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及商鞅变法的是是非非

老曾

商鞅，本名公孙鞅，卫国人。早年学习“刑名之学”，后在魏国相府担任“中庶子”职务，负责贵族子弟的教育事宜。魏相国公叔痤知其有大才，在病重弥留之际向魏惠王建议，重用公孙鞅接替自己担任的相国职位，但未被魏惠王采纳。于是，公叔痤又建议魏惠王若不能重用公孙鞅，就要把他除去，以免今后贻害魏国，但魏惠王也没有听。

由于在魏国不能得到重用，公孙鞅在“求贤令”的影响下西行入秦，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并在秦国主持变法获得成功，后被封于“商”，故名商鞅。因其是卫国人，所以也有称他卫鞅的。商鞅，卫鞅，公孙鞅，都是同一个人（以下统一叫做商鞅）。

在历史上，秦国的先主是因养马而获封的，后来又在平王东迁时立功而得以立国的。因为地处西北，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又长期不与中原诸国交往，所以也没有多少影响力。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十余年，也没有到过秦国。后来，几代秦公致力于向西发展，并收服了西戎诸国，使秦国的国力有所增强，再后来，秦逐渐成为了与齐，楚，燕，韩，赵，魏齐名的国家，被列为“战国七雄”之一。不过，此时秦国的国力还是相对偏弱，并被中原诸国视为“夷狄”一般，其习俗常被耻笑，国土也常遭侵蚀。战国初期，与之接壤的魏国就乘机侵占了秦的“河西之地”，这成了百余年来秦国挥之不去的耻辱和心头之痛。

痛定思痛，历代秦公都试图收复失地，报仇雪恨。为此，他们延揽人才，变法图强，在此背景下“商鞅变法”应运而生了。

有记载说，商鞅到秦国的最初是有些偶然性的。虽然商鞅有大志大才，还有前相国公叔痤的推荐，但是，他在魏国的身份低微又没有什么名气，所以没有受到魏王的重用，于是他就想着去寻找其它的机会。商鞅最初想投奔的是当时有实力有影响力的齐，楚等大国，但他的老师帮他分析后劝他西行入秦，而商鞅也正好有朋友在秦国做官，于是他就来到了秦国。

商鞅到秦国并取得秦孝公信任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的互相试探，互相了解的过程。在朋友的推荐下，商鞅到秦后曾三次与秦公讨论兴秦之道，第一次他建议用“无为而治”的“帝道”理念治国，这没有引起积极进取的秦孝公的兴趣，反而责备了推荐之人；在第二次交谈中，他又建议用孔孟之道的“仁政”“王道”治国，秦公觉得这样的想法过于迂腐，见效也慢，所以也没有接受；在第三次交谈中，他言辞激烈地建议奉行法家的理念，大力强化国君的权威，用“杀伐立威”的“霸道”的方式治国，这样的理念打动了秦孝公，并在随后暢谈数日，然后获得了秦孝公的肯定和支持，为以后的“商鞅变法”奠定了君臣信任的基础。

“商鞅变法”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推进的过程，其中曾遭过很多的不易。其中，包括朝堂辩论，压制了宗室贵族反对变法的意见；立木取信，消除了百姓的疑虑，树立了商鞅变法“令出必行”的形象；等等。

通过王向辉先生编撰的《商鞅》这本故事书（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又从百度查询了秦孝公，商鞅的有关词条，知道商鞅变法最初是从颁布《垦草令》开始的，《垦草令》的要点是发展经济，鼓励农业生产，欢迎外来移民，增加人口，以及统一税租等措施。在《垦草令》的实施获得成功后，秦国又分别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有：鼓励耕战，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废除“世卿世袭”制，实行军功爵位制，让平民百姓有上升的通道；实行户藉改革，加强社会控制，鼓励检举告发，实行伍什连坐；废黜封邑，实行县制，强化国君权利，由国君任命各县的主要官员：规范民风民俗，强化民意控制；允许土地买卖；统一度量衡；迁都咸阳等等。

为了推行变法，商鞅主持颁布了一系列“严刑峻法”，要求贵族、官员和百姓均要遵守。在执法中他不避权贵，对违法的人和事不论亲疏贵贱，都坚决惩处。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他排除干扰，坚决斩杀了违法的太子亲随，并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以“负有管束责任”为由让太子认错谢罪——这极大地提高了商鞅和他主持制定并颁布的法令的权威性，保证了变法新政的实施。但同时也彻底得罪了太子，为商鞅后来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争霸图强，其核心是确立君主的权威，维护君主的利益。从实施的情况看，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贵族世袭的特权，让平民百姓有了凭功绩进入上层的机会，推动了社会的平等和进步，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从这个角度看，变法是成功的。

但是，商鞅变法的弊病也非常突出。特别是：强化了的君主权威压制了不同的意见，助长了君主在各方面的专制，让整个社会以及老百姓的人身和思想和行为，都受到了更加严格的控制。同时，严刑峻法虽然规范了社会秩序，但“暴政”“苛政”给社会和人民造成的伤害，也是非常惨烈的。譬如，对街边扔弃垃圾杂物的，要被砍断左手的“重刑”等就非常过份，非常冷酷和没有人性。还有，按军功封赏晋爵的做法也助长了好勇斗狠，攻城掠地，发动战争和嗜杀人命的风气，对后世造成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等等。

商鞅是战国时期是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是法家学说的践行者，是法家学说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之一。商鞅变法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变法对秦国而言也是成功的。但是，在历史上人们对商鞅的评价却毁誉不一。

在十余年的变法实践中，商鞅殚心竭虑，苦心经营，极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为后来的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华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的变法思想和做法，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直到今天仍然还有发挥影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全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还经常说到了“商鞅变法”，其中也有正面肯定的意思。

不过，历史上对商鞅的负面评价也很激烈，说他的变法新政是苛政暴政，说他是冷酷无情，不讲信义，滥用刑罚的酷吏。还有人认为：秦王朝二世而亡，成为最短命的王朝之一的根源就是因为专制和暴政，就是因为商鞅及变法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所导致的——对此观点我们应该有所重视。

法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说，法家学说的奠基人是李悝，他写了一本叫《法经》的书，系统阐述了法家的观点。商鞅就是带着这本书西行入秦，并主持“商鞅变法”的，这也让法家学说真正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从而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础，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现在认识商鞅和法家学说，应该正面肯定其“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破除特权等主张的积极意义，坚持依法治国，重视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并不断建立健全法治体系。在制定和完善法治体系时，必须心怀仁义，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决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执行法律时，也得考虑“天理，国法，人情”，注意宽严结合，刚柔相济，努力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

现在，二千多年已经过去，波澜壮阔的历史，已经成为了有声有色的故事；百家争鸣的哲理和思想，已经成为了文化和文明的传承。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在的人们都受到了时代的局限，也都被自己的经历所束缚。所以，每个人的见识都是非常有限的。回望历史，我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惯看秋月春风。但是，古为今用，对于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应该怎样取舍还看自己的造化了——商鞅，以及后来的李斯等立有大功的“法家人物”最后都不得好死的结局，也可以有很多让人深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