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区历史文化古迹、遗址（一）

瑞雪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朝阳东据京都。得名于诗经，雏形于燕赵。历经8朝风雨，地经几度变迁，始定版今朝。

朝阳，一片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沃土。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

朝阳从历史中来

东岳庙、朝阳门、漕运码头…一个个地名斑驳着朝阳的尘封记忆，燕昭王昭贤、通惠河漕运、建四九一电台…一桩桩历史的遗迹以静态的形式记录岁月的风雨，陈述着一曲曲时代发展的故事。每一个历史遗迹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传承者。

当岁月不再，当我们今天回望历史的遗迹，那穿过岁月风尘的往事扑面而来。城市因历史而厚重，历史音城市而传承。就让我们静静地品读，在朝阳历史长廊中寻找过去，丰富未来。

朝阳区辖域历史悠久。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王朝在北京地区册封了燕国和蓟国。随着燕国的扩张，朝阳区现辖域并为燕国地。

公元前226年秦国占领蓟城，从此北京地区作为北方重镇历经秦、汉、曹魏、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以及五代的后梁、后晋等王朝或政权的统治，并曾作为鲜卑族建立的前燕政权的国都。

秦国占领蓟城，公元前224年置广阳郡。朝阳大部分境域为广阳国或广阳郡地，其东北隅及东部为渔阳郡安乐县地和潞县地。

新天凤四年（17年），广阳、蓟城一带人民以铜马军（后被刘秀击破收编）为旗号，奋起攻杀官吏，打击地主豪强，成为铜马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金国占领北京。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国迁都北京，称为中都。朝阳区辖域分属中都路永安府析津县、宛平县和通州潞县、漷阴县。

开始建元大都。朝阳区辖域成为大都城郊，分属大兴县、宛平县和通州潞县。现在的和平街、安贞二街道办事处以在大都城内，由大都左警巡院管辖。

开凿坝河。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坝河建千斯、常庆、郭村、西阳、郑村、王村、深沟7坝以调节水位。

开凿通惠河。

郑村坝（东坝）遗址

是元朝开挖的一条人工运河，在通惠河通航之前，对京城的漕运发挥过重要作用。

郑村坝遗址-坝河又名阜通河，形成于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年)，主河道全长21.63公里，流域面积158.4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亮马河、北小河、是元代大运河至元大都城的一条重要漕运河道。

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坝河岁运漕米自水开发运，至河水冻结240天，日运漕粮四千六百佘石。船夫一千三百余人，坝夫七百三十余人，昼夜不息。

郑村坝是坝河上一处重要闸坝，进京漕船在此交税，具有坝河运输管理地位，现仅存有坝基遗址。

为控水位自东向西依设闸坝为:深沟坝、王村坝、郑村坝、西阳坝、郭村坝、常庆坝、千斯坝、亦名阜通七坝。

郑和得赐姓于北京东坝

燕王朱棣在郑村坝（今东坝）大败建文帝的军队。燕王宦官马和，因有功而以战役地名赐姓郑，改名郑和。

马和，因为跟随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立有大功，因此被明成祖赐姓“郑”。就因为马和立下战功的地点，就是郑村坝，史称郑村坝之战。

朱棣迁都北京后，东坝以其水草丰美，宜于牧养皇家马匹，而一度成为明王朝的御马苑。这里每隔三四里建一个马厂，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多个，养马若干，可谓遍地开花。每个马厂都有围墙，墙里盖有马棚，墙外草地平旷，马群悠闲自在。母马怀孕产崽，就盖了驹子房负责接生。

1452年，景泰皇上还命在东坝建了三十间驼房，养过骆驼。1460年，失了王位又复辟成功的皇上明英宗得意洋洋，年号改为天顺。他这年就亲临东坝，到马厂视察点验仪仗卫兵。

“御马苑”便设在东坝，专门饲养战马。说到马，东坝还有一座马神庙，为明成祖敕建。

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12月与建文帝遣将李景龙（明朝开国大将李文忠之子）激战于郑村坝，也就是郑和立功的那场战役。此战中立功的不止郑和，朱棣的坐骑青骢马也救驾有功，因此朱棣才在此地敕建马神庙，只是今已无存。

御马苑如此受到皇上重视，当然要立祠纪念，而且礼制规格也高，不归一般祭祀官员领导，而是直接隶属皇家专管宫廷祭祀的光禄寺。每年春节、冬至、皇上生日，都由宫内太监或近臣侍僚前来拜祭。到万历年间，马房增到二十四个，逆贤宦官为讲排场，就在东坝建了城墙。每来检查工作，都要在城楼上升坐喝酒，直到深夜。城下则燃起焰火花炮助兴，热热闹闹如过元宵。

这一切都烟消云散。而马厂、马房、驹子房、行宫庙等与马字和帝王行迹有关的地名，就这么留存下来了……

郑村坝以东的板桥关帝庙也是明朝所建，另有位于十六中曾经的校办工厂内的普惠生祠碑，亦是明熹宗天启七年的文物。该校校址内原有一座坟茔，经清史专家多方考证，确认为乾隆第三女固伦和敬公主之墓，旧称公主坟。固伦和敬公主生于雍正九年，乾隆十二年下嫁色布腾巴勒珠尔，卒于乾隆五十七年，其后裔陆续埋葬于此；据说此墓还是大学士刘墉亲自监修的；1948年该墓被盗，现仅有古松属株。

东坝附近还有叶赫那拉.章嘉墓，墓主为满洲镶黄旗人，曾任御马苑厩长，只是墓丘早已平覆。当年郑村坝既是军镇、又是码头，商品交易十分活跃，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发达，也带动了文化的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清乾隆帝御封东坝北门舞狮子会的“金铃祖狮”，居京城十三堂太狮之首；保存下来的两具各重七八十斤的青黄狮首势压群雄，现存于首都博物馆。李永祯所著的《金狮镇》实际记述的便是东坝。此外，传统手艺制作的“东坝驴肉”，也是风味独特、闻名遐迩的，时称京都一绝。

东坝娘娘庙

拜音柱诰封碑

立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五月二十四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光熙门北里14号楼东。拜音柱，籍出嘉穆湖地方，伊尔根觉罗氏，镶黄旗满州人，吏部尚书科尔坤之父。

单店真武庙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单店村，始建于明代。该庙原供奉玄天上帝，即玄武帝。2012年，朝阳区文化委员会对该庙进行了抢险修缮。2014年，对真武庙正殿及东西耳房、东西配殿、围墙、地面等进行全面修缮。

四九一电台（民国海军通信基地旧址）

始建于1918年，日本作品。

1937年为日本侵华的宣传阵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南京国民党政府派要员来北京接收电台。

1948年12月15日，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电台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更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

1949年毛泽东和朱德下达渡江作战命令，当天中国解放军30万人渡过长江。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向全世界广播了该消息。

“开国大典”播音员齐越

齐越（1922年～1993），1949年10月1日，与丁一岚一起向全世界现场直播开国大典的盛况。

共建铁塔6座、高200多米，发射机楼一座，及7座宿舍小楼（现存5座），以及机房。宿舍小楼建筑群属于北欧乡村别墅式风格。

一号楼：一层有8间房屋，二层有4间房屋，室内还设有欧式铸铁壁炉。该楼始建于1920年。建筑面积430平方米，旧时为电台官员住舍。木质楼梯，室内地面均为实木地板铺装。楼的基石为花岗岩，楼体为桔黄色，楼顶为不规则多坡式顶，上面覆盖着红色片瓦。门窗的边框以水泥砌成拱形和方形均为白色。错落有序，方圆结合。

二号楼：建筑面积230平方米。旧时为住地官兵俱乐部旧址。坐落于庭院的南端。楼门朝北。一层有房屋3间，如今室内已改成为电台展览厅。顺木质楼梯进入二层，有房屋5间。室内地上均为实木地板铺装。楼基为花岗岩石堆砌，有的高达2米。门窗框有圆形、拱形、长方形。

电台旧址马房

这是1967年7月法国汤姆逊公司生产的指数线，用于发射机与天线间的匹配。

三号楼：建筑面积167平方米，坐落于庭院的西端。楼门朝东。为民国海军通讯基地的官舍旧址。一层有房屋7间，二楼有房屋3间，木质楼梯，室内地面上均铺实木地板。有铸铁壁炉。桔黄色楼体高低结合，南北走向，楼基为花岗岩，楼顶为多面坡，红色片瓦。

四号楼：建筑面积759平方米，旧时为官兵和技术人员的住舍。坐落于庭院的北端。楼体东西走向。一层东面房屋7间，西面房屋7间，中间为楼门洞，坐北朝南。二层东面房屋6间，西面房屋6间，中间房屋3间。室内均为木质楼梯，实木地板，有欧式铸铁壁炉。此楼的基石为红砖砌成。楼顶为两面坡式，上面覆盖着红色片瓦。

五号楼：建筑面积409平方米，坐落于庭院的北端，楼基为红砖砌成。旧时为工程技术人员住舍。楼顶为两面坡式，楼门坐北朝南。分隔成三个门洞，东门洞内一层有房屋4间。二层有房屋3间，中门洞内一层有房屋4间，二层有房屋3间。西门洞内一层有房屋4间，二层有房屋3间。均为木质楼梯，室内地面上均铺有实木地板，有铸铁壁炉。为复式结构。六号楼、七号楼已不存在。

机房：

原为民国海军通讯处。现已成为教学大厅。室内发射设备均由日本制造。如今该楼为广播系统培训中心。

建筑面积2767平方米。楼门朝西。楼体南北走向约50米长。仿军舰形状。旧时为民国海军通讯处。楼高6层为塔式，登高望远，俯瞰四周，周围一切尽收眼底。楼内设有一个约900平方米的大厅。如今已成为教学大厅。室内发射设备均为日本制造。楼基为花岗岩石，楼体为钢石结构。楼的整体颜色为桔黄色。门窗为长方形、拱形，以水泥镶砌成白色窗框。

楼前有一座大型日本式喷淋圆形凉水池。

1966年3月28日下午，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来台视察，广播局有关领导陪同。台领导请总理一行到会议室，周总理笑着说:还是边看边汇报吧。周总理来到机房、调度室，与值机人员们一一握手。然后，周总理提出到楼顶上看一看，戴汉屏政委陪同总理登上了老机房四楼房顶瞭望台，居高仔细观察电台四周的环境。

老机房原貌带顶

历史背景

电台始建于始建于公元1918年2月21日，当时皖、直、奉系三路军阀混战，段祺瑞政权妄图借日本的援助扩充自己，从而达到称霸中国之目的。根据1918年2月21日，民国海军部与日本三井洋行株式会社签订的《无线电台借款契约》，而建设的海军长波通信台，号称中国海军中央无线电台。实际上是为欧美国家在京官员和商人与本国通讯用的联络台。由于日本不满中方的经营状况，以收不到合约款额为由，强行收管。1920年4月开始动工。建铁塔6座、高200多米，发射机楼一座，及7座宿舍小楼。电台设备均为日本制造。于1923年7月底竣工。1937年由日本政府内阁决定，改为广播发射台，将本土使用的东京电器公司产50KW中波机拆卸后，运送安装。1939年，日本又赶制出100KW机代替50KW机。1937年“七·七事变”后，成为日本侵华的宣传阵地。此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无暇顾及广播事业，直至1948年，双桥中短波发射基地一直处于房屋破败，技术人员逃离，发射设备废弃的状态。

1945年9月国民党政权接管。1948年12月15日深夜，解放军荷枪实弹进驻双桥台，承担起保卫电台的工作，第二天，冀东军区“长城部”也叫“城工部”（实际上就是中共北平市委）接管双桥电台。1949年3月8日，双桥台先后修复了10KW短波发射机、100KW中波机，分别以10260KHZ、680KHZ的频率全方向播出，并更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9月更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0月1日开国大典的情况即从这个电台发送到世界各地的。1949年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曾来此视察指导工作，并做出指示。国家投资对电台进行多次改扩建。1950年前后称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四九三台”。1955年6月6日改称“中央广播事业局九四二台”。1965年1月1日改称“中央广播事业局四九一台”。

肃慎亲王敬敏墓

位于朝阳区王四营乡白鹿司道口村。道口村原名小井村，清初更名庄头村，后因该村地处由肃慎亲王敬敏墓通往万子营的肃属亲王华丰墓的大道口，更名道口。

白鹿司，相传白鹿司处原名白鹿寺，古时水草丰盛，附近常有野生白鹿在此繁衍生息。据古籍记载，白鹿称神兽，常与仙人为伍，故后在此设置鹿司衙门，掌管饲养和猎捕，供皇室享用。据说现在的白鹿司的居民均为当时的养鹿人的后裔。

敬敏（1773-1852）为肃恭亲王之长子，是第七任第六代肃亲王，曾掌管神机营和府库度支，敬敏薨逝于咸丰二年（1852年），享年八十岁，谥曰“慎”，是宗室诸王中的寿星。

敬敏的一生平平静静，就是个随大溜的王爷。墓址却选的有点离群，离肃亲王家传统的祖坟地劲松一带有点远（劲松这个地名，焉知不是因为老肃王坟的松树而得名）。敬敏墓建得较晚，园寝所在的道口村一直到21世纪初，才进入北京城市开发的范围。因此保存下来的建筑挺多：现存一座碑楼，东西两座朝房，一座园寝门，一座享殿。

碑楼内有螭首龟趺石碑一座，雕凿十分精致。只可惜墓室曾于民国年间被盗。

东朝房及一些碑座，大概是敬敏儿子们墓地上的。原来就在敬敏墓的东侧。

园寝门后面，依稀可见享殿的屋顶

按照辈分，敬敏和道光皇帝属于一辈人，而他承袭肃亲王的爵位也恰好是在道光元年（1821）。咸丰二年（1852），敬敏以八十岁高龄去世，他的一生可谓庸庸碌碌，平淡无奇。但两起小风波也足以从一个侧面展示当时清帝国的风雨飘摇。

第一件风波是道光十六年（1836）。敬敏的轿夫葛三，因聚众赌博被步军统领衙门抓获，步军统领衙门要求肃王府交出其他参与此事的赌徒，王府却以早已将他们遣散为由，拒绝了步军统领衙门的请求。不仅如此，敬敏还以王府要严惩葛三为由，派人到步军统领衙门要求放人。步军统领耆英知道肃王府不好惹，只好从命，葛三大摇大摆走出了监牢。这事儿后来传到了道光皇帝耳朵里，他要求对此事严查，并以失察之罪将敬敏交付宗人府议处。

第二件风波发生在道光十九年（1839）端午节。当时，敬敏在紫禁城内当值，按照惯例，交接班的时间应该是在辰刻（7-9点），但不知何故，当天接班的人竟然到了申刻（15-17点）才到，敬敏等人并没有等到接班的人来便先行“出班”，虽然敬敏也算是完成了值班任务，但实际上形成了无人当值的“真空期”。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对当天当值以及接班的王公大臣予以惩处，敬敏则受到了革去宗人府宗令、内大臣职务的处罚，并罚俸禄六年。

道光二十四年（1844），敬敏享受到了人生中的一项殊荣，即在紫禁城内乘轿，此时敬敏已经七十多岁了。咸丰皇帝登极后，敬敏多次以病请卸任，皇帝也大多以“赏假”的方式处理。咸丰二年（1852）正月底，敬敏终于得以“退休”，但当年的九月即身故，享年八十岁。在历代肃亲王中寿数仅次于其祖衍璜。

建筑基本等于原址重建，像大门和享堂，都修成了灰瓦顶，这明显不符合亲王规制。

十方诸佛宝塔（延寿寺塔）

位于北京王四营乡，马房寺村，始建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翠峰禅师在吉祥寺东马房营（现马房寺村）买香火地七余顷，建延寿寺。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翠峰禅师在延寿寺内建十方诸佛宝塔。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延寿寺被八国联军焚毁，十方诸佛宝塔侥幸保存。

文化大革命期间，十方诸佛宝塔的塔门有些砖被拆去。

门洞外正上方刻有“十方诸佛宝塔”石匾

塔后有四个和尚塔，塔座为砖制，有雕花，其中一个塔前有螭首龟蚨碑，现已无存。

在十方诸佛宝塔北偏西处，立有一块石碑，碑额篆书：“明故翠峰禅师碑文”，碑高约180厘米，座高60厘米，青石质。

观音禅寺

位于北京王四营乡。

观音禅寺曾名“崇惠寺”，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由于历史原因古刹一度湮没。2009年11月恢复重建，改名观音禅寺。

老君庙

位于朝阳公园内，是一座道教宫观。所在地原来是麦子店街道苇子坑村。现朝阳规划艺术馆西北角。

老君庙创建于明末清初，是一座道教宫观，位于朝阳公园内，是朝阳区至今发现的唯一一座供奉窑神的道教庙宇。当年，该地是烧制皇宫砖材、陶器的窑场，城砖和陶器的窑场，工匠为祭祀窑神太上老君，祈求烧出成品，而建此庙。当时取土烧砖挖出不少窑坑，积存水之后形成了如今的朝阳公园湖。

老君庙现仅存一座正殿，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东西耳房各两间，正殿墙体的大砖上多印有"通和窑澄浆停城"字样。

当时取土烧砖挖出不少窑坑，积存水之后形成了如今的朝阳公园湖。

老君庙曾被煤气用具厂的仓库占用。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联合五金工厂。2003年，为建设朝阳公园，煤气用具厂搬迁，部分厂房及工业设施被完整保留下来。2005年，朝阳公园拆迁煤气用具厂的过程中，老君庙被发现，经过文物部门考证为太上老君庙。

老君庙现仅存一座正殿，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东西耳房各两间，正殿墙体的大砖上多印有“通和窑澄浆停城”字样。

窑之神实际指的是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是公认的道教始祖，由于其整天在他的兜率宫里努力钻研炼丹法门，所以太上老君也被陶工们认可为窑神、火神，是窑业最高综合类神灵，威望极高，颇受尊重。

金台夕照碑（又称道陵夕照燕京八景）

金台夕照位于朝外关东店的苗家地，曾经是清八旗兵镶白旗部的练兵场。每年春分、秋分前后，夕阳西下之后一小段时间，由于金台地势较高，暂时还有一段太阳光线照到这个地方。

“金台夕照”的景观，一直是北京东南城的文化景观。古刹夕照寺、学府金台书院等，都和“金台夕照”有关。

这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是有一次乾隆帝巡行到了此地，看到这一景色动了疑心。他问明情况后，担心姓苗的在风水上对朝廷不利。于是改苗家地为“金台夕照”，并就地立了一座碑，借以破坏苗姓的风水。这就是燕京八景中“金台夕照”的由来。

昔燕昭王尊郭隗，筑宫而师事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士，遂以得名。其后，金人慕其好贤之名，亦建台在中都城内。明末清初人孙承泽的《天府广记》有云：“燕城故迹，见于元人莴逻禄、乃贤文集者，一曰黄金台，大悲阁东南隗台坊内”。这处隗台坊的地点，据《宸垣识略》写到：隗台坊内“其地约今白纸坊，殆金所筑也。”又有人考证，大悲阁旧址在今宣武区长椿街南口路东，隗台在教子胡同一带，金台当在其地。

“ 金台夕照”一景的由来：春秋战国时燕昭王听取了谋士郭隗的建议

为招纳天下的人才贤士而修建的黄金台。黄金台的高台为四方（ 或长方形，没有文字记载）梯形， 上小底大，上面为正方（ 或长方）形平台，并还筑有楼阁宫殿，据说并设黄金千两，为皇帝招贤纳士之所。因黄金台在东郊很是显目，太阳西下时夕阳照耀在黄金台上闪闪发光，景观绮丽。历代文人墨客多有赞黄金台的诗赋，所以在金章宗时文人墨客选定“ 燕京八景”时为一景。

明代诗人储巏有《大房山金源诸陵》诗曰：“长白山高朔漠连，金源风致故依然。千秋魂魄犹思沛，万里丘陵却到燕。感事重翻江统疏，伤心莫问靖康年。幽兰一尽雄图歇，汝水悠悠入墓田”。

地理位置

明代所传“金台夕照”地点在何处，至今未考证清楚。明刘侗等著《帝京景物略》中说：“黄金台名，后人拟名也。其地，后人拟地也。”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中说：“都城黄金台出朝阳门循濠而南，至东南角，岿然一土阜也。日薄崦嵫，茫茫落落，吊古之土，登斯台者，辄低睠顾，有千秋灵气之想。京师八景有曰‘金台夕照’，即此”。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附近。

《战国策·赵策》和《史记》分别记载：“(燕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改筑宫而师之。”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记载都讲述了燕昭王为了振兴燕国，采纳郭隗的建议，拜郭隗为师，听郭隗讲“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并为其修筑了一座崇台，经常来此受业，在崇台上置千金，广招天下贤士。因此，“黄金台”就成为燕昭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所。成语“请自隗始”即来源于此。这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千古佳话，世代传诵。

典故与传说

乾隆依据历代的诗及其有关记述，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作诗，概括了黄金台的历史情况。诗曰：“九龙妙笔写空蒙，疑是荒基西或东。要在好贤传以久，何妨存古托其中。豪词赋鹜谁过客，博辨方孟任小童。遗迹明昌重校检；睾然高望想流风”。并立“金台夕照”碑于朝阳门外关东店苗家地教场，1935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尚可见到已经倒卧的金台夕照碑的形状。

校场中有个高台，称为金台，每年春分、秋分前后，夕阳西下之后一小段时间，由于金台地势较高，暂时还有一段太阳光线照到这个地方，这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是，有一次乾隆帝巡行到了此地，看到了这一景色，动疑心。据说他问明这里的地名后，担心姓苗的得天独厚，对朝廷不利。于是改苗家地为“金台夕照”，并就地立了一座碑，借以破坏苗姓的风水。这就是燕京八景中“金台夕照”的由来。

至于该台的确切位置，由于年代久远，难于考证。目前有金台七八处。

五里桥村

一次谈判入史册

常营乡五里桥村在新中国成立前为河北通县五里桥村，是一个位于温榆河畔的不足百户、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因距离通县县城五里而得名。

五里桥村的历史高光时刻是从1949年1月12日正式开始的。那天，一队解放军来到五里桥村张家大院，对室内外陈设重新进行了布置。

五里桥谈判旧址——张家大院。

据常营地区的老人介绍，这个张家大院原主人叫张益甫，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张家大院是由四个四合院组成，每个院子都有走廊、石头台阶，房子是双层方挑檐，青砖灰瓦。

1949年1月12日清晨，一队解放军来到五里桥村张家大院。他们对室内外陈设重新进行了布置，还从通州城“东兴居”饭庄请来了厨师。顿时，小村子热闹起来。人们议论纷纷，猜想着这里可能要来大人物！直到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人们才知道，当时来这里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与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代表。

1月15日，著名的五里桥谈判在张家大院正式开始。这次谈判非常顺利，双方最终于16日初步达成协议。同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向邓宝珊面交了罗荣桓、聂荣臻等为敦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致傅作义的公函。随后，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苏静随邓宝珊等一道进城。

1月19日，双方代表根据在五里桥签订的协议，逐条具体化。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并正式对外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协议的条文。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五里桥和平谈判也由此载入史册。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

因为当时的谈判都是秘密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不知道著名的五里桥谈判是在后来的朝阳区常营乡的一个小村庄进行的，但五里桥在新中国历史上已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五里桥谈判

“北平方式”创奇迹

北平和平解放，也标志着中共中央“武攻天津，文取北平”战略部署取得成功，并成为中国解放战争史上的奇迹。

彼时，“武攻”与“文取”是同步推进的，“武攻”主要是指平津战役，而“文取”主要是和平谈判。五里桥谈判，是北平和平谈判的第三次博弈。

此前，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已先后进行两次。第一次谈判是在1948年12月中旬，第二次是1949年1月8日至9日，地点都在原河北蓟县八里庄村（现属天津）。第一次由于双方条件差距较大，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二次双方草签了《谈判纪要》，为五里桥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

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向天津发起总攻。天津被攻克后，北平成了一座孤城，20多万守敌完全处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中。这些都成为人民解放军五里桥谈判的制胜砝码。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谈判成功后，在众多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北平很快便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北平和平解放，不仅使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名城免遭战火涂炭，完好保存了历史文物古迹，也为新中国首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基础。”朝阳区党史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当时，北平作为历史文化古都，有大量古迹、人文荟萃，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平和平解放，也创造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新模式——‘北平方式’，即军事包围，政治争取，不费一兵一卒取得战争胜利。”

“北平方式”很快成为此后很多地区的学习模式，比如湖南长沙、山西大同，以及新疆地区，其示范作用，也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立碑著书

红色基因永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张家大院的一部分分给了农民，一部分做了五里桥小学，另一部分做了生产队办公室及库房。后来大院被拆，1977年在原址兴建了服装厂。

2010年5月，大院所在地被确定为北京地铁6号线车辆段用地后，大院原址上的所有建筑全部拆除。

五个月后，全国进行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地遗址——朝阳区常营乡五里桥村张家大院，被列入北京市革命遗址。

近年来，朝阳区通过编纂《五里桥谈判——叩开北平和平解放之门》书籍、编制朝阳区红色印记主题挂图、制作“五里桥谈判沉浸式体验课”等，讲述五里桥的历史故事，弘扬朝阳红色基因，传承革命精神。

朝阳门石道

1292年 （元至元二十九年），连接元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建成，从杭州北上的船只可以一直到达元大都城内的积水潭。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重新疏通通惠河，在朝阳门内修建了一系列的粮仓，大批的粮食开始由江南经运河运往朝阳门内。

然而因为通惠河离明北京城的皇城太近了，到了宣宗朱瞻基的时候天天听着运河边的喧嚣声非常受不了，于是在1432年（明宣德七年）下令将皇城墙东移，把那一段通惠河围了进去。1438年（正统三年），明朝在东便门儿外修建了大通桥闸，从此从南方北上的运粮船能到东便门儿外，再换成独轮车或马车将漕粮拉入朝阳门内的粮仓。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清朝疏浚了朝阳门外的护城河，在朝阳门设置水关，南来的漕船可以一直运到朝阳门外，再卸船进朝阳门入各大仓储，从此朝阳门正式成为了京杭大运河的终点。

由于通惠河的水是向东流的，从通州进京的船只都是逆流而上，必须要经过通惠河上的五道闸口分段调节好水位后才能通行，行船速度很慢，经常塞船。因此槽船到达通州后大多“舍舟登陆”，卸船装车后由陆路直接前往朝阳门，这样连接朝阳门与通州的官道越来越繁忙，终于超过了通惠河成为主流。

1729年（雍正七年），朝阳门到通州的石道建成。石道本身宽二丈，两旁还有土路各宽一丈五，成为当年的京通快速路。

1942年，日本要修从通州到北京的公路，准备将石道改为水泥，结果刚修了一半就投降了。所以1949年时是一半石道一半水泥道。49年后建成了柏油路，朝阳门石道才最终消失，但很多条石被浅埋在朝阳路路边，后来一些被挖出，保留在了朝外CBD公园中。

（1935年的中的朝阳门官道，就是图中汽车走的那条线。）

因为不受夜间关城门的限制，运送漕粮的人都原意选择在朝阳门外住宿歇脚，朝外关厢渐渐兴起了各种茶馆、客店、饭铺，成为了京东最为繁华的地区，店铺众多生意兴隆，许多人最终定居下来。

朝外关厢除了朝外大街作为商业主干道外，还有三片由三个民族聚居的居民区。其中朝外大街北边的吉市口以汉族为主，西南的南下坡一代以回民为主，东南的镶白旗南营房则以旗人为主。

八里桥雍正石道碑亭

雍正石道碑

清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为记载修筑京通间石道之事撰文并在东桥头立“御制通州石道碑”，乾隆三十八年（1773）重修，碑亭光绪二十六年被八国联军烧毁。2005年在原址建碑亭。

“白云红树通州道”

它沟通着皇城与通州，成为进出京城的官员、使者、商人、举子的必经之路，自春至秋，车马日夜不绝。“朝廷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的禄米，须自行前往通州粮仓领取，走的也是这条路。”

乾隆石道碑（三间房）

是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御笔，琉璃亭两侧共有14根汉白玉拴马桩，成村初，该地有三爿作坊，村因而得名“三间坊”，后谐音称“三间房”。

建成后的石道西起朝阳门，经关厢、朝阳门外大街、东大桥、红庙、八里庄、十里堡、三间房、八里桥，到达通州西门，石道全长18公里，宽6米，两旁土道各宽近5米。这条石道全是用花岗岩块石铺砌，每块条石长1.2米、宽0.6米、厚0.2米左右，耗费白银34万余两。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重修石道，长度达22公里。

用了15万块条石

清代，为了皇帝出行和方便交通，在北京城外修建了三条石道，因是皇帝常走之路，也称御路。这三条路即朝阳门至通州石御路、广安门至卢沟桥石御路、西直门至"三山五园"石御路。这三条石道都是用大型石块铺成的，总长度约37公里。在当时没有水泥、沥青的条件下，是最高级的路面，也是十分巨大的工程。

朝阳门为国东门孔道，是去往京东地区的主干道。通州至朝阳门的大道历史悠久，有的学者认为秦始皇去秦皇岛，隋炀帝、唐太宗进军高丽都是走的这条大道。元大都的齐化门就是今天的朝阳门，从元代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通州是水路、陆路的要冲，为京杭大运河的北京码头，车水马龙，千车万船货物、粮食云集，朝廷漕运仓储重地。为保京城朝廷官员及家属、军队、百姓的吃粮，明清时期每年由京杭大运河南粮北运400万石，南方粮食运达通州后，有水路和陆路两种方式运到京城。水路是换小船由通惠河运到东便门。元代时通惠河水源充足，运粮船可提闸过船，明清时期通惠河因水量不足运粮船不能直达京城，要分段递运。因北京比通州高13.3米，为了蓄水行舟，通惠河设大通桥、庆丰闸、高碑店、花园、普济闸五处闸。粮船只能在闸与闸之间逆水行舟，粮船到闸口，不能过闸，每至闸门都要人工搬运粮食到上闸之船，先后由人工搬运五次才能抵京。陆路是由通州用马车运输漕粮到朝阳门内粮仓，朝阳门内有禄米仓、北运仓、东门仓、海运仓、北新仓等多座国家粮仓。那时每天有千辆马车运粮往返此路上，平均十多米就有一辆运粮车。朝阳门至通州的路是进京人员、粮食、货物的要道，也是皇帝拜谒东陵及巡幸江南之路。这条路是土路，马拉铁瓦轱辘车，每遇雨雪天气，车辙成深沟，泥泞难行,常发生陷车事故。

为了完成运输漕粮任务和拜谒东陵及巡幸江南方便，清朝雍正皇帝决定将朝阳门至通州的大道修建成石路。朝阳门至通州长40里，当时修石路十分艰难。修这条石路约需要15万块条石，每块条石几百斤重。要到山区开采石块，经加工用马车运到修路工地，路面要平整夯实。铺好每块条石，全靠石匠、泥瓦匠两手劳动，都要费很大力气，而且风雨无阻。

这条路在雍正七年（1729年）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两次修建。它西起朝阳门，经关厢、朝阳门外大街、东大桥、红庙、八里庄、十里堡、三间房、八里桥，达通州西门。这条石道即今朝阳门外大街和朝阳路。朝阳门外石道的修建对运输漕粮、货物，促进经济发展，便利交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筑石道后雍正、乾隆两皇帝在路旁竖碑建亭，雍正十一年(1733年)十二月御制朝阳门至通州石道碑立于通州镇西八里桥，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御制重修朝阳门石道碑立于朝阳区三间房村西石道路北。两座石碑均保存完好，近年复建了碑亭。雍正和乾隆御制石道碑形制规模相同，两碑阳面为雍正和乾隆皇帝书写的满汉碑文，记载了修建朝阳门石道的缘由，修建经过、长度、宽度、耗资白银数量和竣工年月。碑文四周刻有精美龙纹，碑两侧雕独龙戏珠，碑阴无字。尚存石碑完好，碑文字迹清晰。雍正碑亭被八国联军烧毁，2005年通州区政府在八里桥南街京通快速路北侧复建了碑亭。乾隆石道碑原在朝阳区三间房村西，朝阳路北侧50米处，为保护石碑于1984年对碑座进行加固，周围设置了铁栅护栏。2009年石碑被盗，第二年抓获盗碑者，将石碑移至朝阳路定福庄路南口过街天桥旁，2010年朝阳区政府对该碑复建了碑亭。两处碑亭均按旧样复建，亭高12米，为四角琉璃亭，覆盖黄色琉璃瓦，双围柱，重檐，歇山顶，雕梁画栋。朝阳路上的两座碑亭为这条繁华柏油路增加了亮点，显示了这条路的深厚历史文化。

朝阳门

位于北京市，元称齐化门，门内九仓之粮皆从此门运至，故瓮城门洞内刻有谷穗一束，逢京都填仓之节日，往来粮车络绎不绝。"朝阳谷穗"为南粮北运的第一位喜迎神。京城百姓的口粮基本均来源于此。朝阳门关厢的热闹主要得益于京杭大运河，这里是漕运的必经之门，经大运河运达北京的南方粮米，在通州或东便门卸船裝车，通过陆路经朝阳门进城。

因此，朝阳门下车水马龙，如此商机，各行各业都争相在朝阳门关厢开设店铺了。但是，现在的老人们仍有叫她齐化门的，有时也被讹称"奇货门"，大概是以前打南方来的奇珍异宝都要从此过的原因吧。

现在朝阳门内的地名还有"禄米仓"、"海运仓"、"新太仓"等，那都是当年存放官粮的仓库。

1900年庚子之变被日军炮火轰毁的朝阳门箭楼。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日军集中十几门大炮，轰炸朝阳门，摧毁箭楼，攻入城内，並向东直门，安定门方向扩大战果，清军10万守兵溃散。

1901年朝阳门城楼东面(瓮城內)，由箭楼城台向西拍攝，城楼二层上站着一个八国联军军官。此时城楼已破旧不堪，琉璃脊、吻獸和木围栏等构件几乎掉光。

1907年朝阳门瓮城内，城楼及闸楼门洞，城楼整修后，堆拔房也修好。出殡的队伍，西北角的关帝庙。城門石匾还是满汉两种文字。

1933,朝阳门内送殡队伍里手举纸扎雪柳的儿童列队道路两侧。这些儿童要是还在人间估计快100岁了。

1936年朝阳门箭楼西南面，环城铁道边的煤栈。

1937年8月8日,朝阳门城楼南面。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进城的日军沿登城马道登上城墙。

1949年1月31日,朝阳门城楼门洞东侧。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接替国军的北平城防，交接完毕，国军撤防。

1952年朝阳门城楼东北面。此图当为最后遗照，转年10月即下令拆除。又是一座古城门楼，在没有战争的年代被毁灭了。

现在朝阳门的位置

朝阳门附近的东二环城市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