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林走了,长眠于寒衣节的前夜,似乎是初冬的一阵寒风倏忽间将他的灵魂吹上了幽邈的天国。 2023年11月15日,我们十多位同学相约参加他的追思会,并送他最后一程——从杨集的殡仪馆一直送到海州的青龙山公墓。 通往墓地的神道上,片片枯叶混杂着几页冥纸,斑白陆离。墓穴旁,一棵幼松斜立于巉岩的石缝间,肃穆而又孤寂。 “从今天起,与徐兴林真的永别了!”看着那冷若冰霜的墓碑,同学苏宜华不胜感慨。 是啊,真的永别了!从此以后,阴阳两隔,再也见不到兴林兄那熟悉的身影了,再也不能与他把盏言笑、追忆往日时光了……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1</b></h3> 我与徐兴林相识于埒南中学。那一年,他十三岁,我十二岁,青葱年少。 埒南中学坐落于大阜二圩以南的河岸上、夹滩边,在此就读的学生大多为二湾、埒南、路北、新河几个工区的盐工子弟。 当时,徐兴林家住二湾工区的五圩,我家住在埒南工区的新滩二组,离学校都比较远。那两年间,日复一日,我们都是披着晨曦去学校,牵着晚霞回家。每当上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声响起,饥肠辘辘的我们会不约而同冲出教室,争先恐后地奔向食堂的售饭窗口。 有一次课间,谈及仲老师课堂上所讲解的约克夏猪,我问徐兴林:“为什么说‘猪身全是宝,一样扔不了’?”他解释:“猪肝、猪肚、猪耳、猪蹄、猪尾巴都能吃,猪毛还可以做成刷子……”突然,他咧嘴笑了,知道我是在用他乳名“宝林”作为开玩笑的噱头。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排四左一为徐兴林)</h5> 1976年秋季,我们到灌西中学读高中。那一年,唐山大地震引发的心理恐慌犹如一片阴云,从北向南飘浮到了盐场这一块土地的上空。随着各家各户住进防震棚,校方也搭建了一个窝棚,铺上草垫,供我们这些寄宿生们群居。长长的通铺上,大家依次排开,如同被撵到拦网前的沙光鱼,脑袋挨着脑袋。我与徐兴林虽不在同一班级,但每天晚上相邻而卧。灯熄了,我们还时常小声谈论感兴趣的话题。 高二时,不知是哪位老师突发奇想,推荐徐兴林与我参加灌云县举办的中学生作文竞赛。那是我们俩第一次走进县城,也是第一次走进绿阴蓊郁的灌云中学。从伊山镇中大街的旅馆出来,徐兴林悄悄对我说:“我们盐场学生根本不能与人家相比,这一次只当是长长见识。回家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1979年,我们先后到学校担任代课教师,徐兴林在埒南中学,我在九圩小学。 那是1980年的冬季的一天,徐兴林突然来到我家,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女子。他说这是别人为他介绍的女朋友,他说这次带她来是想听听我的意见。 次年春季的一天,徐兴林托人带话,让我去埒南中学玩。那天晚上,他给我看了他所写的一首情诗。那首诗的首句化用了《木兰辞》的句式:“唧唧复唧唧,……”显然,那段时期,他正沉浸于“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之中。 日本作家岛崎藤村说过:“年轻时交不上一位好友,也许一生都不懂真正的友谊。”是的,人的一生,不同时期都可能结交新的朋友,但只有年轻时的朋友,才质朴,才率真,没有世俗气,不带功利性。我与徐兴林的友情,少年时代是同学,青年时代是好友,中年以后则升华为声息相通的好兄弟。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2</b></h3> 1983年,我从江苏盐校英语班学习结束后分到灌西中学任教。两年后,徐兴林也从电大中文班毕业回场与我成为同事。那时,年少轻狂。我们一起打扑克,一起下军棋,甚至一起学会了抽烟,在闲适安逸中消耗着似水年华。 一天,语文组办公室内,徐兴林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我们俩从圩下出来,两眼一抹黑。当个老师,无权无势,不管遇到大事小事,都得求人,我想改行。” 也许是心想事成吧,不久,他到场团委做了干事,后来又到水产公司、农工商公司等单位工作。职务升了,交际广了,应酬多了,他生活得很洒脱。 1995年,我调到场党政办公室工作。周末,徐兴林时常约我出去游玩。我们曾经去闸口扳大罾,也曾持双管猎枪去荒滩野地里狩猎(其时猎枪尚未纳入管制)。 一天上午,我们沿海堤漫游,见天空下起小雨,将吉普车停放到王集小盐场。酒足饭饱后,改乘拉水的木船沿盐河回家。仄身船舱内,听着船行河中的欸乃声,徐兴林戏谑道:“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徐兴林声称自己为“乐观的人”。表面看,他似乎真的有点优哉游哉,随遇而安。实际上,他的七言绝句曾刊载于电大学报上,毛笔字临摹过《曹全碑》,对职业生涯有过富有张力的期许,而且看人做事也颇有独到之处。我曾笑称他是“胸中有丘壑,肚里有乾坤”。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左一为徐兴林)</h5> 1998年,他在才门工区担任党支部书记。年底,他主张将韩井军调到三组任承包人。然而,原来的承包人故土难离,一直上诉到场里。面对场长出面协调,徐兴林说:“这是支委会集体研究作出的决定,不能随便更改。” 事实证明,徐兴林当初的主张颇富前瞻性。韩井军到三组走马上任之后,不论原盐生产,还是班组民主管理,各项工作非常出色。后来,他不但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还被认定为市级淮盐制作技艺传承人。 徐兴林热情好客,加之曾在几个单位任党支部书记,还不到40岁,灌云的朋友便尊称他为“老书记”。他则解嘲说是“自己头发有点卷,额头多了几道皱纹,所以才获得这样称呼”。但日复一日,“老书记”居然成为人们对他的公称。在灌西盐场的管理人员中,提及徐兴林的名字或许有人一时想不起是谁,但提及“老书记”,几乎无人不知。 2021年6月10日的一次饭局上,介绍徐兴林时,我称他为“老书记”。邻座的一位老同志(曾担任过市商务局的领导)客气地问:“老书记,你今年七十几啦?”徐兴林回答:“我属牛,还有三个月满六十。”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3</b></h3> 在家里,徐兴林是父母的长子,是弟弟、妹妹的大哥。家庭中这种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不但养成了他的担当意识,而且铸就了他自立自强的个性和重情重义的品性。 据我所知,徐兴林的弟弟、妹妹对他很尊重,不要说早时的读书、就业,即使后来各自成家,凡是大事,他们总是征求他的意见。而徐兴林对弟弟、妹妹也关爱有加,不管谁家遇到难事,他总是想法设法帮助处理。 2003年秋,他的弟弟因病住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徐兴林挂号,取药,安排病房,跑前跑后,忙个不停。一天,我下班后前去探视,并邀请徐兴林出去吃饭。他说他不能离开,晚间得陪护他的弟弟。 2006年前后,在“宁愿毒死,不要饿死”口号的鼓噪下,苏北沿海地区争相引进一批化工企业,燕尾港地区也同样如此。那段时期,周边地区的空气中时常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异味。我多次劝说徐兴林举家迁往市区,并答应帮他的忙。可他即使买房资金不足,也没有对我张口。 徐兴林养过对虾,开过饭店,搬迁到海州香江花园后还做两相和酒业的代理。2019年春节前,我介绍一位私营企业的老板(旧时学生)从他那儿进了些酒。事后,他电话中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对我说:“你现在还在岗位上,不能因为帮我销酒而坏了你的一世英名。”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b>(三排右六为徐兴林)</b></h5> 不过,徐兴林对我所说的事情倒是挺用心。他担任灌西盐场退管会主任期间,我曾随口提到一个亲戚因车祸停薪留职,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没想到,几个月后,徐兴林居然从县里的有关部门为他争取到了低保的待遇。 2019年9月30日,他的妻子出了车祸,在市人民医院抢救后转入ICU。得知消息,不论是他的同学,还是他妻子的同学,大家纷纷解囊相助,我也从集团公司工会为他争取到一笔困难救助。一天,我陪他前去协调车祸理赔。他说,这次车祸,除了亲亲友友之外,同学帮助很大。以后,打算请些人聚聚,表达一下谢意。 待人处事,徐兴林向来如此:受人一粟,会还之谷仓;得一甘霖,必报以汪洋。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4</b></h3> 2021年9月12日晚,徐兴林约几个人到都市渔村相聚。酒过三巡,他说从这个月起正式退休了。我调侃:“青年有青年的晨歌,老年有老年的夜曲。以后你不要再推销两相和酒了,有空就打打牌,喝喝酒,颐养天年。” 然而,次年二月中旬,他居然查出食道癌。得到消息,我先是愕然,然后茫然。上苍为何对他如此冷酷?去年夏季,他的母亲、父亲,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离世。而今,仅隔半年,病魔又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那段时间,往日的同学,诸如陈洪军、顾天明、蔡如林……大家一直牵挂着徐兴林,谈及他的病情,各人感喟不已。 2月20日,我前去香江花园看望他。他说,要等病理切片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确定是不是恶性。我劝他,千万不要耽搁治疗的最佳时机,最好到外面医院进行复查。 四天后,徐兴林去了上海。华山医院医生认为,他的食道部位有炎症,必须先化疗,后手术。可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于海州医院化疗期间,上海的疫情已如水银泻地般四处渗透。3月28日开始全城封控,他无法回去接受手术治疗了。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b>(右二为徐兴林)</b></h5> 4月7日,我与陈宽海前去看望他。医学影像显示,癌细胞已经侵入他的胃部。他说,看来去上海不可能了,不知南京的医院能不能进去。我二话不说,立刻与我的外甥通话,让他帮助联系江苏省肿瘤医院。 办理好疫情防控有关手续,徐兴林于4月12日赶到南京,4月21日做了手术。5月6日,他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我:“复查报告出来了,手术效果很好,明天出院。” 他当初从上海回来时,曾打算到市一院化疗,并要我找人为他预留病床。可当我把医生的手机号码发给他,他却改了主意。他说化疗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想拖累家人。海州医院离家近,自己拎包走几步就到了。 多达十几期的放疗和化疗,在抑制癌细胞的同时,也给他身体中的正常细胞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他的嗓子哑了,头发脱落了,看上去非常憔悴,苍老许多。 但是,怀着对生命、对亲人的无比眷恋,他一直顽强地与病魔相抗争,积极回归社会生活。 今年三月,他欣喜地告诉我,这次出院之后,体重增加了十多斤。上个周末,还随同一些朋友去扬州,到泰州玩了两天。 在随后的一段时期里,我也时常看到他出现在诸如礼尚往来、朋友聚会等场合。但是,每每见他吃饭时如鲠在喉,难以吞咽的样子,心酸不已。 10月22日,应陈洪军邀请,我们一批同学,分坐三辆车,前往灌西盐场游故园,吃海鲜,叙友情。车上,徐兴林与我们视频通话。看着他那清癯的面容、落漠的神情,我不由得黯然神伤——往时,遇到这样的同学聚会,怎么能少得了他呢?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5</b></h3> 2023年11月13日,早晨,我的手机刚充电启动,陈洪军来电话:徐兴林走了。随之,顾天明电话也打了进来:徐兴林的遗体正运往灌西老家。一时间,我的脑海一片空白。站在阳台上,望着绿化带中那棵拦腰锯断的栾树,突然惊悟:“走!我必须立刻赶往灌西!” 一个多小时之后,在灌西盐场中二圩的十字路口,我与陈洪军会合,一起前往位于原供应科的居民区。 穿过厨房过道,我一眼看见停放在芦席上的徐兴林遗体,一声“宝林”,我哽咽不止,泪水涟涟…… 他的妻子告诉我,徐兴林曾经心有不甘地说,进口药物疗效好,但太贵,用不起。他还说过,自己能活到70岁就心满意足了。他的儿子告诉我,当天清晨,直到他赶到市中医院跪下来叫一声“爸”,他父亲的双眼才慢慢闭上。他的儿子还告诉我,他的父亲走得很突然,没有给他留下任何遗言。 送别徐兴林之后的一周里,悲伤像牙龈炎发作一样折磨着我,脑海中不时闪烁着他往日的音容笑貌,回放着他生前的点点滴滴。 迁居到市区的初期,徐兴林对街道不熟,我常笑称他为“路盲”。每次,他都是宽厚地笑笑。我有时会邀请他参与我的“朋友圈”活动。酒到微醺时,他会讲几句俏皮话,但结尾总要缀上一句:“话要是说错了,不算,让我重说。” 2023年3月30日的晚间,他通过微信与我聊天,感叹人生无常,“不堪回首啊!”末了,他还抄录了《咏苍髯》一诗:“青丝白发一瞬间,年华老去对谁言。春风若有怜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2023年8月16日,我打电话给他,想问问他的嗓子恢复如何,体重是不是有所增加。但手机拨通两次,一直无人接听。我忽然发现,他手机设置的彩铃居然是《来生再叙未了情》。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b>(三排左四为徐兴林)</b></h5> 古人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徐兴林的早逝,给他的家人、亲友,乃至往日的同学,留下了绵长的哀思。有时,我会暗自假设,假设徐兴林不是猝然离去,而是在垂危之前让我们见上一面,说一两句话,也许,我们的悲伤会减轻一点。 伴随着日历一页一页翻过去,这一个多月来,我陆陆续续把对兴林兄的点点追思记录下来,权当作迟到的祭文吧,但愿兴林兄在天之灵对此有所感应。 呜呼哀哉!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