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絮语

凯歌

　　人生走入甲子，回想起来，我还算得上是个兴趣广泛之人。孩童时期不用说啦：滑冰车、打冰尜、推铁环、弹玻璃球、养鱼、养鸽子、逮蝈蝈、捉鸟…… 好像见什么玩什么。步入成年，随着工作生活的变化和年龄的增长，兴趣爱好自然注重了选择。学习工作之余，仍然是心有旁骛：球技不佳吧， 足篮乒羽都爱比划几下；长跑短跑成绩提不到场面，也时而挽起裤腿和自己叫叫劲；围棋象棋水平业余中的业余，但几十年乐此不疲。我在北京中财院大专班毕业时，在《同学录》扉页上搞了个“自题小传”，这样概述自己：生性好动 ，兴多趣广，资质平庸，无一所长，尝以打球下棋为乐，极嗜读书，尤以文史为最。

　　讲到自己读书为“极嗜”，是不够谦虚的，如果说相对于前面那些兴趣爱好，读书是第一嗜好，还是名符其实的。2020年“五一”期间，我在整理书柜时翻出三十年前自编自记的《阅书录》，记录了自己大概从初中到工作前10年这一时期读书的名录。

　　也算是一段历史的印迹，对个人来说有点纪念意义，就把他贴发到朋友圈啦，没成想得到众多亲友的关注点赞。朋友有赞语称：“博览群书”、“读书破万卷”等等，权当是一种鼓励吧。

　　应该讲过去这几十年，自己还是读了点书的，破万卷肯定不够，上千本总还是有的。我读书最多的时期，就是前面《阅书录》记录的那一段，这个时期个人精力、业余时间相对充裕，更主要的因素是我们所处的那个年代，知识涉猎范围相对狭小单一，如我而言，读书在业余生活中占据主要位置。而现在却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信息等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网虫”、“手机控”似乎也不是年轻人独有的现象，这在三四十年前是绝对想象不到的。我记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所在单位有屈指可数的几台微机设备，娇贵得不行：专门建个机房，需严格履行手续后，换穿白大褂、拖鞋方能进入；我1985年到北京读中财院专修科，有计算机应用课程，进入机房也是如上操作。计算、制表、录汉字还得从basic语言学起，和现在这种计算机广泛、便捷、高效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说，现在年轻同志获取知识的渠道及知识面都远超同龄时的我们，我们那个时期读书多，不值得向现在年轻同志炫耀。我也期望现在的年轻人在利用现代化手段和渠道博学广览的同时，勿忘读书！

对于我来讲，读书是一生的爱好，读书对于工作、学习、生活乃至于走好人生之路善莫大焉。

人生应多彩，至乐是读书。

　　爱看书，首先得有书。参加工作之前，偶尔和父母求得点零花钱，买本喜欢且价格不高的书来看看。我记得买过几册一毛多一本的《河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高玉宝》、《十万个为什么》等有数的书刊和一些小人书，更多的是利用各种渠道借书看；对啦，我一次被评为学校的“五好学生”，奖品是一本《毛泽东选集》。我记得在上小学四、五年级时，我们住铁路宿舍的几名同学，还自发建立了一个课外学习小组，除集中完成家庭作业外 还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毛选》四卷中大多数文章我都学习过。那时我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可以把《老三篇》只字不落地背下来；当时关于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等文章非常吸引我拜读，尤其是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深为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文采飞扬、语言诙谐、气势宏大而由衷赞叹。

唱《东方红》、读《毛选》是那个时代永恒的记忆。



　　参加工作以后有了工资收入，单位每年还可报销一定数额的书报费。因而，除时常去图书馆阅览室借阅外，又成为新华书店的常客，购书、看书、存书也就顺理成章啦。加之单位发的、亲友送的，存书也日渐增多。此外，当年还陆续订阅过《人物》、《文史知识》、《新体育》、《围棋》、《国家地理》、《环球人物》、《啄木鸟》等多种杂志，看书的爱好得到很大满足；有选择的读书，真是一种享受！

　　1999年搬家后，专门弄个书房。最初买了一组书柜，发现存书放不下，又同样买了一组，过一段还是放不下，只好照样再买了一个。这样一面墙三组书柜，除给儿子留下少许位置摆放玩具外，几乎全是我和爱人喜欢的书籍。不过随着工作性质的不断变化，我从悠闲看书，又成了挤时间看书，书柜里的书许多连扉页都没看过。几年后又到外地工作，书房、书柜和书籍，不是摆设也成了摆设。好在读书养成的家庭氛围，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孩子，爱读书的良好习惯使他一生受益。

　　随着几次工作变动和搬家，收存的许多书籍也只好精简割舍啦，但读书爱书的积习初衷不改。今年搬新家，还是搞了个斗室书房，以喜欢和适用为原则 ，存书量精简了不少。留存的大都是或跟随我多年有点纪念意义之类；或我喜欢的文史、人物、古典诗词之类；或百科知识、工具书之类；当然几部古典名著还是百看不厌的，闲来翻翻，常看常新。说实在的，对新住宅装修成什么格局，我相对走心不多，但对这个书房书柜设计，还是多动了下脑筋的，自己比较满意受用。家人笑曰：这以后就是你常待的地方啦！确实，退休之人斗室之间翻翻书的、品品茶、偶尔随心划拉几笔，尽享宁静生活，岂不乐哉？

　　说起来，我爱好读书的启蒙，首先得益于我父亲的言传身教及家庭良好的读书氛围。尽管我父亲只有高小文化水平，可是他酷爱读书。经常看到父亲从单位借回什么《新唐书》《旧唐书》之类在家翻看，还不时的给我们讲一些书中有益有趣的故事。我记得，我父亲有一段时间手执一支沾水钢笔，非常工整的从一本厚厚的线装书上抄录唐宋诗词，有时也让我抄几首。说实在的，别说当时，就是50年后的今天，我写出的字比之我父亲字的工整有力来，还是相差甚远。

我父亲手迹

　　我老母亲退休前，上班忙于工作，下班操持家务。我印象中那时基本见不到母亲看书，倒是抽暇也给孩子们讲讲如杨家将、呼家将等传统故事——大多是她年轻时听书看戏得来的。待到退休，老人家也有闲加入了看书行列：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桌上一杯茶，手里一本书，几乎是天天能看到的场景。记得在长城酿酒公司工作的二姐说：我们公司图书馆里妈爱看的书都让我给借遍了；我虽然在外地工作，也是不断给母亲找她喜欢的书看。 下面这本近600页的《呼杨合兵》，就是在我老母亲手里由买时崭新，到现今这个图景的。

　　我家兄姐差不多都爱读书，对我读书影响至深，那时家里兄弟姐妹几个在白炽灯下捧读的情景是常态。还有这样一个插曲：1973年“五一节”全家人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取回照片没几天却怎么也找不到啦。忽有一天，有一借书者从图书馆借到的图书中发现夹有照片，也不知是他认识照片上的我父亲，还是认识我哥哥，反正这张照片又辗转回到我家。事后想，一定是我兄姐到这个图书馆借回图书，家里人这个看、那个看，不知是谁把这张照片当书签夹在书中，到还书时也没有发现。因此，这张不经意间夹在书中的“全家福”，也就随这本书到图书馆“旅行”了一番。可见全家人书缘之深厚。

失而复得的“全家福”

　　我童年时正赶上文革，象《烈火金刚》、《苦菜花》、《红旗谱》等许多书籍都不能公开阅读，好在父兄他们都爱读书，经常借各种书籍回来。我自然而然地成为读书的直接受益者，由此潜移默化培育了我喜爱读书的习惯。

　　这里 ，还不应该忘记的是我青少年时期的几位老师 。我读书爱好的形成与他（她）们的影响和引导密不可分，特别是张继先老师、查学东老师、宋兰香老师、高敏成老师、赵保卫老师等等。

记得小学四五年级时，我看到校园墙上老师们办的黑板报，其中有一种字体非常漂亮 ，也就有意模仿。一次上语文课，张继先老师让我写几个字，我就用想象中的这种字体写在教室黑板上，自然是四不像，也引发同学们一片笑声，张老师也笑着说：“你这是想写隶书呀？”由此 我才有了“隶书”这个概念。在我印象中高敏成老师的毛笔书法非常好，应该是我上六年级，也可能是上初一时吧（那时我们铁路子弟学校学制实行十年一贯制，小学到初中界线不是十分明显），学校举行庆祝国庆节活动，向在校师生征集散文诗歌等作品。我就学着用“水调歌头”的词牌填写了一首词，那是我第一次填词，肯定说不上符合什么诗词格律，可还是幸运被征集采用啦。就是高老师为这首稚嫩的诗词做了润色修改，我现在只记得这首词最后一句，我原本写的是“加鞭催铁蹄”，高老师改动为“扬鞭马蹄疾”，意境高低立显；随后高老师用他那颇显功力的正楷毛笔字抄写，将这首词作为庆国庆专栏内容之一，张贴在校园的大墙上。赵保卫老师长于古典文学和《红楼梦》研究，我现在记忆中的一些古诗词， 第一次就是听自赵老师口中，比如李商隐的诗《嫦娥》。有一次，赵老师让同学们写出所知道的古代诗人名字，我就随手开列了一大串，其中有“王维、……、王摩诘、…” 俟后得赵老师批语：“摩诘即王维也” 。见微知著，受益良多 ，事过多年记忆犹新。 称老师为园丁，当之无愧。

般般记忆，汇成不竭的情感溪流… 永远感谢他们！

我小学中学时代选书读书的渠道和范围极受限制，选择余地很小。我觉得自己读书爱好形成就是喜爱使然，没有什么目的性，也不懂得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东西。可以讲，我那时见书就读。现在看来良莠不齐的诸如什么《第二次握手》、《绿色尸体》、《一只绣花鞋》、《梅花党》之类的手抄本小说 ，当时也很有吸引力。我初中时有一个北京籍的学友，后回北京读高中、大学。当年在给我的信中还寄了几页手抄小说《三下江南》的片段，可见当年手抄小说的流行。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读书的故事和轶事颇多。

　　最初吸引我的、读的最多的，当然还是中长篇小说之类。70年代初，看电影听广播，京剧《智取威虎山》很是吸引人。

　　我 听说这个剧情故事来源于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所以一直想方设法找到这部小说。当时这部书在被批判之列，已不公开发行，我也是多渠道求书无果。那时真是越看不到越渴望 ，越渴望也越失望。忽有一日，父亲和大哥下班回来，各自带回一本我期盼中的《林海雪原》，你说巧不？那时我真叫喜出望外，尽管爸爸和大哥借到的这两本同一部小说都前后缺页，残破不堪，两本都不能凑成完整一本，不知经多少读者之手了。能借到我心心念念的小说，起早贪黑，恨不得一次读完那就是我的事了…

　　看书有时也需要机缘。初中时，有一次我从兄姐手中看到一部小说《破晓记》，李晓明1965年著。描述了解放战争初期刘、邓大军某团挺进大别山茶埠地区，与当地反动势力展开斗争，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故事。这本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我非常喜欢。但看完小说后仍觉得意犹未尽，小说结尾，在我军摧枯拉朽之下，国民党反动势力土崩瓦解，多股反动武装被悉数剿灭，但罪恶多端的匪首李懜之却逃之夭夭，不知所终。读罢小说深为遗憾。

　　几年之后，我偶然借到一本中篇小说《追穷寇》，翻开一看小说是李晓明1973年所著，描述的正是解放初期，我军剿灭李懜之残匪武装的故事，此书结局再没有让这个匪首逃脱。

这是不是也可以称之为读书中的“不期而遇”呢？

当然，很多时候还是寻书无果的。记得我童幼年时，家里就有一本小人书《风雪大别山》，说的是大别山区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艰苦斗争的故事，刻画了林、郑两家人的悲欢离合，悬念诸多，很有看头。听哥哥姐姐们说，文革前，还有同名电影，已经禁止放映了。小人书文字描述相对简要，加之到我手里的这本又比较残破，前后缺页，难以了解故事的全貌。待步入自己能看小说的年岁后，就想有小人书，有电影，很大可能就有原著小说。故而多方留意寻觅，始终无果。前几年才通过网上查到1961年拍摄的电影《风雪大别山》。



　　从 网上看了一遍，感觉不错，和小人书描述的情节比较吻合。但还是感觉一个多小时的电影片，讲述这样一个年代跨越大、情节波澜起伏的故事，还是显得单薄了些，看得不够过瘾。越发想：电影和小人书制作来源不会是一本小说吗？反正到现在我也没看到。也许原本就没有这个小说，而是依据连环画（小人书）创作了电影，抑或是依据电影创作了连环画。

　　这是说寻书无果的，其实 ，有些时候看到了当年费尽心思寻找的书籍，时过境迁，未必还有当初急切一读的冲动，我看长篇小说《李自成》即如是。当年看到一本《李自成》没封面没底页，更不知手里这本书是小说的第几册，作者姓甚名谁。当时就感到这本书写的非常精彩，特别李自成、崇祯、张献忠、刘宗敏等众多人物刻画个性鲜明，各具特色；战争战斗场景的描述有古典小说的意境。当时对这本书入迷 可想而知。看了这本没头没尾的，更想“瞻前顾后”读罢全本小说，毫无疑问这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个奢望。

小说《李自成》再次进入我的视线已是多年之后。我记得八零年前后，这部作品又一次引发社会关注——得大奖，获佳评，实至名归。老作家姚雪垠年届八旬，呕心沥血续写了此书的后两卷，终使这部创作前后历时42年的五卷本、计300多万字的鸿篇巨著呈现在世人面前 。茅盾先生称：《李自成》填补了“五四”以后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一时间阅读、评论小说及其作者的热度骤增。

我记得单位供干部职工阅读的图书中就又有数册《李自成》。此时，对于这套垂手可得的大部头小说，我也就是偶尔找时间粗看了两册，全无再下功夫投入更多精力一览全书的冲动。倒是时常听听电台播放此小说片段，看看依据此小说部分章节改编的电影“双雄会”，再读读与此有关联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感佩老作家对历史研究的功力、高超的写作艺术的成分更多了些，到现在我也没有看更多卷册的《李自成》。如今我有时也在想，退休有时间啦，是不是该逐册逐卷品读一下这部大作呢？

　　得一书不易，拿来抓紧时间“扎进去”就不难理解啦，有时说如饥似渴也不过分。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时，邻居家一个小玩伴说起他父亲手头有一本名为《说岳》的小说，那时也不知这个《说岳》是说的什么，就向他求借一看。等他拿来一看，啊，原来是写岳飞岳家军的！

　　以前倒是看过的几本写岳飞的小人书：“岳飞枪挑小梁王”、“杨再兴失陷小商河”、“八大锤大闹朱仙镇”，确实精彩，使人入迷。我对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也被这几本零星不成套的小人书吊足了胃口。这次意外看到这样一本详尽描写岳飞的全传本小说，兴奋自是难以言表，除了上学、吃饭、睡觉，把空闲时间都交给这本书了，真是一睹为快。尽管我起早贪黑连续突击“攻读”，三四天后，我正看到风波亭岳飞遇难一节，很为岳飞的命运唏嘘痛惜，更想看看后面是什么结局。不想我那个小玩伴“书主”，来家说他爸爸这本书也是借别人的，人家真正的书主已答应借给他人。我这个小朋友上家催要这本书来啦。我正看在劲头上，不忍释手。要说我当时还真有些失礼啦，就让这个小朋友坐在家里干等，我也顾不上和他说话，硬是翻到书的最后几页，一目十行的看完“气死金兀术，笑杀牛皋”一节，方再三不舍地把书送还在我家等候多时的小朋友。在当时我也算看完《说岳全传》的大结局，至于我再续看跳过去的涉及岳雷扫北那十几个章节，大约是十年以后的事啦。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能有机会看这样一部自己喜欢的小说，也真难得。由此也对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从那以后再读岳飞的《满江红》词益发感觉慷慨悲壮。若干年后到安阳汤阴游岳飞庙，到杭州谒岳飞墓时，与导游们口中讲到的岳飞其人其事都似曾神交已久。

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盛极一时，我也比较喜欢听，毕竟评书对原著称得上是二次创作，自有吸引人的魅力。但是 当说书人讲到：“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我却大多数是“预知后事如何”，因此，似乎没那么多悬念企盼“下文”，听书的热度相对打折扣。从这个角度讲，是先看原著好呐，还是先听说书好呢？

其实我读的有些书目 还是先听了一段“小说连播” 被吸引后再找原著读的。

　　六十年代后期，记不清我父亲是到北京出差买的、还是在当地（沙城）信托部买的，反正大概用二十块钱，买了一个二手的，外壳是胶木的老式电子管收音机。也就成了我小学初中时期时常守候的对象，“小说连播”是主要守候节目和时间段。那时金乃迁、曹灿，袁阔成、单田芳等成为未见其面、耳熟其声的偶像。诸如《艳阳天》、《金光大道》《万山红遍》、《闪闪的红星》、《大刀记》等都是被小说连播吸引，想方设法寻书开读。1974年听了当时电台里播放浩然写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深为书中故事和说书人声情并茂的播讲所吸引，也就不吝抛足以买10多根冰棍的大银四角六分去新华书店买了这本书，至今过去50年了，现在仍留存着。

记下”秦凯1974.8.26购于沙城” 是我父亲手书

　　可以讲，电台中的“小说连播”助推了我读书的爱好，那时全家人围着收音机听长篇小说连播的情景，也真是温馨难忘。可是我现在也没弄明白，八十年代初，王刚播讲的一部《夜幕下的哈尔滨》，曾轰动一时，名列电台收听率前茅，反而我印象却不是很深刻。

　　2007年由各家电台联合推出的，“中国小说连播6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60部作品节目排行榜”，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名列榜首。而我那时也就仅仅知道当时广播中有其人其书而已，远不如前述听书的那种印象和感觉。这是为什么呢？我现在想，可能我那时正值参加工作之初，又出差较多，一时无法静下心来天天守着收音机听长篇连播，也可能那几年电视已开始取代收音机占据业余生活的主要地位。我记得那时住单位院内单身宿舍，业余时间常去电视室看电视节目。反正工作以后似乎再没有专门听过小说连播这个广播节目，取而代之的是，随着电视影像的兴起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实现了由电台“听客”向电视“看客”的转变。八十年代中后期电视剧《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等港台电视剧的热播，无可置疑地对中国大众这种转变起到助推作用。我看梁羽生和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即始于此时。

　　近些年，电视和广播小说完美结合《百家讲坛》的出现，不能不说是这个领域与时俱进的新成果，我也就成了易中天、纪连海、阎崇年、于丹等说书人电视屏外的拥趸。不过没事手捧一本书，身边一杯茶，品茗闲读还是最爱，书橱里多了些各位讲坛上高谈阔论者的大作罢了。

　　我个人看书的选择性不能说与时俱进吧，起码自我感觉的确变化不小。在早肯定是以看小说为主，而近二十年却很少看，特别是那些长篇大部头的。现在书房收存的也没几本小说，是不是上点岁数使然呢？

说实在的，我存书是以个人喜欢为标准的，也没有什么所谓珍贵的，需要珍藏的书籍。

我想了一下，要说有点不同于其它藏书的大概也就两本吧。

一是这本比较难得的《革命诗抄》。

　　那是1978年初，在铁路部门工作的大姐夫送我的。这本书选编的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痛斥四人帮的诗词。

书中收录选编了当时的诗词近一千首、照片几十幅。

编者“写在前面”有充满激情的语言：雄伟的天安门广场，曾经留下了“五四”运动游行队伍的脚印，曾经回荡过“一二.九”的革命呐喊。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她都被赋予过光辉的使命。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伟大的中国人民又一次在这里写下了一章可歌可泣，永垂千古的壮丽史诗。

说这本书难得，首先，它从一个角度记录、展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刻。书中摘录的许多诗词慷慨激昂，无愧时代的呐喊，读罢使人荡气回肠。多年后 我读那些诗词，看那些照片，依旧是心绪难平，感慨万端… 其次，这本书是在粉碎四人帮仅一年后由两家单位组织编辑内部发行的，印发量不会太大。我记得，一年后有一本《天安门诗抄》正式发行，不知和这本“诗抄”有没有联系？

　　另一本就是这本跟随我近五十年的《史纲评要》。

　　我记得这是1975年夏天，我父亲下班时带回家的，不知是单位发的，还是自己买的。此书是明朝人李贽评纂的三卷本史学专著。最早于明万历41年（1613年）由吴从先刊印于南京。这次由中华书局在1974年11月出版发行。评纂者（李贽）通过评点、批注等形式对从上古（三皇五帝）到元朝末年的一些重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评论。

看得出来我父亲也是非常喜读这部书的。记得刚拿回来这部书不久，就给我讲了书中记载的一个“曲突徙薪”的故事，告诫我凡事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而后，我专门在此书中查阅了这个典故。书中199页和200页写有这么一段：汉朝大臣徐福向中宗皇帝建议，要防范功臣霍光后代家族作大，及早采取措施抑制，汉中宗不听，导致霍氏家族最终谋反被灭族，那些举报霍氏谋反的人皆有封赏，而徐福超前防范的建议却没能得到重视和应有的奖赏。有大臣对此鸣不平，讲了下面一段：“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主人不应。俄而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 大意是说有一客人，看到主人家炉灶烟囱是直的，旁边还堆积着柴草，便对主人说：重新造一个弯曲烟囱，将柴草远远地迁移，主人没有采纳。不久，家里果然失火，邻居们一同来救火，幸好把火扑灭了。于是，主人杀牛摆酒来感谢他的邻居。有人对主人说：‘当初如果听了那位客人话，也不用破费摆设酒席，始终也不会有火灾忧患。现在评论功劳，邀请宾客，为什么建议‘曲突徙薪’人没有受到恩惠，而被烧得焦头烂额救火的人却被奉为上宾呢？’文中进而说到：“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乡使福说得行，则国无裂土出爵之费，臣无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此段之说，真是可资后世借鉴的经典！

　　由于这套书涵盖历史年代长，且内容精要易查，对文史略有偏好的我，是把它当做读史的工具书来看的。偶有看到涉及历史的人和事，就想翻翻看看，这本书上是否有对应记载？近五十年一直如此。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张家口工作，当地涿鹿县开发黄帝城，兴建祭拜中华人文初祖黄帝、炎帝、蚩尤的“三祖堂”及合釜坛等，又随着香港澳门回归，修建了归根苑，这在当地也算个一件盛事。我就想看看这中华“三祖”和涿鹿究竟有什么历史渊源？早期历史上有记载吗？拿来手头这本“史纲”翻翻一看，在黄帝一节还真有“杀蚩尤于涿鹿”语句，由此寻看其他史书亦有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的记录。有一说史上提到的“阪泉”即在涿鹿县东南。由此我对史上炎黄二帝及蚩尤的记载和传说以及“千年文明开涿鹿”的由来，有了点滴的知晓和认识。至于史上提到的“涿鹿”是不是现在的涿鹿县，“阪泉”究竟在哪里？就留给专业人士考证确认吧。

　　

其实 我现在存书量不是很多，大都是比较喜欢的，确实是“犹以文史为最”，粗看书柜里摆放的各类书籍，涉及历史类的要占到一半以上。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历史是最好的教课书。

我非常喜爱毛泽东同志的一篇大气磅礴诗词——《贺新郎 .读史》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屩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竞，

东方白。

2023年12月15日于窗外大雪纷飞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