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花好月圆

　　二零 一九年冬天，我有事到广州弟弟家里住了十多天，这么多年父母都在小弟家里帮忙照看孩子，只有过年时才回到家乡。那十多天是我与母亲近些年相聚最久的了，母亲喜欢每晚喝少许我爸泡的药酒，治她的老寒腿。

　　那晚她又喝酒了，边喝边跟我拉家常，谁家生了小孩，谁谁家生活过得怎样，越喝脸越红。她是个喝不得酒的人，一喝脸就红。我望着那张我应该很熟悉的醉醺醺的脸，此刻竟感觉有些陌生了，我有多久没有端详过她的脸了，我的母亲竟苍老成这样了: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双眼浑浊，就连脊背也是佝偻的。年轻时 她可是因满头乌黑秀发才取名做“乌毛”的。这个晚上我才惊觉我的母亲她是真的老了，她已过了古稀之年啊！

　　我的母亲是个文盲，据她说幼时因家穷，兄弟姐妹多，况且农村的老一辈读书意识薄弱，饭都吃不饱，何谈读书，所以母亲一直不识字。也许是因为这个，她一直对我们四兄妹的学习抓得很严。我记得那个时候，白天要忙农活，回到家要理家务，夜晚还不忘督促我们几个读书学习。她总说不要像她一样做个“睁眼瞎”。

　　约摸记得有一回，我那时读小学二年级，姐姐比我早读一年，哥哥当时刚好升上初中。那时乡下的夜晚能够娱乐的活动甚少，打纸牌算是老少皆喜的一种方式了。那一晚，哥哥姐姐也去跟人打牌了，而我还小，不到下场的年纪，就在一旁站着看，直到哥哥他们打完才回去。我们跟往常一样推开门，正厅上坐着母亲一人，不见父亲。咦！父亲去哪里了，往常都是夫唱妇随。借着厅上那盏并不明亮的煤油灯，我往母亲脸上看去:平时温柔的目光此刻射出黑魆魆冷峻的寒光，成年劳作已早布皱纹的脸也仿佛僵硬成了刷过油漆的画布，那微微下翘的嘴角正咬紧牙关，好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跪下，谁叫你打牌了，臭小子，胆子大了，不听劝了。”随着责问的骂声出口，就是一阵狂风暴雨式的竹藤抽打，噼里啪啦不停。姐姐未能免幸于难，打的少一些；我呢因为年小，没参与，自然就躲过了这场“酷刑”。很久之后我才从父亲的口中得知那晚父亲之所以不在场，是因为夫妻两人约定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此后哥哥这匹野马，就这样被母亲驯服了，而姐和我都得到了教训。

　　这样小学整整六年，我在班级的名次总排前三，现在想想得益于母亲严厉的教子方式。

　　教子方面母亲是这样严厉，可待人接物却是那样温和。这方面亲朋好友邻里四方深以为然。平时家里煮了好吃的，多半会匀出分给邻里；逢年过节做粿做饼分一点给亲朋邻里是正常的。母亲的好人缘就是这样来的，她从不在人前人后嚼舌根，农忙时今天你帮我家，明天她帮人家。

　　我的母姑年轻时就守寡，母亲惜她怜她，家里有好吃的总会想着她，逢年过节都会叮嘱小辈去母姑家坐坐，经济上遇到母姑拮据，有时也会接济，直到现在我们回老家时都会去拜见母姑。

　　八十年代在农村如果谁家有电视机，那他家在村子就是富户，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我家因为二伯在香港，他又赚了大钱，拿钱回来建三层高的楼房，当时村子里还没有哪一家建楼房，大家都住平房。楼房建好了，一层给我爸妈住，二层给大伯家住，三层我们兄妹几个住，不单如此，二伯回来还带了一台崭新的电视机，可以播放录像。别看只有二十一寸大，那时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媒介，从那以后，我看了很多潮剧，像《春草闯堂》、《金花牧羊》、《柴房会》等。新潮的东西最能吸引人，我家一开电视，每次宽敞的客厅总会坐满人，特别是小孩子，我和弟弟不懂事，开始几次总要赶走那些人，尤其是弟弟，他当时愤怒的像一个火药桶，紧紧地抿住嘴，腮帮鼓鼓的，像青蛙鼓起来的气囊。母亲知道后制止了我们，说:“来者都是客，不能赶人，再说都是一个村的。”说完便拿起扫帚扫起留下的瓜子壳纸屑，神情很是温和。

　　母亲还是个勤快的人。年轻时干农活在村子是有名的，提起她总要竖起大拇指。那时我家承包了很多田地，一亩又一亩，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遇到农忙节，学校放假，我们几个也要下地帮忙。炎炎烈日，农田里，一丝风都没有，只听到镰刀碰撞稻秆发出哧哧的声音，随着镰刀一挥一割，豆大的汗珠顺着头发向下流，就像断了线的珍珠顺着脸颊向下滚，衣服全被湿透了。这一幕我一直忘不了，刻入骨髓，一想起就好像汗珠还留在我的头上，脸上，身上。

　　忙农活是这样勤快，做家务也是这样。家里被她拾掇得干净舒服。前几天打电话找她，我爸说你妈闲不住，在隔壁红姐家帮忙剪线头呢，这老妈。

　　如果说我也学到她身上的好脾气，如果我也学得了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也能为人宽厚，我都要感谢她——我的母亲。