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结拜兄弟

毛屯村人

我的家世系列之十一

父亲的结拜兄弟

作者 毛屯村人

刘在河，鄄城县闫什镇桑树刘庄村人。大约在1943年前后，我父亲和他一起在沈楼村炮楼里当伪军，交往中建立友谊，遂结拜为“仁兄弟”（方言，结义兄弟）。两家因此成为亲戚，互相走动至今。

刘在河出生于1921年，长我父亲三岁。他大约有一米八的个头，方脸，粗壮，典型的山东大汉；说话声音洪亮，略带沙哑。他脾气暴躁，遇有不顺不平便会发作，和乡邻们时有争斗。他的胆子也大，不畏权贵，不惧恶霸，再厉害的茬他也不轻易服软认输。但是刘在河讲道理，讲义气，并不刁蛮，不胡作非为，为害乡里。他只是不愿吃亏，不愿低调做人。

刘在河的祖上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家业最大时曾有土地二百八十亩。从他祖父这一辈开始走下坡路：家庭成员吸大烟，惹上人命案子打官司，兵荒马乱中遭敲诈勒索，到刘在河这一辈家庭财产已损失殆尽。他小时候家里已成为一般的农户，没有过过地主家少爷的日子。1948年共产党解放鄄城时，他家已沦为贫困户。土地改革时，他被划成贫农成分，一家人反而因家道中落而得福。刘在河的大儿子刘振林说，多亏祖上把家业败尽了，不然划成地主成分，后来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刘在河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他的大哥三十岁左右因病去世，妻子抚养唯一的儿子棵子长大成人，终生没有再嫁。棵子娘俩住在刘在河家后边，小时候我曾到他家去玩。刘在河的二哥年轻时为生活计闯关东，一去音信全无。后来听老乡们说，他在煤矿上干活，矿难时被砸死了。刘在河的四弟离家参加解放军，是刘邓大军的一员。1947年6月刘邓大军从鄄城渡过黄河后，曾在巨野县南部打过著名的羊山战役，刘老四参加了这次战役。不久，他退伍回家了，退伍的原因是因伤、因残还是逃兵，现在已经不知道。他退伍后不安心在家劳动，反而以革命功臣自居，动辄就去找政府的麻烦，还打骂过区长，从这些情况看不是逃兵，更像是因伤、因残。后来他离家出走去了河西，从此失去联系。解放后，桑树刘庄村接到区里通知，说刘老四因有罪恶已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镇压（枪毙），刘在河一家十分错愕。什么罪恶详细情况一概不知，但只能认可政府的说法。

　　刘在河自幼读过几天书，认识一些字，但阅读困难。长大后他外出闯荡，当过几年兵。什么队伍？是抗日的队伍，但不是八路军。据刘振林分析，可能是冯玉祥的队伍。刘在河在部队是通讯兵，爬杆子跑线，当过通讯班长。他多次对刘振林讲过，他参加过几次打击日本鬼子的战斗，和鬼子面对面交过锋。他身材高大有力气，胆大不怕死，打起仗来非常勇敢。有一次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战斗结束时全班只剩下刘在河一个人，战友们全都牺牲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刘在河离开队伍还乡了，在桑树刘庄村继续当起农民来。我分析可能与冯玉祥的队伍改编有关。

抗日战争后期的鄄城县是游击区，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鬼子三股势力你来我走，你退我进，处于“拉锯”状态。刘在河回到村里后，共产党怀疑他在外面当国军，国民党以为他是八路，鬼子则怕他是抗日分子，都想整治他。在村里当伪保长的近门子告诉他，赶快走吧！别在家里呆着了，时间长了没好事。在几乎走投无路时，他去了沈楼村的炮楼，当了伪军。

刘在河和我父亲在沈楼炮楼当伪军的情况，两个人说的差不多。比如每天不是出操就是站岗，没有下乡扫荡过，更没参加过战斗，因此没有罪恶。在炮楼的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后来就不干回家了。不同的是，刘在河说他曾多次护送共产党地下区委的干部张英通过白区。张英当时可能是区委书记或区长，解放后曾在菏泽地直机关工作，文化革命时期我见过他。我父亲没有说过这个细节，可能他没有参与。

对在沈楼炮楼的这段经历，解放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人向他们提起过，更没有政府的部门调查了解或处理过此事。文革中群众分派内斗，此事被作为两人的历史问题提出，但结果略有不同。刘在河在村里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对立面提他当伪军的事，他忿忿不平地说：说我是汉奸，老子真刀真枪打过日本鬼子！你不是汉奸，那你打过鬼子吗？对立的一派只好作罢，他也没有因此事而挨整。我父亲的情况和他不一样。父亲没参加任何一派群众组织，却因为当过伪军，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受到清查。

　　刘在河大约于1943年结婚。妻子高氏娘家在河北省邯郸地区的曲周县，因为1942年华北大饥荒逃荒来到桑树刘庄村。妻子个子不高，容貌姣好，身材小巧，裹着小脚，和刘在河有反差。夫妇俩生下一女五子。女儿最长，生于1945年，和我大哥郭志豪同岁，长大后嫁给我的老师宋心善的儿子为妻。五个儿子依次是振林、振生、振选、振刚、振强。刘振林比我大一岁，是五兄弟中和我最熟悉的一位。老二刘振生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1965年跟随我叔叔郭桂江去新疆，在四叔祖父安排下进了建设兵团，和叔叔同在和静钢铁厂工作。现居住在乌鲁木齐市，已退休。老三老四老五都是农民。老三刘振选曾经当了十多年的村干部。老五刘振强长年做白条鸡和烧鸡的生意，在农村是富裕户。

刘振林1959年考入鄄城一中初中部，1962年毕业时没有考上高中，回农村老家呆了两年。他在挣工分的同时不忘读书，1964年以社会同等学力者身份参加中考，进入郓城师范继续学习。文化革命开始后，他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并和郓城一中相同观点的组织联合起来，共同组成红卫兵郓城指挥部，简称“红郓指”。1968年春，“红郓指”参加县里联合夺权，刘振林成为县革委会委员，同时担任县红代会副主任。他驻会，实际上主持红代会的工作，此时的红代会就是正常时期的共青团县委。

当郓城师范的“老三届”在校生毕业分配时，刘振林没有参加，他仍然留在红代会工作。1969年春，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决定下达，基层政权翻了烧饼，刘振林所在革委会垮台，他离开红代会回到师范，不久调到郓城三中去任教，回归了师范毕业生的本行。后来刘振林又调到闫什镇中学，由教师升任教导主任再到副校长，并在此退休。闫什镇中学距离桑树刘庄村约一公里，刘振林在家吃住，工作家庭两不误。

　　1949年以后，刘在河一直在家务农，不再外出。他们夫妇最大的任务是把六个子女抚养长大成人。在集体化挣工分的年代里，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家人在饥饿中挣扎，艰难度日。直到1980年代农村改革后，温饱才真正解决。当子女们都长大成家后，刘在河才感到轻松。他虽然六十多岁了，身体很好，仍然劲头十足。除了种好几亩责任田，每逢闫什集日他还到牲畜市场作经纪。当天的交易结束后，他会去小酒馆喝上几盅。对这样的生活，他非常满意。过节时我去看他，他对我说，邓小平的政策好，这日子真得过。还说，你爹没福，早早死了。要是他能活到现在，享的福比我大。

刘在河和我父亲的仁兄弟关系融洽，友情深厚，我们两家的来往也比较多。除了过年过节外，平时也经常走动。刘家打墙、盖屋，编粮食囤、做桌椅板凳，都要请我父亲去帮忙。两家的孩子们大小差不多，假期里经常你来我往，到对方家里去住几天。有一年暑假里我去刘庄小住，因为天气炎热，晚上刘振林带着我们几个兄弟睡在院子里。院里有一棵大枣树，我们在树下铺上席子，大家横七竖八地躺下，玩着玩着就睡着了。半夜里我们被伯父刘在河打雷一样的声音惊醒，他在驱赶刘振林回屋里睡觉。原来只有十六七岁的刘振林在父母压制下已经结婚，但他不喜欢媳妇，宁愿和我们几个滚在一起也不愿回屋去睡。

2011年春节，我去桑树刘庄看望刘在河夫妇。年已九十的刘在河状态仍然很好，他坐在椅子上，抽着烟，大声对我说，今年不行了，今年不如去年。二十多天后，刘振林给我打电话，伯父刘在河无疾而终。刘在河的妻子前些年曾得过一次重病，在县医院住院一个多月。医生已经建议放弃治疗，回家等着办后事。谁知她竟然奇迹般好转痊愈。今年她已九十二岁，依然精神很好，生活能够自理。（注一）

注释：一、此文作于2016年，刘伯母现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