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轻 的 岁 月 —— 当知青的那些日子（九）

山石

外 调

1974年的年底，也就是自姚孟电厂搞副业回队不久，为便于团组织的发展，在队领导的指派下，我与一位下乡早于我的老知青结对，对已递交入团申请的知青的家庭（父、母）情况及社会关系进行了一次调查。
青年队的知青分别来自于市政各辖区，其父、母的工作单位或居住地也较为分散，最东边有相距20多里地的平顶山东（货）站，最西边的有相距30多里地的矿务局九矿，虽有公交车往来，但也只能前往市区站点乘坐（郊区不通公交），而且班次也很少。经过我们再三的恳求，队委会的王会计很不情愿地将公家配属于他的“座驾”（自行车）暂交我们使用。在那个年代，能有一辆自行车用来代步实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也正是有了这辆自行车，让我们免受了不少劳顿之苦，若是市区范围内的外调对象，事毕后我们可以较从容地返回队里食堂吃饭，而且也不影响每天晚上回到队里住宿。那时恰逢冬季，当地的西北风一刮就是三天且太阳越高风力越大；西行的途中大多是采煤区地面塌陷形成的坡道路段，顶风、上坡骑行确实是需要一把子力气的。外出时，我们一人骑车一人坐在后座，骑者有些吃力，坐者不觉轻松，仗着年轻力壮，又是轮换骑车，途中也不乏说笑，倒也不觉得怎样的累。到了后期的一天，正常行进的自行车突然间往前“卧”了下去，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麻利的从车上跳了下来，仔细端详过去，发现自行车横梁与车前把的连接处脱开了。意外的发生不免让我有些沮丧，借车时王会计的异样神情瞬间就在脑海里浮现出来了。同行的知青大哥倒显得不以为然，他脸上挂着轻蔑的微笑不屑一顾的说道：咱们用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掂提着横梁凑合着骑回去，然后我请高压开关厂（大哥父、母的工作单位）的电焊师傅把断开处焊接上。外调结束后，当我们把自行车归还给王会计时，被焊接修理之处居然没被他看出。 整个“外调”大概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被调查的对象有近三十人。年代已久远，当时的一些具体事例都已模糊不清了，可唯独对其中的两例调查，至今还有着深刻的印象。 这次“外调”对象的父亲是市直某机关的干部，工作单位就在市区中心，我们的“外调”征程是由近及远开始的，因此，他是一位前期的被调查者。
那天上午的八点多钟，我们怯生生的走进了那间办公室，向接待的工作人员（女）递上介绍信并说明了来意。当这位女同志仔细看过介绍信后，刚才的笑容倏然不见了，随即脸上露出了不自然的神态。接着，她边说着要向领导通报，边撇下我们两人走出了这间屋子。大概过去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位女同志胳膊下夹着几个牛皮纸的档案袋进到了屋内，然后一股脑的放到了桌上顺势就推到了我们的面前，并且说道：这些都是被调查者的档案材料，你们需要什么就摘抄下来，说罢头也不回就转身离去。早前已经完成的几例调查，都是由单位的具体经办人向我们出具加盖公章的（有的还有经办人的签字）包括被调查者本人的家庭状况、历史情况、社会关系、工作经历及现实表现的书面证明材料，我们从没有直接查阅过被调查者的档案或书写过证明材料。这次一改故辙的做法让我们很惊讶，而眼前的档案袋也让我们惴惴不安。面面相觑过后，我们忐忑的打开了档案袋，从内装的不同笔迹的纸张上寻找着需要的东西。此刻，一是惟恐有闪失、遗漏，要谨慎；二是初次接触有些好奇、有点新鲜感。从几页微微泛黄的纸张上看到了被调查者历史上留下的“污点”，而早年对此处理的结论意见也醒目在案。历史上曾经有问题，但已有了组织处理的结论，是否还要在证明材料中再提起呢？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压态势下，是一个很敏感、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两人正嘀咕着如何是好举棋不定时，那位女工作人员回到了屋内，她对我们的问询避而不答，而是用诚恳的语气、赞赏的词语述说起被调查者的现实表现。刻意的举止及倾向性的言语让我们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外调单位早就心中有数，既想保护被调查者和避免其子女受到牵连，又怕自身惹上什么麻烦，于是，一反常态采用 “甩锅”的办法，让社会阅历几乎为零、没有历史牵绊的毛头小伙来写证明材料。如果“污点”被记下，不是亲手而为，心理上可求得安慰，反之，则有利于推脱责任，虽有违规（外调纪律）之嫌，但可规避政治方面的风险，可谓用心良苦。

我暗自思忖，尽管颇费心机，但也难免百密一疏，这样明不可为而为之的作态，虽然在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不失为良策妙计，但那也是需要勇气与担当的。我又在想，倘若在我入团的外调过程中，也能有这样的作为该有多好啊。随之，一段酸楚的经历被勾了起来，毕业的前夕，班级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当时学校的大喇叭会在课间操后公布经校团委批准的新入团者的名单，到了1974年3月眼看就要毕业了，仍未听到是否入团的消息。在一天的课间操中，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在教学楼前的空地上对我说：因外调政审材料未通过（并未说出具体事项），校团委没有批准我的入团申请。随后，这位女团支书一本正经的、操着严厉的腔调要求我写出与家庭划清界限的书面材料交到校团委。说实在话，那时十七、八岁的孩子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家庭的历史状况，政审未过究竟为何也未告知，如何才能做到与家庭划清界限呢？心存疑惑，惶惶不安，无奈之下，只得委曲求全，绞尽脑汁写了一段违心的文字交了上去（是否存档不得而知，在校期间一直没有接到入团的通知，直到下乡后才看到了由学校转来的团组织关系）。虽然时过境迁，但仍让我心有余悸，厌恶、屈辱、惶恐就像笼罩在心头上的阴霾久久挥之不去。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此刻的相助恰是雪中送炭，我倒是打心里多了几分赞许。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彼此也是心照不宣，朴素的情感“奉告”手下留情。当完成这份避重就轻历史问题、着力渲染现实表现的证明材料时，已接近中午12点的下班时间了。

这是一位后期的被调查者，他是一名基层的铁路职工，工作单位离青年队较远。临行前，我们依据这段时间获悉的其它外调材料，揣测这位工人身份的被调查者各方面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时间应该不长，也想着能早些返回赶上队里食堂的就餐时间。

这天的下午，我们来到了被调查者的单位。寒暄过后，经办人起身到另一间（平房）屋子里查阅档案资料去了。约有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屋外响起了脚步声，当屋门被推开后，映入眼帘的并不是刚才的那位经办人，而是一位约有五十多岁、有着一副和蔼面容的工人师傅。他身着铁路工装、脸上还留有汗渍，进屋就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落座后便主动介绍自己的身份是单位的党支部委员，是特意从工作岗位赶过来与我们见面的。交谈过程中，他脸上的异样和欲言又止的神态，都没有逃过我们的眼睛。约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他借故离开了我们，他这一趟为何而来，我们着实没看懂

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证明材料还没有到我们手上，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临行前的期望恐怕要泡汤了。此刻，我们呆在屋内无所事事，唯有远处火车的汽笛声及窗外一闪而过的火车的轰隆声在陪伴我们消磨时光。焦急等待中，经办人一直也未露面，倒是那位支委又进到了屋内。他内疚的说道：在有些问题的认定上耽搁了时间，让你们久等了，于是，就把写好的证明材料递到了我们的手上。粗略的浏览了一遍，透过文字的描述，可以基本肯定这是一位各方面都无问题的好工人，我们装好了证明材料便起身告辞。当要走出屋外时，本在我们身后的那位支委突然蹿至到前面并伸手拦住了我们，接着，他面色赤红语无伦次的说道：“你们也是代表组织来的，被调查者确实是一个老实人、一个好工人，还是把实情告诉你们吧。”闻听此言，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重新落座后，那位支委好像顾虑全无了，一改刚才那种压抑的状态，说话的嗓门也大了起来，当他涨红着脸动情的倾诉完后，今天的真相终于“现身”了。这位工人身份的被调查者，原本在京广铁路线上的一个枢纽车站从事铁路扳道工作。文革期间正常的社会、工作秩序都被搞乱了，在一次当班中，他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收了别有用心的派系人员发出的错误指令，后由于他的直接操作（扳道），将中央领导人去南方解决派系斗争乘坐的专列“憋”停，并导致京广线大动脉的瘫痪。此事惊动了最高领导层，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他也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锒铛入狱。后经申述，加之无历史问题、人又本分老实及工作表现好，关了一段时间就被释放了，但仍然还戴着监督改造的帽子。那位支委的初衷是：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既对组织负责，也望博得同情：但又不愿在书面证明材料中出现，保护其子女免受牵连。面对我们，他踌躇不前始终未张开口。离去后，他找了其他的几位支委合议，争论过后大家都不愿意将此事露出去，因此，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里只字未提。其实，被调查者被人利用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命运令人唏嘘，可当时文革尚未结束，谁又敢为他公开鸣冤叫屈，只能在无政治麻烦的前提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给予同情和关照。临分手的那一刻，那位支委还是认为不妥，组织原则性战胜了朴素的情感，于是，他将真相和盘托出，然后以老党员、老工友的身份信誓旦旦的证明被调查者的真实为人。我们被他真挚的情感、质朴无华的语言打动了。于是，我们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事情都清楚了，我们回去后向组织汇报”，说罢冲他递过去了一个诡异的眼神，可此刻那位支委眼中仍还透着迷惘，当我们并没有把那份证明材料再拿出来而径直向门外走去时，淳朴憨直的支委这时好像醒悟过来了，随即，我们身后响起了一串爽朗的笑语。

这两例外调，都具有用时较长，其过程颇具故事性的特点，也正是基于此，才让我记忆深刻。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及政治环境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善良人性、真挚情怀和质朴的秉性、果敢的情操，更是弥足珍贵且一直留存在我的心间，虽然近五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是难以忘怀。

“外调”是一项有保密要求的严肃的政治工作，庆幸我这个刚出校门初入社会的懵懂无知的毛头小伙参与其中，有了这样一个密切接触、深刻认识社会的实践机会，它让我知道了许多，也让我明白了许多。那些坎坷的经历、跌宕的生活及奋斗征程折射出的自强不息、顽强抗争都给我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成长的道路上，它们都曾时不时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