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gyi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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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术学院学生的批林批孔

1972年根据江青的指示精神，西安美院和西安音院两所艺术高院降级合并成为陕西省艺术学校，自文革以来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第二年，我从插队的陕北延川县考入西安美院。当时仍然是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合并，但改名为陕西省艺术学院。然后，陕西省艺术学院又分开成西安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真够折腾的。说是考入，名副其实。那年延安地区有考生300名，通过素描和语文考试只录取了五名，北京知青占了三名。

文革动乱后高校已经多年没有招生，经历了蹉跎岁月的老师们都憋足了劲儿，他们摩拳擦掌要好好教出一批学生。而我们这些失学多年来自工农战线的学生呢——这么说吧，我们之前是没断了幻想：扛着锄头走在山田间时仰头望天；收工时走在夕阳下那个念头更强烈：什么时候能再进学校读一读书啊？到现在，人们一说起当时那批工农兵大学生，多少都带着不屑。但是说句公道话，其时的大学老师真是倾尽全力，掏出心来教学生的。而学生们也如久旱的禾苗吸允（知识的）甘露。校园里的师生关系和教学氛围从来、也再没有那么的纯粹过。



入校不久，不知怎地我竟被任命为学校的团委付书记，可能是我在学生中年龄较大，想一想真是的啊，文革开始时我们上初中二年级，折腾了几年就下乡插队，如今一晃已过去七年之久啦，二来可能是因为我在农村已被发展入党。

一天晚饭后，系里的辅导员老师找到我，笑容满面地说，学院领导经过研究任命你为学院的团委付书记，团委正书记是由专职的老师担任。我吓了一跳，忽然间我就成了学生里最大的“官”了。

上学没多久就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美术学院的学生发挥特长，校园里除了横一条竖一条的标语，就是糊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幅小幅的漫画、招贴画。比如：把两只粗大的连着小臂的拳头画成“锤头”，与拳头的比例看，“孔老二”和“林秃子”就像两只小小的苍蝇蚊子，在人民的铁锤下瑟瑟发抖。老师布置下作业：每个同学都要完成一幅批林批孔的漫画作品，算期中考试成绩。年龄大些的同学对刚刚过去的文革和文革时满街各类漫画还记忆犹新，反正是怎么丑怎么画呗。可那些刚刚高中毕业，年龄小一些的同学就发愁了，他们跑到老师家向老师索要参考材料。那时小人书发行量特别大，小人书也尽是批判这个批判那个的内容。刘文西老师随便抽出一本说：就照这个去画吧！

我们班有个绵绵软软的小女生，无论如何不会画漫画。她愁死了，一会画一个小样给我看：你看这个行不行？

哎呀，你画的孔老二太慈祥了。

一会又拿来一个小稿。

哎呀，漫画的人物比例要夸张大点，比例不能太正常。

终于，她根据孔老二收学生还要学生交一条肉作为学费为题材画出一张来：一个瘦得像大虾米一样的小老头，弯着水蛇腰，翘着羊尾巴胡子，一手拄着拐杖，另一只伸向前面，像鸡爪子似的有着长长的指甲的手中拎着一条也是又瘦又长的干肉。

我们都笑死了，同宿舍的女同学都笑得抽了筋儿，她画得好玩的不得了。那位女同学举着自己的画站着，她圆睁着杏核眼，看我们笑得滚成一团，脸上一尴一尬的。

雕塑系的同学把孔老二和林秃子做成木偶。先用木条钉成可折叠的小舞台，拉上一块布。几个同学钻进去，每人装一个角色。后来他们去西藏开门办学时，还给西藏的老百姓演出，编一些词，什么：林秃子“天马行空”还要“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孔老二的封建的礼！西藏的老百姓更是不懂，虽然围了不少人，是来看热闹的。



除了画漫画还要学习文件，每天都要安排政治学习，读文件的活儿理所当然是我的了。我发现我在上面念，下面的同学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因为我们的教室就是上素描课的大画室，每个人都呆在自己的画架子前，你想，他们会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听文件吗？只见一个个眼睛瞄着前面的大卫石膏像，然后奋力用铅笔在素描纸上“刷刷刷”地划着。他们说：你念吧，耳朵听着呢！

我走在校园里，看着道路两边的标语和漫画被秋风吹得掀起落下，一派萧条破败，无人理睬。而音乐教室里琴声悠扬；美术教室里铅笔声刷刷，大家的兴趣完全不在运动上了。一个念头冒出来：老百姓怎么忽然变得不那么一呼百应啦？！不由心中升起震惊。

我们在陕北农村插队时的一件事浮出脑际：那是一个深冬的夜晚，大家正在热炕上熟睡，忽然被一阵锣鼓声惊醒。只听窑洞外的沟底下有人在喊：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啦！我们一骨碌爬起来，用最快的速度，呲牙裂嘴地硬是把热热的胳膊伸进冰凉的棉袄里，冲进洒满月光的冬夜的院子，然后窜到山坡下。知青们和村里的青年团员们在小小的冰溪旁集合。然后这支队伍开始围着我们那二十几户的小山村，转。前沟转到后沟，前面的敲锣，后面的喊口号：热烈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坚决拥护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我们要把“最新指示”不隔夜地送到在山坡上的每一孔窑洞里，送进每一个躺在热被窝的村民的耳朵里。我们也仿佛是要用高喊最新指示与这黑夜与这冰冷与这冻僵了的天和地宣战。在队伍中我懵懵懂懂地问我们的知青小组长：毛主席发表什么最高指示啦？这位高中大哥告诉我：毛主席说要在明年实现全国农村机械化。于是我们就高喊：坚决实现毛主席的指示，明年实现全国农村机械化！这时我确实出现了一个活思想，我心里产生疑问：我们村连瘦弱的毛驴都没几条，明年就能有拖拉机和电推磨吗？

那个场景记忆清新：高高秃秃的被月光照成青色的山坡，窄窄的九曲盘绕的山沟，半山腰稀稀拉拉的窑洞，一小群人被映衬得很小，很滑稽，裹着棉衣，灰头土脸，挥着旗子，喊着口号，正是半夜时分！



开门办学，在户县画壁画。

时间到了1974年春，我们上学的第二学期，批林批孔运动更加紧锣密鼓，各科系以领导成员为主成立了批判小组，院领导也成立了院一级的批林批孔领导小组，他们也真得实实在在搭上一天天的时间学习批判和讨论。这点我可以作证，这个小组决不光是“领导”，因为我作为学生代表也进了院级批林批孔小组。

记得好像最少每天要用半天时间理论学习。这样的密度至少持续了一两个月。在音乐学院院长的办公室，那是一间不大的走廊尽头的房间。五个人，美术学院的院长和书记，音乐学院的院长和书记，然后是我——学生代表。虽然那时的师生关系很融洽，但是普通学生也不可能天天见到院长，而我居然就要天天和他们坐在一起，坐在四位老头中间，我真是显得太嫩了。

院长书记们和蔼极了，也平凡得像邻家的大叔，每天他们都习惯地端着自己的茶杯，胳膊下夹着报纸之类，按时走进来上班。一般程序是，念文件是我。首先学习或是报纸社论、或是批判文章范例、或者直接找一段马列原著，念什么内容是书记和院长找来的。然后开始一个讨论题，比如：

何为资产阶级法权？

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或者：商品和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

西安音乐学院刘恒之院长是位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胖胖的，个子不高，头发已经稀疏，他的发言一般都能给人以启发。领导们讨论，我听的份儿多。讨论一段时间后，每个人都要回去写心得体会的论文。上午讨论，下午写心得，这样一来我就整天不能上课了。

窗外柳絮飞缨，槐花吐香，在这春天的大好时光里，我与院长书记们围坐在沙发上讨论着理论大事。耳边传来音乐教室阵阵美妙清扬的琴声，我想到自己的同学们正在美术教室画着模特儿，上着色彩课，不由隐隐感到一点点焦虑，唉，耽误了多少专业课呀！我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做资本主义的苗！

院长书记们居然肯定我写的批判文章不错。

学院里组织召开团员和争取入团的积极份子大会，汇报这一阶段的理论学习成果。我代表院级理论组在大会上发言。大会是在音乐学院的大礼堂，平常这里是音乐系的学生们汇报演出的地方。

我是第一次站上剧场的舞台，一个人主讲，记得有人说如果站在众人面前讲话害怕，你就想像那下面就是一堆大白菜。其实我站在舞台上根本看不清下面谁是谁，距离产生勇气，甚至比起面对面讲话更加从容。我的发言似乎取得到了很好的效果，除了掌声热烈，下面同学们马上就开起了讨论会似的，议论四起。

会后，各班在大礼堂门外集合，系领导站在前面讲话，我听见他说，大家回去后分组认真讨论，尤其是好好讨论邢仪同学的发言，对我们很有启发。

现在看来，这件事是我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事了。

我居然还留着这篇大批判稿，现在翻出来看，对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空话，产生了一股股生理反应。唉，我可怜的青春！我那宝贵的美院学习时间！怪不得不少同学多年后还说：你那时多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