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胡杨的美篇

戈壁胡杨

黄永毅《往事悠悠》节选（6）

困 难 时 期

在共和国的编年史中，1959年肯定是一个不吉祥的年份。这年的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大将军遭贬蒙难，从此，风景秀丽的庐山被蒙上了阴沉、神秘、令人压抑的色彩。随之，反右倾斗争风急浪高，层层扩大。更有殃及华夏神州的三年自然灾害（也称“三年困难时期”），也在这一年揭开了序幕。这年的下半年，我读初三，校址也由三兆村迁到了春临村，名曰：西安市第54中学。这是一所完全中学，设初、高中部，师资力量并不薄弱，少为人知的原因是有些教师是因为“运动”被“下派”来的。校长姓车，是一位陕北老干部，麻子脸，挺凶的，老师们见他都唯唯诺诺。他年轻的妻子是校图书管理员，家里还雇着保姆。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对雇佣保姆颇不以为然，也会生出一丝不满。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没有经受过旧社会的苦难，三年自然灾害弥补了这一缺憾。叙说起来，便会如当年的忆苦思甜，刻骨铭心。

　　国家陷入了困难时期，情势如《列宁在十月》一样严峻。粮食问题是六亿人口的头号大事。原因尽管有天灾说、有人祸说，有天灾、人祸“三七开”说。无论怎么说，都是一道老百姓过不去的坎，且历时有三年之久。传闻中的人相食、食相争，也不是空穴来风，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一些浮夸风严重的省份，遭到的报应更为惨重。西安火车站抢吃抢喝几近成风，稠人广众之中，大模大样地吃东西是要冒风险的，冷不防便会伸出“三只手”，夺而食之，奔而逃之。商品奇缺，物资匮乏，政府出台了“高价”政策，以期货币回笼。什么都高价，老百姓路过商店只能隔着玻璃看西洋景。吃碗羊肉泡馍也得要票，五花八门的票证应运而生。教育同样步入了危机，普通高中苟延残喘着，中等专业学校、师范专科学校则一律停办。至于工厂的下马，企业的倒闭，工人被遣散回家，自不待言。我的许多同学也是在这个时候中断学业，休学回家的。

　　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教师无力教书，学子无心读书，辍学者众；体育课停了，操场荒芜了，课间操取消了，娱乐活动中止了，本应欢歌笑语的校园变得死气沉沉。肚子闹饥荒成了每日的大问题，老想吃，老饿着，人人变成了谋食的小人。上午课的最后一节，便听得一片肚子咕咕作响的声音，学生无心恋课。更有一种流行病在悄然蔓延，名曰“浮肿病”。染之者众。一时间竟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熟人相遇，先在手背或脸蛋上按一按，用以测试。班主任郭老师尽管托我在农村买鸡买蛋进补，仍然在劫难逃。我每到他的办公室送交作业，总见他对镜自怜，忧心忡忡地按“窝窝”。一时间，按“窝窝”几成风气，用于健康状况的自测和测人。浮肿恐惧症像瘟疫一样蔓延着，人心惶惶。政府也在想方设法，学生的粮食定量增了三斤半黄豆。当时的政策叫“低标准，瓜菜代”，所谓的“瓜菜代”，就是副食品和代用品。代用品属于非粮食制品，曾刮起过一股吃“小球藻”的旋风。这东西农村人是培养不出来的，在机关单位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抛却了粮食，任何的故弄玄虚，最终都不能自圆其说。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是老祖宗的光荣传统，好在我们和农村毗邻，田边、地角，随意刨刨挖挖，便可以种上蓖麻、黄豆之类。曲江池鸿沟岸边、秦二世胡亥墓冢和汉宣帝陵园，都是我们拓荒的战场。只不过学生历来喜欢热闹，只问播种，不闻收获，“自己动手”并没有带来“丰衣足食”，只是一场徒然的劳作而已。市20中的学生也从城内开到郊外，在我们学校周围垦荒种地，同样是只见春种来，不见秋收至，以颗粒无收而告终。他们的远道而来，是因为我们的车校长曾做过他们学校的书记。

　　1960年，风雨如磐，情势急转直下，全国陷入了更严重的饥馑之灾。中学生总爱用“吃糠咽菜”四个字来描述旧社会，其实，新社会也有吃糠咽菜的日子。我敢说：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中国人，谁都会铭记在心。不过，同样的苦难，各有各的活法。我家的日子由于我的“背馍”上学、由于给周至大哥一家捎米送面，由于父老弟幼口多手少，更显得雪上加霜，难以为继。无馍可背是必然的，只能以麸子疙瘩充饥。所谓的麸子疙瘩，是由一成杂面、三成麸皮糅合而成，里面塞着鼓鼓囊囊的浆水菜。菜疙瘩怕挤压，我把馍袋子换成了馍篮子，来回提着，每天五个，得计划着吃。其实能吃上“菜疙瘩”已经不错了。我回到家，见家里的筛子、簸箕、蒲篮都晒晾着榆树叶、枸树叶、枸树皮之类，这些东西磨成粗粉，爸妈留着自己食用。至于原来作为肥料的油渣、豆渣之类，是难以觅到的“精品”。还有匪夷所思的，叫洗淀粉。经过石灰水浸泡的苞谷叶、苞谷芯的沉淀物，谓之淀粉。蒸出来的东西，石头一样坚硬，苦涩而难以下咽。我家在最困难的日子，能够趟过那条苦难的河，全赖于妈的精心调理。每年秋末，妈都会腌制几大缸酸菜，可以吃到来年麦收。我家灶火的墙角有一尊半人高的老瓮、还有一只线线瓮、一个半截水缸，都是腌菜的器具。收获白菜的季节，爸会推一辆推车，帮城边头的菜农们收白菜，一天的劳动可以换回一车子白菜帮子、萝卜樱子。如是者两三趟，足够一家人在漫漫冬日食用。麸子疙瘩伴我度过了困难时期，浆水菜救了一家人的命，我常常会以感激的心情回味它：它清脆可口，意味绵绵，酸酸的、甜甜的，清火败毒，沁人心脾。红苕、苞谷糁、浆水菜，历来是农村人的“老三样”。在困难时期，“老三样”功不可没。我三弟的胃囊，因为长期被它充盈、浸泡而落下了病根。至今一提起红苕，胃就“泛酸”，他和它结下了仇，“一辈子不吃都不想”。我每周回家取馍，往往十分难堪并纠结着。我明白，妈精心炮制的麸子疙瘩，是我独享的一份，弟和爸无福消受。每次我总想从馍袋子留出几个来，妈却总想给我多带几个，如此的推来让去，次次酿成一段酸楚的别离。有时竟强忍一眶泪水上路，只觉肩上的馍袋子好沉、好重，脚下的路好长、好远。

　　苦难兴邦，苦难也熔铸亲情。至今妈在皂角树下唤儿的情景历历在目。每当星期六，我从春临学校回家，取道塬上，经东五村、甘寨，上倪家滩塬，从强沟塬下坡，几乎穿越了大半个少陵塬，遍是田野荒郊，愈走天越黑。尽管有绪牛、月娥结伴，妈仍不放心。当我一踏上强沟塬楞，就会听见妈一声又一声的呼唤，我一边回应，一边加快了脚步，跑着下坡。我曾劝她不要再呼叫了，反让我心慌意乱。妈自有她的主意，说：“天黑了，能给你壮个胆。”天长日久，似乎成了惯例，每当妈的呼叫声再起，村人都知道，又是一个星期六了。多少年过去了，这一幕总在我的眼前浮现：暮黑时节，妈站在大门外的皂角树下，迎着寒风，对着少陵塬畔，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夏娃哎——哎~——夏娃”。一声声深情的呼唤回响在我的耳畔，无论我走多远，呼唤仍余音袅袅。

　　六零年秋季，我升入了高中，仍在春临中学就读。家里已经山穷水尽，无粮可供背馍，遂将户口迁到学校搭灶，每月八元钱的伙食费，由大哥按月邮寄。搭灶，只是换了种活法，菜疙瘩虽然换成了白蒸馍，但是质量并不能代替数量，肚子一样地闹饥荒。吃食堂，饭票就是命。数饭票，成为遏制不住的欲望。饭前数，饭后数；饱了数，饿了也数。等着开饭，也会默默地盯着饭票出神。围绕着饭票，也会演绎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偷票的、逃票的、自制的，不一而足。学生食堂中午爱吃“米儿面”，一口大锅前排着长长的队，队前时而便会出现一阵骚乱：抓住了假票，拉住了逃票，还有把碗掉进锅里的。炊事员杨师腿有残疾，大家送他个“杨跛子”的绰号。他打饭有个习惯：一舀三抖落。满满的一勺饭，经过三晃荡，打进碗里成了半勺。为了应对“晃荡”，眼疾手快的学生，便会伸碗接勺，越低越好。这样，碗掉进锅里是常有的。开饭前，大家会边敲碗筷边念叨：“米汤稀，开水稠，杨跛子，晃勺头。”我打饭则会常常受到不易觉察的“优待”，不用担心吃勺头子的亏，炊事员曹师还常会笑眯眯地补上一句：“黄永毅，好娃。”好娃会处处受到呵护。早餐“喝高汤”，挺有趣的。一个馒头，一碗菜汤，构成一顿早餐。但是，尽管饥肠辘辘，谁也不愿把那个弥足珍贵的馒头三下五除二地干掉，得细细地品赏。准确地说，不是吃下去，而是“喝”下去。程序是：馒头泡进菜汤里，慢慢喝，细细品。品赏的是馒头的滋味儿，然后，一碗又一碗地续着开水。锅炉房和灶房相连，续水自然方便。等到肚子喝胀了，馒头也在不知不觉中下了肚。大家称之为“喝早点”。相互仿而效之。我在学校有白馍吃，总操心着家里。星期六回家，我会在灶上买几个白馍，给爸和弟换个口味。不是不提妈，这是因为在我们家，吃苦耐劳是妈的本份，优待照顾却没有她。为了弥补饭票的不足，我会从家带点菜团子垫补。一次，我背了两个大南瓜，在灶上蒸蒸吃了两天。那段日子粮食政策是一根很敏感的神经，是最易冒犯的政治错误。吃不饱还不能挂在嘴边，否则，就是“对党的政策不满”。这样，粮食领域的投机倒把、买空卖空活动自然十分猖獗。学校里围绕着粮食，也弥漫着紧张气氛。丢馍、偷馍、偷饭票之风盛行。有的伪造饭票，当场被抓个现行，丢人又现眼。背馍吃的学生，常常提心吊胆，下课铃声一响，争先恐后跑宿舍数馍。因为，偌大的集体宿舍住着不同班级的学生，进出随意。我班的郭同学喊丢馍的嗓门比谁都大，骂贼也最凶。日子久了，大家都心照不宣：他是在演贼喊捉贼的伎俩。但同学们谁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反寄予一丝同情，原因：他有个后妈。我以酸楚的心情回味这段艰难的岁月，心潮起伏，感情激荡。历经艰苦是一笔财富，走过苦难是生活的积累。经历了1960年那段岁月，人生路上就没有过不去的沟坎了。同时，艰难困苦又磨砺亲情，使人间至爱升华，父恩母爱我会一辈子铭记在心。

　　每当忆起1962年，有一个人总会被村人提及，此人名曰黄春德。不过这个名讳少有人知，“瞎德建”的绰号倒是无人不晓，连小孩子也都这样叫。说“瞎”，不是指他的人品，是因为他眼有残疾。他是我的族侄，我记不清他的确切年龄，用现今的流行语估摸也是个“20后”。他在这年的冬季死于一个寒冷的早晨，冻死在漫天皆白的风雪地里。“德建是冻死的”，“死在从大兆镇回来的新庄村路口”，“手里提着二斤棉花，刚从合作社买的”。这就是德建的死讯。人们都这样说，这样传。我听到的也是这几句话。只不过我是这年夏季当的兵。尽管是若干年后才闻知，依然唏嘘不已。德建的一生饱经苦难，他的悲惨结局给他的悲剧人生画了个黑色的句号。有关他的经历，我所知不多。据他的侄子黄龙生言：他被抓过壮丁，是孙蔚如的部队，在中条山抗击过日军，等到从炮火连天的硝烟中跑回来时，已经变得半痴半瞎。如此看来，孤苦伶仃、穷困潦倒必然会和他相伴相守。大冬天，腰里勒根草绳是他在我脑子里定了格的印象。他是生产队长手里最好出的两张牌之一。脏活累活、派不出去的活儿都归德建。另一个是保存。他的脾性极好，人们常拿他戏谑、玩笑，从未见他动过气，日子自然过得窝窝囊囊。听到对德建亡故的真实描述，虽然跨越了半个世纪，仍然让我闻之惊怵。2012年夏日，我和永义（朋娃），共邀从贵州回来的顺生小聚，顺生是和我同庚的伙伴。乡友相聚，总从梳理家乡的陈年旧事说起。德建之死是不能不提及的。顺生说，那一年，他正在大兆中学上学，大雪的那天早晨，听人说黄家崖死了个人，是在新庄村的路口。他赶忙跑去一看究竟。顺生叙说的两个情节，让我心颤：“德建躺的那块雪地光溜溜的，一大片。”“他手里的二斤棉花都撕完了，一缕一缕地飘落着。”其情其景宛若在眼前：雪地里的德建挣扎着、扭曲着、呻吟着、痉挛着……这个痛苦的时间有多长？不知道。毋庸置疑的是他在进入地狱的门槛，经受着寒冷的折磨。漫漫寒冬，德建衣不蔽体尚能支撑，当触摸到棉花的一刻，他躯体的御寒能力轰然倒塌，难以承载刺骨的侵袭，便一缕一缕地撕着棉絮，一遍又一遍地感知着遥不可及的温暖，陷入了虚无缥缈的温柔梦幻之乡。他就像那个“点燃一根根的火柴，暖暖身子”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撕啊、撕啊，等到棉絮撕完了，他的生命之烛也熄灭了。他倒在了漫天皆白的雪原，片片棉絮像雪花一样地覆盖了他僵硬的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