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学生了！

征文选编

作者：赵新为 天津大学77 半导体 　　作者简介：1960年2月出生于河北省柏乡县，柏乡县王家庄高中。1977级电子工程系半导体器件与物理专业，现在东京理科大学理学部物理学科任教，从事半导体纳米材料研究。住址：日本东京。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母校77、78级的校友要组织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征文，大家一同来回顾一下那个动荡的年月和高考给大家带来的人生的转向。77、78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群体，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学停办十年后恢复高考，是改革开放吹出的第一声出发号。我们就是在这号声里走进了校园，中国也是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回想高考前后的日日夜夜，仍有一些情景记忆犹新。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记述了参加考试的前前后后，现在就把它翻出来交上征文的作业。 我出生在河北省的农村，小学上得早，又加上跳级、秋季入学改春季入学、停课闹革命又复课闹革命，高中毕业时还不到16岁。一毕业就成了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回到了我出生的地方。我在娘肚子里的时候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生下来就先天不足，那时也身小体弱，农村的那些重活是干不来的。我记得刚参加劳动就派我去修水库，别说干活，首先吃饭我就跟不上趟。农村的壮小伙子们一顿可以吃10个馒头、也就是2斤面的量，我最多才吃3个，装满泥土的排子车根本就拉不动，没过几天我就累得趴下回了家。生产队里看我实在瘦弱，就派我当了个民兵小队长，每天背着一支半自动步枪和几个下乡知识青年巡逻。那个年代农村不让养狗，好多狗都被赶出来到处乱窜，打狗就成了民兵队的主要任务。那时候没少吃狗肉，我的枪法也见长，现在去游戏厅还可以发挥一点作用。 农村待了半年后，有一天原高中的班主任路过来看我，见我吊儿郎当的也没个正经工作干，就记在了心里。一个月后突然接到调令让我到一家高中去当民办教师，村支书不愿意放人，说我们这里有的是好知识青年，为什么要找一个大孩子去当老师。所幸是县教育局指名要我，才没有被人顶替。所以，就在十六岁刚过不久，我成了高中一年级的数学老师，教几何与三角函数。那时，农村孩子上学一般比较晚，我的学生里有一半岁数比我还大，因此有很多人称呼我小老师。我这个小老师当得还算及格，因为当年的县级数学统考，我的两个班均名列前茅。当老师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也对我后来复习考大学帮助甚大，原来的班主任是我一生中特别尊重的人之一。 转眼就到了1977年夏天，中国逐渐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提高教育质量也成了当务之急。我们这些半吊子民办教师就被集中起来利用暑假补课，到一家师范大学里学习大学一年级的高等数学。那时有一种说法是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给别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可我就连这一碗水也是不敢保证的。到了晚上大家睡在一个大屋子里，就有人提恢复高考的事。那些原来是知青的人消息灵通，都开始偷偷地复习功课。“文化大革命”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以后，才有资格招工或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高中毕业刚一年，没有资格被推荐，心想就是考试也得先劳动两年才说。所以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里，补习结束后就返校接着教书了。 其实，那时中国的政策一天一变，谁能说准一定会怎样？在此之前，我有一次被推荐上师范学校的机会，名字都已经报上去了，就因为村支书说：“他才劳动半年”，煮熟的鸭子又飞了。现在想起来，幸亏那支书拦了一把，我才有了后来上大学的机会。因为师范是中专，出来后只能当中小学老师。可是熟悉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由于国家实行歧视农民的政策，建国以后硬把人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人们不能易地生存。农村出生的就只有一辈子啃地球的命。工农兵大学生也是城市户口，而城市户口又是多少人的梦想啊。一个招工指标、一个农转非机会，不知有多少人花了多少工夫也不能如愿。户口问题到现在，仍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桎梏。 回到学校已是秋天，高考的气氛越来越浓，我心里还是将信将疑，没把它当一回事儿。等到正式公布人人都可以参加考试、按成绩择优录取时，离12月15日考试只剩下了一个半月。我所在的中学可以参考的有四位老师，一位知青曾经是我的高中数学老师，老高三，当时和我调在同一所学校。另外一位是比我大五岁的女中专毕业生，还有一位是老高一。学校里组织了夜校为那些想报考的人开班，我还担任了十个课时左右的平面几何。我白天上课，下午改作业写教案，晚上还要讲课，回答那些从四郊跑步来问问题的人，复习的时间很有限。学校当时刚搬了新校舍，宿舍里还没有电灯，只好在蜡烛下工作，我的眼睛就是从那时开始近视的。 第一年高考河北省理科考四门：语文、政治、数学和物理与化学，不考外语，物理和化学算一门。我用一周的时间复习了初中的数学、物理和化学，觉得没有什么不懂的东西，就开始复习高中的课程。我教高一的数学，又刚刚补习完大学一年级前半年的课程，对这门课还是挺有信心的。并且，我从小语文学得就好，心想语法也好作文也好，靠的都是基本功底，临阵磨枪也无济于事。我就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把高中的数学滤了一遍，然后集中精力复习物理化学还有时事政治。反正当时也没有抱着一定要考上的念头，心理压力并不大，有人来找我问问题我也不厌其烦，和同事们也经常因为聊天而忘了看书。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奔走相告，高中的同学也来商量报考事宜，报纸广播更是每天都在讲恢复高考的重要性，让我觉得考试这件事也许是铁板钉钉了。随着招生简章的公布，选择学校填志愿却成了一件令我头疼的事。按我的爱好和成绩，我起初打算报考文科、甚至直接就报中文系，家里却持不同的看法。“文化大革命”的余悸犹存，在政治动荡不已的中国有一技之长才算是铁饭碗。总之我决定报考理科院校，而且是正在兴起的电子学门类。“文化大革命”中间十年没有招生，当时的信息又是十分匮乏，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好？真的是一点都不清楚。然而，最令人不安的还是不知道各个大学的招生标准，也不知道自己所在地的教育水平在全省乃至全国排行如何。因为第一年招生是先报志愿后考试，就更不敢照着知道的几个名校来填，万一考不上明年说不定就没有机会了。当时在农村只要是“吃商品粮的”，那可是“骏马得骑美女任选”。而考大学是带着户口上学，是摆脱农村户口的最佳途径，在人的心目中就像以前中进士时的快班，是既名誉又风光的。我们那儿“文革”前没出几个大学生，有一个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算是小地方的大秀才了。所以这个志愿如何报，着实让我伤了不少脑筋。 最终决定报考天大，却和上述考虑关系不大，而是取决于同事老师的一句话。这位老师是天津大学毕业的，说该校曾经接受过毛泽东主席的四次访问，甚至校名也是他老人家亲笔题写的。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天大在河北省招生的唯一专业做了第一志愿，又填了一个上海的名校和本省一所师范。因为第一志愿费尽了我的心思，别的也就懒得考虑了，北边报了一个，那就再来一个南边的，报师范是因为听说上学不要钱还管饭，而我本身当时又是教师。等我进了大学才知道自己的考分，也知道了信息不足的可悲，其实还有那么多的选择。但是不管怎么说，那场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一代无数人的命运，真像后来有人总结的：“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所以当时的点点滴滴还可以记忆犹新，回忆起来也是令人感慨万千的。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后悔自己选错了专业，而是一直在这一行里耕耘，并且越来越喜欢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母校的教育为我的现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说着说着就到了考试，考场是在我毕业的那所高中。我母亲一大早就做好了早饭，又一遍遍地检查了我的书包和钱包，还专门在书包里塞了四个煮鸡蛋，取平安顺利之义。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我大学毕业，每次放假回家返校时包里都有这样四个鸡蛋。第一天上午是考语文，作文的题目是《记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师》，现在看起来幼稚得可笑，但在那个年代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题目。当时刚刚过了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物理化学之类老一套的科目被废黜了，放在一块儿变成了一本书叫工业基础知识，不但顺序混乱而且极不全面。语文课也是写批判文章居多，批林批孔批周公，千篇一律。记叙文则大多是支工支农接受再教育。我满有把握地答完交卷后去看了那位把我从农村调去当老师的班主任，当时他已经调到县教育局工作。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生了一件令我至今都忘不了的事，有时甚至会觉得冥冥之中真的有命运之神在主宰你的一切。 我到老师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就示意我先坐下来等一会儿。电话说的什么不记得了，我也没在意听，目光就落到了办公桌上。在桌上有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一整版登的是那时经常出现的署名“两报一刊评论员”的文章：《论毛主席的三个世界伟大理论》。我顺便浏览了一下大标题，眼睛也可能扫到了摘要，因为老师的电话马上就打完了。没想到当天下午的政治考试题里，就有一道论述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之重要意义的。当然，即使中午没看到这份报纸也能答个八九不离十，但总比不上现炒现卖的鲜活！我在答卷时就像眼前有一张立体的报纸在那里一样，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我想，多三分五分的效果还是有的。河北有一句土话，叫“风吹草帽扣鹌鹑，时气上来不由人”，人生当中总会有这么几次让你暗自叫好的机缘。 考大学当然也不全是好事、事事都顺利。考完后我病了一场，扁桃腺发炎住了人生唯一的一次医院，眼睛也开始近视。当时有一种传言说健康问题会直接影响录取，我当时的视力大概有1.0，体检那天我把视力表的下面几行全背下来了，结果是1.5，算是一个小小的作弊。我们那小地方县医院里也只有一种视力表，不像现在各种各样都有让你没法背。我上了大学就开始戴眼镜，一直到现在。 过了春节，同事从县教育局拿来了录取通知，说是那里贴了大榜，而我就在榜首。天大的录取通知书可能发得较晚，要求三天后就要报到。我母亲慌慌张张地找了邻居来帮着做被子，家里人帮着准备各种用品，同事帮着订车票，办理户口迁移证明。周围的人都在忙，我这个当事人反而非常清闲。第一年全县考上大学的包括大中专一共二十几人，我同事即我高中的数学老师考的是吉林工业大学，另外两位没有考上，第二年再考还是不行，就放弃了。好在他们后来结为连理，也算是一段佳话。 二月十一日夜，我背着母亲做的铺盖卷，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从此告别了我生活了十七年的小村庄，开始了一种在那一年以前绝对不敢想的生活。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摸着书包里还热乎的鸡蛋，有一种不现实的感觉：昨天还是土头土脑的农村毛小子，今天成了人人羡慕的大学生，范进中举是不是这种感觉？火车里暖气不足、我更没有睡意，也生怕这是一场梦醒了又会回来，就这样一直闭着眼睛思绪万千。火车咣咣当当走了一夜，到达天津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出了车站，迎着满天朝霞、望着那初升的太阳，呼吸着冷冽的、带有早点馄饨铺气味的空气，我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是大学生了。 原稿写于2009年末，添笔于2017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