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究竟有几个相面

陈牮

有时，为了更多地占有资料，我只是将目光在字面飘过，按照内心设定的关键词快速浏览，就如刷一大堆公众号，偶尔才点开来看一看，不是我的菜，点开了也迅速过掉。 这样的搜索，效率固然高，但往往容易遗漏。还有，就是节奏容易被原文带走了。回头看看留下的笔记，才发现同一个人物出现了不同的相面，孰是孰非，一头雾水。 这是我在翻阅《诸暨史志》时常有的困惑。 一 一九四二年诸暨沦陷，继泌湖乡乡长何文隆组建乡抗日自卫队后，钱之棼等人也建立了明镜、朱公、姚江、大连四乡（大致就是今姚江镇的范围）自卫队，在诸北开展游击活动。为此，他被汪伪蔡廉部抓捕过，抗战胜利后又被国民党通缉过，尤其是第二次入狱，被诸暨乡绅营救后，国民党诸暨县党部马上告发，次日再投入狱。 此时，一个叫许仲凡的人物出现了，他是诸暨人，在浙江保安司令竺鸣涛那里做家庭医生，与钱弟（名昂青，解放前夕曾掩护著名作家冯雪峰，隐蔽在自己住所一月余，躲过敌人疯狂的搜捕）一起贿赂竺妻，八个月后把钱之棼救了出来（见黄平《民主人士钱之棼》）。 而在陈振的《鲜血染红兆麻坝——记齐村惨案》中，许氏却成了另一副“嘴脸”。一九四三年底，地处璜山的金萧支队诸南办事处开办三北盐场，以避免当地官绅盘剥百姓，同时也解决部队给养，“盐场经理许仲凡（地痞——系原注）为此伤透了脑筋”，跑到县党部书记长家里告状，得到满意答复后，“许仲凡脸上立即露出一丝奸笑”，而书记长的“反动主子”正是竺鸣涛。解放后，许氏因参与制造“齐村惨案”被判刑。 二 方志超在诸暨，算不得众人皆知，但影响确实比许氏大多了。 孙殿伟（曾任中新社广西分社社长）《方志超》一文说，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下野后，“身为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上海《大众夜报》社社长的方志超，积极投入了争取上海和平解放的事业”。报人自有报人的视角，“他认为蒋介石的‘下野’是假的，实权还在蒋的手里，他不会允许和谈成功，内战终将继续”。所以，“他以《大众夜报》为阵地，竭力鼓吹上海局部和平的主张”，为此，他被胁迫过、软禁过，最后被关进秘密监狱，自是，“《大众夜报》的版面完全改变了，充斥着赤裸裸地谩骂共产党、解放军的反动消息和文章。而恶毒的是报头上的发行人的名字却依然印着‘方志超’”。 不是说敌人的敌人，应当是我们的朋友吗？ 一位叫杨源时的革命者（从他的另一篇文章知道，他曾于一九三八年受中共丽水特委派遣，从遂昌来诸暨工作），看到孙殿伟此文后，专门写了一篇《方志超在嵊县》，称“对于方志超的后半生，我不了解情况。但是1940年他任嵊县县长时，镇压嵊县饥民请愿的情况，我是了解的”，其时，杨已奉调担任中共嵊县中心县委书记。文章指出，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嵊县县长方志超等“运用手里的权力和枪杆子，武装走私，发国难财”；一九四〇年发生粮荒后，对各界人士千百封信置之不理；饥民请愿，下令开枪镇压。后经媒体曝光，省府惩治了奸商，调拨了粮食，还查办了定海、镇海两县长，但方志超不但保住了职位，还一路升至立法委员，“我手头没有材料，不敢妄说。只记得……有舆论说，他一直受到宣铁吾的庇护”。 对此，学者王文圣专门写过《现代诸暨历史人物方志超及其评价》，提出一些事实和看法：粮荒事件固有责任，但坚持抗战也有贡献；所谓经济问题含含糊糊，经不起推敲；粮荒中的错误解放后作过交代和检查，甚至死后这种追逼又落到其妻身上，一旦有人替他说句公道话（指孙殿伟文），就把四十多年前的的老账又翻出来，难道“旧怨永不能释”吗？ 这种尴尬，从濮乾远先生《陶山草堂随笔》里也可以看出来。他跟方志超是郎舅关系，完全可以写个完整的传记，却敲打成碎片，分散在短小的笔记里，只说他任过浙大教授，著有《全民政治》一书，蒋梦麟作序，谭延闿、胡汉民等题词；郁达夫曾赠以所书中堂一幅、楹联一副，被某干部借去展览而不再奉还；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司令刘建绪赏识之，荐于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乃有嵊县县长之任；又因全国缉私署署长宣铁吾引荐，曾赴重庆觐见蒋介石，等等（就这，为方便表述，我已经拼凑了一番）。 我读濮先生《随笔》，最大的感受是，如林黛玉进贾府，“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 三 杨家楼人杨步飞，“百度百科”倒是有较为详实的履历介绍，最显赫的，当为黄埔军校一期生吧？ 杨光在《名中医杨则民烈士》一文里说道：“1934年7月，杨则民受同学杨步飞的一再邀请，到河北保定去当他的私人秘书兼保健医生，当时杨步飞是参加过上海‘一·二八’著名抗日战役的十九路军改编的61师师长。”因为杨则民无意军旅，一再要求后得以南归，但他还是“劝说杨步飞多为家乡作些善举，建义仓、办义学，以造福桑梓”。于是，杨步飞老家杨家楼有了“南屏社仓”——“供杨氏族人青黄不接时低息借贷”；有了南屏完全小学，“南屏小学不但教学质量后来居上，且成为诸暨西乡抗日救亡活动的基地之一”。可惜，因日寇窜陷诸暨，这所小学毁于兵火。 而蒋培在《翁国华被暗杀经过》一文里，是这么说的杨步飞：系“原国民党师长，1937年‘八·一三’抗战，上海大场失守，被撤职回家。三年后，他“将‘（诸暨）西南自卫委员会’指挥的部队改为‘忠义救国论独立支队’，由章西夫任支队长。该部到处游劫，设卡收税，向乡保派款派粮，敲诈勒索”，作为东乡人的翁国华，“认为杨步飞是章西夫的幕后指挥者，章部侵占东乡是杨步飞扩大势力”。由此，双方产生了一系列矛盾，直至将翁伏击射杀。 跟杨源时一样，顾春林也于一九三八年，从云和县调诸暨工作。其《在诸暨县江东区署》一文曰：“诸暨县旧势力很大，在国民党里做大官的，特别是国民党军队里当师长、军长的很多，乡政权大多控制在地方阶级手里……如离江东区属不远处有一个南屏乡（杨家楼）是国民党师长杨步飞的老家，在这个村子，许多政府法令就行不通，我们称之为‘租界’。” 杨步飞的结局，我只在永新兄那里听说过，惨不忍闻。此事于兄肯定是芒刺在背、如鲠在喉，我们就期待他的雄文吧。 历史人物岂是非黑即白，非君子即小人的？王瑞来先生说过：“其实人性复杂，在黑白之间，往往存留着一条宽阔的灰色地带。”人性善恶姑且不论，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衷告：“好人坏人的简单判断，无须学者的智力。”再深一层，就是“判断对错的道德议论并不是历史学所承载的主要使命。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这是研究历史人物时所当秉持的尺度”。 我的笔记本上还有这么一条记录：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诸暨解放，次日，县政府发布第一号布告，各项工作自然千头万绪，接管机关、学校、医院、邮局，召开各种会议……即便如此，首任县长周芝山还是“亲自拜访了著名人士余铁珊等”。 我不知道杨源时有没有在这个时期接见过类似人物，即便没有，对这样的政策应该是熟识的。可是，后来余铁珊还是成了杨源时笔下的“诸暨大地主、大士绅”（另文再述）。 联系顾春林笔下的杨步飞，这显然是一个“时代特征”——亲不亲，阶级分。 原来，历史人物还有一会儿黑、一会儿白的。想变白自然会使劲地刷，想变黑怎能是使劲地抹？ 于是，我在旁注曰：“历史的坏记性。”当时并非细究，现在想来，大概是要表达——个人说错了话，事小；若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后果就严重了——之意。 【附记】文章写完后，又在《山下湖镇志·大事记》读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詹家峧村詹燕堂与山下湖村詹天佐等人发起建造龙山高级小学。詹燕堂是文化人，否则不可能出任忠义中学校董。《鲤峰诗钞》有杨鉴吾《癸未（1943）春詹燕堂先生盛宴相款志谢》诗，詹氏步原韵以应：“高门久仰卅年前，难得关西（杨氏发源地）不爱钱。曾向诸侯称上客，环堵（睹）四壁仍萧然。大贤高躅下荒村，从此文光焕里门。羡煞春风诸子弟，龟山学术证证心源。”而《镇志》第十二编“军事”部分又录《詹家峧缴枪记》，说的是抗战胜利前夕，驻尚山村的诸北自卫队获悉“大地主”詹燕堂还有一支短枪暗藏家中（另一支上交金萧支队诸暨办事处）。因自卫队刚成立，武器弹药紧缺，于是派一班长去“执行任务”，事先商定“先礼后兵”。一进门，讲了一番道理，并声明系借用，抗战结束后归还。“燕堂地主十分狡猾地回答：‘金萧支队英勇抗日，才使我们尚能安身。抵抗日寇，人人有责，本人已将一支德造三号木壳，早交给办事处马主任（即马青），还有收条为凭。’只字不提还藏有一支勃克宁枪”，就这么僵持了近一个小时。说来也巧，此时这位班长的木壳枪走火了，“这一意想不到的枪声，燕堂地主吓得脸色铁青，全身发抖，连声说：‘有、有，你不要开枪！’”这回，干脆连收条也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