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老街的文化弄（现称永锡弄），它的北面弄口，曾经有一家幼稚园，由俞家祠堂改名而成，比较完整的保留了祠堂的原貌。它坐西朝东，八扇三米多高的木制大门一字排开，门前是青石板大道地，内有大天井、大戏台。天井南北两侧共设四个教室，戏台的两边尚有两个教室。我上幼稚园时的园长姓江，是崧厦老区委书记陈钊钿的夫人。其他老师也都是女性，个个面慈目善，有顾老师、赵老师、廖老师……等。时至今日，她们亲切慈祥的脸庞还时不时地在我脑海浮现，呼之欲出。</p><p class="ql-block"> 到了读小学的那年（1964年）秋季，正好赶上趟，新的崧厦区校建成了，地址在崧厦中学的大门以东。它的最东面与羊道里仅一河之隔，北面是船弄里，南面有二囗大池塘，南北排列，西面围墙的边缘与中学东围墙之间仅隔了一条大路。由于学生众多，当时有部分同学还是被安排去了同仁桥分部，以及白屋旁边的旧农中就读，我被幸运的留在了新校区。</p><p class="ql-block"> 我读小学时的班主任老师是我的本家，也是曾任春晖中学校长、上虞文教局局长沈乃福的夫人，小学五年半都是由她带班。俞老师师范毕业，汉语拼音基本功特别扎实，语文授课得心应手，吾辈甚是喜欢听她上课，受益匪浅。后来工作中盛行电脑办公，输入汉字时，我用的就是汉语拼音。不少同龄同事不可思议，说他们在小学里没有学过汉语拼音，我当时心存疑惑，难道小学期间存在因校或因班不同而施教不同的情况吗？</p><p class="ql-block"> 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众所周知的文革开始了，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遭了殃。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哉。不少我们原来十分尊敬的师长，一改先生风范，相互争斗、相互贴大字报出丑，有几个被戴了白袖套，改行冲厕所、扫操场。最惨的还是要数一位女老师，因在俞姓的老师中年较长，我们称呼其为“大俞老师”。由于她业余爱好裁剪缝衣，在用旧报纸练习裁剪的过程中，没注意，把“伟人”像给剪了。这下真是闯了大祸啦！对立派的老师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抓住了把柄，对她进行全校批斗。头上戴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破鞋子、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头发还被剪成了“老鼠窝”，手段千奇百怪，不一而足。</p><p class="ql-block"> 当时，小学生虽然还去学校读书，但是，偌大的教室中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中学生胆子大的则外出串联，或拉队伍成立**造反司令部，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或闯入“四类分子”及“走资派”的家，抄家破“四旧”。</p><p class="ql-block"> 文革前， 小学一直实行六年制秋季招生，按旧制我小学毕业应该在一九七零年的秋季，但是，那年，受文革的影响，搞所谓的教育革命，在春季我们就被毕业啦。因此，我是“五年半制”小学毕业的，也称得上“空前”了。除了我们这一届之后，尚有几届也是五年半制，过了几年后，才恢复到六年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