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我的知青岁月》

Lucy

1.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68年9月24号，吃过早饭我背着书包离开家。母亲只送我出了家门，父亲用自行车推着我的行李，送我到学校门口。

学校的院子里停了好多辆解放牌大卡车，好多同学都已经上了车。昨天去盘锦的同学已经走了，去新城子的也走了，我们剩下的都是去法库的。

九月初在学校动员我们下乡的家长会上，我67岁的母亲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表态说：“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同意女儿上山下乡。”

那天母亲回到家和我说的原话和说话时的神情我还记得……母亲说：“我们不能因为父母年迈就耽误孩子的前途，我们不要求照顾留城，也不要求去近的青年点，就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将来有上大学的机会肯定先考虑法库的”。

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五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走了谁照顾年迈的父母? 既然母亲已经和老师表了态，我就只好做下乡的准备了。

汽车开动的那一刻许多学生和家长都哭了，因为父亲母亲都没在身边我没有哭。

汽车沿着黄河大街一路北行，因为道路翻浆，我们不得不绕路到法库县城，再往南开回到三面船镇。那是个阴天路上很颠簸，加上有点饿我有些晕车。我们坐在敞篷车上晃荡了几乎一天，才到辽河北岸的三面船镇。

我们下了大卡车，又换上了村子里的大马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马车心里有些害怕，幸亏有我们的班主任王慧章老师陪着，我们才不觉得太难过。

从三面船镇又坐了快两小时的马车，傍晚终于到了我们的村子大造化屯，社员们扭着秧歌来欢迎我们。

我们的村子比较大，中间有一条河，住着朱姓和李姓两大户，所以大队书记叫朱德金，管知青的主任叫李玉山。

河东2个生产队比较富裕，只有一个还乡青年，我校高一甲班的女生戴铁良。

河西4个生产队3队最穷，我班的王成山、孙巍和李玲，还有红旗中学初一的6个同学张玉贵、陈延双、汪丽彬、许得秋、王桂兰、刘淑兰。

4队要比3队稍强一点，我和牛万芳，王永福，红旗中学初一的5个同学高云峰、潘文生、李慧枝、刘玉芝、郝军，还有一个还乡知青李树海，后来又从法库县城来一个还乡女知青叫朱淑凡。

5队是河西4个队中最好的，我班刘乃圣和初三甲的4个同学孙树忠、张力、苗建军、何智。

6队初三甲的5个同学姜朝东、方宝栋、刘宝玲、康淑辉、赵秀兰。

住在青年点一共27个同学，牛万芳是点长。

第二天王老师要回学校了，我和牛万芳、李玲、孙巍送王老师到三面船轮渡。

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王老师对我们说了好多语重心长的话，还拿出饼干分给我们吃……老师坐上了回沈阳的长途汽车，望着那远去的汽车，我们心里很茫然，泪水也不自觉的流了出来……从三面船镇到我们村子有二十二里的丘陵小路，中间只有两个村子，三台子和双台子。

青年点在村子中间，我们刚去的时候住原来大队部的三间毛草房，一间是厨房，二间是女生宿舍，男生住老乡家。后来上级给我们拨来建房款，把毛草房扒掉了，我们女生也暂住老乡家。新房子盖好了，五间砖瓦房，11个男生住左边2间，16个女生住右边2间。中间屋子里一个大水缸，两个灶台两口黒色的大铁锅，一个吃饭的桌子。

九月份我们刚到农村时，正是农忙收割的黄金季节，离开大城市刚来到了农村，最初我们怀着满腔的热情，我的干劲太猛，先是掰玉米我的十个手指都磨破了，钻心的痛。

然后是割豆子，一望无际的陇我们拿着镰刀，弯下腰就拼命往前赶。苗建军的镰刀把自己的鞋都砍坏了，鲜血直流……回青年点吃晚饭我的腰特别痛，那个大锅台打饭我都靠同学帮着，记得帮助我从大锅里打饭最多次的是孙树忠。

晚上腰疼的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些日子全靠李玲和何智给我针灸。

接下来是打楂子，我庆兴自己这么聪明，人生头一次干这农活竟然没落后，拿着小手镐一刨一个还很轻松。

2.春节不回城

1969年春节上级号召：“春节不回城，斗批改中立新功！”我第一次没和父亲母亲一起过年。

老乡们都邀请我们去家里过年，我和牛万芳先去了小芬家。又去了邓永富大叔家和他的俩个女儿玩，邓大叔的妻子挨饿那年吃杏核中毒死了，他自己把俩女儿拉扯大。邓大叔可是庄稼院的好把式，农活样样漂亮。

正月初三，队里才让我们回家过年。我和牛万芳、李玲买了许多花生、红小豆、冻豆腐、地瓜粉带回家。

到家后我才知道五三工厂把解放前在九0工厂工作的老工人都带回厂隔离审查，说他们解放前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抗日战争结束后沈阳兵工厂，一度成为国民党沈阳兵工署第九〇工厂。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东北军区军工部接管了国民党沈阳兵工署第九〇工厂，1949年9月军工部第三兵工厂改称五三工厂。

父亲被带走了，我67岁的老母亲一个人在家过年，我的心都碎了……正月初四我和母亲去五三工厂看父亲，专政队的人同意父亲见我们，父亲衣衫褴褛满脸的落腮胡子阴森森的对我说：“你不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家干啥，快回农村去吧，别再来看我。”我含着泪离开五三工厂。

更让我难过的是，到五三厂后才知道，我的王德顺叔叔忍受不了专政队的烤打，用自己的鞋带勒脖子自尽了。

正月初五，二表哥康占春和二表嫂请母亲和我去他们家吃晚饭。我和27中高一下乡清原的大侄康平聊了许多青年点的事，他们在青年点的生活和我们差不多。

春天的农活儿比较累，破粪堆要挑满满的两篮子土来回跑，幸亏我在家时也经常挑水。

我们大队有3个初一的女知青王桂兰、刘淑兰和郝军都受不了那种苦，早早的就和当地的青年谈恋爱，然后就照顾他们干轻活，嫁过去以后就呆在家，不下地干活了。

那时村子里的姑娘结了婚，都不下地干活，还可以有青菜和新鲜的大饼子吃。

我们这里从开春3月到7月，这期间一点青菜吃不着。农民谁家给一把小葱，给一根黄瓜都感激不尽......因为我们这没电，所以从4月份农忙到7月份挂锄，只能去2次新民县陶屯嚰米面。农民们家里都用大笸箩晒干再收起来，隔几天再晒晒通通风。

我们青年点的粮食没人管，给我们做饭的师傅叫王志成，他当时四十多岁还没有结婚，心眼不太全，他和哥哥嫂子生活在一起。他的口头禅:"有意见尽管提，沙子多了没办法......"

那时我们还年轻，也没生活经验，所以好几个月吃的都是黄绿色长了毛的玉米面大饼子和发霉的高梁米粥，有时喝醬油汤。

每一顿饭都是呛鼻子的难闻味，很难下咽......初三甲班的康淑辉很聪明，她总是微笑着劝大家，每顿饭一个玉米面大饼子放在酱油汤里，像咽药一样吃下去。

康淑辉是四川人，每次回家她母亲都给她带辣椒酱和红辣椒，我这个从不爱吃辣的人，那时也没少和她抢辣椒酱和红辣椒吃。

由于大半年吃不着疏菜，每天在外面风吹日晒的，我的脸上起了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太阳一晒火辣辣的痛。暑假回沈阳去医院看了才知道是湿疹。医生说是因为我们好几个月吃不到蔬菜，缺乏营养给我开了药膏和VC ，在家里母亲給我做好吃的，又不干活养几天就好了。可是每年春天都犯病，直到我结婚后才彻底好了。

那时是生产队承包制，以小队为核算单位，我们的闫福民队长四十来岁，个子很高大。妻子病逝了领着十四岁的儿子过日子，他为人忠厚，对我们知青也很好。早上社员都到小队部集合，闫队长分配任务，誰去扎草，谁去磨面……剩下的大多数人都分俩组跟着组长邓永富或闫福成去田里里干活。

谷雨开始种地，过六.一就开始铲地，头遍还好，二遍地很难铲特别是豆子地稍不注意就会把好苗铲掉，三遍地更是在高高的庄稼中间穿行又热又闷。

我们那村子很贫困，老乡们每一天都吃两顿饭，早起来不吃饭就下地干活，中午才回家吃饭，干活其间几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桂芝，小英，小芬，换弟经常偷偷分给我玉米面大饼子吃，每当我回沈阳时就给她们带好吃的，还帮她们织毛衣。

临下乡时父亲花120元给我买了一块上海手表，每天休息时闫队长都打趣的问：邵姑娘几点了？那时农民们都是看太阳算时间，整个生产队里就我一个人带手表。

那时我们年轻，浑身充满朝气，在田间休息和下工的时候唱着歌，有时还是很高兴的。

1969年4月，我班王永福还乡走了。后来王成山，牛万芳，李玲先后调到小学去教书。孙巍也转去调兵山青年点……初三的苗建军参军了，李树海参军了。何智去了内蒙军马场，康淑辉跟家长去了四川的三线工厂，初一3个女生和老乡结婚走了，青年点的人少了许多。

赵秀兰最爱唱歌，每当阴天下雨不出工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大家唱啊跳啊闹啊。天晴了各个队长都来喊我们去干活，大家在屋子里还喊，还下雨呢干不了活啊!

还记得那时我们没有柴火烧炕，冬天外面北风刺骨，屋里水缸都冻了冰。晚上我们都穿着棉衣，带着围巾睡觉。冷风刮着窗纸发出可怕的声响，掀开褥子炕席都长了毛。就在那一冬我得了痔疮，一大便钻心的痛，便后一滴滴滴鲜血直流，留下了终生的病根。

1969年秋，队里派大马车带我们去二十多里地的三尖泡子砍柴过冬，回来路上天已大黑，马车翻在小路上，我们几个人都被压在车底下，幸亏车上的柴草很多很软，我们都陆续爬了出来。

3.小队会计

1969年春，我被选为小队会计。因为是以小队为核算单位，那时的小队会计工作很重要，担负着全队三十多户农民，一百多口人吃喝拉撒睡大事。老乡们说知识青年没私心他们信任，在大队会计王志刚的监督下我从原来会计手中接来几本账簿，有实物帐，现金帐，固定资产账，社员往来账，集体往来账……还有社员个人买队里东西的赊帐本子。

幸亏我有一些打算盘的基础，当上了小队会计每个月有4天时间可以不出工记帐，每天记10分。当时女知青只能记6到8分但我都坚持出工，利用晚上点着蜡烛记账，当时青年点同学可乐坏了，借着烛光看书、织毛衣、我的眼睛也从那时起近视了。

1970年秋收分配，我记得我独自一人当天往返40多里地，去三面船银行取了好像是4，000多元现金。回来马上给社员们分钱，分口粮，和扣下一年里的各种赊账。

我的工分除了扣口粮，自己换了被面褥面，还在供销社买了几斤毛线，給爸爸妈妈和自己织了新毛衣。在我的影响下，6队也选了姜朝东当小队会计，大队还特地把刘宝玲调到三队当小队会计。

1970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我从大队会计那领来我们小队100多口人的全年布票，天色已晚老乡都睡下了，我只好都锁在抽屉里。那一夜我失眠了，生怕有闪失，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承担责任……记忆犹新！

我们青年点养的猪虽然个子小，但身上的毛黑亮黑亮的，它到男生宿舍很受欢迎，男生们都从地里给它带回好吃的喂它，喜欢它。我们女生都烦它，每次它进屋我们都把它打走，还骂它爱进女生宿舍流氓。

春节前邓永富大叔帮我们杀这头猪，还帮我们灌了血肠……高云峰和潘文生几个小弟弟舍不得那曾经陪伴过他们的小伙伴，都哭了。邓5大叔帮我们分好每人一份带回沈阳的家里，爸爸妈妈说从没吃过这么香的猪肉!

在网上看到这张照片就借用了，想起当年我们在农村每天都要这样打水，该谁值日做饭时就用扁担挑着两桶水回青年点。特别是冬天零下20℃井边很滑都是冰，感谢高云峰和潘文生两个弟弟没少帮我挑水。

那时的农村阶级斗争观念很强，我们经常参加斗地、富、反、坏、右的大会。每到冬季农闲季节贫下中农去开会也挣工分。留下我们5个知识青年和几个地富子女在场院掰玉米，那情景和心情现在想起来印象还很深……

队里有个男青年叫王志迁，他和俩个弟弟都长的很英俊，因为地主出身，当时他快三十岁了，还找不到对象。

那时农村的宣传口号：“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

哪个生产队种四辣：“大葱、大蒜、辣椒、姜”，队长就要上台挨批斗。

那时我们青年点还有男生被抽调去铁岭八.三工程，参加输油管线大会战。

4.生命的呼唤

1969年冬，为了来年的春耕每天晚上夜战往地里送粪，生产队的牲口休息用人拉车，来的都是男社员和男女知青。

一天在拉最后一车时，男人们喊着号子拼命地快跑，我正拉着左边的绳子，脚下一滑摔倒了，拉车的人们都发出惊恐的呼叫……那一刻我脑子里飞快地想：我的生命才刚刚开始绽放就……不知父母会多伤心……幸亏掌舵的朱得宽使劲把车沿向左搬，我从车轮中间漏出来了，除了棉衣棉裤被刮破了，我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但随后的几天夜里老是做恶梦，那一阵子死亡的恐惧一直笼罩着我......从此李景山队长总叫我"车漏"。

在农村3年生活那么艰苦，啥也吃不着。不知为什么我却胖了许多，原来在家娇生惯养的，经常感冒。到农村身体越来越好，老乡们的原话：靠老天养人，喝凉水都胖。

5.卖香瓜

我在农村经历最惬意的事是夏天在香瓜地里卖香瓜，我们那是黄土地，瓜的品种很多，有十道瓜、青皮脆、白糖罐……特甜！来买瓜的人都让我帮着挑，我也和看瓜棚的大爷学了两手。我随便挑好的吃，晚上回青年点都吃不下饭。

有时还坐着闫得财的大马车去北边石旯子卖香瓜、卖大蒜。因为是小队会计才干上这俏活，有意思不累还记10分。那时农民们没钱，卖东西都是赊账，秋收分配后，我又坐着大马车各村去要账。

还有刚一进冬，天天坐着大马车去三面船粮库送公粮。粮库的检验员拿着长长的像扎枪的铁棍子往麻袋里扎，然后抽出来验等。检验报告出来我们送的粮食都是一等品心里特高兴。

回来的路上车老板穆喜林拉着从集上给自家买的生活用品美滋滋的哼着小曲，有时还給我讲村子里的新鲜事。

6.好友闺蜜

1971年9月我被贫下中农代表和青年点同学推选，首批回沈阳新光机械厂当工人。

但我们部分高中学历知青的档案被法库县留下来了，充实到县里各中小学，命运让我又在法库镇当了二年中学教师，1973年12月调回沈阳工作。

1974年春节牛万芳在沈北煤矿中学当老师，李玲在东机二中当老师，我刚转到107中学当老师。

牛万芳和李玲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

牛万芳的父亲东北工学院毕业，是六一五厂设计处的处长。牛叔温文尔雅仪表堂堂，每次去万芳家牛婶都热情的留我吃饭，牛叔特别爱和我拉家常，还总是笑着让我陪他喝酒。

李玲的父亲母亲都是医生，记忆中李叔年轻帅气，性格特别好。徐姨是我们班同学里最漂亮的妈妈，徐姨穿啥都好看，她的每一双鞋都很讲究。徐姨很好客说话特别亲切温柔，徐姨也很喜欢我和万芳。

在农村时万芳和李玲虽然早就被调去大造屯小学当老师，但为了给我作伴，她俩一直在青年点生活。

呆在农村那三年里多亏她俩的陪伴，我们相互慰藉，相依相伴渡过那不寻常的1080个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