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七七

行川泊渡

　　四十六年前，一九七七冬天里那场高考，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作为个体的我们由此变换了人生轨迹，更在于为一个民族重启了人性光辉和知识尊严。四十多少年已经过去了，当我们重新将发黄的历史册页翻回那段难忘的时光，无论是当时的幸运儿，还是被命运的安排受阻于大学门外的人们，都有千万唏噓。

　　2017年暑期，当那场运动之后的首批大学生（77、78级）在谋划迎接即将来到的入校四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天津大学77、78级的微信大群中，活跃的校友们已经陆续贴出数十篇纪念文章，每篇都是一个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故事。从他们真诚的描绘中大抵看得出，他们大都比我年长一些，都有着更加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更加坚韧的命运抗争；相比之下，我的故事则平淡简单很多，不过，这也或许反映了77、78级那个特殊群体多元色彩的另一侧面。

　　1973年，初春的阳光洒在嘉陵江面。两个瘦弱的男孩子，坐在川北一座小县城中学半山腰上简陋的操场边，远远地望着江上粼粼波光，兴奋地讨论着未来的梦想。其中一个突然站起身来，将手中的石子用力地扔向远方，转身对同伴说到：“我长大了一定要上大学”！那个孩子，正是我自己。

　　在那个年代，邓小平被短暂恢复工作的期间，很多人都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我的那些中学老师们，都在用他们重燃的教学热情为我们撑起一片梦想的天空。然而好景不长，希望之光转瞬即逝：在随后不久那个年代唯一的一次高考中，某人的一张白卷兜起硕大一盆冰水，残酷地浇灭了千万人心中的大学之梦；随后而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更使我们的心坠入黑暗的深渊。

　　当然，每个人心中的火种其实并未彻底熄灭。我们那些迂得可爱的中学老师和我们的父辈，多少还倘存一线侥幸心理，战战兢兢地以一己柔弱之力，与那个不寻常的年代小心翼翼地搏弈，让我们在下田插秧、上山烧砖、乃至于调皮捣蛋之余，依然有些许机会得到知识甘霖的浇灌，为未知的未来准备积蓄。

　　在跟随父亲自制和摆弄曝光机、放大机自己冲洗照片的过程中，我体味了光学和化学的奇妙；母亲带回家来的那些物理课演示仪器和模型，引发了我对电磁现象、自动控制装置的的好奇心，甚至在邻居H老师的帮助下自己鼓捣出一台矿石收音机；难忘当年那位老图书馆馆员L老师（如今才知道，他是1949年之前留学日本的才子），他冒着被批判的危险，为我们这些不安分的教师子弟偷偷打开学校的图书馆侧门，让我们有机会借着窗外透过来的昏暗光线（不敢开灯，生怕别人看见），如饥似渴地读到《静静地顿河》、《短剑》、《战争与和平》，读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艳阳天》、《唐诗三百首》、…；我们一群教工子弟半大小子，呼啸地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冲上冲下，手里翻着图文并茂的《中草药手册》，满头大汗地满山遍野寻找天门冬、何首乌，一旦挖到一颗，便是一阵欢呼雀跃；学校蓄水抽水机房满手油污的H师傅，常常会骄傲地给我们展示他那擦得锃亮、轰鸣作响的柴油机，几个气缸上此起彼伏的活塞，竟然能推动皮带轮朝一个方向不停旋转，这让当时的我惊叹不已。如今回首这些往事，我们才发现，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冥冥中为了梦想的积淀。

　　就在那个春天的三年之后，父母为我们的家庭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由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先行调动工作回到家乡，暂时留下父亲在偏远的山城。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那真是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决定。

　　回到故乡后，我进入迄今已有120多年历史的一所中学。意想不到的是，在那偏远小县城的中学所受之教育（县城虽小，但那个中学是城里唯一的高中，师资多毕业于西师、川师、北外等校，绝对一流），竟使我这个高一插班生有了点小小的学习竞争力——尽管在知识贬值厉害的那个年代，这个并无任何有意义的价值，不过是满足了一种小虚荣而已。

　　随后不久，发生了震撼中国大地的唐山大地震。在几乎整个高二期间，我们这些中学高中生都加入了抗震救灾的行列：在震损最厉害的城区中挥镐舞锨，拆除摇摇欲坠的危楼；用瘦弱稚嫩的肩膀和双臂拉起平板车，搬运街道上堆积成山的震后塌陷瓦砾；在学校操场上从当小工再到砌砖工，为周边受灾居民搭起避难的临建棚。知识的课堂学习则被远远地扔在一边，眼看着梦想似乎再一次地渐行渐远。

　　然而，真正的教师是永远不会缺乏的。1977高中临毕业前，英语老师（记得那是一位很有学者风度的老先生，惭愧的是如今竟忘记了他的姓名，好像与我同姓）找到我这个过去一直学俄语的学生，规劝我说：你其他功课还不错，若在毕业考试中英语为零分就太遗憾了。经不住“功名”的诱惑，我终于答应老先生在英语上一试。迄今仍然记得他给我的“备考功略”：背下指定的几课！硬是凭着这个“背功”，我这个当年连26个英文字母都发音不准的笨学生，竟然在毕业英语考试时考了个远高于及格的分数，让英语老师满脸乐开了花！这样的经历为我增添了新的自信，也使后来的大学备考变得更加从容（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1977那个夏天，我高中毕业后不久，社会上就开始有了重开高考的传闻，这又让我重燃多年前的希望。好消息接腫而至：十月，学校重新召回了我们这些已经走出校门的毕业生；更令人感动的是，学校选派了一干最优秀的老师为我们提供免费（是的，免费！）辅导！我跟被召回的同学们一道，开始了紧张的高考复习。

　　不像那些已经离开学校多年的“老三届”们，刚刚用过的教材和作业本还没有来得被当做废品卖掉，辅导老师给我们的帮助也为我们插上了助力的翅膀。在1977年全国最后一次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安排中，我按照本地当时的政策可以留城，但因为工作分配迟迟没有消息，那些焦急等待的日子最终成为备演变战高考的黄金时光。此时，上帝似乎对我独有眷顾，我没有任何理由荒废这样的机遇，剩下的就是靠辛勤努力和汗水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在备考的那两个月中，除了周末，每天都从暂住的、搭建在一所中学的抗震临建棚步行约3公里到自己的学校上辅导班，风雨无阻。记得一次下课很晚，冬日的天黑很早，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摸黑回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家人正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家的温暖。每天晚上在我家临建棚昏暗的灯光下（那时临建棚中使用的是公家电路，不允许自家装大功率灯泡）整理笔记、拼命做一道道习题；复习中的一个个困惑，被仔细地整理出来，化作一个个疑问，连珠炮般地发给辅导老师，并都得到了耐心细致的指点。

　　不过，当年备考的历程也并非全都是紧张和枯燥，间或也有一丝丝轻松片段。多年后在整理家中物品时，发现了我当时在辅导班的课堂笔记。那本不到40多页的大32开硬皮笔记本大概只用了不到80%，密密麻麻记录了数学、物理、化学和政治四门课程（奇怪，为啥当时没有语文笔记）的内容；在某一页上还画有当时报考志愿的申请表框架；特别地，在那本笔记的封三页上，甚至用画笔记录了我从教室向窗外望去的景色：一幅矗立在学校墙外的本地著名天主教堂的炭黑钢笔速写画（下面还标有作画时间：1977年11月21日）！ 在临考试的头天晚上，我从临建棚里出来到临时居留的学校院子中，在瑟瑟寒风中仰望夜空、透透气，偶遇那所学校年轻的政治老师。他说转天就要考试了，问我准备得如何。我说其他的都还好，就是对政治课心里好像还是七上八下的、没有把握。于是这位好心的老师热情地给我讲了一晚上——犹如神助一般，他讲的内容竟让在转天的政治课考试中大多出现！

　　考试的时刻终于来临。那天我我早早地起了床，检查了准考证等物品，收拾停当后带着书包，启程步行到设在本地的一所著名中学的考场参加考试。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走进这所历史悠久的中学校园。或许是依政策可以留城的“优待”让我没有了后顾，加上年轻的记忆力、以及一路走来那些可敬师长们的无私眷顾，站在考场教学楼的楼道中，等待大考入场之际，竟缺少了一份期待中的那种紧张。走进考场时，自己数了数，每个教室大约五十个考位，也就是说全国每个像这样的教室中，平均只能有大约2个人能够考上。直到此时我才稍微有点意识：自己大概不会有这么幸运吧？不过，紧张的念头仅仅一闪而过，待监考老师验完准考证、自己坐到考位上的时候，就像自己当年参加省少年游泳比赛时站上泳池边的出发台那样，所有的焦虑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监考老师开始答卷的指令。

　　在随后的几天里，笔尖不断在答卷纸上沙沙作响，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门功课的考试卷子被自己那些满怀希望的笔迹不断地填满。理化本来就是我的强项，答起来基本上得心应手，唯一让我觉得遗憾的是，本应有充分把握的物理，我却在填写内燃机的四个冲程的名字上出现失误：把“吸气-压缩-做功-排气”中的“做功”写成了“爆破”，并由此丢掉了一分！这实在令人尴尬。后来听学校的老师讲（我至今不知道自己到底高考的成绩究竟是多少），这是我在理化卷子上唯一丢掉的一分！也就是说我的化学得了50分的满分，教化学的胖刘老师为此喜形于色、奔走相告，让做学生的我十分感动。

　　语文考试是“三段论”：基础知识、文言文和占大概60%分数的作文。在那个年代，似乎基础知识考得比较简单；文言文则只能靠当年在中学图书馆偷看“禁书”的积累了；而对于作为重头戏的作文，那年高考好像是用了两个可选题目，一是偏记叙，另一则为议论文。已经记不得自己到底选了哪个了，但估计会按照自己的擅长选择了那个记叙文吧（好像题目是“像雷锋那样”之类的）。上中学的时候，记叙文或者夹叙夹议的作文写了不少，自己的多篇作文还曾经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为同学们展示过。靠着这点小小的“资本”，语文考试也算比较容易地“对付”过来了。

　　数学考的主要是数学逻辑思维以及一些记忆力。对于后者我是有点触头（倒不完全是记忆力不好，实则是对于死记硬背的东西总有些心理上的下意识抵触），所以在数学考试的过程中遇到点麻烦，不过依靠着逻辑推理也能够弥补一些这方面的弱点，因式分解、三角函数、立体几何、……一一解来，虽无全胜信心，但绝大部还能应对自如的。

　　政治课则大部分靠背了，这是我最紧张的。时事政治还稍微好一点，毕竟是相对近期的内容，但经典则不同了。不过正如前所述，那位好心的老师考试前夜的一番神助般“个别辅导”，让我的政治考试充满惊喜地顺利。

　　选择报考志愿的时候，充满理想主义地受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号召，自认为工业现代化一定会是“自动化”的天下，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本地一家地方高校（母亲在60多年前曾经在那里当过教师）的“工业自动化专业”作为第一志愿。那时的我，对于大学的层次完全没有感觉，大概觉得除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其他学校都差不多的，于是随后的志愿大约还填写了大连理工学院的自动化、武汉大学的地球物理（立志学习李四光先生为国寻找石油）。班主任S老师说，你学习不错，起码要填个本地的好大学吧。于是为遵师嘱，我才加了天津大学的“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作为第一志愿，把那所本地学校顺到第二志愿了（如今，还请大连理工和武汉大学原谅我当时的年少无知）。

　　就在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工作分配的通知书。还没来得及品味考试的喜悦或者沮丧，也未及给自己放一个假，就匆匆地去到本市的一所毛纺织厂报到，领到一身劳动布的工装、一条毛巾和一双高筒雨鞋，与十几个中学毕业生一道，成为了一名纺织工人。记得当时我们一群学生中有一位比较特别，穿着洗的发旧的军装、戴着一顶褪色的长毛绒棉帽（忘记他的名字了）。后来，在那一批同时分配到厂子里的学生中，好像只有我和他考上了大学：我来了天大，而他则据说做了后来的国家总理的同班同学（第一志愿报的北大中文系未被录取，被很不情愿地转到了法律系）。当年，我所在的那个毛纺织厂是一个响当当的国有企业，我所在的染整车间具有当时比较先进的一些进口设备，但由于相关说明书和知识的匮乏，很多高级一点的自动化功能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自己曾逞强地尝试摆弄摆弄，当然是无功而返——毕竟，所需的技术积累非一日之寒。两周后开始轮上夜班工作，这对于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耐的经历，一过半夜12点就困得不行，一周夜班下来满脸倦容。好在得到几位老师傅的关心，过了半夜就让我们在那些布堆中扒拉一个坑睡一会。就这样，度过了大约两个月的学徒工时光。

　　1978年的二月初，陆续有人得到消息被大学录取了。一天下了早班，约了同学到学校打探消息，结果没有查到自己的通知书，看到别人兴高采烈地举着录取通知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记得当时到学校附近的一个邮电所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就在自己正准备重新开始的时候，一天下早班回到临时居住的学校，门口传达室的大爷对我说，恭喜你呀，通知书来了！我一口气跑到家里，见母亲高兴地举着一个信封，忙问：大学录取通知书吗？哪所大学？母亲眨着眼说：是呀，不过是第二志愿哟。我急忙说，不管哪个学校，是大学就行呀！抢过来一看，竟是第一志愿，天津大学！

　　开学报到了，我穿着父亲那件笔挺但略显肥大的蓝灰色制服、戴着爷爷奶奶专门送给我的卫星牌手表，跨进了卫津路校园，实现了自己儿时的大学梦想，从此结缘天津大学。

　　四年的大学时光，不仅在那些普遍比我年长的同班同学激励和带领下努力学习、成长；更重要的是我们那些可亲可敬亦可畏的老师们（教数学的L老师、教英语的F老师、教电机的S老师、教工程力学的Y老师、……）感动了我，由此生出新的梦想：做一名大学教师。于是，在接下来的六年中，从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换到系统工程专业，师从我国系统工程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刘豹先生，继续攻读到博士毕业并留校工作。如今，我已经进入退休年龄，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逾45年了：前10年做学生，后35年做教师。

　　天津大学，实现了我的梦想，也给了我新的梦想。

（除几张图片是自己原创，其余来自网络，亦有一张使用AIGC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