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使之真正达到了“帖中有碑、碑中有印、圆中带方,横平竖直、柔中带刚、润不失强、媚不失劲”的境地,正合古人“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意。 <h5 style="text-align: right;">西魏·铭刻书迹中的《杜照贤等造像记》,上图(极为罕见)</h5> <h5 style="text-align: right;">选临一组相同字形作以比对</h5> 1. 将《杜照贤等造像记》中的“功”字与同时期的独孤信二十六面印的“勅”字 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横画雕刻的都很平直有力,右边“力”的偏旁部首最后一笔,越格伸向左下方,“力”字好像古人弯腰行九十度大礼,且向左下方抛去长袖。 <h5 style="text-align: right;">选临一组相同字形作以比对</h5> 2. 将东魏《高盛碑》中!“书”字与独孤信二十六面印中“书”字对照,隶书味道都很浓厚,只是一胖一瘦,就是它们之间的区别。 <h5 style="text-align: right;">选临一组相同字形作以比对</h5> 四个带撇捺字,虽然都有隶书风格,又不是洛阳魏题味道。只是《杜照贤等造像记》中字体的横画方笔在左面,独孤信二十六面印中字体的横画方笔在右面,足证“天下没有一片完全一样的树叶”。 <h5 style="text-align: right;">选临一组相同字形作以比对</h5> 二字“国字脸”非常明显,黑体“国”字北魏书体浓重,红体“国”字极大程度表现出汉隶复兴的态势。 <h5 style="text-align: right;">选临一组相同字形作以比对</h5> 二字间架结构非常相似,精神面貌相同的地方很多,唯“又”字离字体中心远些且小于黑体“督”字。<br>《独孤信二十六面印》与《杜照贤等造像记》中隶式文字非常优美耐看,不但笔画舒展,且散发着清秀的姿致,使人流连忘返,简直是一种高级的美学享受。可见,秦至南北朝近八百年间,印章尤其是官印在体制上、印文上形成了一个纵向贯穿的体系,艺术风格有着明显的发展脉络。它为日后明代篆刻史上的文彭印派和近代印坛中的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一批大家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br> 由此可以断言:印章上48字的书风变化表明,它是紧跟书法发展的时代脉搏,顺应潮流发展的真实存在,从时间上看它比先前发现的那枚北魏楷体书风的煤精二十六面印章时间要晚一些。凸显了这枚新发现的戈壁石开片纹印章更加无比珍贵。泱泱大国,茫茫人海能够收藏到西魏独孤信二十六面石质开片纹印,并得以研究我国书法史上的发展与变化,真是天公作美, 实为文化和收藏界的一大幸事。 三、独孤信之二十六面印章设计理念探究 这枚北朝·二十六面石质开片印的主人——独孤信,被世人称为“史上最牛的老岳父”。隋唐两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和李渊二人就是独孤信的女婿。独孤信一生有七个女儿,其中三个女儿都贵为皇后。<br>印章是我国传统的“征信器具”,不同历史时期的印章从材质、印文、书体等方面均有各自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呼啸语)。 独孤信印信最大的特点,是以内蒙戈壁开片石与煤精石制作成近球形的八棱二十六面体,更为准确的称呼是“四十八等边半正多面体”,其中正方形面十八个,三角形面八个,印文只刻于正方形面上,共计十四个面,合计四十七字。而且这十四个面上的印文包括了公文用印、上书用印和书简用印三种。既往在研究中,学者多强调其独特性,但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一枚独特的印章,它的设计理念从何而来?这里的理念来源主要指两个方面,一个是印文规制来源,另一个则是印的形制来源。<div><br>如何解读独孤信印的设计理念和来源,我们必须回到考古发现的印章发展史中去考察。而这种考察主要就是找寻多面体印的发展线索。</div> <h5 style="text-align: right;">战国“千秋万世昌”五面印</h5> 战国时期,多面印开始出现,不但有双面印,更有多至五个面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战国“千秋万世昌”五面印就是一个典型。但这一时期的多面印还比较少,而且印文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规制,因此只能说是多面体印的初创时期。真正让多面体印获得巨大发展的则是东晋南朝时期六面印的出现。 根据学者的研究,目前考古发现及各类图录文献著录、公私博物馆收藏的六面印多达100余面,这类印基本出土于东晋和南朝时代的统治范围内,材质以铜质为主,印纽以柱状纽为主,个别为倒梯形,横截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印文多为悬针篆,印底、印顶和四面印墙上都刻有文字或图像。而且六面体印的印文规制明显,印文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与印主人相关,包括姓名、字表、职官身份等内容;一类为文书用语,如“白记”“白事”“白笺”“言疏”“检窃”等等。而且这两类印文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后者往往与前者连用,如“颜綝白事”,既有人名也有文书用语。而且作为文书用印,“每一枚都有特定的使用规范,包涵了上对下,下对上,也有平辈之间使用的功能”当我们将这一规制与独孤信印进行比对即可发现,独孤信印的印文中“大都督印”等4面为第一类官职印,剩余10面的印文内容为第二类文书用印。也就是说,独孤信印的印文规制的来源就是东晋至南朝时期曾广泛流行于南方地区的六面体印。 <h5 style="text-align: right;">颜綝六面铜印</h5> “颜綝”六面铜印,1958年南京老虎山东晋颜綝墓出土,南京博物馆藏,六面印文分别是:颜綝、颜文和、臣綝、臣綝白事、臣綝白牋、白记。<br>纵观现存一百余方六面体印,出土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朝统治区的仅有一面,这已经充分说明这种印文体式是南方汉族士大夫群体的爱好,那么独孤信作为北魏至西魏时期自武川镇起家的鲜卑贵族,为何会使用这种体式作为自己的印信设计来源呢?个中缘由还需在独孤信的个人经历中找寻线索。 <h5 style="text-align: right;">影视剧中的独孤信</h5> 根据《周书·独孤信传》记载:独孤信(502年—557年),原名独孤如愿,字期弥头,云中郡盛乐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人,鲜卑族。西魏、北周时期名将,八柱国之一。 祖上为鲜卑三十六部之伏留屯部的部落大人,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年间(460~465)镇武川(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西北)遂定居于此。魏孝明帝元诩正光年末间(520~525)包括武川镇在内的北魏六镇起义,独孤信为避乱迁居中山。不久他加入葛荣的义军开始了戎马生涯,葛荣败亡后,他先后追随尔朱荣、贺拔胜等将领,逐步成长为北魏的骁勇名将。 北魏惠哀帝元晔建明元年(530)独孤信出任荆州新野镇将,后升任荆州城防大都督、南乡守等职。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534),迫于权臣高欢压力,元修西迁长安,北魏正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独孤信毅然放弃身处洛阳的父母妻子,匹马追随孝武帝,受到了孝武帝及西魏皇室的高度肯定。孝武帝曾感慨地对独孤信说“武卫遂能辞父母,捐妻子,远来从我。世乱识忠良,岂虚言哉! ” 不久独孤信奉命成功收复荆州,官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然而,东魏马上起大军进攻荆州。由于缺乏援兵寡不敌众,再加上后路被断,独孤信遂与杨忠等将领投避南梁,在南梁居住三年之久(西魏大统元年至三年535—537)。虽然投降南梁,但独孤信等人始终不忘西魏,经过多次上书,梁武帝终于同意放其北归。史书记载当时梁武帝还曾专门询问独孤信,是回到父母妻子所在的东魏还是自己之前效忠的西魏,独孤信“答以事君无二”,毅然要返回西魏,梁武帝感慨他深明大义,临别还赠送他许多礼物。 独孤信客居南梁三年期间的作为,史书没有记载,但是从其印章借鉴当时南朝士大夫多面体印的习惯看,他在南梁一定与当时的南朝士族有不少接触,不但有机会,而且是主动地学习接受了南朝的一些士大夫风俗与习惯。当然,北朝历史上投降南朝然后又复归北朝的人并非只有独孤信一人,贺拔胜、杨忠、宇文虬等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目前并没有发现他们使用南朝此类印章的情况,这或许更能显出独孤信其人性格中的特殊性,他比许多北朝将领表现出了更多对汉族传统儒家文化及士大夫文化的学习与认同,体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忠义思想。 虽然曾先后追随葛荣、尔朱荣等人,但总体来说,他始终以北魏皇室为效忠对象,在东、西魏分裂之时,他捐弃妻子匹马追随孝武帝,投梁三年后又最终复归西魏这些都是明证。另外,独孤信在教化民众治理地方上也带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特色,大统六年(540)独孤信任秦州刺史,期间“示以礼教,劝以耕桑,数年之中,公私富实。流民愿附者数万家。太祖以其信著遐迩,故赐名为信”。这种为官之道,正是其接受、学习与实践儒家文化的重要体现。当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反观这枚印章所采用的南朝士大夫式的印文规制,不能不得出是他在客居南梁期间主动吸收与借鉴而来的结论。 它的形制来源。前文分析已经阐明,独孤信印独特的印文规制来自于对南梁士大夫六面体印的借鉴,那么其独特的二十六面体形制又如何而来呢,研究者们早已注意到了其与古代流行的骰子之间的关系。李零先生在《说骰——从满城汉墓出土的酒骰和“宫中行乐钱”说起》一文中以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嵌宝铜酒骰为出发点,梳理了国内外公私收藏的5件二十六面体骰子,材质有铜质也有木质,时代集中在汉代,用途有用于行酒令的酒骰与用于博戏的博茕两种,在文中,作为比较,也专门提到了独孤信印。从造型上来说,独孤信印与李零先生文中的几枚骰子造型是有高度一致的,虽然其间时代有差距,但是类似多面体造型的骰子、博茕用具、珠饰、权杖头都曾长期存在过。这充分说明当时的工匠对这种造型并不陌生。 当然,在形制这方面,除了造型的来源外,更重要的是选择这种造型的缘由。独孤信最终选择了南朝流行的新兴汉隶印文规制,却没有选择它的载体六面体印,也没有选择14面体,而是选择了更为复杂的26面体,这背后的原因正是“细读”文物本体的关键所在。 <h5 style="text-align: right;"><br></h5> 此外,如果我们以“大司马印”为启首,将A轴与B轴展开就可以发现,原来看似没有规律的十面公文印其内在的设计逻辑清晰可见。以“大司马印”启首,前四个为官职印,后四个为上书用印,最后“密”“令”两个特殊公文印在“大司马印”两侧。构成了一个以“大司马印”为中心的完整逻辑(呼啸语)。 自“大司马印”起“大都督”“刺史”和“柱国”四个印均为官职印,其中“柱国”是基础。“柱国”即“柱国大将军”的简称,西魏时期以宇文护为代表的西魏实权派进行兵制改革,确立了府兵制的军队构成。与此同时,为了在政治上与各实力派相互平衡,在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左右逐步建立了以“柱国将军”和“大将军”为领兵体系的八柱国体系。<br>大统十六年前后,宇文泰分别授予广陵王元欣、独孤信、李弼、赵贵、于谨、李虎和侯莫陈崇七个人柱国大将军称号,而且除元欣外,每个人都加“使持节”和“大都督”称号,这七人与柱国将军宇文泰共同构成了八柱国。 但是其中宇文泰身份尊贵超越其他人,元欣是皇族并不直接参与军事活动,因此实际上剩余的六人就以柱国身份成为了统领军队的最高统帅。当然,具有柱国官衔并不一定何时都要领兵,但是一旦遇到较大的战争,只有柱国可以作为行军元帅,受中央点派统领大军。 因此,独孤信的四个官职印章中,“柱国”是其军事领导权的基础,而“大都督”是“柱国”加衔,两者相辅相成。此外,与其它柱国不同的是,独孤信不仅军旅功勋卓著,而且擅长文治,自大统三年(537)回归西魏后不久就任荆州刺史,大统六年(540)又转任陇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而且据独孤信墓志记载,他最后还曾任雍州刺史,可见独孤信一直担任有主管地方民政的刺史一职,因此刺史职官出现在印章中也非常合理。 最后,还有“大司马”。“大司马”最初为西周时期天子的执政三官之一,主要掌管军事。西魏、北周时期,大司马与大将军合称“二大”,均为加官,一品,常典军事,地位尊崇。根据史料,独孤信曾两次拜“大司马”,一次是大统十二年(546)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叛乱,独孤信受命帅军平叛,擒宇文仲和,俘虏六千户送于长安,拜大司马。第二次是大统十六年(550)齐文襄帝暴亡,高欢次子高洋即位,并废东魏为齐。宇文泰趁机率西魏众军东征。独孤信帅陇右数万人作为后援亦随军东征。回军后,独孤信累功迁尚书令,拜大司马。前4面官职印体现的是使用者的身份与功业,而其后的4枚上书印则一面是沿用了其文体规制来源的六面体印所习用的规范,另一方面体现的则是使用者对统治者的尊重。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还原独孤信印的设计与制作顺序,整个印章以“大司马印”为基点,首先依次完成A轴四面官职印及四面上书用印的篆刻,然后在B轴“大司马印”两侧的完成“密”“令”两枚特殊公文印的篆刻,最后在C轴“臣信上表”的两侧完成四面书信用印的篆刻,每一轴线上的印章都与轴线中心印章的文字方向保持一致。这样的安排显然是经过提前的精心设计,而非临时随意完成的。其背后即体现了来自南朝的印文规制,又体现了制作者的特殊需要,独孤信独特的身份和众多官职,如果沿用六面体印则印面数量不足以展示,如果用14面体,则每个面无法做出正方形,不便于刻治印文。用26面体中的方形印面,即便于刻治印文,又能囊括所有印文,还留有余地。这样的选择与设计之用心实在是令人叫绝。 四、关于独孤信印的用途与<font color="#333333">治</font>印时间 从之前学者的研究看,关于该印的作用与制作时间,陕西博物馆的专家们给出了以下四种不同观点: 1. 印为实用印,制作时间为“西魏大统十四年(公元548)独孤信进位柱国大将军之后,至北周孝闵帝元年(557)的十年间”。这种观点以王翰章先生为代表,前文已述,对于实用官印这种看法,目前已非主流学术观点。 2. 印为赏玩印。这种观点以于璐先生的著作为代表,制作时间于先生并未谈及,但从文章看,应与王翰章先生的观点一致,即在进位柱国将军后至被逼自尽前。 3. 印为随葬印,治印时间为独孤信死后。以叶其峰、周晓陆和朱棒三位先生为代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棒先生通过对六面体印的研究指出,“六面印是一种专门随葬的殉葬印,而非实用印。墓葬中随葬六面印,起到誌墓和供死者封印冥界文书的作用。”并由此分析独孤信印认为“到了北朝晚期,白文官印应当已经被朱文官印所替代。而另一方面,由于白文印更为容易制作,并且更加符合传统葬制,随葬印仍然采取白文的表现方式。综合印文内容和印文表现形式,这枚“独孤信”多面印显然是殉葬印无疑,其制作年代,当在独孤信被赐死之后”。 笔者赞同六面体印信,主要以作为使用和赏玩儿印的观点,但对于独孤信印,多数学者以为应当综合考虑墓葬因素进行分析。独孤信墓经过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从公布的资料看,该墓未经盗掘,墓志铭刻为“周故柱国大将军雍州刺史河内戾公墓志”,墓中稀少的随葬品与简单的墓志显然与其因身涉“谋逆”之罪被迫自杀,故而丧葬从简的情况密切相关,应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深入研究。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拓跋廓被迫禅位于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宇文觉即位,建立北周,是为孝闵帝,不久即发生了赵贵谋逆案“(贵)乃与信谋杀护。及期,贵欲发,信止之。寻为开府宇文盛所告,被诛。”“赵贵诛后,信以同谋坐免。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逼令自尽于家。” 根据墓志记载,独孤信死于孝闵帝元年三月己酉日,此时据魏、周鼎革刚三个月。而且独孤信被逼自尽后,家人被迫迁往蜀地,由此可见他的家人是处于北周官府的严密监视下,他的葬礼与墓穴营建应该也是在官府的严密控制下完成的。处此情况下,以戴罪之身制作这样的印章作为随葬,可能性并不大。更何况从最终结果看,这枚印章也并没有出现在墓葬中,那么所谓随葬印也就更加无从谈起。 两相比较,我们觉得独孤信印章更倾向于使用赏玩实用收藏性,笔者觉得以独孤信的身份地位而言,其印章虽然不似传国玉玺般意义重大,于他而言也必须是足以证明其身份尊贵富可敌国无人能比的。所以在他最为风光的时候,他一定是会动用举国最先进的工匠来为自己来制造几枚最为珍贵的传世之印! 五、独孤信其人生平 独孤信本名独孤如愿,是鲜卑族的大贵族,长得是金发碧眼,风度翩翩。然而,不靠颜值,靠实力!让那些靠家族耀武扬威的子弟们黯然失色。因生活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上,独孤信年少时,就骑马射箭,无所不精。有一次,独孤信和好朋友贺拔度等人一起,斩杀了赫赫有名的起义军将领卫可狐,一时间风头无出其右。那时正是南北朝时期,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所谓乱世出英雄,独孤信得以在这个江湖中呼风唤雨,哪怕朝代更替,依然左右逢源! 他先是出任北魏的荆州新野镇将,兼新野郡守,管着今天河南的新野一带。后来,独孤信升任荆州防城大都督,兼任南乡郡守。所谓南乡郡,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淅川县西南。独孤信独掌二郡,却有条不紊,很有声望和政绩。后来,他升任了武卫大将军。 北魏末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孝武帝西逃长安投奔宇文泰,一时军心大散。但独孤信却舍家别子,追随孝武帝。这等忠心,让孝武帝大为赞叹:“武卫将军竟能够辞别父母,抛妻弃子,从远方前来跟随我。时世混乱就能看出忠良,这岂是假话呀。”他当即赐给独孤信御马一匹,晋爵为浮阳郡公,食邑一千户。浮阳郡,在今天河北沧州一带。孝文帝只掌握了关中一带,为稳定后方,便派独孤信去往地势险要的陇右地区,任大都督,兼秦州刺史。陇右指今天的甘肃一带,而秦州属于今天的天水。当时的陇右,是西魏的后方,各民族杂居,地方豪强势力盘根错节,是一块是非之地。而由于其前任政令不畅,诉讼案子堆了很多,不能断决。<br> 独孤信到任后,很快处理了积案,赢得了人心。他又积极宣传礼仪教化,鼓励农业生产。几年的时间,人们就富足起来,还吸引了几万户的流民来归附。因为独孤信威名远扬,孝武帝逐赐信为其名。独孤如愿改名为独孤信。 风度弘雅、有奇谋大略的独孤信,镇守地势险要的陇右地区,声威远播邻国,也稳定了边疆。作为西魏的一代名将,他竭诚尽忠,武功文治,功勋卓著。<br>到了公元557年,宇文觉废掉魏帝,自立为王,是为北周。北周建立后,独孤信不仅没有被贬官,反而“迁太保、大宗伯,进封卫国公,邑万户。”成为威势显赫的北周“八柱国”之一。 然而,这些对独孤信来说都不算什么!叱咤风云的独孤信,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乃是因为他的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 独孤信影响历史走向数百年,是因为他是“天下第一岳父”。他的三个女儿获封皇后,而且分属三个不同的朝代。 当然,他也是“最牛外公”,一个外孙是王朝末代皇帝,另一个外孙是开国皇帝。<br>独孤信有七女六子,这些儿女,都遗传了他的优秀基因。尤其是女儿们,个个貌美如花。 <h5 style="text-align: right;">影视剧中独孤信的大女儿</h5> 1. 独孤信的大女儿,嫁的是北周的明帝宇文毓,那是宇文泰的长子。武成元年即公元559年,宇文毓即皇帝位,独孤信的大女儿被封为明敬皇后。可惜明敬皇后福薄,刚刚成为皇后才三个多月,就因病而逝,葬于昭陵,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h5 style="text-align: right;">影视剧中独孤信的四女儿</h5> 2. 独孤信的四女儿,名叫独孤毗罗,嫁给了一个叫李昞的贵族,生下一个叫李渊的儿子,建立了唐朝,成为“唐高祖”。后来,李渊将母亲追封为“元贞皇后”。而元贞皇后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奶奶。<br> <h5 style="text-align: right;">影视剧中独孤信的七女儿</h5> 3. 独孤信的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隋文帝杨坚,被封为文献皇后。隋文帝杨坚,本是北周的臣子,继承了父亲“随国公”的爵位,靠着独孤伽罗的帮助,最终取代北周,建立了隋朝。独孤伽罗比较强势,容不得杨坚半点出轨。有一次,杨坚临幸了一位宫女,恐丑事败露,遮掩不住,被独孤皇后知道后,当场就杀了那位宫女。气得杨坚离家出走,可后来还得乖乖回来服软。独孤伽罗和隋文帝,一共生了5个孩子。其中就有继承皇位的隋炀帝杨广。而杨广同唐高祖李渊一样,都得喊独孤信一声“姥爷”。<br>独孤信着实厉害,培养了三个皇后,三个女婿都分别是三个朝代的皇帝或太上皇。仅就唐朝289年的历史而言,其21位皇帝的身体里,都流淌着独孤家族的血液。无论是北周、隋朝还是唐朝,独孤氏家族始终屹立不倒,三代都是皇亲国戚。独孤信挑女婿的眼光一流,难怪被人们称为“最牛岳丈大人”,他当之无愧! 独孤信一生维系了西魏、北周、隋、唐四个朝代,纵观中国古代,独孤信这样不是皇帝却又权倾朝野、功勋赫赫无人能敌的风流人物也仅此一例而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纵是神勇如此的独孤信,也早已随着1500多年的历史灰飞烟灭了。可是令人神奇的却是他的这一枚小小的北朝石质开片印却完好地保存传承了下来,再度展现在世人面前供天下人瞻仰,令人思接千载遐想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