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东为斯诺半伸冤 ——辨析巴边文章及有关《红星照耀中国》 （西行漫记）中文版翻译的一个错误

德华

立东为斯诺半伸冤

——辨析巴边文章及有关《红星照耀中国》

（西行漫记）中文版翻译的一个错误

胡立东撰文

2023年12月23日（修订稿）

（前注：立东原创文章，欢迎平面、网络媒体和个人引用、转载、转发。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读书”1980年11期刊登署名巴边落款1980年7月15日的文章《把报道作品和历史著作区别开来》，这篇43年前的文章至今整体来看是一篇学术性很强的好文章（全文附后）。

巴边指出了斯诺著作中的一些问题，其中特别举例，原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被错译成付锦魁的问题，详细请参阅立东文章《立东不识巴边，缘何巴边43年前说“立东告知”——与斯诺重要相关红军外交官姓名错译及更正的奇特故事》。

1936年7月8日至10月19日，受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直接委派和领导，胡金魁接待并全程陪同了斯诺首次对陕甘宁红军的访问。斯诺记述，访问还没结束，他与胡金魁已经成为好朋友。斯诺在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和195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红色中华散记》两部著作中有十几处记述了胡金魁从头到尾陪同他访问的各种生动的情况。斯诺为胡金魁拍摄了单人照片，并留下与胡金魁等三人骑马的合影，皆载入《红星照耀中国》。
图 斯诺1936年访问陕甘宁红军时头戴红军帽照片的画像。立东作于2021年。原载《画说那时红星闪耀》画集。 图 原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1936年7月在保安，斯诺拍摄。原载《红星照耀中国》。 图 原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中）与斯诺（右）1936年8月22日于宁夏豫旺堡彭德怀司令部附近骑马访问红军途中合影。（左位尚待确认）。原载《红星照耀中国》。 然而，巴边文章里有一段话是“半冤枉”了斯诺的：“甚至有这样的事：《西行漫记》中说刘志丹同志只有一个男孩，有人看了怀疑志丹同志的女儿刘力真同志不是他的孩子。其实，《西行漫记》不是一部精确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长篇的访问报道作品。” 图 刘志丹照片画像。立东作于2021年。原载《画说那时红星闪耀》画集。 图 刘志丹夫人同桂荣照片画像。立东作于2022年。原载《画说那时红星闪耀》画集。 图 刘志丹夫人同桂荣画像照片，右为刘志丹女儿刘力贞，外表非常符合斯诺英文的描述。1936年斯诺摄于保安。 立东认为从历史研究、翻译学术等方面看，实在有必要对上面巴边半冤枉斯诺的这段话作些分析，为斯诺“半伸冤”。

因受到斯诺英文原著版本修订变化，与中文翻译版本在近四、五十年里出现了与斯诺勘误后的新版互不相符的状态影响，使得此文写作经历了比较曲折复杂的过程。

2023年11月22日，立东查核了手中的一个英文版里面写的是“girl（女孩）”，因此自然而然推想斯诺其它版本的原著不会错写成“boy（男孩）”,故写出初稿《立东为斯诺伸冤——辨析巴边文章及有关《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中文版翻译的一个错误》，批评了巴边让斯诺背了中文翻译“男孩”错误的黑锅。

然而，近日灵光乍现似地，立东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势，作出逆向思考，何不再查核手头斯诺的英文首版和其它英文版本一探究竟，结果发现颠覆性的情况，英文首版里确实错写着“boy（男孩）”。因此迅即修改11月22日的初稿，成现在的新版《立东为斯诺半伸冤——辨析巴边文章及有关《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中文版翻译的一个错误》。

下面细谈为什么新版标题加个“半”字，以及其它有关意见。

为何说巴边“半冤枉”斯诺？因为巴边指责斯诺是半对半错。

为何要为斯诺“半平反”？因为斯诺英文首版的确写错。但后来更正了错误，所以要为斯诺更正了错误这一半作平反，作澄清。不能让斯诺一直背着错写，甚至中文错译的全部黑锅。

巴边指责斯诺的错写，是巴边对的一半；而斯诺更正了错误，巴边却没有赞扬，甚至忽略了斯诺后续的勘误，这是巴边对斯诺指责不完全得当的错的一半。所以巴边指责斯诺半对半错。

总之，立东写此文是为了追索相关历史事实真相，尽可能对中、英文版历史演变的客观事实作出全面、准确的呈现，作出公正分析，就后人对斯诺存在的一些误解，或一些不完全正确的表述，提供更准确恰当的解释和理解。特别是要还斯诺更正了错误一个公道，相信巴边看了此文也会同意其中的公正性。

分析一，斯诺是1972年去世的，由此作简单逻辑分析推理，斯诺对《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的一些堪误，包括更正错写的“boy（男孩）”为正确的“girl（女孩）”，必然都早于1972年他去世的时间。换言之，1980年巴边指出的这个错误，斯诺必早在1972年去世前就已经做出了更正。

分析二，巴边指出斯诺这个错误，是在斯诺去世后8年。难以理解的是，从事专业翻译工作的巴边为什么在8年时间里都没有看到过斯诺堪误的英文新版？如果巴边看到，定不会这样写文章指责斯诺了。

立东查核了自己收藏的英文《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首版、1946、1978和1984年4个版本，发现1937年首版和1946年版皆错为“boy（男孩）”。而1978年和1984年英文版本，都已更正为“girl（女孩）”。由此可断，自1978年之后的英文版全都已更正为“girl（女孩）”。遗憾的一点是立东没有八十六年以来所有的英文版，故暂无法确定在1972年斯诺去世前，最早于何时，于何版本更正的此错误。
立东注：以上2图是立东查核自己珍藏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英文首版封面、及第215页，上错写为“boy（男孩）”。 立东注：
1，以上3图是立东查核自己收藏的1978年英文版封面、出版信息、及第245页，斯诺已经更正为“girl（女孩）”。

2，此书来之有趣。1979年初文革还未结束，立东到北京见到美国朋友巴尔地摩太阳报驻中国（北京）首席记者伍卓夫正在手不释卷地阅读此书，告诉他书里“Fu Chinkuei”是立东的父亲胡金魁，作为外交部招待处长于1936年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诺访问了陕甘宁红军，他听后惊奇地停止了阅读，并兴奋地一定要把书送給了立东。

3，他带着些歉意地笑着告诉立东，是他自己用红漆涂抹了封面两个人的脸，“怕引起不必要的政治麻烦”。立东当然完全理解。这两点红漆——伍卓夫——当时的场景——这本书，从此深深刻在立东的记忆里。

图 立东与伍卓夫80年代初于北京。为了1978年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始终记得并感谢他这位美国朋友。对立东而言，此书内涵有老爹胡金魁与斯诺87年前的那段传奇般的交往，自那时起，中美两国不同文化一些重要方面开始交融、人民之间互相理解的历史延续至今不断。 立东翻译上列1978年版本之出版信息：
1937年维克多·戈兰茨在英国首版；1938年在美国出版
1968年维克多·戈兰茨在英国出版修订版
1972年鹈鹕图书出版进一步修订版
1973年、1977年、1978年重印

分析三，据以上版本信息，可知1972年斯诺去世之前作出最后的修订，于当年被鹈鹕图书出版，而后续所有英文版本都是1972年最后的修订版的重印，包括上列立东自己收藏的1978年版本在内。据此又可分析判断，或早在1968年甚至更早，或最迟在1972年，英文版已被斯诺更正为“girl（女孩）”。

分析四，作为出版社的专业翻译工作者巴边，为什么从1972年到他1980年写文章之时，在8年时间里，看不到斯诺已经修订的1972年版以及重印了三次的1973、1977、1978共四个新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
立东注：2023年12月22日朋友资深记者刘力群查核1938年复社胡愈之等人翻译首版中文《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发给立东第258页，上面中文错译为男性“他”。 分析五，1938年复社中文首版按斯诺英文首版错写的英文“boy”而翻译成中文“他”，无可厚非。但直至今天《红星照耀中国》多数中文版本都还在延续同样的“男孩”的错误翻译，就很难说得通了。这说明，中国多数出版社及翻译工作者对1972年斯诺最后一次修订《红星照耀中国》新的英文版，及其后来多次重印的新版都缺乏敏感性，或后续翻译只是依葫芦画瓢地连带错误照抄前版，致使越来越多新的中文翻译版与斯诺勘误的英文版统统脱钩失联，因而出现中、英文版中“男孩”、“girl（女孩）”截然相反，互不相符、矛盾对立、令人难解的怪诞状况。 立东注：2023年12月22日妹子小君查核她珍藏的1979年三联出版社出版的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发给立东封面、有老爹胡金魁亲笔签字“給小五 胡金魁 80.11.17”和斯诺第二任夫人洛伊斯签字的扉页、出版信息、以及第187页，上面错译为“男孩”。 图1936年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的原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时任湖北省委统战部长兼湖北省人大副主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于1982年2月28日，在武汉与参加中国首次纪念斯诺研讨会的斯诺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握手。洛伊斯身后高个露半个头的是斯诺女婿彼得•恩特尔。胡立东摄。 立东注：这是老爹胡金魁最后一次参与与斯诺有关的外交活动，当时已身患重病，但仍为了在那狼烟四起民族危亡之际，曾经生死与共并肩策马驰骋陕甘宁长达三个多月的老朋友斯诺的那份情感，兴奋地从医院前往会场并坚持参加了全程活动，数月之后如烛尽燃。

1982年2月28日会后，洛伊斯与胡金魁亲属见面时，为妹子小君在1979年三联出版社出版的《西行漫记》这本书的扉页上签字“为了友谊 洛伊斯.惠勒.斯诺 1982年2月28日”。此为中美民间交流，民间友谊叠代延续的一个真实记录和珍贵的物证。
立东注： 以上3图是袁西玲2023年12月22日查核并发给立东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封面、版本信息、第211页，上面仍然错译为“男孩”。距离1972年斯诺去世前更正此错误，起码已过去44年。这么长时间仍然保持这个错误翻译就很难使人理解了。 分析六，而至2023年的今天，立东可以说不少中国出版社和翻译们，以及中国研究斯诺的主流学者们，对斯诺1972年之前更正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新版，或无知，或漠视，或麻木地熟视无睹了起码已有51年。换言之，中国学界对斯诺勘误的新版脱钩了51年。而即使在1980年写文指责斯诺错写的巴边，其实也是脱钩者之一，他与斯诺勘误的英文新版脱钩了8年。否则，相信他不至于在文中那么盲目一味地指责斯诺。

分析七，刘力群看到本文初稿后，还发给立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方准、梁民译《红星照耀中国》，里面正确译为“女孩”。说明这二位译者定是按照斯诺堪误后的新版本翻译的。这也就说明在中国还是可以看到斯诺勘误的英文新版的。更清楚地说明后续的中文版是否能够正确翻译，还是继续错译，完全取决于中国的出版社和译者们关不关心，重不重视斯诺勘误的英文新版而已。而继续的错译当然与斯诺不再有关。另外，遗憾的是，河北这个版本里面，1936年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诺访问的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的名字仍然错译为付锦魁没有得到更正。当然，这是由于斯诺原文中错记胡金魁的英文名字“Fu Chinkuei”还没有更正的原因。
立东注： 2023年12月22日刘力群查核发给立东1992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红星照耀中国》封面、版本信息、第167页正确翻译“女孩”。 立东注： 1992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红星照耀中国》仍然把胡金魁名字错译为“付锦魁”。希望今后的中文版能够把错译的“付锦魁”更正为正确的胡金魁。 立东注：以上5图是朋友世界知名历史油画家沈嘉蔚2023年12月23日查核发给立东201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封面、版本信息1、版本信息2、第188页翻译为正确的“她（女孩）”、第43页正确注明“付锦魁：应为红军战士胡金魁”。这是立东迄今见到唯一对以往两个错译问题都作了正确翻译、正确校正注明的版本。这也是巴边文章提及的两个有关问题都有了正确答案的版本。该版“版本信息2”上面除了“胡愈之等译”之外没有其他新的译者名字，那么就应该特别感谢该版责任编辑胡晓。定是她以个人的高度的智慧和专业责任心对待并正确解决了这两个错译的问题，堪为今后此书中文版的典范模板！

胡晓负责编辑的2018年版完全吻合了斯诺勘误后的英文新版，与“girl（女孩）”之间不再有差别矛盾裂隙；更难得的是替斯诺校正注明了胡金魁的名字。立东以为胡晓是一个敢为人先，敢于担当，并勇于创新解决问题的伟大的编辑！
立东注：以上5图是2023年12月26日袁西玲查核发来“上海译文出版社”祁寿华主编，陈立青注释的2022年版《红星照耀中国》（导读注释版）（以下简称“上译祁、陈2022版）封面、版本信息、第517页“人名对照表”列有完全正确的“汉语拼音Hu Jinkui，中文胡金魁”、第63页“李长林注释（错误）”、第64页有关李长林的英文记述。

这是立东迄今看到年份最新的有关正确注释胡金魁中文及汉语拼音的版本，真诚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祁寿华主编，陈立青注释的这个版本！其实，斯诺所有英文版在最后都附有人名目录，但是除了“上译祁、陈2022版”之外，还没有见过那个中文版本包含了最后的人名目录。这么重要的细节内容基本都被中文出版社甩掉了，这是对待斯诺原著非常草率的做法。所以应该大大赞扬“上译祁、陈2022版”注释了斯诺原著最后的人名对照表！
不过，有必要指出“上译祁、陈2022版”63页对李长林注释为四川人是一个错误。早在2019年立东就指出过电影《红星照耀中国》编剧把湖南李长林错编为四川李长林。立东自己多年苦苦搜索过湖南李长林，但无结果，只能搜到四川的李长林。所以知道电影和“上译祁、陈2022版”可能都是基于同样的错误。

斯诺记述湖南李长林背景很详细。斯诺记述“第二天晨”老爹胡金魁和李长林陪同他从安塞前往保安的，所以立东对李长林的情况很熟悉。
“上译祁、陈2022版”第64页有湖南李长林的详细背景，Hunanese（湖南人），20年代入党，22年与邓发一起在香港搞过罢工，25年被组织派去说服贺龙，而且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一个资格很老的老红军。

而四川李长林是1933年入党，从未到过湖南，与贺龙没有交集。所以，四川李长林根本不是斯诺记述的湖南李长林。

把四川李长林混淆成湖南李长林，无形中在中、英文版本之间生生增加了一个与斯诺原著毫无关联的错误。所以，希望此文引起中国出版社和翻译们的注意，不要继续犯这个“湘李冠川李戴”的错误。

至于搜索不到湖南李长林，也查不到他的照片，就只能注明“湖南籍李长林具体情况待考证”。相信只要下功夫，根据斯诺记述的那么多条信息仔细地去查，查22年香港罢工，查27年南昌起义等等，总有一天会查清楚的。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斯诺的英文记述是“Li Chiang-lin”，与之对应的中文并不一定就是李长林，中文版李长林应该是音译。Li可能是李、黎、厉、栗、雷、赖；Chiang可能是长、常、昌、敞、江、疆、将，lin可能是林、霖、麟等，供参考。立东自己已试过成百上千次的组合，外加“湖南老红军”，遗憾一直没有结果。在获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之后，立东查核其中最早的1921-1922年部分，没有任何有关香港的信息。若组织出面去查核可能很容易查出Li Chiang-lin的结果。

写到此，虽不知最早更正为“girl（女孩）”的英文版本是1968年或是1972年，但答案对此文已无关至要（当然还会继续查核。也希望朋友们、读者们给与帮助），因为立东已通过对中、英文版本变化的历史客观事实作了尽可能的全面分析、研究、判断得出“斯诺于1972年去世前已作出勘误”，足可作为本文立论的关键核心要素。因此，对巴边1980年指责斯诺半对半错的这段公案则应该可以作一个了结了。

据1937年以来英文版本历史演变的客观事实，立东以为，至迟应该以1972年为分界线，在1972年斯诺最后一次勘误之前，英文错写“boy”以及中文错译“男孩”，责任在斯诺；但是，或早在1968年，或迟至1972年斯诺生前最后一次勘误，斯诺错写“boy（男孩）”的责任即应归零；而中文在1972年之后的继续错译“男孩”也就没有理由再苛责斯诺。这是不带偏袒任何一方秉持客观的公正分析和评判。

而由以上评判结案之逻辑，反观1972年斯诺最后一次勘误8年之后，巴边对已经作出勘误的斯诺进行指责，当然明显不能完全站得住脚，所以应判巴边半对半错，而立东为斯诺半伸冤，合情合理，且客观公正。

而在本文发表之后，中文版若再继续错译“男孩”，那该挨板子负全责的当然应该是中文的翻译及有关的中文出版社。

有关斯诺原著错记的“Fu Chinkuei”，希望今后中文版翻译能够统一更正为正确的“胡金魁”。或参照上列两个版本，一是参照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胡晓编辑的2018年版第43页注明正确名字应为胡金魁之范例作法；二是同时参照“上海译文出版社”祁寿华主编，陈立青注释的2022年版《红星照耀中国》（导读注释版）第517页“人名对照表”加注汉语拼音“Hu Jinkui”和中文“胡金魁”的范例做法，两下齐用当然是最好。

对斯诺原著错记胡金魁为“Fu Chinkuei”，巴边在他1980年的文章里已经明确指出过了（详请见附后的巴边的文章里标记为红色的第二部分文字），而且当时巴边所在的“人民出版社”1980年后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文新版里面已经更正为胡金魁。为此，立东由衷地感谢巴边。

当然，立东更希望如有可能，英国Victor Gollancz出版社和Pelican Book（鹈鹕图书），美国Penguin Books Ltd（企鹅图书有限公司），还有美国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等等许多出版社的朋友们将来再版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和《红色中华散记》两部英文原著时，对其中已经长达87年错记的“Fu Chinkuei”，都一劳永逸地更正为“Hu Jinkui”。

为中国专业翻译者们及有关的出版社提出建议，应该及时跟进外国著作的更新版本。如《红星照耀中国》这么重要的著作，51年前，甚至53年前已有勘误更新的版本，主流出版社的中文版本至今并不是全部都对应了正确的英文的翻译，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在出现中、英文版几十年长期脱钩失联互相矛盾的状态之外，由以上列举的1992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正确的翻译版本之后，明显又出现了中文翻译正确版本与中文翻译错误版本之间的互相矛盾的状态，如此中、英文版矛盾；中、中文版矛盾的混乱的局面应该停止了。

而要做到中、英文版重新挂钩，消除中、英文版本之间的矛盾并不难，一是尽快停止一切照抄胡愈之、董乐山含有错误内容的旧版行为；二是全都按照人民教育出版社胡晓编辑做的2018年版本即可解决混乱局面。当然，如果能更加精细地、正确地翻译斯诺1972年之后的新版本则更好。

希望广大读者中有能力的，精心阅读斯诺1972年后的英文原著，对比中文版，发现并指出更多的问题，使斯诺原著中还存在的问题尽早得到解决；使斯诺的原著因中文版错译而掩盖的光芒得以完全地闪耀。

最后，非常感谢诸朋友沈嘉蔚、高敏娜、刘力群、袁西玲，并妹子小君对此文提供的宝贵帮助！


附巴边的文章

网址：
https://m.fx361.cc/news/1980/0715/3958023.html

读书1980年11期

把报道作品和历史著作区别开来

1980-7-15

巴边

关于《西行漫记》答问

许多读者读了《西行漫记》之后，对书中叙述的某些具体情节与党史著作不相一致，觉得不好理解，来信要求解释。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供读者参考。——编者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今年初出版了新译本，具有广泛的影响。许多同志表示，要不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这部在全世界风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名著，中国读者是无缘得读的。

《西行漫记》之可贵，主要在于它在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未久，就能不抱成见，比较真实地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诽谤。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很重视斯诺的这次采访，许多老同志亲自与斯诺晤谈，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用十几个晚上的时间与斯诺连续谈话，追忆生平，使这本书大为生色。但是，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把这本曾经起过历史作用的著作重新翻译出版，也往往在一些同志中间造成一种误解：以为这是一部可靠的党的历史著作。有的同志认为，既然书中有不少具体情节是老同志口述的，就是最可靠的史料，可以把它当作“信史”看。甚至有这样的事：《西行漫记》中说刘志丹同志只有一个男孩，有人看了怀疑志丹同志的女儿刘力真同志不是他的孩子。其实，《西行漫记》不是一部精确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长篇的访问报道作品。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一位正直的美国朋友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同情，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我们说这部著作具有“真实性”，是说斯诺在写作时不怀偏见，如实地介绍了我党、红军和边区人民各方面的情况。而不是指书中所论述的一切事件、人物在细节上全都准确无讹，因为它毕竟不是一部经过精密推敲的学术著作。谈话人是即席发言，并未查证资料(也无法查证)，不可避免地会有种种讹误。

这一点，中译本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曾经有所交代。我们拿英文本来对照，可以看出中译本已经在一些明显的地方作了改变。例如，原书第十篇第四章《关于朱德》，英文本中关于朱德同志生平的叙述有些错误，以后各版也都照印未改。现在的中译本用的是斯诺在一九三八年复社中文版中自己订正过的文字，就比英文原本来得准确。又如在第一篇第三节《汉代青铜》中，提到曾经在西安接引斯诺的一位地下工作同志“王牧师”，译者加注说明这就是董健吾同志。斯诺在《西行漫记》英文修订本中，曾加注说明王牧师为王化人同志，其实不确。现在用译者注形式更正这一史实，是恰当的。其他如对党的六大日期的改正，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生平中某些史实的更正，看来也都是必要的。

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出版本书中译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实出入都更正过来。现在看来，原书中还存在的事实出入不在少数。这些事实出入大致包括这几方面：

比较多的是斯诺把当时一些没有根据的传闻写入本书，或者由于他不熟悉边区情况而误记人名、地名、部队番号，现在看来完全失实。如在第六篇第一章《陕西苏区：开创时期》中，讲到一九三五年陕北的错误肃反时说：“八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轻人……这位张先生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个钦差大臣。”“张先生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据有关老同志告知：这里说的张敬佛，当指张庆孚同志。张庆孚同志是一九三五年春天，由上海来到陕甘苏区的。在当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的错误肃反中，他不仅没有参加其领导工作，反而是被作为“肃反对象”被捕的。后来，毛主席到了陕北，纠正了错误的肃反，他才和许多无辜的老同志一起得救。

又如插图第十面上有一张六位同志合摄的照片，据斯诺原注，这六位同志是：左权、彭德怀、聂荣臻、陈赓、邓华、聂鹤亭(左起)。据当时任一军团训练科长的孙毅同志回忆：这张照片是一九三六年秋天一军团在预旺堡实施连攻防演习后照的，照片上的邓华应为孙毅。其他同志也有类似回忆。

斯诺有时为了便于外国读者了解情况，在记述某些历史材料时根据自己理解加了一些注释，其中误传之处也不少。如在记述毛泽东同志关于党成立情况的谈话时，在一届中央委员施存统后注明“现为南京官员”。据了解，在一九三六、三七年间，施并未在南京，也没当官员。此注当属失实。

关于日期、部队番号、职务的错误，数量可能多些。曾参加井冈山时期战斗的刘型同志，最近热心地核查了书中的某些史实，据他告知，单在第四至第八篇中他就发现了十来处错误。例如说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已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应为“团长”；“平江起义”后组织了红军“五军团”，实系“三军团”；一九二九年陈毅同志任“第三军政委”，实系“第三军二纵队政委”；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打败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企图的应是第四军而非第一军，等等。

另一类常见的史实错误是由于反复传译造成的。斯诺去陕北时，汉语还不熟练，一系列人名、地名要从汉语译成英语，现在又从英语译回汉语，加上当时叙述、翻译者的方言、口音，难免出错。一九三八年的复社版中译本和现在这个中译本的译者看来都为解决这个问题花过不少工夫，但还不能一一全查清楚。在本书第二、三篇中，斯诺生动地记述了一位曾经陪他去保安的“傅锦魁”同志，书前并且刊印了他的照片。据李一氓同志和胡立东同志告知，这个译名是“胡金魁”之误。胡金魁同志当时任外交部招待处处长，现任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长。第七篇第三章提到一位兵工厂厂长“何锡阳”同志，实系“郝希英”之误。他后来曾在四川工作。又如记述毛泽东同志关于秋收起义战士来源的回忆时，说其中包括“汉阳矿工”，显系“安源矿工”之误。

除了上述两类之外，我们也不能不指出，书中还有一些失实之处是有的老同志在叙述往事时一时记忆之误。在当时戎马倥偬之际，很多史实不能核查，单凭回忆，难免不确。例如，毛泽东同志回忆一大情况时，说一大代表为十二人。但据其他同志回忆并据最近的研究①，当为十三人。刘型同志最近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讲秋收起义的几个团的来源时，有不少地方可能记错。当时的第一团来源是叶挺同志建议成立的警卫团，成员来自各地不能立足的农民、学生暴动分子，一部分安源矿工(约一连)，武汉失业工人，以及十二师的一部分老兵，并非如书中所说仅由“汉阳(当系安源)矿工”组成。第二团是一部分安源矿工和一部分永新、醴陵、萍乡农民暴动分子所组成，而书中只写“由平江、浏阳、醴陵和湖南其他两县的部分农民赤卫队组成”。第三团成员包括浏阳、乎江农民自卫军和岳南两县部分农民梭标赤卫队，第一团还补充了三团一个营，书上却写“第三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武汉警卫团的一部分”。

在三联书店出版《西行漫记》的同时，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当时毛泽东同志与斯诺谈话时担任口译的吴黎平同志编校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对照之下，书中辑自《西行漫记》的论述，在史实上有不少订正。当初亲历《西行漫记》中所述斗争的老同志，能够根据个人掌握的确凿材料，写文章提供情况，订正《西行漫记》中一些误传、误记之处，对改正《西行漫记》的传闻失实之处，是很有意义的。《西行漫记》只是一个友好的外国记者根据采访而写出的一本报告文学作品，在当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这一点是很好的，但它不是一部历史著作，更不是一部正式的党史著作，这一点也是必须十分明确的。

① 见《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一期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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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东的翻译：

在保安，我见到了他的遗孀和孩子，一个六岁的漂亮小女孩。红军为她量身定制了特殊的军服；她扎着一条军官的皮腰带，她的帽子上有一个红星。她是那里每个人的偶像。小刘举止表现出她就像一位陆军元帅一样，她对她的那位“土匪”父亲感到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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