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奇人卫聚贤

野火

卫聚贤（1899—1989），字怀彬，号卫大法师，万荣县皇甫乡北吴村人，考古学家、史学家。他早年经历坎坷但矢志求学，曾受业于清华大学国学院，后在考古学、史学、银行界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20世纪30年代，有位记者曾这样描述他：“著作等身，外貌却像商人；山西人，却创办了‘吴越史地研究会’；研究国故，思想却开放；外貌粗鲁，却写得一手精细文章；古史专家，却是商科学校出身；头衔是学者，却在银行服务。”

1926年，啥文凭也没有的卫聚贤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了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关门弟子”。同学们都看不起这个“土得掉渣”的同窗，因为他没有专业学过其他课程，凭着幼年跟随继父管理账目、精通算盘的粗浅功夫，用统计的方法研究历史，被同学们嘲讽他说研究院来了一个“商人”。卫聚贤可能受山西经商环境和自小家庭因素的影响，也确实有经商的意识。上小学的时候，他就编辑出版杂志，自费印刷书籍，继父不给他学费，不让他读书，他就自己跑到太原，不仅学费都是自筹的，而且还买了当时应该是价格不菲的自行车。在山西商专上学的时候，居然与人合伙开班了一个私立的兴贤大学。重庆解放的时候，他有一座聚贤楼，养着100多名印刷工人，还把自己收藏的一万八千多件珍贵文物都捐给了国家。作为一个普通学者、文人，肯定办不到，所以当年同学们说他是“商人”，也应该是在理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商人”，却在大学期间就得到了王国维、梁启超的高度评价，成为那一届学生中的佼佼者。1933年，他出版了《中国考古小史》，这是中国第一部考古学史著作，直接奠定了卫聚贤中华民国考古第一人的历史地位。他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可以列举出许多：他是田野考古开创时期的参加者之一；他写出晋商研究的第一本著作；他最早对中国的考古学史做了研究；他是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开拓者、倡议者，良渚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挖掘，他是源头；他首倡汉字字源研究，开了近代谈文说字著作的先河；他的许多研究成果，被称为“第一个提出”“最早提出”；在考古上，他最大的贡献是吴越文化的发现和巴蜀文化的挖掘，过去的考古基本在河南殷墟和周口一带，江南被认为是“化外之地”，卫聚贤坚定地认为吴越文化的存在，并展开深入的考古论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吴越文化最大的推进者。巴蜀地区在学者眼里就是荒蛮、落后，毫无文化可言。抗战时期，卫聚贤作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审计科科长，辗转来到重庆，和郭沫若等人迅即成立“巴蜀史地研究会”，并在巴蜀挖掘出汉墓等，与诸多学者展开激烈论战。重庆得名“双重喜庆”说的首提者，也是卫聚贤。1941年，卫聚贤在《说文越看·巴蜀文化专号》上刊登《汉代的重庆》一文，文中写到：“重庆是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八月，即西历一一八九年，距今七百五十一年时，由恭州改的。因为宋光宗初封在恭州为恭王，于孝宗淳熙十六年二月即帝位，因于斯年八月改恭州为重庆府，他是以封为恭王就可以庆了，由恭王而即帝位，可谓为重庆了。”后来这个解释得到了学术圈的认可，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在学术界，卫聚贤是公认的“怪人”，他又很多离经叛道的惊人之语，荒诞不经，因此不被主流考古界认同。比如他认为墨子、老子是印度人，《山海经》是战国中期“印度婆罗门教徒到中国游历的记录”；他认为扁鹊的医术来源于印度；他说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和澳洲，秘鲁土著人是南宋人的后裔。他引用大量史料论证东晋高僧法显和尚到过美洲。他说：“李白在美洲吸烟有瘾，回到中国无烟草可吸，瘾发了，所以才有‘相思如烟草’的诗句”。他还认为殷遗民、孔子、张衡、杨贵妃都到过美洲。发现夏县西阴遗址的考古大家李济虽然对卫聚贤出版的《中国考古小史》评价甚高，还作了序，但卫聚贤虽然说李济是他的老师，但李济却不承认卫聚贤是他的学生。然而事实证明，他当年的很多“胡说”现在都得到了证明。
卫聚贤更加传奇的经历，是以76岁的高龄，自制木船，横渡太平洋。卫聚贤固执地认为，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大陆，他写了250万字的著作加以论证。因为仍然不能让人信服，他便决定亲身实践。1974年，他组织一批追随者，乘坐仿照广州出土的汉代船型所制造的太极号木船，不借助任何现代化仪器装备，携带仿汉代食品，从香港起锚要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一直行驶到离南美洲西海岸几百公里处失事，被木船后面跟随的现代化大船救援。据说，失事的原因是木船用了现代油漆，没有用中国古代油漆。这次实验虽然失败了，但卫聚贤并没有放弃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观点，继续在写文章，发表演讲。

受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的影响，1927年春，返乡进行考古调查，于孤山周围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随后他撰写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经过和见解》发表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四号上，从此在万泉孤山周围开始了颇有意义的考古活动。

1930年10月30日—11月8日，卫聚贤和董光忠、张蔚然（两人此前都曾在史语所考古组任职）以山西公立图书馆的名义，在万泉西杜村阎子疙瘩进行发掘，卫聚贤先生的 《汉汾阴后土祠遗址的发现》和董光忠的发掘报告详细记载汉汾阴后土祠遗址的研究与发掘。经过发掘，得到了铜五铢钱、铁刀、铁钉、陶壶、陶釜、陶温器等古物，有“千秋万岁”砖、几何纹砖，“宫宜子孙”“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等瓦当以及大瓦等文物。通过发掘出土物及其他考证，卫先生认为此地当为汉汾阴后土祠的所在地，而后土祠的前身即为介子推祠。（2004年，经北京大学历史学家李零先生考证，此地当为汉武帝行宫）。1931年4月1日—5月15日在万泉荆村瓦渣斜遗址进行发掘，这次发掘报告由董光忠书写并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所办重要刊物《师大月刊》上。荆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意义非常重大，这次除了发现大量的陶制生活用品之外，还发现了陶埙这一先民生活的乐器，至今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品中仍能看到在荆村出土的陶埙。陶埙出土的荆村仰韶文化遗址之发掘，标志着万荣考古学家卫聚贤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卫聚贤曾经短暂工作于北京文物局，但最终选择离开赴香港，后到台湾辅仁大学任教。1989年11月16日，在台北新竹家中去世，陈立夫送别，送两千台币丧礼。生前，其女卫零曾去台湾探望，卫聚贤提出“死后要回老家”。去世后其子著名钱币学家卫月望捡回几块父亲的遗骨埋在了万荣的北吴村。

封面照片为卫聚贤与郭沫若在研究汉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