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路上

强国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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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北路就好像是虹口区的一棵大树，根植在苏州河边，一路向北，弯弯曲曲，过了溧阳路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就在转角的甜爱路前，它又生出了一株特别迷人的枝干——山阴路，因为这个枝干的小“枝枝桠桠”里还藏着许许多多独特的风景。

四川北路山阴路口

　　山阴路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祥德路，长651米。原名施高塔路（Scott Road），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11年越界筑路。这个施高塔路，据说是英语“Scott”的译音，百度一下，原来Scott源自苏格兰人的祖先斯科特人，在9世纪与皮克特人共同建成苏格兰王国。那么山阴路和苏格兰到底有什么关系，百度上已经无从考查了。直到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租界时才更名为山阴路，后来学到成语“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时，就在想这样的更名是不是与这个典故有关。山阴道在会稽城(绍兴)郊外，风景优美。也许是因为这条路上有绍兴名人鲁迅的缘故，再或者是因为汪伪政权中某位要人也是绍兴人，好了，就此打住，这只不过是我的想入非非。不过，在这里“应接不暇”的，倒不是大都市的车水马龙和高楼大厦，而是它浓浓的文化气息。

站在山阴路上看四川北路

内山书店旧址(正门是四川北路2048号，后门是山阴路2弄3号)

     这么近的走到“内山书店”旧址的铭牌前，我又想起了小学时候的一件难忘的小事。记得那时候在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到课本离我的生活居然会那么近。课文讲述一个电车售票员在内山书店巧遇大文豪鲁迅的故事。那天放学后，我就与家住山阴路的同学一起走，然后径直来到“新华书店”。很多年以后，我还一直理所当然的认为新华书店就是原来的“内山书店”，而实际的旧址已经是工商银行的一家营业所宽敞的门面，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里曾经还有一家规模较大档次挺高的四明理发店。那天，同学回家了，我一个人站在书店门口，向着电车站方向望过去。那时候1路有轨电车的终点延伸到虹口公园大门口没几年，一辆绿铁皮有轨电车刚到站，这是四川北路山阴路站即原来的1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铁车轮与铁轨的隆隆摩擦声、叮叮当当的脚踏铃声，似乎在炫耀着这座大城市的繁华与热闹，却无法阻断我对课文内容的回味。我想象着镂空的铁栅门刚拉开，一个售票员跨下马路中央铁轨旁高于马路的站台，在蒙蒙细雨中向“内山书店”走来。接下来的故事情节都忘记了，连课文的标题都记不得，所以也无法上网搜索。但是有两个细节却清清楚楚，一个是售票员通过独特的像“隶体‘一’字似的胡须”认出了鲁迅，从此我一见到鲁迅像，就会想到这入木三分的肖像形容词，以及爱憎分明，关心进步青年的大师形象。还有一点难忘的就是，鲁迅送给售票员的两本书是《铁流》和《毁灭》，因为后来我也追逐着去看了这两本书，虽然看书时候的感觉已经不如读这篇课文时那样激动。接下来我又怎么了，完全不可能再记起，但是此时此刻我想到的还是，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中是不是还有这篇课文，还能不能再一次体会到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民主斗士的形象。

三十年代“内山书店”旧影

内山夫妇像

　　百度上介绍：内山完造（1885—1959年）日本冈山人，自起汉名邬其山。1916-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国，1916内山完造在日本与美喜子结婚后，携夫人内山美喜子一起赴上海。主要经营内山书店。内山完造是鲁迅先生的挚友。晚年从事日中友好工作，1959年9月2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内山书店旧址陈列室

千爱里(山阴路2弄)

　　千爱里 ，现在的山阴路2弄，这座不起眼的大门还紧锁着，其实它最气派的门都是在'甜爱路上的边门。这是东西方向联排的小花园洋房，1928年，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建造。砖木结构，红瓦坡顶，水泥拉毛墙面，木门窗，各单元都有较大的庭院。“千爱”有“爱及千家”之意。包括沿四川北路的2044～2058号8幢街面房屋及弄内坐北朝南5排45幢日式楼房，是当年日侨聚居地。街面房现为商店店面。其中2050号中国工商银行山阴路储蓄所是内山书店遗址。千爱里为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

千爱里3号 内山完造故居

　　千爱里还居住过一位曾叱咤风云的女性张琼，不过大多数人也包括我对之都闻所未闻。这次在网上百度之后才知道，张琼（1902－1981）原名朱舜华，湖南汝城人。191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19年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帮助下，加入新民学会。1922年，由杨开慧、刘少奇介绍加入共产党。二三十年代从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后脱离政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建国后历任上海市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区文教科科长、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张琼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接见，但是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可想而知。

山阴大楼

山阴大楼内部

山阴大楼对面这一侧的老房子，已经在95年就被拆除了，那时候还没有保护优秀老建筑的意识。

这是95年拆迁时修筑的长山路，山阴路的第一条丁字交叉路口，前面不远处就是我家老宅的旧址。

　　山阴路开辟以来就被定位为住宅区，整个山阴路路段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上世纪前叶兴建的民宅。山阴路两侧的弄堂由一块块成片开发的住宅构成，以质量较好的早期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为特征，保留了多种样式和风格的住宅建筑。可以说山阴路是一处自然形成的近代民宅“博物馆”。2005年，虹口区政府斥巨资将山阴路打造成上海十二个“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

　　如今的山阴路依旧静静的，路两边都是上海人喜爱的法国梧桐，树干斜斜地撑着山阴路上的一片天空，宽大的树叶恣意地纠葛在一起，仿佛撑起了巨大的伞。阳光从疏落的缝隙洒下来，满地影影绰绰的光影。马路两旁也不见有什么高大商厦，只是在四达里与恒盛里之间的街面有一排小商店。便利店、银行、饮食店、食品店、水果店、花鸟店、宠物店……五花八门鳞次栉比。还有一些都是零星散落的小店，售些烟酒杂货。大热天，路边来来去去的都是一些老人，还有些闲闲地坐着，抽烟，品茶，聊天。从喧闹浮躁的四川路拐进山阴路，这一路，我也会感到时空倒错，仿佛从繁华的闹市走进了落寞的街区。

两排房子的前门相对，一排房子坐北朝南，另一排房子坐南朝北。

位于山阴路44弄和64弄的两排老房子本名留青小筑，是面对面和背靠背的对称式格局设计的新式里弄，极为罕见，已被列为市级保护建筑。

两排房子的后门相对而立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就住在这里。我一想起小时候，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游戏，而其中最难忘的就是在弄堂里打乒乓球，尤其是在他家弄堂里的那些时光。那时候各种各样的板，长长短短的，反正也没规格，弄堂里的乒乓球就是这样的条件，最小的，两个方凳子放着也能打。不知道为什么，他家有一块大小特别适合的木板，而且这样的弄堂来往的人非常少，是理想的打乒乓球的场所。就这样在两侧放上两个书包，上边弄一根竹杆，乒乓比赛就这么开始了。同样是在弄堂里打乒乓，也有条件好、坏之分，条件好一点的，买一块有海绵的乒乓板，再好一点，就是那种反胶的乒乓板。我那时候只有一块光板，打起球来“乒乒乓乓”特别响。不过光板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吃转”，管你发什么上旋、下旋球、还是削球，一律回过去；条件最糟的时候，还用过铁制的空文具盒或者随便什么合适的小木板，那时候还没有塑料制品，就这样也能玩得很开心。打乒乓最好玩的，就是不小心把乒乓球踩瘪了，拿出去，开水一泡，它里面空气一膨胀，“嘭”，顶出来了。如果乒乓球开豁了，就贴块橡皮胶再打，经常会遇到弹到这个破损的地方就没弹性了，这个时候，就靠水平了。
　　当时我们俩都是班主任喜欢的学生，有一次，老师说你们俩以后一定要读复旦中文系，我还回一句说，我更喜欢复旦新闻系。但是让老师失望的是，我们俩小升初考试都失败了，没有考上心仪的复兴中学。不过，三年以后他还是考上了复旦附中，而我却因为见了太多的现实，信奉了“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改弦易辙去了交大附中，一心一意想以后读交通大学。但是，我们的愿望还来不及实现，就遇到了那一场大浩劫。

松云别墅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日本侨民开始陆续来上海定居。二十世纪初，日本人大批来到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吴淞路一带已发展成日本人的居住区。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日本人的数量已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侨民。日本人在虹口一带除建造住宅区外，还设立神社、寺庙，建立海军陆战队指挥部等。山阴路这一片，尤其是千爱里、松云别墅、留青小筑等以前大都是日本人居住。

四达里(山阴路57弄)

山阴路的四达里曾住过当年的左翼文学青年沙汀。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民国18年（1929年）来上海，先住东横浜路德恩里（今秦关路44弄）13号，自学并在中华艺术大学听课。民国19年与杨伯凯等在北四川路四川里（今1604弄）办辛垦书店，被推为董事长。民国21年10月，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出版，始用沙汀笔名，同年退出辛垦书店，迁居四达里，加入左联，民国22年任左联常务会秘书。

四达里23号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席俞国桢（1852－1932）也曾在四达里暂居。1932年“一.二八”事变引发凇沪抗战，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抗战。当时江湾为战区中心，自立会总会所在的江湾永志堂和俞国桢住所均毁于战火。永志堂屋顶被炮弹击中，损失惨重。俞国桢只得临时将自立会总会事务所设在四达里林鸿斌住所。同年俞国桢应邀前往浙江温州讲道病逝于那里。

四达里104号

　　1928年19月，由张友松、夏康农创办的春潮书局在四达里104号成立，曾出版过《春潮》月刊和《二月》《小小十年》《小彼得》等书籍。

恒盛里(宝安路160弄)
四达里、恒丰里、恒盛里三条弄堂之间没有围墙互相联通的。

恒盛里47号

　　1949年4月5日 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在山阴路恒盛里47号开会时，领导人曾伟、虞键和刘启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5月21日，三人被害于宋公园。

恒盛里12号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领头人沈钧儒，上世纪三十年代于曾居住在山阴路恒盛里12号。
　　上世纪30年代初期，恒盛里还曾居住过三位文学家－－方光焘、胡愈之和章克标。

恒丰里(山阴路69弄)

　　在上海，统称为石库门的建筑其实也有等级之分，象恒丰里和四达里就属于石库门类别里的佼佼者。不仅外立面美观，山墙山花讲究，内部设施也比较完备，有当时颇为先进的抽水马桶。这三条里弄的建筑式样大抵相仿，基本都是清水红砖的三层楼房，总共包括三百多幢房子；弄堂之间的小巷似纵横阡陌，四通八达，外来人走进去仿佛到了迷宫。。
　　其中恒丰里建于1925年，共有93幢房子，分属69弄和85弄两条弄堂，建于1905年，属于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其中山阴路69弄称为老恒丰里32-108号，为早期石库门里弄，为3层及假3层的砖木结构石库门房屋，将石库门为中轴线，石库门门头的式样有弧形和三角形的两种。

摘自百度：

69弄90号过去是恒丰里104号，是座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三层住宅。1926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就设在此地。是年2月在册的党校学员中，李硕勋（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生父）、沈雁冰和杨之华等28人赫然在列。在为期八个月的时间里，学员们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史》等十门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是党校的校长。他在1926年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时，将机关设在了恒丰里83、84号（今69、70号）。
1927年，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罗亦农在中共五大时当选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1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被捕，21日在上海龙华被枪决，时年仅26岁。

恒丰里(山阴路69弄)69-70号

1927年，恒丰里69号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联络点。“四.一二”政变后，陈延年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在此设立办公机关。当时底层作会客室，二楼作会议室，三楼则为地下交通员住处。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撤消江浙区委，分别成立两省省委后，此地成为江苏省委机关。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此召开会议，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江苏省委领导成员：原中共上海区委书记陈延年任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王若飞任宣传部长。会议进行到一半，忽然来人急报，有一联络点被捕的交通员知道恒丰里的这个秘密机关，于是王若飞当即结束会议，大家迅速撤离会场。
本来陈延年已安全撤离，但他下午三点又与组织部长郭伯和等人回来探视，见并未出事，便上楼继续研究工作。但不到半小时，警车呼啸而来，国民党军警根据指供，包围了这幢楼房进行搜捕。陈延年等人拿起桌椅板凳当武器反抗，最终寡不敌众，除两人从屋顶逃脱外，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韩步先等四人被捕。
陈延年自知危在旦夕，仍自称是茶房，叫陈友生。国民党军警尽管心存疑虑，但见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很像干粗活的人，于是在审讯记录上留下了“陈友生，被雇佣的烧饭司务”的文字。面对酷刑，陈延年与郭伯和、黄竟西坚持不供。韩步先不支叛变，当堂指证了陈延年，使他的身份暴露。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在龙华枫林桥被杀。
陈延年被人称为“小列宁”。7月4日深夜，据说被乱刀砍死。时年仅29岁。时隔一年，陈独秀次子、陈延年的大弟、时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也被在枫林桥枪决，时年26岁。

恒丰里(山阴路85弄)

山阴路85弄为新恒丰里，1-31号。为独立成套日式公寓住宅，是二层新式里弄建筑，入口突出，拱圈入口，砖砌倒角窗框，双坡屋顶带尖形老虎窗，清水红砖外墙，局部做简化的古典装饰和柱式。

山阴路上第二条丁字交叉路——吉祥路

　　这条东西方向的小马路起始山阴路，终于欧阳路，大约只有三百米左右，也就是南侧的前门在恒丰里的一排石库门建筑。而山阴路口的另外一侧则是著名的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在我们小时候，大家都称这条路为“吉祥路小菜场”，因为两侧都是菜摊，而令我难忘的是一些买零食的小店，有时候，我放学时与同学在一起，故意从这里绕一圈才回家，即使不买什么，就这样看看也能够心满意足。

位于山阴路吉祥路口的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

　　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我们都称它为“三中心”，创建于1920年，前身是上海第一高等女子学校和日侨商业学校，是一座历史悠久、传统优秀的名校。

一家专卖老上海品牌食品的小店

      “三中心”小学旁边有一幢小房子，上面的店招是两排绿色的大字——“小辰光额米道，老底子额么事”，这十二个字在这幽静的环境中则显得特别扎眼，用上海话念起来却格外亲切。这是什么样的商店呢？旁边还有三行红色小字：“专营：光明(益民一厂)，沙利文(益民四厂)，泰康，康元。”这些熟悉而又蕴含诱惑力的名字，还有这条充满历史底蕴的马路，似乎把我拉回了那久远的年代。这是一个专售老上海品牌食品的小店。店面很小，货架之间只留出狭窄的通道，我侧着身子勉强走进小店。装修简朴，粉白的墙角悬挂着巨大的黑色电风扇，俯视着这局促的空间。种类不多，不超过十多种食品却每一种都承载了我美美的回忆。货源充沛，货架上散装的和袋装的货物放得密密麻麻，货架顶层还有高高垒起的货物箱。顾客盈门，慕名而来的或走过路过的，东张西望的或专程来买的，急匆匆买完就走或慢吞吞聊天搭讪的，来来往往的顾客都不一样，买的东西却都相同，那就是“小时候的回忆”。

山阴路112弄

　　山阴路大陆新村范围包括山阴路132、144、156、168、180、192弄。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建造，1932年竣工。砖木结构，六条里弄的房型相同，清水红墙，窗间墙设壁柱，三层设挑阳台，木门窗。每单元均有小院，矮围墙，铸铁栅门。大陆新村列为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

　　大陆新村九号，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居所，在山阴路132弄靠街的墙上有郭沫若题的“鲁迅故居”4个大字。1930年5月，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联盟”等社会活动，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通缉，随时可能被捕，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介绍，搬迁至临街的拉摩斯公寓。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后，出于安全上的考虑，鲁迅再次决定搬家。于是鲁迅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租赁了大陆新村9号，于1933年4月11日迁入新址。1950年上海市政府将大陆新村9号恢复原状并向观众开放，1955年列为上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在故居的客厅里还放有一张设计特殊的西式书桌，是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时常用的。1934年，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时，把这张心爱的书桌留存在鲁迅家中。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当局杀害，鲁迅便把书桌视为亡友的纪念物保存了下来。在三楼海婴寝室的后面，有一间面积不大、仅能见到天空和晒台的小客房。在这间隐蔽的小房里，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好几位共产党人，瞿秋白第三次到鲁迅家避难以及1936年党中央派来上海工作的冯雪峰住的都是这间客房。
　　在这里，鲁迅还接待过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如曹靖华、胡风、黄源，青年作家萧红、萧军，多少个难忘的日夜，鲁迅在这里同他们倾心交谈。“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是鲁迅书赠给瞿秋白的对联，也正是鲁迅与共产党人同甘苦、共患难的真实写照。

大陆新村(山阴路132弄8号)谢旦如故居

　　 长期以来一直被有意或者无意忽视了的，就是鲁迅家隔壁132弄8号，解放后至今一直住着的谢旦如一家及其后代。谢旦如，因其父是钱庄老板，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利用有利身份出版“左联”刊物，保存方志敏、瞿秋白文稿，为地下党和进步文艺界人士做联络等，人们称他为“红色小开”。他与鲁迅、瞿秋白等都非常熟悉，曾经让瞿秋白夫妇隐居在自己的住处，他曾送给瞿秋白一张特殊的书桌。瞿秋白离开上海时，将这张书桌送给了鲁迅，这张书桌目前已成为鲁迅故居珍贵的展品。1957年5月，谢旦如担任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直到逝世。

大陆新村(山阴路132弄6号)茅盾故居之一

　　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迁至大陆新村3弄9号，（现为山阴路156弄29号）与鲁迅是邻居。1935年3月下旬，茅盾迁出大陆新村搬到沪西居住。1946年3月茅盾夫妇从香港返沪，住入大陆新村1弄6号（现为山阴路132弄6号）时，只可惜鲁迅已经与世长辞了。

大陆新村(山阴路156弄29号)茅盾故居之一

　　著名出版家赵家壁，文革期间也曾在大陆新村53号（192弄）居住。他在三十年代出版编辑了《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和《良友画报》等，最著名的是他编辑出版的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由他主持出版的书籍刊物，因编辑认真印刷精良，在当时享有很高声誉，被鲁迅誉为“良友式”。解放后的赵家壁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我们这代人都记得文革前有部《战上海》的老电影，剧中那个开始顽固死守后来投诚起义的汤恩伯将军的部下刘义，也是大陆新村的居民，但是无法搜索到具体的门牌号。我对刘义知之甚少，在百度上键入“战上海刘义”，得到的解释是：“刘义，电影中用的是化名，此人原名刘昌义。上海战役结束后，刘昌义先到华东军官训练团学习，后被安排为上海市救济委员会顾问。他的官兵大部分改编为解放军，南下作战。解放后，刘昌义历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常务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上海市委会顾问。1985年8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给刘昌义颁发了起义证书。”

本文在网络上流传以后，有一位网友“龚小欢”指点：刘昌义住大陆新村168弄40号三楼。在此谢谢！

东照里(山阴路133弄)

　　山阴路133弄东照里，建于1920年，属新式里弄。仿日式建造，当时为日侨居住点，取名“日照里”，抗战胜利后，改成“东照里”。建筑形体简洁，双坡屋顶，水刷石外墙面，局部做简化的古典装饰。瞿秋白同志于1933年3月至1934年1月曾在本弄12号亭子间居住。

东照里12号——瞿秋白故居

　　1932年2月，瞿秋白避难来到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的鲁迅家中。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解除了他在党内的一切职务后，一介布衣的他，将大部分时间投入了学习和写作中。
　　1933年3月，鲁迅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人租到了今东照里12号的亭子间，让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住了进去。亭子间在二楼，约20平方米。据说房东是位广东籍中年寡妇，泼辣而好事。房客则多为日本商人或浪人。这些人经常到瞿家来串门，问这问那。这既妨碍秋白工作，又影响安全。为了闭门谢客，瞿秋白只好躺在床上看书，杨之华则在房门口的煤球炉子上为丈夫熬药。浓郁的中药味在整所房子里弥漫，令人倒足胃口。如此一来，房东和房客们只得退避三舍不再骚扰。
　　瞿秋白搬入新居后一个月，鲁迅也从北四川路上的拉摹斯公寓迁居到大陆新村9号，两家近在咫尺，彼此的往来更为密切。杨之华回忆说：“那时候，鲁迅几乎每天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格，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
　　在东照里居住的时期，瞿秋白也曾以“鲁迅”的笔名为《申报》写了许多杂文。为了便于保存，鲁迅把这些杂文编人了自己的集子里，并书写了一副对联赠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的友情对自叹“没有一个朋友”的瞿秋白来说，不啻寒冬中一抹温暖的阳光。

山阴路花园里(145弄)

　　山阴路145弄花园里,原名火车里。3层砖木结构花园里弄住宅28幢，该建筑始建于1927年左右。建筑特征是早期的新式里弄。外观简洁，墙面为粘卵石和水泥仿石面，入口采用弧形券，室内层高较低。这种住宅环境幽静，主房朝南，外形参照日式建筑，取消石库门门楼，改为矮墙，小铁门，天井改为小花园，小颗粒的鹅卵石外墙面，入口采用弧形拱券，南立面二层以上有外挑阳台，屋面为小青瓦斜屋面。

山阴路花园里(145弄)2号

　　这里的2号曾居住过另一位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实。尾崎秀实1901年生于台湾，其父的汉学功力颇深，因此尾崎的中文也很了得。尾崎大学毕业后成为东京《朝日新闻》社记者，1928年至1932年任该报驻上海特派员。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与鲁迅时有晤面，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录。尾崎曾在1931年将日本左翼记者山上正义翻译的日文版鲁迅《阿Q正传》赠予鲁迅，1934年尾崎最后一次赠予鲁迅的书籍是自己翻译的史沫特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
尾崎秀实著有《现代中国论》《中国社会经济论》《暴风雨中的中国》等。他在狱中写给妻女的书简集《流星般的爱情》成为战后畅销书。尾崎秀实的生平后由其弟、小其27岁的同父异母兄弟尾崎秀树整理成文发表。尾崎秀树也出生于台湾，是日本文艺评论家、前日本笔会会长，对鲁迅极其推崇，于1999年逝世。

山阴路花园里(145弄)6号

　　花园里6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1917－1999年）的故居。曾联松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入党。1949年全国政协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的图案。曾联松设计了“五星布成椭圆形，大星导引于前，小星环绕于后，恰似众星拱北斗的五星红旗”。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国旗图案，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批准采用。1949年9月25日，五星红旗被毛主席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0月1日，五星红旗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1950年曾联松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1999年10月去世。

兴业坊(山阴路165弄)

　　山阴路165弄兴业坊建于1927 年，是浙江兴业银行建造的职工住处。在兴业坊建成后两年，兴业银行又在狄斯威路（今溧阳路）建造了浙兴里。 被列为 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

兴业坊曾居住过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盛中华。盛中华的哥哥即被世界音乐界权威人士誉为“中国梅纽因斯”的小提琴家盛中国。值得一提的是，盛中华的父母均为著名音乐人，他们培养了十个学习和从事音乐的儿女，其中九个是小提琴家。长子盛中国9岁便在电台灌录节目，后来到苏联留学，1962年在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小提琴比赛中获得荣誉奖，是最早为中国赢得国际奖项的音乐家之一。

兴业坊10号

　　1924年5月“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出版机构“汗血书店”在兴业坊10号宣告成立。

兴业坊17号

山阴路165弄17号二楼大道剧社旧址
1931年成立于上海。大道剧社是左翼戏剧家联盟直接领导的基干剧团，参加人员有田汉、辛汉文、周伯勋、郑君里、安娥等。演出田汉编写的反映抗日战争的《乱钟》、《解放》等剧。骨干成员有刘保罗、赵铭彝等，社员遍及上海各学校，先后演出了《洪水》、《梁上君子》、《街头人》等，还与其他大学剧社联合演出《马特洛》等，反响很大。九一八期间以活报剧等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剧社还参加对前线战士、医院伤兵的慰问演出。1938年停止活动。

文华别墅(山阴路208弄)

文华别墅18号——黄炎培之子故居

　　文华别墅被列为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
　　这里的18号曾是黄炎培次子黄竞武烈士的故居。1947年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黄炎培受到监视不能公开活动，重要事务遂由黄竞武代为联系。1949年他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秘密进行两项工作：一是秘密发动中央银行员工，阻止国民党运送黄金白银去台湾；二是通过关系，对驻在上海的国民党武装策反。5月12日上午他有要事去中央银行，被潜伏在那里的国防部保密局特务逮捕，5月18日凌晨被害，年仅43岁。5月26日，上海解放。

山阴路209弄

　　山阴路209弄与山阴路四达路口229弄以及溧阳路的房子一样，都是青砖墙体、四面坡红瓦屋顶的英式洋房，每两幢连在一起，房屋和花园的格局很大。灰色的立面镶嵌着砖红腰线，圆形的门窗中央都有既美观又在力学上起到坚实稳定作用的拱心石。过去是中央储备银行的职员，209弄就是银行为高级职员提供的住处。它们都是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
　　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的父亲曾经是中央储备银行的高级职员，杨导演就出生在209弄4号。1992年，离开大陆四十多年的他，携带着妻子，即享誉两岸歌坛的著名歌手蔡琴，一起回到山阴路寻根。由于解放后路牌的变动，也是几经周折，才寻到此地。

山阴路216弄

　　陶晶孙(1897.12.18-1952.2.12)，作家，中国木偶戏创始人之一，江苏无锡市人。 1906年随父亲去日本，在日本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1919年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学。1921年7月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1927年从日本回中国，一度主编《大众文艺》和《学艺》杂志。1929年1月陶晶孙应上海东南医学院之聘，夫妇俩从日本回国（陶娶了郭沫若妻子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为妻后改名陶弥丽）。一到上海他们就落脚在虹口，三十年代中期定居山阴路216弄2号。在此期间，他一面进行医学研究，一面从事文学活动，积极投身于新兴文学革命的洪流。1929年加入革命剧团艺术剧社，1930年3月2日加入“左联”。30年代起主要从事医疗卫生、医学教学和医学研究工作，成就卓著。1946年去台湾，1950年离台去日本，1952年2月12日在日本死于癌症。

山阴路216弄2号——陶晶孙故居

山阴路226弄

山阴路229弄

山阴路242号

山阴路242号是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沿街有棵高大的玉兰树，那革质的树叶墨绿墨绿，简直象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云，树冠足可遮蔽二十多平米。我们可以想象到初夏时节，象牙色的玉兰花开满枝头，阵阵清芬随风飘溢的美景。242号过去的主人是一位林姓的上海铁路局局长，其女儿叫林晓薇。1969年7月5日安徽省太平地区连降暴雨，引发特大山洪，黄山茶林场11位青年在抗洪抢险中为抢救国家财产而英勇牺牲。8月21日，市革委会追认陆华、林卫阳、陶华、吴菊妹、金志强、李笑牛、林晓薇、王庆伟、张云芳、许洪兰、刘度南等11人为革命烈士。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我还是头顶烈日面朝泥土在“修理地球”，今天在网上查到资料后来到这幢斑驳的老洋房前，不由得感叹万分！

山阴路的第三条丁字交叉路四达路
转角的这栋花园洋房，大门是四达里286号。

　　山阴路口四达路上的这栋独立英式洋房里，曾住过海军政治部秘书长柳夷。他也是海军政治部文化部长、海军报社社长。

经网友小鱼锅贴指正，在此并致谢。

纠错：柳夷住的不是这幢，柳夷住在四达路里面，从山阴路数进去是第三幢，第二幢曾经是虹口聋哑学校，第四幢是舰队陈司令。

山阴路274弄，不可移动文物，如今成了人车混杂的直通鲁迅公园的小路。

　　山阴路的274弄与其他弄堂不同，它一头连着山阴路，另一头则通向鲁迅公园围墙边的甜爱路，因此成了一条行人如织的交通要道。其中1～7号属于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

直通甜爱路

弄堂的小摊成了路边摊

山阴路290号，一栋新建的别墅，在山阴路上特别扎眼。

　　据说原南京部队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被捕前也住在山阴路。不过空四军的军官都住在山阴路左边弄堂底靠甜爱路的独立洋房中。听说李作鹏以前也曾住过。不过具体的位置在网上也无法搜索到。

山阴路292号——原东海舰队司令员刘浩天旧居

　　刘浩天（1912.11.5-1984.1.9），江西宁都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曾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1969年2月至1975年8月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舰队党委第二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84年1月9日在上海逝世。山阴路292号是栋独立的花园洋房，其花园之大堪居山阴路之首，临街两扇灰色的大铁门永远紧闭着。

山阴路303弄

　　山阴路303弄，据说上海沦陷时期是日本军人的宿舍和马厩。在大跃进的时候建造了两幢简易的二层楼房。

积善里(山阴路340弄)

　　山阴路积善里有两排青砖砌成的三层石库门建筑，坚固的雕花石框紧箍着两扇黑漆大门，门中央悬着两个铮亮的黄铜环，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建筑，这里过去叫积善里，现在是山阴路340弄。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

山阴路343弄青庄，原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

　　山阴路青庄(343弄)1、3号

青庄1号原来住的是广东人吴耀宗，1918年即受洗入基督教，后到美国攻读神学和哲学，获硕士学位后于1927年回国，任职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吴耀宗抗战期间就常与周恩来有来往。1949年9月，吴耀宗代表宗教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9月参与起草、发表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要求教会实现“自治、自养、自传”，断绝与海外教会的一切联系，建设“新中国下的基督教”。1951年，在基督教内开展控诉运动，批判亲美人士。1954年，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吴耀宗出任主席。
　　青庄的3号住着另一位宗教领袖刘良模。民国29年夏，刘良模被基督教青年会派赴美国求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美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的团体组成了一个联合援华机构，他被邀担任该机构的正式“讲员”，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此，他到过美国许多大中小城镇，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迹。1949年应邀回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部主任、全国青联副主席、上海市侨联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三至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在全国第一届政协会上,刘良模和徐悲鸿、梁思成等几位委员向大会联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建议获得通过。

山阴路的最后一家“355号”，这个修车铺所在的地盘已经是祥德路了，两条马路就这样无缝相接。

昔日藏龙卧虎的山阴路，如今仿佛成了一位固守着一份荣耀却又无力回天的垂暮老人。这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吧。

这里是祥德路2弄，也是解放前的山阴路祥德村。

　　又：山阴路与祥德路是一条直路，因为解放前后门牌号码的变动，所以我把一部分解放前属于山阴路的房屋也记载在本文内。而且在我小时候，今天的祥德路两侧还有不少农田，我也一直以为旧时的山阴路是穿过欧阳路直达头道桥下的沙泾河的，祥德路只是解放后分出来的一条路。这次查资料才知道，山阴路是越界筑路，属于租界，而祥德路属于华界。

祥德路26弄2号，原来的山阴路“七友小筑”。

1940年10月13日的《申报》有条醒目的标题：“虹口昨晨血案，傅筱庵被刺身死；祸生肘腋老仆持刀暗杀，日方大事搜查并无所获。”报上所说的傅筱庵时为汪伪上海市市长，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旧时的傅宅今为祥德路26弄2号，当年是日本人为他物色的住处。

祥德路48弄，原来的山阴路“绿苑庄”。

　　再沿着祥德路往下走，在我小的时候，那就是郊外，那一带到处是农田和池塘。我阿姨的中学同学就住在那里，所以我一直跟在阿姨后面称她为“乡下阿姨”，从来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因为路有尽头，因此山阴路上很少有车辆交通，连自行车都不多，到了晚上，行人很少，只听见夜空中飘荡着的小贩的叫卖声：“橄榄要伐橄榄，檀香橄榄卖橄榄。”那时我们弄堂里的两个大孩子经常带着我，到山阴路底去玩。我们一起在水田里捞蝌蚪，带回家养在家里的鱼缸里。那鱼缸不是玻璃缸，而是过年做过酒酿平时腌过咸菜的缸，这缸平时放在厨房间的角落里。父母不准我放在房间里，我只能放在门口的无花果树下。水缸里不但有蝌蚪和金鱼，还漂着从郊外水塘里捞来的碧绿的水草。即使是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仿佛还能看见那水缸，看见山阴路底那辉映着夕阳的金色池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