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时期我曾当过“市劳模”

傅显渝

　　54年前（即1970年）的1月19日，作为下乡知青的我曾经站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前拍下了这张照片。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作为农民不在农村挖泥巴，竟然专程跑回重庆城里来照像，而且还是站在重庆的著名标志性建筑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当年的我曾作为重庆市下乡知青的特邀代表之一，出席了“重庆市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简称“积代会”，相当于现在的劳模大会，“文革”时期全国一切表彰先进的大会均以“积代会”冠名）。这张照片对我而言特别珍贵，不仅是因为拍摄的年代已比较久远，更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在那特定年代的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

摄于1970年1月19日，其中后排左起第二人即我。

　　1968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1969年4月26日，仅有十七岁的我也与当时绝大多数城市学生一样，抱着“一颗红心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及“彻底改造世界观”的坚定信念，与另外两位以前互不相识又来自不同学校（我们三人分别来自七一中学、二中、石桥铺民中，下乡报名时三人才临时组合成一个知青组）的初中生，来到了四川省内江专区的威远县龙会区东联公社当了农民。

　　我站在当年的住房大门外，不过当年的土墙一半己换成了砖墙（摄于1999年3月本人第三次重返当地之时）。

　　4月27日下午才下乡刚到生产队，28日一大早，我们三个知青就出了工，并且为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们从此也像当地农民一样打上了赤脚。虽说我们以前在城里偶尔也干过挑几十斤煤球的力气活，但大多只干过家务事，现在干起重活、累活后才晓得“锅儿是铁倒‘的”！例如：挑着近百斤的粪水爬坡上坎点包谷，肩头被扁担压得又红又肿；锄地时不仅肩膀累得又酸又痛，手掌上还会打出无数个血泡；连续十几天在水田里弯腰插秧，腰杆就像断了一般；车水时双脚踩着水车的叶片上下飞奔，常常累得汗流夹背、气喘嘘嘘；三伏天顶着烈日割谷、挞谷，更是感到腰酸膀痛、头昏眼花；到几里外的公社送公粮或到二十几里外的区上挑化肥，常常累得、饿得头冒虚汗、脚步东倒西歪……。

　　这就是我们三人当年的住房，面积仅10平方米左右（摄于1999年3月本人第三次重返当地之时）。

　　就这样，我们三人除了偶尔在逢场天到街上买些日常生活用品、邮寄家信外，从不串队，几乎天天出工。甚至到了国庆、春节期间，当其它知青大多已回重庆与家人团聚时，我们也常常会响应上级的号召，留在农村与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国庆或春节。而且在全县其他知青点均已分家散伙的情况下，我们分别来自三个学校临时组合在一起的知青，竟成为全县唯一没有分家的知青点！当时，我们每人每年的工分均高达三千多分，每年年终决算时从未向队上补过钱，反而有一点收入。我们三人每年的工分共计接近一万分（我们三人的工分一直都是合计算在一起的），成了全县知青中工分最多的、不折不扣的“工分大王”！

　　下乡第一年的年底，我在日记本上记下了我本人当年的“出工情况统计”如下：

“四月出工3天（当月26日离开重庆、27日才到农村），挣36工分；五月出工28天又3歇，挣286工分；六月出工25天，挣250工分；七月出工25天3歇，挣294.4工分；八月出工24天（因脚上生疮误工5天），挣252工分；九月出工23天1歇，挣243.6工分；……”

　　当年我在日记本上记下的本人的部分“出工情况统计表”

当年我被公社评为“五好社员”的奖状

　　下乡不久，我们三人的“先进事迹”就开始在全公社广为流传，后来又被县里树为全县知青学习的“先进典型”。从此，县里、专区甚至四川省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都会从我们知青组三人中指派一名代表出席。下乡仅一年多时间，我们知青点就作为知青的“先进典型”先后出席过威远县“积代会”、内江专区“积代会”、四川省“积代会”及各种先进知青表彰大会，还不时在会上作典型发言。

此时，我们三人的“先进事迹”不仅在全县的下乡知青中广为流传，甚至还名声远扬传到了家乡重庆，有关我们三人的“优秀事迹”图片竟出现在重庆我们三人住家附近的杨家坪建设电影院大门前的宣传橱窗里！使身在重庆的家长们也感到脸上有光。按我们公社一位知青的说法，我们三人当时简直就是“红得发紫”了！

当年我们下乡后便表现得如此之好，甚至好得有些“拚命”和自虐，不仅在知青中有“鹤立鸡群”之感，连我们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其他知青也对我们如此“忘命”地出工更是感到有些不可理解。就我个人而言，因背负着有“家庭问题”的沉重包袱，长期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因此十分天真甚至有些愚昧地幻想通过自找苦吃来“彻底改造世界观”，使其“脱胎换骨”地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所以必须争取好好表现，以免受到他人歧视。

　　

　　本人曾于1970年6月14日潜入这井底为一位农民捞起过钱包（摄于1999年3月本人第三次重返当地之时）。

1970年1月中旬，家乡重庆市召开了“重庆市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专门组成了“下乡知青特邀代表团”，由凡有重庆知青下乡的地方每县派两名知青代表参加，每一专区派一名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当时全市共有120余名知青作为省內60余县的“特邀代表”被请回家乡重庆参加了这次盛会，其中内江专区有14人，我作为威远县的知青代表之一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另一人是新甸区的刘小军）。会议在雄伟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召开，会期约一周，这几天不仅不用干重活，而且还顿顿吃干饭加大鱼大肉，这对参会的知青代表来说，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作为一个长期因父辈的所谓“历史问题”而受到歧视的人，竟能参加如此级别、规模的会议，能与市级领导及各行各界的先进代表同聚一堂，我不仅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一切仿佛做梦一般。

　　本人当年出席“重庆市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特邀代表证

　　会议期间的1月19日，我们参会的内江专区的14名知青代表与有关领导、军代表、贫下中农代表一起，胸戴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在雄伟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前拍下了这张合影，其中后排左起第二人即我。位于二排右起第四人即另一名威远知青刘小军，据说他后来成为了重庆知名的喜剧演员。照片中的知青们虽说风华正茂，但艰苦、辛劳的农村生活也在他们年轻的脸庞上刻下了几分成熟和沧桑。拍此照四天之后我才满十八岁，正式进入了成年人的行列。

　　

　　摄于1970年1月19日，其中后排左起第二人即我，位于二排右起第四人即另一名威远知青刘小军。

当年参加重庆市首届“积代会”的代表既无奖金也无奖品，但每人均发了一大、两小三个毛主席的像章作为纪念品，其中大的那一个为玻璃制品，另外两个小的虽仅是普通的胸章，但背后刻有“重庆市革命委员会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70年1月”的字样，也算有纪念意义。

当年参加重庆市首届“积代会”所发的毛主席像章

所发的毛主席像章的背面

　　在参加重庆市首届“积代会”期间，我还通过出席会议的其他知青代表，第一次接触到了“针刺疗法”（即当时的提法，其实就是针灸）。我决心掌握更多的本领，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于是马上买来银针及有关书籍，并在自己的身上练习扎针手法。要亲手把两、三寸长的银针刺入自己的体内，心中还是有些胆怯，但我还是壮着胆子、咬着牙扎了进去。会议结束回到农村后，有一些农民听说我学会了扎银针，有了头痛脑热的小毛病也找上门来，我也大着胆子对着书本照本宣科“热炒热卖”，对着书上标明的有关穴位进针，竟也使一些人解除了病痛。

　　当年为自学针刺疗法而专门购买的书籍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1971年1月）的首批招工回城之时，虽说我们知青点三人均一起被公社推荐（全公社仅4个名额，就将其中3个给了我们），但我一人竟因父辈的所谓“历史问题”政审不合格而被刷掉！表现如此优秀但仍然被歧视，心中的痛苦、悲伤及孤独感至今仍难以忘怀，当时我甚至连自杀的心都有！……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并落实政策，1981年我父亲及伯父落实政策之后均享受了离休干部待遇，此时我才突然“发现”一一原来我也算是所谓的“红五类”子女，竟然冤枉背了二十几年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黑锅！……从此之后，我才开始真正挺起胸口做人。

但也正是由于当年经历了这些磨难及苦累、饥饿，无形中培养了我坚韧、自律、吃苦耐劳等精神，也为我留下了一笔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激励着我今天也能坚持自学绘画、冬泳、跑马拉松。每当遇到挫折和苦累之时我都会想：这点苦与当年作为知青时吃的苦相比又算什么？至少现在每天都有干饭和肉吃嘛！当年顿顿吃稀饭、红苕都坚持下来了，现在就不能坚持么？！……

　　每当看到这些饱含历史沧桑的照片、物品之时，我就会想起那一段充满磨难、苦涩但也不乏激情的岁月！……

　　摄于1971年春节（重庆杨家坪像馆），前排即同一知青点的喻小明、徐伟，后排即本人。此时他俩刚招工回城当上了工人，而我却因政审不合格被刷掉仍为农民。

作 者 简 介

傅显渝 ，重庆市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从1979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连环画创作。1995年主动下岗离职，成为以绘画稿酬为生的自由职业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先后在全国多家出版社、报刊发表、出版连环画近200部，共计8000余幅。近十余年又涉足少儿卡通画及漫画、插图，至今己发表近万幅。作品曾入选第五届中国漫画大展及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美展、首届中国插画艺术展，并先后200余次获得全国性奖项，其中包括"美猴奖"与“金龙奖”的提名奖、"国家电网杯"全球华人迎奥运征文活动漫画类特等奖、第5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征集吉祥物设计征集采纳奖、第三届少年中国少儿文化作品评选漫画类银奖。
1992年获得“重庆市自学成才一等奖”。现为重庆漫画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