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第21军——在朝鲜的日子

鲁宁

编辑：夏鲁宁文中图片由21军后代提供。 1958年周总理在志愿军总部接见21军军长谢振华。 立足实战苦练精兵 时任志愿军第21军教导大队大队长马学俊回忆：1952年11月,我21军奉命准备入朝参战,部队进行整编,原军教导团,改为教导大队,我任大队长兼教育长,刘邨任政委,葛静波任副政委,下辖七个训练队(军事4个、政治1个、医务1个、文化1个),接收学员800余人。转过年2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军长吴咏相亲临动员讲话。他强调教导大队的任务是保存培养干部,加强教育训练,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和指挥作战艺术,随时准备回部队参战。他还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先期入朝作战部队的经验,研究敌人作战特点,有针对性地学习战术、技术,如何对付美帝国主义空中优势和机械化部队作战,进行防空防炮,打敌坦克、装甲车和低空飞机的战术、技术。要充分发挥我军优势,以我之长,战胜敌人,打出国威、打出军威!军长的讲话,使我们明确了任务和要求,激发了全体人员的斗志,提高了学习热情,大家表决心、写血书,保证刻苦学习,随时做好参战准备。3月5日,我们从南翔登车出发,经4昼夜千里长途车运,顺利地抵达了吉林省通化市,立即展开了军政教育训练。通过“祖国大好河山”和“朝鲜人民处在苦难中”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学员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觉悟,激发了为保卫祖国,支援朝鲜人民作战，努力学习、刻苦训练的热情。在训练过程,副军长周长胜、参谋长胡炜都亲临教导大队,审查训练计划,勘察战术训练场地,具体指示场地构筑,并指出研究打敌人坦克、装甲车和低空飞机的重要性。根据.首长的指示,各队很快掀起了苦学苦练热潮,正课练、课间练,白天练、夜间练,每天训练时间在10小时以上。3月份,东北地区还是天寒地冻,地上还有积雪,在构筑和演练中,学员们有的手冻裂了,脚冻肿了,还是反复练,每天滚爬一身泥水;不少学员带病训练,没有一个怕苦怕累的。对每一课题训练,我们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教学与理论研究结合,训练与学习兄弟部队作战经验结合,具体说先理论后演练,先分组作业,后分段练习,再综合演习。经过反复训练、学习,从理论到现地组织指挥,逐步提高了学员们的指挥艺术。正在我们热火朝天地训练中,传来了我军参加夏季金城反击战役的胜利消息,极大的鼓舞了练兵热情,决心学好本领,尽快入朝参战。在接到入朝归建命令时,组织了对学员所学习的战术、技术全面进行考核,均取得了优良成绩。历时6个多月紧张有序的教育训练，每个学员都学会了5种火器的使用,和班排连战术组织指挥,全面提高了学员的政治、军事素质,培养了一批战斗骨干。9月20日,教导大队奉命车运入朝,进驻朝鲜东海岸云水里地区,进行教育训练总结,学员鉴定,毕业典礼,圆满地完成了军党委赋予的教育训练任务。 志愿军21军领导在“三八线”东线自在洞军指挥所前合影：左起谢福林、胡炜、周长胜、吴咏湘、严政。 时任志愿军63师189团2营机炮连3排副排长聂兴球回忆：1953年1月25日，我接到189团团部的通知，限于1月30日前到21军军教导团报到，我当时是21军63师189团2营机炮连3排副排长，全团抽调排以上干部6人到21军军教导团学习，出国前培训干部，干部主要学习方面是要知道朝鲜的风土人情、民族政策、纪律条例、朝鲜战争形势状况、研究地形、如何和朝鲜人民军的配合、学习各种战术战法、战斗中的困难和吸取的教训、思想动员和教育工作、出国时的注意事项。为了朝鲜战争的需要，对于部队队伍组织建设方面，坚持在战斗实践中，选拨干部。要有三套班子，即：现有干部一套，军教导团培养保存一套，预备提拔一套。尽管战争环境艰苦复杂，但各级干部仍能正常成长，使部队源源不断地得到干部补充，因而保证了长期连续作战的需要，在朝鲜战场上干部变动大，排连级干部牺牲多，需要大批干部。我到达21军教导团的第二天，教导团四个中队，500多名学员，60多名教员和领导参加了开学典礼大会。接着学习政治、军事、时事政策、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略和战术。然后研究朝鲜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特点对象。我们是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斗争。我军武器装备劣势，同武器装备优良，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联军作战。抗美援朝的战争比我军在国内历次战争要激烈得多、残酷得多、困难很多，以阵地为主要形式的进攻战与防御战，对于装备落后的我军，为争取战争的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我军劣势装备能战胜优势装备的美军，其战略因素是我军以反侵略的正义之师，是我军的政治优势，我军的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发扬我军优良的光荣传统，以及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遇到对手，敢于亮剑，勇者胜！朝鲜战争的特殊性，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树立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朝鲜战争培养保存干部更加重要，随时把军事教导团的干部分配到各部队去指挥作战。为此，我们要学习和掌握连级、营级、团级、师级的指挥作战能力，以及如何打坑道战、坦克战和防空、防炮、防寒等方面的知识，以及采取各种方法和措施。团结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共同战斗，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有关战场纪律、俘虏政策等如何贯彻执行。21军教导团500多学员们都热火朝天地在认真学习，掌握连、营、团、师的指挥能力，学习孙子兵法，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外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和经典的战斗案例。总结抗美援朝一至五次战役中取得的胜利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掌握对美、对韩的作战特点等等。1953年2月8日早上，教导团1中队2中队在大操场出操时，谁也没想到21军吴咏湘军长突然其来，值日大队长立即发出立正口令，向吴军长敬完礼后，军长说到：要求干部要以身作则，处处带头，身教重于言教，对学员干部们严格要求，做一名合格的干部。2月18日吴咏湘军长在几位首长的陪同下，他第二次来到教导团操场上，全体学员、教职干部列好了整齐的队行，吴军长说：要求教导团干部学员回到自己的连队岗位上后，要对战士反复进行动员，讲明参加抗美援朝的重要意义，要控诉美帝的罪行。他还根据兄弟部队在朝鲜作战的经验，深入细致地介绍了朝鲜战场的形势、特点及战略、战术以及有关21军准备入朝的一些事项，要作好随时当时，看上去吴咏湘军长还不到40岁的样子，身高1米7左右，朴实健壮，古铜色的脸，满面红光；浓眉下的那双温和的眼睛闪烁着慈祥的光芒，目光显得格外炯炯有神。他穿着一身崭新的抗美援朝黄色戎装；军帽下那两条浓黑的眉毛含着威严果断，刚毅的额头上蕴蓄着革命的智慧，一条条深深的纹路显示出战斗岁月的艰辛。他超着一口浓浓的湖南乡音，但讲话清脆而严肃，带有一种军人常有的无所畏惧的表情。在胸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牌衬托下，风华正茂，精神焕发。看到吴军长和蔼可亲，威武英俊而又严肃的样子，感到他保持着军人特有的一种风度，内心不由地感到非常敬仰这位身经百战的老首长！由于朝鲜战场有新的情况变化，1953年2月25日，21军教导团立即举行毕业典礼，干部学员们在典礼上，还举行了入朝作战宣誓，学员们要立即各自回到部队，1953年3月1日由江苏（上海郊区）登火车出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第二批参战部队月11日前抵达吉林省通化市、八道江（浑江市）和辽宁省宽甸绿江，踏上英雄的朝鲜国土，执行光荣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任务。根据志愿军总部的指示出国作战的准备等等。 志愿军61师183团卫生队赴朝前合影留念 精简干部准备入朝 时任21军63师炮兵团干部处副处长王苏回忆录1952年11月,21军奉命解除了浙江海防任务,准备人朝参战。这时,我在63师炮兵团干部处任副处长,因参加军党委扩大会议,食物中毒住院。刚出院时,就接到了军干部部长胡玉海同志电话,要找我谈话,于是我匆匆赶到了军部招待所,胡部长对我说:部队要入朝了,一批老弱病残的排级以上干部,要离开部队集中学习文化,决定你去参加筹办军的文化大队。当时,我二话没说,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奉命来到了宁波市郊鄞江桥,着手进行组建21军文化大队。大队长是李鸿儒,政委王昆山，副政委陈天鉴,我任大队政治办公室主任。学员都是来自各师和军直属队的,约有千余人。其中有团级、也有营连级,排级干部居多,起义来的干部也有,大都是老弱病残没有文化的老干部。我们碰到的问题有:一是思想问题复杂。多数资格老,年龄偏大,都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有的还负伤致残,牢骚怪话特多,说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部队不要我们了”,“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最后推完磨杀驴吃”等等。鉴于这种情况,军首长多次来作报告,说明我军入朝任务和老同志留在国内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后来,经过学习,学员们的思想逐渐稳定了下来。二是按照学员的文化程度编制4个中队,但是教文化的师资奇缺。我们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开始采用“兵教兵”的办法,即文化较高者负责教文化低的;政治课由我负责。1952年12月下旬,21军移防至苏州、上海附近，投入紧张的入朝准备工作,为了减轻部队的工作压力,军党委决定将21军文化大队移交给了浙江省委,合并入浙江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这个速成中学共有三个分部,学员扩大到5000人左右,其中既有21军的,也有22军和35军的。事实说明,我21军入朝之前,为适应朝鲜战争的需要,将千余名年老体弱的老同志精减下来,离开部队学文化尔后转入地方,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的举措,不仅有利于部队建设,使部队轻装入朝作战,而且也为地方的经济建设输送了骨干力量(后来不少同志是厅局干部)。这些老同志过去参加过解放浙江,后来又为浙江建设,为浙江人民作过许多贡献。 1955年在朝鲜的志愿军将领和聂荣臻元帅合影留念。 爱情篇 时任志愿军第21军61师183团宣传干事戈基（21军著名军旅作家）回忆：战争年代的革命军人，除了要随时迎接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外，还要长期承受性禁锢、性压抑的煎熬。1949年我参军在二十一军文化干部训练班学习期间，就听人说，部队干部的婚姻条件:“二八·五·团”。何谓“二八·五·团”?这是军队内部的婚规: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团级以上的干部可以结婚。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的营级干部可以谈恋爱，到当上团级干部后才可结婚。那时候，团级干部大都是1937年、1938年、1939年抗日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有的还是参加长征的老红军。他们为穷人打天下，为反抗侵略冲锋陷阵，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组织上给予照顾，关心他们的个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很多营级干部差不多也是跟团的领导同一时期参军的，因为不是团级干部，不能结婚，但是组织允许他们谈恋爱。我们这些1949年参军的知识青年，1950年底全军知识青年评级时，才定为副排级干部，多数定为正、副班级，“二八·五·团”中的三个条件，一条都不具备，不仅不能结婚，而且不能恋爱。违者要受纪律处分。具备“二八.五·团”条件的干部，还有一个附加规定:不能找地方女子成亲，只能跟“娘子军”结婚。因此，同我们一起参军的女兵，到部队后就成了团以上干部的选偶对象。无巧不成书，正当我在写这一章部队内部“婚规”时，看到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第13辑《老照片》中，二十一军老战友华锐写的文章《浙江女兵》文中写到:“二八·五·团”。跟他联系后，华锐同志给我寄来两本书:《老照片》、《拓荒者的光辉录》。“1949年4月21日，我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在隆隆炮声中，与兄弟部队一起突破了长江天险，一路所向披靡，向南挺进。5月25日，我所在的一八三团一营进驻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因为是蒋介石的老家，进驻这里，大家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时，浙江省除沿海的一些岛屿外，已全部解放。进入浙江后，部队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入伍，其中还有200多名女兵。她们中有教师，也有学生，且不乏大家闺秀。她们脱去旗袍、学生服换上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将一头秀发剪成齐耳的短发，每天上课、出操，接受军政训练，十分惹人注目。女兵们走上投笔从戎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她们参军时，有的遭到过父母的反对--“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在许多人那里依旧根深蒂固。也有的是为了逃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背着父母出来的。还有因为无法忍受家庭的虐待，希望出来过一种平等的不受人欺负的生活。战争年代，部队战斗频繁，九死一生，干部很少有结婚的。当时部队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习称“二八·五·团”，即二十八岁、有五年党龄的团级干部方可结婚，虽说不少人符合这一规定，但由于部队里女同志少，又不允许与地方的人结婚，许多人即使够了条件，仍是光棍儿一条。如今全国解放了，部队干部的婚姻大事也理所当然地提上了日程。二十一军招进的这200多名女兵，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有为干部解决婚姻问题的考虑。一年过去了，这些女兵们结束了学业，被分配到部队司政机关和后勤部门当干事、文化教员和卫生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女兵有了自己的意中人，建立了家庭。比较麻烦的，是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字不识几个，脾气又大，女兵们往往不愿接近他们，只好由组织上出面做工作。在婚姻问题上，女兵们最怕的是不小心嫁给了老家里已有妻室的人，一旦发现，少不了大吵大闹一场。有的闹过也就闹过了，毕竟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况且日子一久，随着夫妻感情的加深，也就相安无事了。当年解放区有这样一种说法，男人在外当兵，与家人无音讯三年以上者，男女双方均可另行婚娶。因此有些家中已有妻室的干部与女兵的婚姻，在当时也被视为合法。两年以后，浙江女兵们都已各择其夫，二十一军的人称浙江为“老丈人省”，并不完全是一句戏言。我的妻子朱志敏也是一名浙江女兵，她跟着我走南闯北几十年，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去北大荒，她二话没说，拖着三个女儿辗转北上，无论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年代，不管多苦多累，我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从无怨言，在55岁那年她永远离开了我。现在想起来，我既伤心又内疚，的确，我欠她的太多了。还有我的老战友李华萍和郑咸肃，她们也是从浙江人伍的女兵。所不同的是，郑咸肃人伍前已在地方上参加了工作，是玉环县土改工作队的一名队员，被我们团长唐笑宜看上了，从地方调到了部队，在团政治处组织股当干事。说起我们唐团长，那是个有个性的人。这群浙江女兵招进来以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先解决军师领导的婚姻问题，然后依次是团营干部。唐团长觉得别人挑过的，再让他挑，不公平，于是不顾不准从地方上找对象的规定，自己从地方找了。起先，上级不同意。唐团长称，若不同意，他就不结婚。团长赌气不结婚了，下面的干部谁还好意思抢在团长的前面，都眼巴巴等着。僵持了一段时间，到底是有关领导让了步，算是特批，将郑咸肃调进了部队。转眼 50年过去了。当年从浙江人伍的那批年轻女兵，随着丈夫们的工作调 志愿军第61师女战士 动，星散在全国各地。如今，她们中的一些人已长眠地下，健在的也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老奶奶了。华锐的文章引起了我很多回想:当时刚参军的女同志大都安排在宣教、文化部门和后勤机关工作。1951年，我们宣教股就有14名女兵。华锐文中提到的朱志敏、李华萍就在我们宣教股。我是宣教干事兼宣教股生活班长，机关团支委，股长杜冰叫我管生活、管思想，像个“总理大臣”。婚姻是终身大事，股里的女同志都找我谈心，汇报“隐私”，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的态度:“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何况男的是我上级首长，女的是我战友，因此，我都热情支持，乐观其成。我们宣教股很多女同志都与当时的团干和后来由营职提为团职的干部喜结连理。如汪静虹和团长孟广义、匡广人和政委赖华、何苏与副团长莫昌富、骆静白和政治处主任鲁曼、吴盈芳与副参谋长胡存仁、何松华与干部股长尹庆丰、吴蕾华与教导员黄坡、何文素与青年股长蔡挺，李华萍和政委王铿、陈素静和政治处副主任龙学章、钱平风和参谋长龚炯。她们中有的年龄不到20岁，结婚一年就做了母亲。钱平风与龚炯结婚后，1952年生了一个小女孩，我得知这喜讯后，特地买了一斤鸡蛋送她“坐月子”。2005年钱平风从南京来北京看我，她还记着这件事，说:“戈基，你那时怎么这样懂事，我生孩子，给我送鸡蛋。”1975年，我和田苏创作渡海作战的电影剧本，去西安、宝鸡、南京、上海、杭州，向老同志、老领导采访时，他们的夫人几乎都是我们的战友或是文干班的同学。在上海，向原一八三团团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杜绍三的夫人邹蓉珍采访时，见面后才知是我军文干班的同学。在西安，向一八三团原副主任姬从周(老红军)采访时，一进家，看见他的妻子跟我是文干班同一个队的同学张蔚贞。我吃惊地问她:“你是怎么跟姬政委结婚的?”她笑笑:“组织分配的。"2002 年我在天津见到宣教股老战友陈素静，谈起往事，我问她:“你是怎么跟龙学章副主任相爱的?”陈素静说:“什么相爱?!我们根本没有恋爱，是组织安排的。”无论是组织分配和安排的，还是自由相爱的，我了解、崇敬那些参加革命几十年、九死一生的老同志。他们和她们虽是在客观形势和组织安排下走到了一起，但婚后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生活得很幸福。当时有一些刚参军的女同志因为年轻不愿与上级领导结婚，有“抗婚”的，也有“逃婚”的。1950年，我在军文干班学习时，副班长陈xx是从军文工团下来的女同志，队里有的领导给她写信求爱，她不愿过早结婚，又不好“推辞”，有一天与队里一名女文书姜x和其他队三位女同学跑掉了，到我们学习结束后，部队领导派人到浙江动员她们归队。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子曰:“食色性也。”孔圣人也说，性是人的本能，它跟吃饭一样重要。没有性爱，没有男女交欢，就要断子绝孙，人类就要灭亡。那时候，部队很多老兵年龄都在30岁以上，大都是抗战时期“母亲叫儿打东洋”，为了保家卫国而参军入伍的。年龄够了，党龄也够了，因是个“兵”，不是干部，离团级的官职差远了，不能结婚，长期承受性禁锢的煎熬。我们这些1949年以后参军的知识青年，“二八·五·团”婚规的三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不能结婚、不能谈恋爱，违者要受纪律处分。我们跟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一样，为了“保和平、卫祖国”，把青春年华献给最壮丽的事业-抗击美国的侵略战争。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薪金制，取消了“二八·五·团”的规定，只要是干部，都可以恋爱结婚。但由于我们在朝鲜，找对象无“象”可对，只有休假回国相亲成婚。但假期只有一个月，时间太短，很难找到合适、满意的对象。一些工农干部很实在，“一见钟情”，回国休假一个月，就带着新娘到朝鲜欢度蜜月。我们这些知青干部，恪守“先恋爱，后结婚，”不求速成，只好仍做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 志愿军第61师女战士 战场无女人，女人也成了“男人”。朝鲜战争，在与敌战斗中，她们和他们同在一个战壕，同在一条坑道、同住一间“房子”，“异性不相吸、同性不相斥"，男女都一样。唐笑宜团长的爱人郑咸肃，分配在司令部当文书。部队参加抗美援朝，在万年山构筑坑道工事，防备美军在仁川两栖登陆。团部驻在万年山下一个小村里，唐笑宜单住一间民房，郑咸肃和司令部的参谋-一群男子汉集体同居在一间小屋里。停战后，张志海调师政治部文化科当干事，他告诉我:“有一次我与科长余心强，和师文工队的8个男女演员到前线部队体验生活、开展文娱活动，集体住在一间‘小屋里’。晚上余科长把男女同志分排在左右两边，他睡中间，就寝时他向我们宣告:我是‘三八线’，你们要安分守己，不许乱说乱动，谁要越过我这条‘分界线’，就要按纪律严加处分。”余心强很有才华，热爱文艺工作。幽默乐观，1956年转业到南京，不久得了癌症。他死得很顽强，临终时忍着剧痛，放声歌唱……消息传到朝鲜，很多战友感动落泪。我的战友、作家李娴娟在《旅途中》写了她在朝鲜生活在一群男子汉中间一段有趣而难以忘怀的经历:人生旅途的一叶扁舟，在残月的风浪中，不可逆转地只能向着生命的尽头漂去，不觉老年已至。可也有的时候，在旅途的某个港湾，蓦然回首，沿着走过的航迹，寻找从前，便能让你再年轻一次。那是1953年，我在二十一军文工团创作组，到鱼隐山阵地深入生活搞创作，住进了一排，战士们认为写东西的都是记者，都称我为李记者。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只身在男子汉的群体里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今天的人们也许不能理解，可在那时那地却是别无选择的，非常自然的不足以为奇的平常事。那一段日子是我创作生活中的特殊体验。那时停战不久，部队刚从坑道里搬出，住进临时搭建的掘开式的圆木屋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每天早晨，战士们把一夜间用脸盆在山洞里一滴一滴接的水，先端给我洗脸，然后全排再轮流着洗。在那个零下20摄氏度的寒冷的冬天里，我深深地体验到温暖如春的友情。一排30多个战友，都以各自不同的个性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照顾着我的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在不远处一块隐蔽的洼地里，矗立起一座堂而皇之的建筑物，石头墙，雨布顶，门上写着“女厕所，外人不得人内”几个醒目的大字。我还发现，每每造访此地，都有两个(绝对不是一个)战士远远地为我站岗放哨。这一切无疑都是看去粗犷却又细心的一排长王永福布置的。有一次夜晚，我同一排长王永福去查哨，随便问他:“我住在你们排里，你们是不是觉得不方便?”他说:“方便，方便，你要觉得不方便，咱给你另盖一个小屋。”我忙说:“别盖，别盖，盖了我也不去住，一个人害怕。”他说:“就这么住着吧，你没发现，自打你住进来后，战士们一个个生活都文明了许多，学习用心了许多。”我笑了:“为了这么多的许多，我要为你们写一首诗-《和平哨兵》。”其实我常常把在阵地上的感受用诗的语言记录在素材本子里。这首《和平哨兵》也不是偶感事发，而是多次随哨兵站岗巡逻的感情积累。该诗刊登在《人民日报》抗美援朝专刊上，后来被我们文工团的刘大鸣配了曲，唱起来很上口……晚风送来了遥远的歌声，夜莺带来了母亲的叮咛，我站在鱼隐山峰，心儿和祖国一起跳动。广袤平静的天空，闪烁着无数颗星星，好像祖国的万家灯火，好像五年建设的美景。想起了祖国，想起了北京城，我的枪就握得更紧，我的眼睛睁得更明，亲爱的祖国，保卫你是多么光荣。这首小诗并未指名道姓歌颂哪个人，一排的每个战士都自认为是写的自己。于是，我便渐渐地融入了一排的群体中，成了他们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战士不再对我敬而远之，有的主动找我谈思想，谈学习，写家信。这以后我在鱼隐山更是诗兴大发，我的诗大都发表在战士的小本上，几乎每个战士都有我赠的诗句。对于一排长王永福，我专为他书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这首诗是从一个周末的晚上开始的。 志愿军第63师文工队在朝鲜 旅途中 志愿军21军文工团李娴娟人生旅途的一叶扁舟,在餐月的风浪中,不可逆转地只能向着生命的尽头漂去,不觉老年已至。可也有的时候,在旅途的某个港湾，蓦然回首,沿着走过的航迹,寻找从前,便能让你再年轻一次。1997年,我参与《百年恩来》大型艺术片的编导工作时,从北京乘国航赴法国巴黎采访,在12个小时的旅途中,便亲历过这样的体验。长途旅行,我一向靠看书来打发时光,但是坐飞机不同火车,怕晕,从不敢看书,只能闭目静思,在静思中浅寐,入梦,深睡。不知睡了多久,迷朦中只听见身旁邻座一位男士唤我:“喂,这位同志,你喝什么饮料?”见我未置可否,他便自作主张地对服务小姐说:“给这位同志来杯茶吧,清醒清醒好用餐。”我睁开眼睛说:“谢谢,我不喝茶。喝茶睡不着觉。”那位先生笑了:“从上飞机就睡,还说睡不着觉。”我看了他一眼,心想:“这人还挺不认生,是个自来熟。”他看我从靠背上直起腰来,略带歉意地递过一杯矿泉水说:“对不起,打扰你睡觉了。”我接过水说:“谢谢,我睡够了。”他把茶座掀开,郑重其事地说:“想跟你商量个事。”“什么事?”“你座位靠窗口,也不往外看,净睡觉了,挺可惜,咱们能不能换·一下,我想看看外面的光景,不知你……”见他一脸恳切,叫你不由得不答应。得到同意后，他像孩子似地兴高彩烈地扑到机舱窗口,还不时地回头对坐在过道对面的老伴说:“我先看一阵,呆会再换你过来看。”老伴斜睃他一眼说:“你看你的,我闭会眼睛,头晕着呢!”他从包里取出个望远镜,挂在脖子上,看来着实要研究一下一路上的地形地貌。我看他这么好看便问:“第一次出国?”“可不,第一次嘛,总有些新奇。”俄尔他感叹了一声:“嗐!其实也不算第一次了,50年代抗美援朝去过朝鲜,可总觉不出那是出国。”“哦,你是志愿军?”我表现出几分亲热。“怎么,你也是?”他观察力很强。“你是哪个部队的?”“21 军。”“哪个师?”“63 师。”“驻守鱼隐山?”“是,是啊!”“我去过鱼隐山。”“哪一年?”“1953 年冬天。”快节奏的连珠炮的问答,嘎然而止。他眯缝着眼睛聚起光束,入木三分地审视着我:“你……”“我….…” 他双目炯炯有神地盯视我良久,问:“你是不是姓李?”我点点头。“哦呀哈!”他一双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是你呀!李记者,我说怎么看着面熟!”他的大嗓门招来邻座的几个老外惊讶而又善意的微笑。我拼命地搜索记忆的储存:“你……"“嘿!我是一排长啊,忘了?是我从团部把你接到我们阵地上来的。” "这么说,你是……"我这才仔细地端详着这位萍水相逢的邻座，只见他两道浓眉斜插入鬓,虽说已过花甲之年,那眉心部刀凿斧砍般的三道英雄纹,仍然显出几分豪气。这张棱角分明的面孔与当年英武骄勇的年轻的一排长叠印交融着从遥远的鱼隐山逆风到我的眼前,不禁冲口而出:“王…永……福” 他笑得很天真:“还叫我王永福,你不是说这名土么,改了,叫王勇,勇敢的勇,把那个福去了。”“都40多年了,我当时说的玩笑话你还记得。” “怎么不记得,你住在我们掘开式的圆木屋里,咱们朝夕相处有好几个月了。忘了,大通铺上用几个手榴弹箱隔开,架起了一道短排墙,你在里头,那是你李记者的办公室兼卧房,我们一排在墙外边。其实说是短墙,那手榴弹箱才一尺多高,可我们全排每个人包括我在内从不敢往你那边瞅一眼,纪律嘛!可心里总觉你那边是另一个天地,神圣,神奇,神密。"他压抑着激动,从衣兜里掏出个保健盒,取出一粒速效救心丸,用水送下“嗐”了一声:“心脏零件生锈了,一激动就…… 见他嘴唇发紫,显然心脏供血不足,我安抚他说:“安静一下,别说话了,闭上眼睛休息。”他无奈地闭上眼睛,嘴还在说:“你在弹箱那边,我挨着弹箱在这这边,一道‘三八线'隔开了两个天下,和平共处好几个月……" 他大江大河滔滔不绝的话头冲撞着我记忆的大门豁然洞开,往曲, 事潮水般不可遏制地一泻千里。那是1953年,我在21军文工团创作组,到鱼隐山阵地深入生活搞创作,住进了一排,战士们认为写东西的都是记者,都称我为李记者。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只身在男子汉的群体里同吃同住,朝夕与共。…… 志愿军21军巾帼英雄 那是一个风清月朗的夜晚，我点着蜡烛正伏在手榴弹箱上整理创作素材，一排长从矮墙那边探过头来，没头没脑地说:“李记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什么事?”我问。他嗫嚅道:“我收到祖国人民寄来的几封慰问信。”我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慰问信谁手里没有，我还有好几封慰问信没回呢!”他愈发吭哧地道:“不，不是，里面有点情况，不知怎，怎么是好。”说着他递给我几个信封，我接过一看，都是一个地址，显然是一个人写的，抽出信纸，掉出一张两寸照片，照片上一个梳着两条长辫的姑娘，规规矩矩地端坐在凳子上文静地冲着镜头微笑。“她是谁，你妹妹?”“不是，是乡下的一个小学教员。”“是老乡?”“不是，在慰问信里认识的，我觉得她挺好，心里总是……”我单刀直入地问:“你对人家有意思?”他摇摇头后又点点头:“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这算不算是犯纪律?”他神色严峻地说:“李记者，你可得为我保密。”人家那么信任我，我挺感动，一脸义气地向他保证:“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他得寸进尺地说:“你知道咱文化不高，又没有谈恋爱的经验，这事，不知如何下手。”我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却胸有成竹地出主意:“这种事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单刀直入，通常采取迂回战术可望取胜。”他神采飞扬地说:“你看是不是再写封信去，去火力侦察一下，只是……”他咂了咂嘴为难地说:“我这人不怕飞机大炮，就怕写总结报告，这信可怎么写好哇?”我心中思谋着，捕捉到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大包大揽地说:“要是信得过，这事交我来办，你看如何?”一排长王永福见我不失战友情分，主动提出帮助，正是求之不得，他得意地大手一挥:“好，一言为定。”我从未写过恋爱信，倒为别人代笔写起情书来了，可真作了难。这信怎么开头是好呢?一封求爱信竟比书写万言小说还吃力，苦思冥想，嗐!干脆就依照主人公的性格来个开门见山吧!主意拿定，权当搞创作，便展开信纸，一气呵成。即刻把草稿交与一排长“审阅”。他欣喜地接过，翻看那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的纸张，咂嘴摇头道:“这字写得连跑带颠的，它认识咱，咱可不认识它，你给念念吧。”我看了看他身后睡在铺上一排的战士:“不怕人家听见?”"嗐!他们呀，睡得死着哩，打雷都不醒。”我小声念信:“赵敏同志，我是个粗人，带兵打仗咱不打憷，谈情说爱可是门外汉了，这是心里话，你别见笑……”一排长高兴地点点头:“写得好，还真像我说的话。”他得意地把信纸夺过去，磕磕巴巴地接下去念着:“我的出身历史，上封信都跟你说了，虽说立过功，可还不是英雄，你把我看高了。在这里特别要向你交代清楚的是我粗犷的不大英俊的外表，上帝造人时早已定型改不过来了……”他顿住，说:“什么上帝，咱不迷信，不如说爹妈生就的,”说着竟然自己涂改过来，继续念:“只是这粗犷的不大英俊的长相早已是爹妈生就的和你好看动人的容貌是无法媲美的了……”念到这里，一排长煞费苦心地思考着:“这话文绉绉的不像咱说的，不如改一改,”说着便在纸上改写成:“咱和你谈蛮爱……"我“哧”地笑出声来:“写错了，是恋爱，不是蛮爱。”一排长自我解嘲地道:“当兵的爱起来就是死心眼，有股子蛮劲哩。”他一边涂改，一边念念有词:“没关系，这好办，把‘虫’搬去，安上个‘心’不就变了么!”写好后拿给我看:“这对了吧?”接着念下去:“咱和你谈恋爱有点配不上，不过，这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弥补，我会对你非常的好，当好保家卫国的哨兵，决不给你丢脸……”念完，王永福挠挠后脑勺:“这话带劲。”我说:“别念了，抓紧时间抄出来吧。”他乐颠颠地:“好，抄写好这就寄走。”信发出半个多月，在王永福急切的盼望中，回信终于等来了。打开信封，只抽出一片玲珑的红枫叶，叶片上写下了简短的几行娟秀小字:王永福同志:信收悉。我是热爱最可爱的人的，当然也包括你在内，让我们继续加深了解吧!赵敏王永福拈着这片枫叶，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几遍，咂着嘴“嗨嗐”了一声:“写得太短了，还用这树叶子，兴许买信纸有困难，是不是得给她寄几张去。”我忍俊不禁:“老粗了吧!小小红枫寄深情嘛!这也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 志愿军战友和朝鲜房东合影留念 王永福哪里知道其中还有这许多讲究，听了我的解释深受启发，眼珠子滚动一下，自认为找到了一种富有深意的表达方式，喜滋滋地说:“那我该用炮弹皮写封信寄去了，那家伙挺老重的，跟咱这颗心一样。”“别傻了，我来办。”我竭力在代拟的信中，表达出王永福真实的内心世界，便立即提笔写回信。赵敏同志:寄来的红枫信笺，将奉为信物妥为珍藏。可惜我这阵地上只有炮弹皮，用那家伙写信拿不动，咱心里装着的感情比它还重。要是用它打一把锁会是很坚实的，这把锁只有你的钥匙才能打开..…我暗自琢磨，如果能有一张照片寄去，定会加速关系的明朗化。说来也巧，恰在这时，上级规定，要为阵地上每个战士拍张照片留着纪念，带着任务下来的师里文化干事，拍完照片后，当即在阵地上冲洗印出。王永福的照片拍得不错，质朴、骁勇，气度轩昂，估计对方看了定会动情。照片和信寄走后，我们眼巴巴地恭候佳音。不曾想，佳音未到，催我速回军部的电话倒来了，限我三天内速去志愿军总部文工团报到。我匆匆收拾行装，搭上了师里来的便车，告别了鱼隐山，告别了一排，告别了王永福，告别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故事。长长的思绪缠绵悱恻，时不时地涌上一股股深深的感动。这不仅是对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的回眸，而是对那个时代的珍重，是对一代人永不复回的青春的怀恋。后来，我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溶溶月光下》一书中用上了这个故事的片断.....李娴娟与30多个男兵同住了1个多月，分离后他们再也没有相逢。人生旅途中，经常会遇到许多巧合和意想不到的事。40多年后-1997年李娴娟赴法国参与《百年恩来》大型艺术片编导工作，在飞机上与去法国探望儿子的王永福相遇。两人回忆起朝鲜鱼隐山的往事，谈到那段“隐私”，很激动。王永福向她介绍:“她就是我老伴赵敏。”接着又对老伴说:“我向你的求爱信，就是她帮助写的。”赵敏高兴地说:“哎呀!我说信写得那么好呢，感动得我看了一遍又一遍，闹了半天，原来是咱在恋爱呀!”李娴娟笑道:“不是闹了半天，是闹了40多年你才知道。”…… 志愿军63师文工队在基层演出 后来,在我著作的长篇小说《溶溶月光下》一书中用上了这个故事的片断..飞机上,航空小姐送来了餐盒,把我从往事的缅怀中拉回到现实中来。侧目看去,见王勇在安定药片的作用下熟睡过去,我暗自叹道:“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比不了当年了。”我见他用双手抹了一下面颊,轻声问道:“好些了吧?”他睁开眼:“我没事。”我道:“说我能睡,你不也睡着了吗“我哪里睡得着,在想鱼隐山哩!”“哦?又回到老部队当排长啦?”“嗐!当年我这个排长带领着部队从阵地上回来一看,‘三八线那边空了,连个字条都没留,你就这么走了!”“走的急嘛!你猜我刚才想到哪儿了?”“说。”“不知寄了你照片的那封信回信了没有。”他嗬嗬一笑,往外探过身,大声唤道:“哎,老伴你过来,你过来!”在过道对面的老伴边说边靠过来:“大声嚷嚷什么?”王勇指着老伴说:“她就是你当年写信的赵敏。”转对老伴:“这是李记者,鱼隐山上的老战友。”赵敏说:“怪不得你们唠得挺热闹。”王勇说:“咱俩的恋爱信是李记者帮忙写的,不是她,咱俩还走不到一块哩!”赵敏的脸笑成了一朵花,拍打着我的手说:“哎呀,我说信写的那么好呢,感动得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的,闹了半天,原来是咱俩在谈恋爱呀！”王勇笑道:“不是闹了半天,是闹了40多年你才知道。”赵敏嗔道:“那你不告诉我。”王勇说:“按现在话说,叫作保护隐私权嘛”我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王勇说:“1958年撤军回国后,我到高级步校学习时就结婚了。” 赵敏说:“如今孩子都成家立业了。在巴黎读研究生，三番两次叫我们，这不，我和老王就是去看儿子的。”王勇一脸正经却又不无诙谐地说:“这会咱都上了岁数了,说也没关系，那时候,我还真想找李记者你谈恋爱哩!不敢呐!高攀不上呵，几次话到嘴边难开口呀！”赵敏搡了老伴一把:“别没正经了!”歉意地对我笑笑:“他就这样，爱说狂话,你别在意。”只有我能体察出他“狂话”的不狂,当年对于他的隐情,我那时使出了装糊涂的狡猾,来保护我们之间纯朴的战友情谊,也是为了这样的战友情,我才更加积极地促使他和赵敏的姻缘。事隔几十年,在他的狂话面前,我依然假装糊涂地笑道:“年轻时他就幽默,现在还这样,看来他还没老。”说话间,广播报告巴黎戴高乐机场已到。飞机下降时,我耳膜下陷,头也晕沉沉,王勇在我身边激动的指手划脚说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飞机落地了,大家一阵忙乱,提着背着大兜小袋,身负重荷地走出机门,繁琐地办理出关手续,紧紧张张地到运货带上找箱子,伸着脖子寻找接机人,这一切落实了,心才踏实下来。正要登上接我的车时,见王勇夫妇在儿子的陪同下往一辆车里钻,我喊了他一声,他激动地吆喝:“怎么搞的,下了飞机就找不到你了!别忘了,以后多联系啊!”我大声回应:“以后多联系!” 怎么联系呢?在开往市区的汽车上我才想到,在飞机上大家只顾沉缅在往事的回忆中了,竟然忘了留下相互的地址,尽管那“以后多联系”的浑厚声音，经常萦绕耳畔,却再也没法联系了。大海无痕，我们这两叶漂泊的茫茫的大海中的舟,偶然相遇又各自漂向远方,淹没在大千世界的人海之中.。 志愿军第61师女战士 1953年11月，朝鲜停战后4个月，志愿军部队进行整编。一八三团是六十一师先行单位，配备了长春汽车制造厂新生产的20台解放牌卡车和2台吉普车，组建了汽车连、炮兵营，增编了三个步兵连。团政治处撤销股一级的编制，股长改为“四级助理员”，全军除军文工团外，女兵一律回国集中学习或安排转业或投考大学院校深造。这次整编是我军一次历史性的重大改革，是向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开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