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天山印记

熊克明

钦天山印记

散文/熊克明

有着7000多年文明史、2500多年建城史、500年建都史的历史名城南京，在历史上被冠以了诸多头衔，如：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博爱之都，开明之城，世界文学之都等等。不过，南京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头衔”，即南京还是一座集“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城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当今中国660个城市中，仅此一城。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文先生曾对“山环水抱，葱茏毓秀”的南京赞叹道：“此地有高山，有平原，有深水，在世界之大城市中亦诚难觅此佳境。”

南京位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河谷盆地之中，若仍以明朝时期构筑的“京城”作为南京城的地理轮廓，城池的外围有紫金山、牛首山、幕府山和绕城而过的万里长江（此段长江俗称扬子江）。城内有清凉山、狮子山、九华山、鸡笼山，以及穿城而过的秦淮河、金川河等，形成了“群山环城、活水润城、山水同城”的地貌特征，由此而奠定了南京独特的“山水城相依、城景人交融”的城市生态环境。

南京境内海拔最高的山脉为紫金山，由于其余脉向西延伸至城内的九华山、鸡笼山，并一直向西延伸至鼓楼（黄泥岗）、五台山、清凉山（古称石头山），构成了南京城池中央区域地表崎岖不平的丘陵地貌，其中最具这种丘陵地貌特征的，就是东与“南京市人民政府”（古称华林苑）办公地接壤，南与“东南大学”隔街相望，西与“鼓楼”毗连，北濒“玄武湖”（古称后湖等），虽声名赫奕，却从不露圭角的“钦天山”（又名鸡笼山、鸡鸣山、龙山、北极阁）了。

海拔高度约67米，周长5.3公里，起伏不大，坡度较缓的鸡笼山（因山形似鸡笼而得名，今为南京市北极阁公园），虽然位于繁华闹市中心，但不知什么原因，从表面看上去，这里似乎不怎么招人“待见”，常年游人稀少，冷冷清清。

翻阅史籍，寻觅鸡笼山悠悠千年历史，方才令人憬然有悟，此山神奇而显达的身世，绝不比南京其它的山峦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殊不知，这座“貌不惊人”的鸡笼山，竟是泱泱华夏“气象”文脉的起源地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发祥地。

据南朝时期历史文献《舆地志》记载，421年（南朝宋永初二年），定都建康（南京）的南朝宋国皇帝刘裕下令，在华林苑（六朝皇家宫苑）西侧的鸡笼山上，修建观云测天的“灵台候楼”（又称司天台），并设专职官吏观天象、测风候，提供数据，编制天文历法。据考证，中国古代天文与气象发展史由此发端。

古人为何对天象和风向气候如此感兴趣呢？其因是，古人探测到天空中有些恒星的位置，可以对应季节。所以，在以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对这种天象与节气的观测尤为重视。故此，设在鸡笼山上的司天台对每年的寒、燥、湿、旱、涝、风、冻等气候现象，都进行观测和详细记录。

439年（南朝宋元嘉十六年），南朝宋国皇帝刘义隆命人在鸡笼山东麓创立“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馆。自此，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南京鸡笼山因此而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发祥地。

据说，南朝时期著名科学家何承天、祖冲之、钱乐之、祖暅、陶弘景等人，曾一边在鸡笼山司天台上观天测象，一边在文学馆里编撰修订《元嘉历》《大明历》等天文历法。

唐代著名史学家李延寿在其编撰的《南史》中记载，中国第一部系统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第一部诗歌评论著作《诗评》，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等，皆诞生于鸡笼山东麓的这座文学馆。

《文心雕龙》一书是南朝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它是中国最早用汉文撰写的综合性文学批评专著。作为一部体大思精、笼罩群言之作，既总结了自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又继承和发扬了前人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在文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精辟独道的见解，形成了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可以说，超绝古今的文学原理性经典巨著《文心雕龙》，在中华灿烂的文学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在世界文艺理论史上，它也是一部备受推崇的旷世之作。另外，《文心雕龙》中的《声律》与《丽辞》篇章，也是中国诗歌追求格律化的两部经典的著作，后来逐渐演变成唐诗宋词中的平仄格律和对仗手法。故此，南京鸡笼山也被誉为中国诗词格律的孕育之地。

唐朝初期，《文心雕龙》一书中的部分内容流传至东瀛（日本）、高丽（今朝鲜、韩国）等国。

中国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官员纪昀曾对《文心雕龙》盛赞道：“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遂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

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曾将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与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撰写的文学理论经典著作《诗学》相提并论：“篇章既富，评鹭自生，东则有刘严和（刘勰）之 《文心》， 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 《诗学》，解析神质，色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诗评》（又名《诗品》）是南朝时期著名文学批评家锺嵘于513年（南朝梁天监十二年创作的一部诗歌评论著作。《诗评》是中国第一部诗论专著，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被后世誉为“百代诗话之祖”、“诗话之伐山”。此书对中国的诗歌理论和诗话著作，以及对日本园的“汉诗”与“和歌”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南宋时期著名诗论家张戒在所著的《岁寒堂诗话》一书中写道：“文章古今迥然不同，钟嵘《诗品》以古诗第一，子建次之，此论诚然。”

清代著名文学家刘熙载在《艺概》论著中对《诗品》评价道：风诗中赋事，往往兼寓比兴之意。锺嵘《诗品》所由竟以寓言写物为赋也。赋兼比兴，则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际，不必有言也，以赋相示而已。不然，赋物必此物，其为用也几何？”

《昭明文选》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这部文选收录了自先秦至南朝梁国时期100多名作者的700余篇作品，由南朝梁国（502年至557年）皇帝萧衍的长子、文学家萧统太子主持编撰而成。萧统太子薨逝后谥“昭明”，故由他主编的这部文选便称作《昭明文选》。

由于《昭明文选》选材严谨、注重词藻，所选的作品大多是典雅之作。所以，在古代文人眼中，《昭明文选》被视为文学的教科书，是历朝历代士子们必读的一部典籍，千古流传，经久不衰。

《昭明文选》主要收录历代著名的诗文辞赋，如：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的《龟虽寿》，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曹植的《洛神赋》，东晋时期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并序》等。另外，还少量收录了赞、论、序、述之类的文学作品，一般不收录经、史、子等学术著作。萧统太子选择作品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蓄，若偏于一面则不收录。他有意识地将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分开来，反映出其对文学的特征与范畴的认识，日趋清晰和明了，从而为中国文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起到了开创性作用。

早在先秦时期（旧石器时期至公元前221年），古老的中国就有了授时的概念，当时在《虞书-尧典》中便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说法。古人因“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转变产生了“年”的概念，又因月亮的“阴晴圆缺”产生了“月”的概念，再因太阳的“东升西落”产生了“日”的概念。后来，古人又将一日分为十二个时辰，通过立杆测影，以杆影每移动30°为一个时辰（每个时辰为两小时），来对应太阳每个时辰在天空中西移30°。由此利用太阳的投影方向来测定并划分时刻，这就是天文学中“日晷”的原理。由于每天正午日影的长度不同，故将日影最长的一天定为“冬至”日，日影最短的一天定为“夏至”日。将冬至到夏至的中点，称作“春分”节气。夏至到冬至的中点，称作“秋分”节气。春分之后“昼”会越来越长，秋分之后“夜”会越来越长。

1276年（元朝至元十三年），元朝时期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郭守敬发明制造出13种天文仪器，如：简仪、天球仪、日晷、浑仪、日月食仪、圭表、高表、大明殿灯漏等。

据考证，当年郭守敬设计的“简仪”的支撑装置，在结构上与现代天文望远镜的赤道装置（即支架装置）完全一样。比有“近代天文学始祖”之称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设计制造出来的具有相同功能的赤道经纬仪，整整早了322年。

1279年（元朝至元十六年），元朝时期著名回回（元朝时期，“回回”一词专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人）天文学家、历法学家扎马刺丁，在元朝“大都”（今北京）建立了一座“观象台”，把郭守敬设计制造的天文仪器集中在一起，用来观察天象。

1368年（明朝洪武元年），大明王朝定都南京后，明太祖朱元璋逐下令将北京观象台所有的天文仪器，全部运往应天府（南京）。

1384年（明朝洪武十七年），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南京建造“观星盘”（一种用来进行天文测量的仪器）。翌年，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四处选址，最终决定在鸡笼山上南朝时期“司天台”旧址地，重新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观测天象与气候的“观象台”（今南京市玄武区北极阁2号）。尔后，朱元璋敕令将观象台改名“钦天台”，归属朝廷“钦天监”管辖。自此，鸡笼山（古人俗称）也随之正式改名叫“钦天山”。

　　在科学技术低下的古代，“天象”对于人、尤其是对帝王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毕竟历朝历代的帝王都号称自己是“天子”，都认为天象的变化与自己的治国措施息息相关。于是就将专门记载天气和气候的地方，称作“司天”、“钦天”等。

据《明史-职官志》记载，钦天监设监正一人，监副二人，台郎二人，均为管理钦天台的专职官员。

1457年（明朝英宗元年），明朝皇帝朱祁镇专门为钦天台观测天象的仪器，御笔了一篇《观天器铭》：“在山麓一块平地上，广约二十五米至三十米，长稍过之，其上有平房一所，门向南，为占星者居室，又有稍高的四方台，是陈列仪器的地方。”

1598年（明朝万历二十六年）9月，意大利基督教耶稣会传教士、著名学者MatteoRicci（中文名利玛窦）乘船抵达中国广州（第三次来华）。后经辗转来到南京，并在此定居。据说，既精通天文历数，又通晓汉语的利玛窦，一到南京便前往钦天山上的钦天台参观。他曾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除京师（即顺天府北京）外，南京亦设有钦天监观星台，此台以建筑宏伟著称。城之一隅有一小山岗（即指钦天山），然仍处于城墙之内。上有平台，宽阔宏敞。颇适于观测之用。四周屋宇壮丽，乃昔年所建。司天者夜夜鹄立于此，以察天象。无论星殒，慧孛，皆详记奏闻。所陈仪器皆铮以青铜，制作精巧，装饰华美，其宏伟雅致非欧洲所能匹敌。且诸器屹立于此垂二百五十年，几经风霜雨雪，迄无所损。”

利玛窦在札记中还详细记载了其所看到的铜制天球仪、浑仪、简仪、圭表四架天文仪器。这些仪器是在1368年（明朝洪武元年）从元朝大都（北京）迁运来的。故此，精通天文历数的利玛窦指出：“诸仪器均以汉字说明，并铸有二十八宿。与西方十二宫相应。唯有一讹之处：北天极的地平高度是三十六度，而应天府（南京）的北纬度为三十二度又四分之一。故诸仪器似在其他地制成，后由不懂天文历算者移至南京，而未察其地位置也。”

当年，利玛窦在钦天台所见到的四架天文仪器，后来被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保管收藏。如今，这四架天文仪器仍完好无损的安放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宽敞的庭院中，供来访者观赏。

229年至280年（三国东吴时期），在鸡笼山东麓山坡上建有一寺，名为“栖玄寺”，此因鸡笼山北面有个”栖玄塘”而得名。424年至453年间（南朝宋国元嘉年间），宋国皇帝刘义隆将栖玄寺赐予七皇子、建平王、文学家刘宏作府第。

458年（南朝宋大明二年）刘宏薨逝，临终前，嘱咐家人将其府第捐为寺庙，沿用原寺名“栖元寺”（元、玄同义）。南朝齐国时期，栖元寺易名为“建元寺”。1387年（明朝洪武二十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修缮扩建建元寺，并御笔将该寺更名为“鸡鸣寺”（今南京市玄武区北极阁3号）。据说，距今已近1800年历史的鸡鸣寺，是南京最古老的梵刹和皇家寺庙之一。所以，自古就有“南朝第一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的美誉。

唐代诗人杜牧曾在七绝《江南春》中咏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1627年（明朝天启七年），朝廷工部尚书葛演亮在所编著的传世名著《金陵梵刹志》第十三卷（鸡鸣寺图）中写道：“仍可见观象台门墙壮丽，台址高耸，四周茂树芳林，北临后湖，南有十庙，气象万千。”文中提到的“南有十庙”，即明朝初年《南都察院志》中记载的十二座庙：“帝王庙、北极真武庙、蒋忠烈庙、都城隍庙、祠山广惠庙、汉寿亭侯庙、五显灵顺庙、卞忠贞庙、刘忠肃王庙、曹武惠王庙、卫国忠肃王庙、功臣庙，凡十二庙，俱洪武二十二年建，俗曰‘十庙’。”

1853年（清朝咸丰三年），占领南京的太平天国军将这十二座庙宇全部焚毁。

昔日，东吴大帝孙权在建业（南京）建都后，曾下令在鸡笼山下开挖了一条北通“后湖”（玄武湖），南接“九曲青溪河“的运渎（即水渠），构成当时南京城内的河道体系。到了明朝时期，为便于香客乘船到钦天山祭祀为明王朝征战殁亡的功臣，明太祖朱元璋逐下令将山下这条运渎拓宽成河，取名“进香河”。此外，还在河道上分段建造了六座石拱桥：蒋庙桥、西仓桥、大石桥、红板桥（俗称老虎桥）、严家桥、莲花桥。彼时，进香河上舟船不绝、热闹非凡。

1959年（新中国时期），为改善南京主城区交通状况，南京市人民政府将进香河改为暗沟埋入地下，将河道上方填平修筑成路，取名“进香河路”。被拆除的五座桥，除蒋庙桥、西仓桥外，其它桥均作为地名沿用至今。

　　1623年（明朝天启三年)，由明朝大臣、书画家朱之蕃编撰、画家陆寿柏绘制插图的《金陵图咏》（又名《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图书中写道：“在府治西北七里。东连覆舟山，其状如鸡笼，故名。宋元嘉中，雷次宗开馆；齐竟陵王子良移居，集四学之士抄五经百家书，皆在此山。今国学建其下，千载文秀钟焉。踞高临下，一望城南，葱菁溢目，城中寺宇，当为首称。”朱之蕃并赋诗《鸡笼云树》：“孤峰高枕帝城隅，南望纷纶列九衢。联合流云三五片，凄迷远树万千株。白摇雉堞明湖曲，青割虚亭敞奥区。遗址萧梁何用问，禅关分榻供伊蒲。”所谓“鸡笼云树”，泛指鸡笼山上古树名刹，秀丽宜人之景色。朱之蕃在《金陵图咏》中还描述：“在鸡笼山最高处。倚崖结构，虚敞无少障蔽，凭栏满望，远树接联，闾阎罗布，山雨一来，湘浪骤响，恍然云霄之上也。右臂山冈，绵亘十庙，各据一垄。相传晋有四帝陵，列在鸡笼山之麓，想即其处。”朱之蕃另赋诗《凭虚听雨》咏之：“三农望切沛甘霖，日障浓云万顷阴。高阁倚栏来雨气，稿苗生润见天心。空岩新水悬飞瀑，曲涧惊湍奏素琴。一夜风雷危坐听，晓看霁景濯青林。”

此后，朱之蕃这两首七律的诗名《鸡笼云树》 、《凭虚听雨》（亦称凭虚远眺），被作为鸡笼山之绝美景色的名称，列入明代“金陵四十景”、清代“金陵四十八景”之中。

1684年（清朝康熙二十三年），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南巡至江宁府（南京）时，曾登临钦天山游览，对南京的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赞不绝口。于是即兴为钦天山挥毫御题“旷观”二字，时任两江总督的于成龙即刻下令，在钦天山上建了一座“御碑亭”，将“旷观”二字制成巨型御牌，立在亭中。之后在御碑亭附近，又建了一座供皇家祝寿祈福的“万寿阁”。由于万寿阁位于明代“ 北极真武庙”的后上方，故万寿阁俗称“北极阁”。颇为有趣的是，“北极阁”这个名字，竟被后人牢牢记住，并约定俗成的将此名作为山名，一直沿用至今。而原来的鸡笼山、鸡鸣山、龙山、钦天山等山名，反而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1853年（清朝咸丰三年），钦天山上的御碑亭、北极阁、鸡鸣寺等建筑，均被太平天国军焚毁。

1871年（清朝同治十年），时任大清国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下令，重建御碑亭、北极阁、鸡鸣寺。

1911年（清朝宣统三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时任大清国江苏巡抚兼两江总督的张勋，奉令镇守南京，逐将所部（新军）指挥所设在北极阁。不日，北极阁便遭到攻入南京城中的江浙联军（革命军）炮轰，瞬间北极阁变成了一堆废墟。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3月，在蔡元培（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长）等人的倡议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筹资在钦天山东麓，建造了三幢仿明清风格的宫殿式建筑，作为国民政府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办公地。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从成立日直至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时，全院下辖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以及动植物学等10个研究所。其中除了物理、化学、工程3个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研究所均设于该院内。

据历史文献记载，民国时期，几乎所有文、理、工学科的学术大师们，都曾在这座院落里逗留过。从这里走出的学术巨擘和政要名人，比比皆是，如：傅斯年、胡适、陈省身、赵元任、董作宾、任鸿隽、叶企孙、萨本栋、杨杏佛、丁文江、王世杰、李济等。

1928年6月，留学美国归来的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来到南京。在他的提议下，国立中央研究院除了增设气象研究所外，还在地势高爽、视野开阔的钦天山上明代“钦天台”旧址地，建立中国近现代第一座国家气象台（一座三层六角形塔式建筑），命名为“北极阁气象台”。自此，北极阁气象台被中外气象学界称之为中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发源地。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近代气象科学的学术机构，开创了中国近代气象科学研究之先河。

被举荐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先生，在任期间，先后举办了四期气象学科专业培训班。据说，参加过培训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成为了从事气象科研的著名专家，如：胡焕庸、涂长望、吕炯、程纯枢、赵九章、黄厦千等。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8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在北极阁气象台北侧，新建了一座二层楼的气象研究所图书馆，并在图书馆地下结构（山洞）中，设立地震监测台（站）。当年建造这座图书馆奠基石碑文，是由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所提写。

1931年初，竺可桢先生主持筹建“北极阁地震观测台”。翌年，正式开展地震观测。

拙文写到这儿，顺便提及一件陈年旧事，在北极阁气象台一隅的绿树丛中，掩映着一座英国乡村式建筑风格的别墅。这座由民国时期著名建筑师杨廷宝先生设计，依山而建，楼随山势的别墅，就是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公馆（今南京市玄武区北极阁1号）。

建于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的宋子文公馆，建筑面积约720平方米，平面呈曲尺型，高三层，底层用毛石垒砌，显得极为坚固。上面两层用青砖砌就，墙面采用弹涂工艺粉刷而成。屋顶覆盖着厚厚的芦荻（酷似茅草），并做成蜂窝状，远远望去，在视觉上给人一种乡村“茅草屋”的错觉（时人俗称“茅草屋”）。其实这种用进口白水泥拌黄沙在芦荻上建成的屋顶，不仅可以隔热保温、防火防渗漏，还能够使屋内空间冬暖夏凉，可谓是集美观与实用于一身。

外观看似粗糙简陋，室内装饰的却奢华考究、宛如宫殿一般的宋公馆，不仅展示了建筑设计师的精妙构思，也体现出房子的主人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宋公馆庭院中央的雪松为昔日所种植，形如华盖的树冠上，缀满了像针一样的深绿色枝叶，遮阴蔽日。似觉一种清凉静谧的氛围、一种神秘的气息，在树下氤氲着……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2月12日，张学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将领）在西安对蒋中正（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实行“兵谏”。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北极阁上的宋子文公馆一时成了国民政府军政首脑密会的场所。宋子文两赴西安从中调解，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日，张学良主动护送蒋中正一行返回南京。下了飞机，蒋中正立即下令囚禁张学良，并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翌年，国民政府虽然宣布对张学良实行特赦，但仍将其羁押在狱中。后在蒋中正夫人宋美龄和宋子文的斡旋下，张学良被秘密移送至北极阁宋子文公馆，对其实行长期“软禁”。这就是87年前，北极阁上的宋子文公馆被称作“囚张楼”的由来。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极阁气象台被迫中断气象观测。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北极阁气象台、北极阁地震观测台恢复观测。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地磁学科并入气象研究所。同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在北极阁上兴建“地磁台”（用于研究地质和地球物理勘探）。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国立中央研究院举行了第一次院士会议，竺可桢先生被选举为中国首位（当时仅此一人）气象地理学科院士。此后，北极阁气象台相继有6人成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科院士。

1949年10月16日，竺可桢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58年后，原“北极阁气象台”不再进行气象观测，改为“江苏省气象局”办公地。

1990年，北极阁（钦天山）辖区，被辟为“北极阁公园”。

1999年，北极阁被国家科技部、教育部等机构命名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2002年10月，北极阁气象台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3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在北极阁原“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建筑群内，设立中国“北极阁气象博物馆”，这也是中国第一个气象专业性博物馆。从此，每年的“世界气象日”（每年3月23日），北极阁气象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北极阁气象博物馆着力将自然景观与气象历史文化相融在一起。博物馆分为古代气象、近代气象、当代气象、现代气象四个展示区。在博物馆外的广场景观区，耸立着几位古代著名气象历史人物的石雕塑像，和一排记录中国3000年气象历史的文字浮雕。这些精美的石雕艺术作品，充分表明了在气象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们，至今，他们仍然影响与引领世界气象科技的进步。

走进古代气象展示区，仿佛穿越到了古代中国。阅读图文并茂的展板内容，方才知晓，早在公元前1300年（殷商时期），契文（甲骨文）中就有“风、雨、云、雪、霾、虹、蒙和雨夹雪”等气象知识的文字。古代气象展示区还陈列着一些古人用来观测气象的仪器，每一个仪器都像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这些古老的仪器不仅记录了天文气象，更承载了一种永远值得高扬的科学精神。它们的存在证明了中国古代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向往。

近代气象展示区，展示了中国气象事业是如何从传统的笔墨记录，逐渐发展为用现代化仪器进行气象观测和预测的。当然，这一过程充满了坚韧和创新。

当代气象展示区，展示的各种现代化观测气象的仪器，既给人一种视觉冲击力，又能让人深入思考科技背后的现实意义。现代气象科技的发展，已使人们能够更加精准地了解天气，预测气象变化。卫星图像、气象雷达等先进技术都在这里一一亮相。

现代气象展示区，无不显彰出数字智能气象科技时代已经到来。无人机气象观测、大数据分析、气象预警系统等现代科技的实际应用，使得中国气象事业更加高效、精准。同时也预示着气象领域的未来将充满无限的可能与挑战。

在气象博物馆外景观区，可以观赏到古人用于观测风向的铜鸟“鸾凤风向器”、“《相风赋》水景墙”和“测雨器”等气象观测仪器，感受到中华古代气象科学艰难与辉煌的历程。

抬眼望去，在地上铺盖草坪的外景观区中央，矗立着的“鸾凤风向器”，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只见在一根高约10米的黑色铁柱子顶部，安放了一个圆型转盘，一只鸾凤两足立于转盘之上，实时随风而转，以此来测定风向。据考古发现.，早在东汉时期，中国古人就用铜鸟来测定风向（俗称相风铜鸟）。古人认为，风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天象，还被看作是与日月星辰一样具有神性的现象。对风的观测，成为中国古代官方观测天象机构的一项重要内容。

古籍《三辅黄图-汉宫》曾对“相风鸟”有这样一段描述：“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当有风的时候，相风鸟下的转枢会随风转动，鸟头部也随之转动，头部指向的方向便是风的来向。”

2013年，“北极阁气象台旧址”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北极阁气象台旧址”入选“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2019年10月，历史文化名城南京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创意城市网络之文学之都”（简称南京世界文学之都）称号，成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为履行申都时的承诺，2020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在鸡笼山东麓，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文学馆所在地，修建了南京“世界文学客厅”。据报载，南京世界文学客厅定位是，传承与展示南京1800多年的文学文脉，整合南京现代文学资源、场所空间资源，并充分运用现代数字科技手段，将南京打造成为由“世界文学客厅”引领联动的多层次、开放性、立体化的“文学博物馆之城”，从而为人们提供一个既典雅清新，又多元包容的文化语境与文学生存空间。

如今，以坐落在钦天山东麓的南京“世界文学客厅”（一期文学馆）为枢纽，东至“和平公园西园”（华林苑旧址），南抵北京东路，西临鼓楼“环亚凯瑟琳广场”，北濒玄武湖约6.1公顷范围内，由一条既文韵氤氲，又充满了现代科技人文气息的“文学小路”（山道），串联起”和平公园西园、文都亭、半山石景园、文选亭、文思亭、文远亭、山水文城-鸟台、文学屋檐、豁蒙楼等“文学坐标”，依次呈现南京不同历史时期有具代表性的文学人物、事件、作品等，且对表现形式和载体都进行了艺术再现和现代科技的介入。在这条呈东西走向，全长约2公里的文学小路两旁，除了设有靠背上镌刻古诗词的小憩长椅外，还点缀着楹联石刻、神鹿雕塑、艺术导览路标（每个路标上都印有一幅十竹斋笺谱图案）。文学小路沿线的山石、墙体、灯杆，甚至连路旁的垃圾桶上，都印有文学标识和经典的古诗短句，以此来提升整个环境的文学辨识度。从而形成了以文学馆、文学小路、文学山、文学公园为架构的立体式南京“世界文学客厅”。

徜徉在沿途尽显历史文化遗迹的“文学小路”上，如同进行了一次南京千年文脉探寻之旅，一次别出机杼、意境浪漫的文学“自由行”。

在文学坐标之一的“和平公园西园”（华林苑）里的小溪旁，建有一个带回廊的小亭子，亭子横鿄上镌刻“文都”二字，原来这里便是遐迩闻名的“文都亭”。在亭子东面入口处的亭柱上挂有一幅黑底黄字的楹联：“宗生高冈擢本千寻，族茂幽阜垂荫万亩。”显得十分醒目。文都亭回廊墙壁上筑有八个镂空状花窗，分别用八部古代文学名著的书名：《世说新语》、《文心雕龙》、《千字文》、《诗品》、《昭明文选》、《桃花扇》《儒林外史》、《红楼梦》作为花窗的名字。置身回廊中，抬头可见回廊上方安装了一套音频背景扩声系统，故人站在回廊的任何位置，都能清晰地听到从扬声器里传出的模拟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声音，以及配乐朗诵南朝梁国皇帝萧衍所作的莫愁女乐府诗《河中之水歌》。据考证，三国东吴时期开挖的运渎（明朝时期的进香河），曾沿钦天山脚流经这里，然后再从“武庙闸”东侧汇入后湖。故在文都亭中播放南朝梁国皇帝萧衍的这首诗作，想必是为了怀念这条已经消失的河流吧。可谓是“河水有生灭，文脉无断绝”。

文学小路入口北侧的山坡上，立着一只身姿优美的“石雕神鹿”。据说，雕塑这只神鹿的创作灵感取自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的章节：“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据南朝时期地志《丹阳记》记载，在六朝时期，鸡笼山东麓一带是皇家苑囿（华林苑），苑囿里畜养过各种珍禽异兽，其中就包括被视为祥瑞之兽的“梅花神鹿”。到了唐朝时期，兴起了科举制度中规定的宴会“鹿鸣宴”，这是科举四芸（鹿鸣、琼林为文科宴，鹰扬、会武为武科宴）之一，用以激励和祝贺科举提名的考生，也代表一种“金榜登科”的文人理想。

石雕神鹿的西面是文学坐标之一的“半山石景园”。在园中树坛坐台和一面摩崖石壁上，镌刻着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著作中的经典篇章与词句。

　　飞檐翘角的“文选”亭位于文学小路南侧的山崖上，亭子的名字，取自南朝梁国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撰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挂在亭柱子上的楹联：“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亦选自《昭明文选》。这幅楹联的意思用白话来讲，就是但凡独超众类、辞彩精拔之作，表面上看，没什么了不得，但如果将其放在文学发展历史中去看，就能认识到它的深刻性和包容性。

文选亭西侧不远处的山坡上，即是黛瓦朱栏、古朴阗雅的“文思”亭。亭子取名“文思”，顾名思义，是为了纪念李白、杜牧、李商隐、张九龄、李煜、王安石等古代著名诗人在鸡笼山、后湖一带留下的许多堪称绝顶之作的诗篇。

走近文思亭，便能听到亭间背景扩声系统，反复播放着这些大诗人的诗篇佳作，让人不由的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已穿越到了遥远的“唐宋年代”。文思亭朱红色的亭柱上，镌刻着一幅红底黄字的楹联：“可以通变而復古，从来律清为格高。”此楹联的大该意思是，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因此，好的格律诗，必定是“格高律清”。

秉烛夜游、夜读，被古代文人视为风雅之事，诗人李白曾云：“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而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相传，昔日，鸡笼山上的文思亭正是古人夜游、夜读的好去处。南朝梁国皇帝萧纲（简文帝）曾作《咏萤诗》云：“腾空类星陨，拂树若生花。”形容秉烛夜游、夜读的盛景。如今，若晚间在此漫步，会看到采用全息激光投影显示技术，营造出来的夏夜萤火虫漫舞的情景，感受到一种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古诗意境。

早在400多年前（明朝万历年间），南京篆刻出版家胡正言在钦天山东麓，买了一块地，在此建造了一座住宅，然后又在住宅旁种置了一丛翠竹，并将自己的书斋取名”十竹斋”。从此，胡正言便在“十竹斋”开始经营书画印刷出版业。可以说，以胡正言的“十竹斋”为代表的饾版、拱花等多色套印技术，以及集绘、刻、印于一体的木版水印技艺，从它诞生之日，就被赋予了中华文化的艺术元素。特别是他编刊的《十竹斋书画谱》问世后，不仅意味着世界第一部彩色印刷画集的诞生，同时也代表了中国传统木刻画的最高成就。昔日，他用拱花等技法印制的《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等书画名著，至今仍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稀有珍品。

在钦天山半山腰岔路口，有一个四角石亭，亭子横梁上镌刻着“文远亭”三个字。朱红色的亭柱子上，镶嵌的一幅黄底黑字楹联，显得十分耀眼夺目，上联：“春雨寄思随曲水”；下联：“古贤留迹在斯文”。这幅楹联言简意赅的概括了明、清时期南京十竹斋“饾版”印刷技艺的辉煌成就。据考证，《红楼梦》、《儒林外史》、《本草纲目》、《永乐大典》、《桃花扇》《金陵古迹图考》、《全宋词》等经典名著的问世，皆与南京息息相关，其中十竹斋更是功不可没。仅上述这些经典名著，便足以证明，古时候的南京，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创作中心，也是印刷出版中心。

　　文远亭向西约百米处，有一个相对平坦的小山丘，新建的“山水文城-鸟台”就坐落于此。如今，南京许多爱鸟人士常常流连于此，他们会带来画眉、百灵、黄莺等鸟种，既与山林中的野生飞鸟相映成趣，也无意间营造出了一种寂寂山林，鸟鸣嘤嘤，天籁之音，声声入耳的意境。这般如仙如幻的城中山林之景象，恰如北宋时期，一代名相王安石在诗篇《蒙亭》中欣然咏道：“山林与城市，语道归一毂。”

在这儿还可以观赏到一道奇特的“山水文城”建筑美景，人们将这一建筑美景称之为“文学屋檐”，即建筑设计者巧妙地用线条勾勒出以中国屋檐为背景的空间构架，并配以音画情境（即融入音响、灯光等科技元素）。人们在这座“虚拟”的文学屋檐下小憩时，可以聆听到配乐朗诵的《紫钗记》、《牡丹亭》等戏曲片断，同时还能从文学屋檐周围的景观扬声器中，听到模拟小鸟在林间穿梭飞翔时的声音。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如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言语》中所描述的情境：“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这段经典古文的意思是：一日，南朝梁国皇帝萧纲（史称简文帝）来到华林园（六朝时期的皇家宫苑）游玩，回头对随从说，能让人心领神会的地方不一定非要在远方，只要林木蔽空，山水掩映，就自然会产生濠濮间（古人称“濠濮”为贵人闲游之处）那样悠然自得的想法。这时连鸟兽禽鱼都会来亲近人。”

笔者猜测，在华林园旧址西侧，山林茂盛、草木葳蕤的钦天山上建造“文学屋檐”的目的，想必是为了再现昔日《世说新语-言语》中所描绘的那种深妙无比的意蕴吧。

被注入了近、现代文化元素，以至成为文学坐标之一的“豁蒙楼”，位于钦天山东麓山坡上的“鸡鸣寺”（今南京市玄武区北极阁3号）建筑群中。豁蒙楼为时任大清国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于1904年（清朝光绪三十年）为纪念其门生“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所建造。张之洞还为此楼亲笔题跋：“余创议于鸡鸣寺造楼，尽伐丛木，以览江湖，华农方伯捐资作楼，楼成嘱题荒，用杜诗‘忧来豁蒙蔽’意名之。”这段题跋最后一句的意思是，用“豁蒙”作为楼宇的名字，乃取自唐代诗人杜甫《赠书监江夏李公邕》中的诗句“忧来豁蒙蔽”。这句诗白话的意思是，人到了伤心或受到伤害之时，才明白曾经因愚蠢而受到的蒙蔽。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著名的“戊戌变法”失败，杨锐不幸被捕。张之洞立即发电报给盛宣怀（时任大清国大理寺少卿、号称清末首富），让他恳请王文韶（时任大清国军机大臣）设法营救杨锐，与此同时还发电报给大清国直隶总督荣禄，请他转奏朝廷“愿以百口保杨锐”，但为时已晚，杨锐被问斩后，张之洞为此十分痛惜。

1902年（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再度署理两江，忆及与杨锐在鸡鸣寺的彻夜长谈，无限哀思，于是倡议建楼以纪念杨锐。

由此可见，拾级登临豁蒙楼不仅能看到美丽的湖光山色，还能领略到近代中国的政治风雨。

民国时期的《首都志》曾对豁蒙楼有过这样的描述：“俯踞山巅，目极千里，真大观也。加上台城、胭脂井、覆舟山的塔影等目力所及的六朝文化遗迹，最易引发思古之幽情。”故此，豁蒙楼登高吟咏便成为文人的最爱，更是重阳节登高望远的首选之地。据说，从晚清的李详（著名国学大师），到民国的朱自清（散文家、诗人、学者）等众多名流登临此楼后，都留下了名篇佳作，为钦天山增添了更加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耀眼的文学光芒。

当代著名史学家朱偰在《天风海涛楼札记-金陵山水最佳处》一文中说：“一个城市往往有一个最佳观景点，南京的最佳观景点在鸡鸣寺的豁蒙楼，从鸡鸣寺豁蒙楼而望，则重峦叠嶂，烟岚缥渺，覆舟山（九华山）、天保城，紫金山，参差罗列，尽侧看成峰；其北则平湖十里，挹翠拖蓝，山光水色，掩映柳丝菰蒲间，诚得湖山真趣。”朱偰还意犹未尽地在散文《鸡鸣寺》中写道：“豁蒙楼遥对钟山，近揖覆舟，俯瞰台城，下临后湖，湖中凫雁，依窗历历可数。每当秋夏之交，登临远瞰，荷花万顷，红碧倾堕，如汉宫晚景，尤为佳绝。”

　　不言而喻，南京自古就是一座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文化名城，无论是“上巳修禊”（上已，是指每年农历三月初五这天，人们要到水边嬉游采兰，以驱邪祛病，古人称之修禊），还是“重阳登高”（每年农历九月初九登高，则是为了纪念远方的亲人，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都能兼得山水之乐。

如前所述，在古城南京的众山之中，唯位于城中的钦天山倍受文人青睐。近代著名文学家、诗人陈衍曾为《甲戌玄武湖修禊豁蒙楼登高诗集》一书作序时赞叹道：“独城中鸡笼山多六朝遗迹，玄武湖近在襟带，映发辉媚，不让杭州西子湖焉。”

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是中国传统诗歌界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在首都南京举行了两次（即上已修禊诗会、重阳登高诗会）盛大诗会，显示出在新派诗已大行天下之时，古典诗歌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由于南京自古就有“上巳修禊宜近水，重阳登高必在山”之说。”所以，每年的“上已修禊诗会”都会在玄武湖上举行。重阳这天，大多数人都会去城外登山雅集，但文人雅士，却喜欢在钦天山的豁蒙楼举行“重阳登高诗会”，文酒诗会，旧雨新朋，欢聚一堂，交流新作，吟诵佳篇，畅怀抒志。清代诗人、编辑潘宗鼎曾在《金陵岁时记》中撰文： “九日登高，南则雨花台，北则北极阁，即明之钦天山也。”据说，当年（指1934年）共有87人在玄武湖的上已修禊诗会上赋诗，而在豁蒙楼的重阳登高诗会上，则有103人献诗。据报载，这是晚清以来盛况空前的一次两大诗坛雅集，也是民国时期在南京举办的最后一次年度诗歌盛会。这两场诗歌盛会的作品，后来由近代著名诗人曹经沅编辑成《甲戌玄武湖修禊豁蒙楼登高诗集》，流传于世。

在豁蒙楼的东南侧，有一座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旧院落，据历史与考古学家考证，这座旧院落就是158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文学馆”的所在地。也是明朝时期南京“十竹斋”旧址地。据报载，为了让南京千年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南京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将这座院落改建成南京“世界文学客厅”。建筑设计者采用现代创新空间的设计理念，将层高11米的世界文学客厅主体（文学馆），分隔成上下两层，设立三个展区（文码、文脉、文枢），在馆外院子里设立两个展项（文房、文创）。

迈入南京世界文学客厅院落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院子中央两棵挺拔粗壮、枝叶黑郁繁茂，形似巨伞一般的老槐树，厚密的叶子几乎遮住了整个院落的阳光，洒下的一片绿荫，给这座蕴含着浓厚文学气息的标志性建筑，增添了一种幽深静谧的意蕴和历史的庄重感。

可以看出，经过精心设计与建造的南京世界文学客厅（文学馆），采用了以"知觉体验"为动态空间布局的方式，将南京千年文脉的文学源起、传承创新、文城转换、生活融合的理念，都浓缩在了这座主体建筑与院落之中，让人能近距离、多元化地感受古都南京悠长的文韵。一眼看上去，主体建筑（文学馆丿的外墙面酷似竖排版的古籍书页，橘黄色的墙面显得古朴而不失典雅，厚重而不失时尚。颇为有趣的是，每每夜幕降临后，由激光投影机放映在墙面上的古籍书页画面时，仿佛像是读书人在“翻页”。采用绿色铁栅栏围挡起来的院墙，就像一根根翠色欲流、郁郁葱葱的修竹，想必是以此象征着中国文人的傲然风骨与气节。

　　在南京世界文学客厅（文学馆）大厅中央通顶上，吊挂着一个DNA 双螺旋式艺术构件，仔细仰望这件造型新颖别致的艺术品，上面镌刻着金陵、秣陵、建康、应天、江宁等20几个南京曾用名，构件上还刻印了二进制（0101）文字演进的“文码”（展区）符号，寓示南京文脉生生不息，创新永续。

文学馆一楼东面“文脉”展区，是以南京文学大数据平台作为支撑，设置了一个长条形数字化展台，然后以一块出土于“越城遗址”的陶三棱锥为肇始，采用现代数字科技手段激“活”南京千年文脉，娓娓诉说在南京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学大记事。

文学馆一楼西面是“文枢”展区，展区墙壁上安装了一块触摸式高清LED显示屏，屏幕上展现的是一幅用南京文学地标勾勒起来的城市空间视频网络图，图中分为“世界文学之都”坐标、路线、人物、作品、图谱等版面。参观者若想了解某个版面，占击屏幕即可一目了然版面的详细内容。

文学馆通往二楼楼道墙壁上，绘制了一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创意城市网络之文学之都”城市名册，以及在世界地图上具体地理位置。

南京世界文学客厅院落一隅，有一间普通房屋，这间房屋就是明朝著名篆刻出版家胡正言创办“十竹斋”的旧址处。在屋内墙壁上，挂着一套仿真明朝时期的雕版印刷（饾版）工具。展示出传统文学的“文房”理念。在院落东南角设有一个“文创”小店，里面摆放了许多文学创意产品，供参观者选购。小店隔壁设有一个岗亭式的“文学之都-声音邮局”，人们只要用手机扫一下亭子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录制自己的声音，并可打印成明信片，然后通过互联网寄给自己的亲友。

综上所述可知，作为中华气象文脉与传统文学发祥地的南京钦天山，虽经千年岁月的磨蚀，如今，青山依旧，城池如故，文脉如缕不绝，且更美，更具活力。昔日蕴藏于书籍典册之中的古都千年文韵，已全然融入在了山水城林之中，使得书香与佳境相融，文脉与山脉交汇，古老与现代并存。鉴于此，深得千年文脉滋养的钦天山，于今更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和风韵。虽然钦天山的海拔高度不足百米，但若站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昔日、今日、抑或将来，钦天山都称得上是中华城中人文第一山。君不见，发祥于此的中华传统文学，在现代网络文学的融入与推动下，变得鲜活、立体且更有韵味，进而大大增强了赓续千年文脉的时代生命力。

唐代著名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曾赋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于今，对于生活在古都南京的人们而言，每每拾级登临钦天山，漫步在文学小路上，便会油然而生出一种感慨，一种激动，而这种感慨与激动会匡助人们抚今追昔，鉴往知来，从而找到生活的真谛，更好地认识自我和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

2023年12月24日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