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毛屯村人

我的家世系列之八

我的父亲

作者 毛屯村人

（1）

我的父亲郭子运原名郭国海，“国”是他的辈分，子运是他的字。从我记事时起他就用子运作名字，但在家谱上都是记载的郭国海，并在下边注明“字子运”。

父亲生于1924年农历7月6日，是祖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正是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建立革命武装筹备北伐；北洋政府日薄西山，风雨飘摇之时，社会一片动荡和混乱。接下来的二十几年不是内战就是抗战，国家一直处于兵荒马乱中。父亲就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在偏僻落后的农村中长大。我对父亲小时候和年轻时的情况知之甚少，他几乎没有和我说起过他青少年时期的事。但我知道父亲小的时候，我家是个人口较多的大家庭，祖父兄弟姐妹七人，最小的三姑奶奶和父亲同岁。全家仅靠几亩薄沙地养活，温饱也无法得到保障，贫穷从小就伴随着父亲。

据说父亲小时候上过二年小学，因为贫穷和社会不稳定辍学。后来经过自学提高，能阅读简单的书籍，书写一般的信件，文化程度大概不会超过小学毕业。我小时候跟他出去玩，曾见他拿一本故事书，在昏黄的油灯下读给其它人听。那书大概有不少生字，父亲读起来有点磕巴，但这在那时的农村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1950年代村里成立合作社，他被推举为会计，公社化后又当了几年大队会计。

既然不读书了，父亲从少年时起就跟着祖父学干农活。父亲很聪明，像祖父那样学啥会啥。他早早就学会了各种农活，但这不足以养家糊口。父亲又去学手艺，他学会了在砖瓦窑厂制作瓦坯，烧火；会盖房子，擅长瓦当地传统的小瓦片；会编结农村收藏粮食的囤，编席打篓；还会木工，成了一名年轻的能工巧匠。在这些手艺中，父亲最拿手的、做得最精的是砖瓦窑厂的手艺，这也是他一生中除农活外干得最多的活，最有成就的事业。中年以后，父亲就成为砖瓦窑业这一行里技术精湛的师傅，在当地小有名气，被称作“烧窑的老师”。他被许多村办或社办的砖瓦窑厂请去当师傅，带了一帮徒弟。这帮徒弟对父亲非常敬重，逢年过节都到我家来看望他，直到父亲去世后还经常来看望我的母亲。

（2）

父亲什么时候、在哪里学的砖瓦窑业技术我不知道，我没有听他说起过，但以他为首开办的毛屯村私立砖瓦窑场开业是在1951年或1952年，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已经可以独立办场了。我家在毛屯村南有一块土地，长条形，南北走向，地势北高南低，北部是我家的打麦场，南部种庄稼。这块地土质偏粘，适合制作砖瓦，父亲办的窑场就建在这块地的中部。

窑场的主要部分是一大片整平轧实的场地，在场地的西半部制作砖坯，中间晾晒砖瓦坯，周边码放着等待烧制的干透了的砖瓦坯。场地的西边有一处简陋的工棚，那是制作瓦坯的地方。场地的南边就是烧制砖瓦成品的窑。这是一个用砖砌成的小型的窑，平面形状像马蹄子，因此被称作马蹄窑。它的底部是烧火的炉室，中间是向上突起的半球形的窑篦子，上部是装填砖瓦坯的窑室。窑室呈圆柱形，直径约四五米，高度也有五米左右。窑室的顶部全部敞开，周围是约一米宽的平台，装窑和出窑都在这个平台上，从窑室顶部进行。烧火的窑门朝西，窑室的北边东西各有一条斜坡通到窑顶，干活时人们就从斜坡上下。

用马蹄窑烧制砖瓦是当地一项传统的古老的制造方法。长久以来，砖瓦在我的家乡是主要的建筑材料。它的原料是黄土，烧制的燃料是木柴或者庄稼秸秆，都能就地取材。在没有任何机械的年代里，建窑、加工砖瓦坯和烧制，都靠手工和体力完成。马蹄窑烧出来的砖比现在的机制砖大，瓦是梯形状的呈弧形的薄片，大小约为机制瓦的四分之一，当地叫“小瓦”。这种砖瓦在烧制过程中经过了烟熏和水渍，成品是好看的淡蓝色，当地称作“青砖”和“青瓦”，以区别后来机制的红砖红瓦。

父亲的窑场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父亲是场长、制瓦师傅、烧窑师傅，可能还兼任会计；郭家田、郭齐功是制砖师傅兼整修瓦坯；郭齐科负责备瓦泥和运瓦筒（提瓦轮子）；张应轩负责和泥，所有人员都是毛屯村人。究竟窑场是我家独办的、其它人都是雇工；还是以我家为主、几家合办的我不知道，也没有资料可以考证。但是窑场建在我家的土地上，从我家的地里取土，父亲又是负责人，可以确定即使合办我家也是大股东。

父亲在窑场承担了主要的劳动：制瓦和烧窑。制瓦的工艺比制砖复杂，活更精细。首先土质的粘性必须适当，偏粘了瓦坯易裂，偏沙了强度不够，取土时要凭经验把好关。父亲的办法是没加水时抓一把土放在手里，反复揉搓研磨；和成泥后取一团泥反复摔拍捏，检查泥的韧性，满意后才会使用。和制瓦的泥就像揉做馒头的面，费时又费力。要先把泥堆成一个高堆，在工棚顶部的横梁上拴一根绳子，人站在泥堆上，手抓住绳子，用赤脚一层一层的往下踩泥，踩下来翻上去再踩，直到那泥又柔软又筋道，达到要求才行。

父亲制作瓦坯的工具，是在工作台上放置一个木制的圆盘，圆盘中心有转轴，底部有可用脚推动的辅助盘，用脚一蹬即可转动。圆盘上垂直放上用细木条做成的圆筒（即瓦轮子），筒外套一层布。父亲像切豆腐一样从泥堆上切下一块长方形的泥片，泥片的厚度就是瓦片的厚度。把泥片围在圆筒上，一边转动圆盘，一边用手蘸水或用其它工具修整泥片，直到合格。切下多余的泥，由郭齐科提着瓦轮子带到外面的场地上，轻轻放下，收起瓦轮子，地面上就留下一个圆筒状的瓦坯。这种瓦坯稍干时，就在筒里面每隔九十度垂直刻画一条分割线（有专门的工具），再过几天，不等它完全干透时，用手轻轻一掰，四个小瓦坯就做成了。

制作砖坯比较简单。砖对土质的要求相对不很严格，一般中性偏粘的土都可以做出很好的砖。作砖坯时用一个长条形的木斗，木斗内的长宽高就是一块砖的三维尺寸。挖一团和好的泥摔在木斗里，用手按压使泥充满木斗，用一根弓弦状的工具刮去多余的泥，端起木斗把它翻扣在场地上，慢慢提起木斗，砖坯就落在地上了。一个木斗里有两个格子，因此一次可以做出两个砖坯来。

半干的砖瓦坯就可以上垛，把它们码放在场地边上，上面盖上席子或油布，继续风干。等干透的砖瓦坯够装满一窑室了，就该开火烧制了。烧窑是窑场的大事，所有的人都停下手上的活，一起去装窑，有时还要找人帮忙，一般要装填两三天。窑装满后要用泥封上顶，留好排烟孔，周围堆起围堰准备灌水。点火前先放鞭炮，祷告老天爷保佑这一窑烧制顺利，不出次品。点火后要连续烧两个昼夜，夜里虽然也换换班，但父亲作为烧火师傅几乎不能睡觉。他用一杆长柄铁叉叉起柴禾扔进炉膛里，观察炉火的颜色，还要经常察看排烟孔排烟的情况，以此判断火烧得是否正常。

火烧好后就该熏烟了，窑业行里叫“撵烟”。将柴禾用水淋湿后投进炉膛，让它不能充分燃烧，只冒烟不起火，浓浓的黑烟穿过整个窑室从窑顶上排出。有时需要将窑门部分封堵，拿一根像檩条一样粗细的木棍捅进炉膛搅拌，使黑烟更多更浓些。“撵烟”完成后将烧火的窑门封闭，开始从顶部灌水。父亲和他的同事每人一副水桶，从村南的水井里打上水来，挑到窑顶上去灌水。什么时候灌、灌多少水一定要掌握好，才能烧制出颜色纯正的青砖青瓦。灌完水这一窑的砖瓦就烧制好了，只等出窑了。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写下用马蹄窑烧制青砖瓦的细节，是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这种传统的古老的生产工艺已被淘汰。除了个别文物级的古建筑维修需要外，马蹄窑和青砖青瓦在现实的建筑业和社会上几近绝迹。我家乡的农民建房子已经不用青砖青瓦了，想用也没地方去买，没有人烧制。前些年还有人喜欢用青砖瓦盖屋，买不着新的只能去买别人扒老房子时拆下来的旧青砖瓦，现在则完全没人用。马蹄窑和烧制青砖瓦的技术工艺已几乎无人知晓，就要失传了。我在回忆录中写下以上的文字，也许能留下一鳞半爪。

我在1954年秋季入学读一年级之前，经常跟父亲去窑场玩耍，那里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只要按照父亲的嘱咐不去窑顶玩，他怕我掉进窑室里摔伤，就没有人管我。我可以在窑场自由地转来转去，看大人们干活，自己玩些碎砖烂瓦。有时也和其它小朋友一起玩，那一垛垛的砖瓦坯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地方。大人们干活我看得多了，虽然年纪小但印象深刻，至今历历在目。所以我才能完全凭记忆写出窑场的细节。

（3）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父亲有一个业余爱好，那就是音乐。他识中国传统的老式工尺乐谱，会吹箫。他有一管竹箫，外面漆着漂亮的蓝漆。闲暇的时候，晚上和邻居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会吹起来。箫声低沉而婉转，融化了一天的疲劳。父亲吹得最多的曲子是《苏武牧羊》，那悲怆的旋律听起来让人悲伤。我很小就能跟着父亲的曲子唱《苏武牧羊》，至今不忘。去年毛屯村进行新村建设拆除我家的老屋时，发现父亲的竹箫还挂在老屋的墙上，吹一下仍能发声。

父亲的窑场在农村合作化之后就停办了，时间大概是1957年。原因不言自明，合作化特别是城市工商业公私合营后，农村中个人的副业也受到影响。父亲把制作砖瓦坯的工具拿回家来，清洗干净，放在屋里的梁架子上。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重操此业，只好暂时回到农活上来。父亲办了几年窑场究竟收益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家的经济状况好转是显而易见的。

就在入社土地归公之前，父亲作主从邻村买下几亩土地，大概是六七亩。农民家境变好买地扩大生产规模，这是发家致富的必由之路，无可厚非。但是父亲不关心国家政策变化，信息闭塞，不知道集体化的暴风骤雨就要来临，结果买入的土地刚交清钱粮，还没有来得及种一季庄稼就归入集体了。全家人懊悔不已。由于买地动用了母亲结婚时娘家陪送的银元，母亲还和父亲吵闹过，但已于事无补。父亲当然很心疼，花钱买了大教训。除了买地，我家还新建了三间东屋、一间堂屋，都是高砖基阶的瓦房，在当时的农村是较好的房子。祖父祖母搬到新东屋、叔叔婶子搬到新堂屋后，我家买进一盘新石磨，有了专门的磨屋。家里还订制了一辆新太平车。

1950年至1957年的几年中，是父亲一生中充满希望、奋发昂扬和精神舒畅的一段时光。多年的战乱结束了，农村一片和平发展的景象；父亲正当而立之年，血气方刚；祖父母刚过五十岁，身体健康；已经有了我们兄妹四个孩子，人丁兴旺。父亲劲头十足，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发家致富。可悲的是，这段好时光只有几年短暂的时间，集体化打破了父亲的美梦，好日子刚开头就要止步了。

走进集体化体制的父亲不安心于在家里挣工分，一有机会他就想出去耍手艺。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鄄城县政府在孙店村建设了一座砖瓦窑厂。这是县里第一个大型机制砖瓦窑厂，采用的是先进的轮转窑技术。这种窑烧煤炭，不熏烟，不渍水，烧出来的砖瓦是红色的。经人介绍，父亲去这个窑厂当了烧窑师傅。但是父亲没有烧过轮转窑，他以极大的热情边干边学习先进技术，很快就能单独顶岗上班了。那时父亲吃住在窑厂，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每次都带来一包技术数据和图纸，在家休息还要学习。我看过父亲学习的材料，都是轮窑烧火的技术要点、注意事项问答和轮窑的结构图纸。孙店砖瓦厂是县办大集体单位，父亲在那里工作是发工资的。可惜好景不长，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不久，窑厂陷入停顿，父亲即辞工回家。

（4）

不久，父亲就在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维川的劝说下，进入大队领导班子当了会计。以父亲的性格和他为人处事的习惯，他不愿意当村干部。父亲人聪明，对是非对错的事理十分清楚；为人讲信用，不说虚话空话，做实事，不糊弄人。他注重自己的形象和名声，宁可自己吃亏吃苦，也不愿叫别人说闲话，亲戚朋友乡里乡亲都认可他是一个可共事、可结交的好人。父亲处世低调谨慎，有时甚至有点胆小，不适应处在是非漩涡矛盾焦点中。因此他并不适合当村干部。但在张维川力邀下，父亲考虑到张人不坏，可以共事；会计不是主要角色，相对好做；他又一时无人邀请外出做工，就答应下来。

那时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直接对社员各户的账目是由生产队的会计做的，大队会计的主要工作是社会经济各类资料统计，文书往来，签字盖章等，工作量并不大。毛屯生产大队本级没有集体经济，连一间象样的办公室都没有，穷得叮当响。涉及到各家各户的事，父亲一视同仁，不管哪一姓的人，不管亲疏，都积极帮助办理，颇得乡亲们的好评。以张维川为首的这一届班子作风是廉洁的，群众意见不大。而在集体经济较好的其它村，干部贪占集体财产，不参加生产劳动，脱离群众等，已开始引起民愤，遂有后来的“四清”。

四清即“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旨在清理整顿基层。它在步骤上采取由点到面，先试点再在面上铺开。毛屯村在政治运动这一类事情上历来都不积极，不是没动静就是走过场。但这一次四清还是不同，最后结果张维川黯然下台，张维重当上了村支书。张维重是毛屯村人，解放前入党的中共党员，解放后上级为照顾他让他当农村信用社的信贷员。

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在毛屯村开展四清运动之前就辞去了大队会计的工作，因此才没有卷进村里这场风波。父亲不当会计后一直在外地做烧窑师傅，作为一名社员，他也没有参与村里四清的事。1969年，他曾给我解释当年不再当会计的原因是，国家对农村实行了新会计办法，比以前的老记帐法复杂很多，他感到有些吃力。加上我们兄妹逐渐长大，上学等花销越来越多，他想外出耍手艺挣钱，因此辞职不当了，谁知正好躲过这场运动。

（5）

其实，论种地和耍手艺，父亲更喜欢做手艺。因此，只要有外地的砖瓦窑厂请他去，他就会离家去做工，窑厂没活的时候才会在家挣工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6年春天，他生了重病才作罢。好在当地有不少公社办或大队办或生产队办的砖瓦窑厂，以父亲的技术和在行业内的声望，他不愁找不到活。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做工，只有冬天因为季节性原因停产后才回家。

在窑厂做活是一件苦差事。不只是一天到晚的体力劳动出力流汗，很累很辛苦；还因为所有的砖瓦窑厂为了取土方便，都建在远离村庄的野外，生产用的工棚和劳务人员的生活设施都很简陋。工棚仅能遮风挡雨，住的房子也不比农民家里的房子好哪去。每个窑厂都自己起伙，由主办方安排专人买菜做饭，一般都是由一个会做些家常饭菜的男劳力当炊事员，规模小的窑厂炊事员还要兼做其它杂务。伙上的饭菜比当地普通农民家里要好，炒菜放的油多，有时买一块肉来炖菜吃，或是喝羊肉汤，经常喝上几杯酒。只是一日三餐制作粗糙，求做熟吃饱不讲色香味。窑厂的生活枯躁乏味，一帮老爷们天天干活，没有休闲娱乐。闲下来的时候比如阴雨天就是抽烟聊天，天南地北地海聊，能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听听广播就很不错了。父亲在引马大队窑厂做工时，我曾去过几次，亲眼见父亲在那里干活，看到窑厂艰苦的环境。

父亲之所以常年在外做工，一个原因当然是他热爱自己的手艺，愿意干这一行；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想多挣点钱支撑家庭开支，最大的开支是供应我们兄妹上学。1960年以后，哥哥志豪和我已进入中学读书，妹妹冬梅和弟弟志英都在小学学习，兄妹四人都在学校里。这在我们村里是很少见的。很多别人家的男孩子只读个小学毕业，有的小学不毕业就不上学了，女孩子上学的更少。

那时的学校只收很少的学杂费，学生家庭在经济上有点负担，但是较轻。很多适龄儿童不就学，主要是家长不重视子女读书。我父亲就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他重视并很支持我们兄弟姊妹读书，不心疼花钱。他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愿上学，家里再急（经济上紧张）也要供你们。尽管上学的费用不高，但我们四个人同时在校需要的经费也不算少。那时在生产队劳动一天的工分才值几分钱，我家干活的人少，是老缺粮户，全家一年不但从队里领不到一分钱，想分点口粮到年底还得往队里交买工分的钱。因此，要供四个学生上学，父亲还是有很大压力的，这是他不辞劳苦外出做工的主要动机。父亲为此出了多少力，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无法估量。

1964年秋天，哥哥志豪在兄妹四人中第一个高中毕业了，考上了总后勤部属的军校长春兽医大学。这不是哥哥填报的志愿，是军校提前录取时调剂录取的。父亲当然很高兴，他多年的辛苦努力开始见成果了，我家有了第一个大学生。特别是听说军校管吃管穿还发零花钱，上学就是当兵，家里还享受军属待遇，更是非常满意。但是哥哥很不满意，他不愿学兽医，不想去报到，打算第二年以同等学力社会青年的身份再考。父亲不理解，在他做工作无果的情况下，父亲找到我的二舅周建一。二舅是小学教师，他说服了哥哥，哥哥勉强跟父亲去济宁坐火车，到学校去报到了。年轻的我们不懂得体谅辛苦的父母。

（6）

1966年兴起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也刮到了毛屯村。村里成立了两个群众组织，一个主要由居住在村西部的群众参加，是造大队党支部反的；另一个主要由住在村东部的群众参加，名义上也是造反派，但暗里是保党支部的。两派进行的虽然是文化革命的斗争，但明显地带有历史上村东村西矛盾的影子，新的斗争实际上是老矛盾的延续。结果是，刚当大队支书不久的张维重被打倒下台，在部队入党的退伍军人张应生先当临时负责人，整党建党后接任大队支书。

毛屯村闹腾的这几年，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外地窑厂做工，村里的斗争与他无关。即使他在村里，以父亲与人为善、不愿多事的秉性，他也不会参与两派的活动。但是，麻烦还是找上门来。1969年秋天，大运动中的小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到村一级，父亲作为被清理对象参加了学习班。这要从他年轻时候做过的一件胡涂事说起。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领了我的家乡。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鬼子划片修建了许多炮楼，招募伪军住在炮楼里，镇压百姓们的反抗。当伪军管吃管穿，每月还给家里一定的粮食。父亲因为生活困难，为了自己不挨饿，还能照顾家庭，就去距离毛屯村约五华里的沈楼村炮楼里当了伪军。他把当伪军看成是混饭吃的差事，没有认识到性质的严重性。那时父亲还不到二十岁，每天在炮楼里出操站岗，没打过一次仗，没有骚扰欺压过老百姓，几个月后父亲就回家不干了。这当然是父亲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一个错误。但这件事村里人都知道，没有隐瞒，由于没干过具体的坏事，解放后也没有人追查过，父亲早以为不是问题了。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阶段性的小运动，但它斗争的矛头指向一部分群众。中央文件列举的清理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漏划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实际执行中，凡是有过所谓污点的，没有污点但当权者因为各种原因要打击的群众，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刑讯逼供致死、自杀的对象不胜枚举。有资料说全国共揪斗约3000万人，死亡50万人。

毛屯村的清理阶级队伍和全国一样，也变成了对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有各种污点的人的斗争和打击。被清理的对象每天都要到指定的地方集合，交代干过的坏事，检讨思想。开完会还要去清扫大街，在大庭广众面前羞辱他们。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村里已经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时，这种上面布置的运动被塞进派性斗争的黑货，成为占上风的一派搞垮对立面的工具。村东的一派在有派性的公社革委会支持下控制形势，对村西的被清理对象抓住不放，企图借此把村西的一派群众组织搞垮。我父亲虽然没有参加村里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但我家住在村子西部，抓住当过伪军的问题打击他，也是打压村西的群众。占上风的一派还随意扩大范围。我家的邻居郭齐心是中农成分，却被指控为漏划富农，也被当成清理对象进了学习班，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怀疑郭齐心是村西群众组织的黑后台。

父亲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时，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正在毛屯家中。他每天饭后去大队安排的地方集合，学习文件，交代自己的问题，有时和其它人一起参加惩罚性的劳动。这让父亲丢尽了面子，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天天愁眉苦脸，神情沮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我帮他写说明材料时，他一再说，那时只是想吃顿饱饭，早知这样饿死也不去呀！好在时间不长，学习班就解散了。

（7）

从此以后，父亲的日子一直过得不开心，家里的诸多难题让他发愁。哥哥军校毕业后分到南京军区的一个部队工作，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结婚；大专院校停止招生后，我回家当了农民，找不到拿工资、吃国粮的工作；冬梅和志英在混乱中中学毕业了，也窝在家里挣工分。1975年夏天，经过村里激烈的斗争，冬梅被推荐进了菏泽卫校读书。年底征兵时，志英去烟台当了海军，但三个月后却因不适应海洋气候被退兵回家。这些都让父亲十分操心。

特别是1971年冬天，祖父患了癌症，1972年春天祖父去世，对父亲精神上的打击特别大。我家有一张1971年冬天拍照的照片，是父亲带着祖父到县医院查完病后，去照像馆拍的。此时我们都知道祖父被确诊为癌症，拍照是想为他老人家留下一张影像。照片上的父亲满面愁容，神情凄惨，看了让人心里难受。

1976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家中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节后我回单位上班，组织上安排我去山东省委党校学习三个月。正在准备期间，家里告诉我父亲生病了。原来是父亲在帮助一户乡亲建新房时，在他家吃饭，突然感到吞咽有点困难。父亲有点害怕，但他没有声张，坚持把房子建好才去医院检查。他不想答应帮助别人的事情半途而废，在农村建新房子毕竟是一件大事。鄄城县医院检查结果怀疑是食管癌，家里人都吓坏了。我马上回家，带父亲到菏泽地区人民医院复查，结论是正常，不能确诊是癌，建议晚一段时间再复查。我松了一口气，随即去省委党校学习了。

1976年6月，父亲又出现了吞咽困难的症状，比几个月前更严重。全家商议后，决定由我陪父亲去济南求医，同时通知在外地工作的哥哥一块去照顾。山东省立医院的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食管癌中期，必须立即住院做手术。残酷的事实面前，我不知道该如何对父亲说明。因为他虽然是一个懂事理的明白人，但胆子很小，一个人不敢走夜路，生产队里打更护秋需派一个胆量大的人和他配班。我怕他因为恐惧不愿住院，就拉着我的上级单位团省委的一位同志，请他对父亲说：医生说你的病需要住院，做个手术。我们就听医生的吧，做了手术，你很快就会好啦。父亲犹豫了一阵子，问：得住多长时候啊？我说：大约半个月到二十天吧。父亲满脸无奈和忧伤，不再吭声。

在团省委的帮助下，父亲很快就住进了医院。一间病房，三张床位，另两位病人和父亲是一样的病。一个已做完手术，一个在等待手术。在那个年代，食管癌的检查只能靠钡餐透视，一旦查出就已到中晚期，治疗的办法也只有做手术切除。在手术前的那几天里，父亲或躺或坐，不愿说话，常常一个人在那里发呆。他从同室的病人或探视者的言谈话语中，已经知道了自己病情的严重性和手术的一线希望，但是我们都不明说。他有巨大的思想压力，情绪却逐渐平静，和医务人员也配合得很好。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主刀医生来到病房，安慰他别害怕，别紧张，打上麻药不会疼，三个多小时就做完了。父亲连声说：我不害怕，不害怕！看到胆小的父亲变得坚强了，我们心里也踏实了点。

手术基本正常，之后的恢复也比较顺利。只是经过这次折磨，父亲消瘦了许多。1976年7月28日，我们离开济南返家。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黎明时房屋晃动，发生了地震。我们在睡梦中惊醒，在室外一直呆到天亮，就直接去长途汽车站乘车了。后来才知道是唐山大地震，波及到济南。到达黄安镇下车时，翠芝、志英等已在车站等候接我们。

出院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很好。人胖了，脸色红润了，精神状态也好多了。他觉得身上有劲了，主动找点活干，就去我家的芦苇坑里挖土整地。乡亲们见了说，你干活怎带劲，这病是真好了。谁知好景不长，十月里父亲又病倒了：肝部发现了癌细胞转移。原因是疾病确诊时间偏晚，手术时癌细胞已有扩散，无法彻底清除。经过几个月痛苦的折磨和消耗后，1977年农历正月29日，父亲去世了，享年仅五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