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非烟.我的父母亲（16）

川之河

　　天空中没有一丝云，没有一丝风，火辣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热浪滚滚酷暑难耐。1966年，承认也好否定也罢，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它终究是个多事之秋。

离先锋农场场部办公室不远处，有两口相连的各自占地几十亩的大鱼塘，靠近场部办公室边上的是属于农场的鱼塘，靠场部大礼堂的是附近蛤蚧村的鱼塘，通常我们称它为农村塘，小时候总有疑惑，不解为何蛤蚧村那么多的稻田地、鱼塘在农场的地头上。其实从历史溯源来看，毕竟是先有村庄后有农场的，肥沃的田地好的鱼塘人家祖辈耕耘放养，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先来后到形成的“飞地”也不足为奇。 农场的鱼塘周边种满竹子，长势旺盛蓊蓊郁郁的，微风或大风吹来竹林便发出哗…哗哗紧一阵慢一阵的声音。小时候听大人说农村塘曾经发生过可怕的小孩溺水事件，是以每每夜黑风高，特别是那几只野猫相互追逐，发出婴儿啼哭般瘆人的叫声，更是令人毛骨悚然，胆颤心惊，小孩子特别是我们女孩子，晚上断然不敢从塘边竹林里的小路走过的。

　　那天中午放学回家走在路上，突然发现许多人急急往场部鱼塘的方向跑去。鱼塘边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好奇地挤了过去，咦，这不是小我一届男同学的爸爸李叔叔吗？只见他脸色阴沉泛着铁青，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活像一头红了眼的大水牛，两手扒拉着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鱼塘深水处走去，污浊的水已经漫过了他的胸部，他的嘴不停地嘟嘟囔囔自言自语，离塘边渐远谁也听不清他到底在说啥。突然他停下了水中蹒跚的步伐，用手指做成手枪状，瞄准天空中飞来飞去的蜻蜓，嘴巴不断地发出砰…砰砰模仿打枪的声音，看似十分幼稚癫狂。

塘边上竹林里站满了看热闹的老老少少，人大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说老李近期比较惨，一是家中出了状况可谓是一地鸡毛，二是看了揭发自己过去所谓历史问题的大字报后突然发疯了。李家叔叔和我父亲一样，都是从部队下放到农场的军转干部，工作努力勤恳。处在咄咄逼人的非常时期人人心感悚惶，个人所谓的历史问题被翻了个地朝天，又恰遇家中不虞之变整得个心烦意乱，几重压力让李叔叔喘不过气来，心绪来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实李叔叔并没有正真发疯，装疯卖傻只不过是想逃避挨批挨斗，其次是郁闷情绪上找个宣泄口而已。但装疯卖傻的后果很严重，在浑水鱼塘向天空打枪的动作，有人言当时听到他说打的是某副领导的专机，加上所谓的个人历史问题，让他遭受了几年的牢狱之灾，有道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时势如火燎原，形势紧绷如弓弦。事态的发展如星星之火点燃了干枯的荒草地，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开来。大路两旁树杆上贴满五颜六色标语，光秃秃的电线杆子上挂着大喇叭，循环播放着激扬的革命歌曲，高分贝直击人的灵魂深处。场部十字路口几乎是一夜之间，冒出了一排排大字报墙。风雨来得太突然太猛烈，首当其冲的是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所谓牛鬼蛇神的，他们惶恐不安惴惴然，不知何时这把火会把自己燎得面目全非。在很短的时间里，一个是军转干部，我那时年龄还小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他到农场以后一直病怏怏的，独自住在场部医院住院部低矮的房子里，一天清晨有人发现他吊死在医院的厕所里。还有一位姓吴名油油的老兵，在茫茫橡胶林海中地名为二林班的地头上，一个由木头茅草搭起的风雨亭里上吊身亡。 传说他们都是解放战争时期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军人。一时间人心惶惶……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世人如何对其加以阐述或回避，它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是不可改变的，正如某阶段发生的事件，在个人的历史长河里是绕不过去的，绕过去也就不再是其本来的历史面目了。

父亲出身不好个人档案袋里装着反动富农子弟，家庭亲戚关系复杂，与香港有反动亲属关系等等资料，也不知那天被翻出来整得个焦头烂额，虽然这些问题在部队时早就有了结论，譬如1955年授军衔时组织给父亲的鉴定是：“该同志虽是地富成份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经过革命的考验，从入伍后经过东江公学与公安干校的理论学习、思想改造，对革命是有认识并有初步的革命人生观，也能站稳阶级立场，表现在1951年土地改革中，家庭被斗，两个叔叔被扣押，自己绝不同情，不受家中来信诉苦动摇，还积极向其他地富出身的同志作解释，帮助其认识家庭关系，在通行证办事处带动大家安心工作，支持土改，在边防复杂的环境下，工作思想是安定的，没有犯过错误，组织上分配的工作不讲价钱的完成……” 。在当前大是大非严峻的形势下，从一开始父亲就告诫自己要夹紧尾巴做人，谨言慎行，自己只不过是个小学校长而已，如此这般应该整不到自己。但性格使然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还是忍不住要说说，结果从一件事情开始，如同捅了蚂蜂窝，大字报铺天盖地针对父亲，俨然成为了先锋头号走资派。

　　1966年的那天注定是父亲真正三灾八难开始的日子。两位外调同志，一位来自广西自治区党委办公室，一位来自南宁市四清工作团，他们到先锋农场主要任务就是找父亲了解原中共广西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何科明（详情《往事非烟.我的父母亲14》）的情况。事先他们已和李润怀、陈玉林两位书记谈过，说何科明问题很严重，并与何克约（父亲）关系很大，主要是父亲在南宁时与他走得很近，怀疑父亲了解他的旧事，知情不报。

场部通讯员到学校通知父亲赶紧到场部会议室，上面来人找你了解情况。催得老急，父亲懵懵懂懂急匆匆赶到了场部会议室，看到两位正副书记也在场，每个人正襟危坐神情严肃，父亲立刻感到这一次找他了解情况非同一般，有股山雨欲来的感觉。两位区里来的同志一开始先向父亲交待政策，说明来意，要父亲认清形势认真对待此次谈话，把知道的事情如实道来。

父亲在南宁办事处几年，由于他乡遇同宗同族兄弟，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无形的亲切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因而和大伯何科明关系十分要好。大伯家住在共和路与北宁街先锋办事处相邻，大伯与伯母每每上工人文化宫或上人民公园路过办事处，都会进来喝茶聊天。 大伯何科明1937年参加革命，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从广东转广西从事地下工作，是一位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对于外调人员想知道大伯啥情况，父亲一头雾水。父亲说：“ 我认识的何科明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而且是一个革命的老前辈，我很敬重他，尊他为师。平时两人喜欢聊哲学方面以及古诗词方面的话题，再者无非就是谈谈彼此工作上的事情拉拉家常，但绝不聊政治，他也从不对我说起过去的事情，有时候我俩坐在公园亭子里一边喝茶，一边聆听鸟儿啼鸣，赏着美景一言不发。我认为他如果过去有问题是他的事情，但现在还是国家干部，我们的来往也是同乡兄弟之间的正常来往，绝没有牵扯政治上的问题。他爱人李芳现在还是单位上的党支部书记，我到他家吃饭六七次左右吧，都是他爱人李芳请的。在对何的问题上我没有隐瞒什么，情况就是如此。”

（节选于1966年8月22日父亲日记）

　　但两位区里来的同志认为父亲没有认清形势还是一味地隐瞒、包庇何科明的历史问题。父亲孤掌难鸣但还是据理力争，说明已经把所了解的情况都说了。父亲还给出建议希望他们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让我猜何科明到底有何问题，东拉西扯扯了半天牛头不对马嘴，但他们不接受。其中一位站起来走到父亲身边用盛气凌人的口吻说：“你知道吗，你已经变质了，你现在马上坦白交待问题……”。看他摆出咄咄逼人审讯犯人的架势，父亲自尊心受到莫大的伤害，十分反感也大声地质问他们，说你们今天是来了解情况的还是来审讯的犯人的？这位同志听到父亲的质问，感到自己权威受损，继而恼羞成怒用力拍桌子大声呵斥，父亲沉不住气也拍起桌子和他顶撞了起来，两人吵得很厉害，唾沫星子乱飞。见场面越来越失控难于收拾，两位书记赶忙起身劝说要大家冷静，吵架不是了解情况的方法。最后父亲说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二位书记在场，我对组织负责，按你俩这样的态度，我再不和你们谈任何事情，说完便摔门而去。父亲憋了一口闷气，心想我没犯错犯法，你们有啥理由来审讯我。说到搞审讯五十年代初父亲在深圳公安部队三零团看守所当所长，审讯的犯人多了去了，看二位今天粗暴无礼的表现，充其量算处在初级学习阶段而已。

从总场会议室出来，父亲看到球场亮着炽光灯，一群人正在开晚会，父亲饶有兴趣地走过去，临时搭上一个朋友上台来了一段即兴相声，带着浓重客家口音说的笑话，惹得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父亲此举目的一是解闷，二是让外调人员看看这个所谓“变质的人”，是一个不会轻易被击垮的人。

　　在特殊而动荡的年代，每个人都是一颗棋子，在里面没有谁可以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事不过夜，和上面来人大吵一架的事情不胫而走，瞬间传遍场部附近几个单位。第二天罗列了父亲二十多条罪状的大字报，齐刷刷地占据了报墙的半壁江山。档案袋里陈年旧事被重提并上纲上线，严重之程度比旧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群人（不是学校里的红卫兵）涌进家里抄家，翻箱倒柜，一片狼藉，然而并没有抄到有价值的他们想要的东西，翻到相集里男穿西服打领带的，女烫头发穿旗袍的通通没收，大概想从中揪出不良人？最后拿走父亲几套旧军装、大盖帽，给文艺宣传队做了戏服。

父亲本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属高危人群中的一份子，大字报断断续续没有消停过。就自己所谓的历史问题父亲在交代材料中写道：“有的同志说我过去历次运动都挨整，也把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一九五二年我在公安三零团当看守所所长，那时走私物资很多，手续制度都不严，我曾被批斗，但事后结论是没有盗窃、贪污。那时确实没有私捞，企图贪污的思想。一九五五年肃反，因我妻叔下落不明，交代时只能写下落不明，但组织调查发现，陈庆森五四年曾在香港来一信，给我岳父，因此亲人才知道他在香港活着，可是我已经离开家乡，对这事并不清楚，那时我又是搞边防反特斗争工作，距离香港很近，组织上为了把问题弄清楚，当然十分必要，运动后已下结论。肃反后组织上还让我担任了海外军事情报组组长。在部队和农场均没有受过处分，一九五七年三反右派运动中没有受批判，也没有右派言论。一九五九年在农场因闹调动，在小组会上受到批评，但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一九六零年三反，没有什么，也没有受到批评。”

　　但不论父亲如何去申辩去澄清都于事无补，人们中了邪似地，无法辨别是非曲直，开始对父亲无休无止地大会小会批斗。当年我年纪尚小，但有两场一大一小的批斗会，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经年累月挥之不去。那是1966年9月份一个太阳当空照闷热的午后，在父亲亲手建造的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的校园里，召开全校师生批斗父亲的大会。大会由工宣队队长冯主持，冯列举父亲一条条莫须有的罪状，说父亲对职工子女服务的思想很不明确，没有把学校当成争夺轻青少年后一代的阵地；分数第一贯穿整个学校工作中，把教学大纲捧为法则，强调正规，学校工作都要按全日制条例办事；把整个学校是当成纯读书的地方，不突出政治，开口谈教学闭口谈学生成绩；没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冯极其愤怒而严肃的脸，由于缺了几大颗牙的缘故，两腮瘪得很厉害。

老师、学生轮流上台批斗父亲，说父亲为了追求教室的美观，不让在教室多张贴主席语录；对部分老师参与组织的政治教育展览会，竟然在总结里写道 “学校展览会是形式主义”；不让低年级学生参加劳动、忆苦思甜活动；校长对学生安全教育不到位，造成俩女生野游溺亡等等。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父亲曾经用他的智慧和胸怀描绘了这所职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前途，而今却囚犯似的佝偻着腰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接受自己的学生的批判。当时我觉得很羞愧很难过，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虽然在某些人指导下写下坚决与反动父亲划清界限的作文，但仍然因父亲，自己受到莫大的歧视；因父亲，自己被红小兵组织拒之门外；因父亲，自己被学校文艺队除名……。这不是一个小女孩承受得了的变故，不是一个小女孩承受得了的心灵之痛……。

那天正值初秋黄蜂乱飞的季节，有个唐姓高年级的男同学，抓了一只黄蜂悄悄走近孤零零站在台上低着头父亲的背后，将这只扑愣愣的黄蜂直接放进父亲脖子里，父亲遭到突然袭击被黄蜂蛰后脚跳手拍一阵忙乱，会场上响起哄堂大笑。黄蜂蛰是小事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在无可奈何的境地，人的尊严消失殆尽。

没有坎坷崎岖不叫命运，没有大风大浪不叫人生。批斗父亲的大会一场接一场，总场斗下分场斗，就像当今演员巡回演出一样，但它们的性质结果可是大相径庭。场里有一小撮人为表自己坚定的革命决心，酝酿了一场对父亲的万人批斗大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